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pdf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4年3月 第4 4卷 第2期D O I:1 0.1 5 8 9 6/j.x j t u s k x b.2 0 2 4 0 2 0 1 5【收稿日期】2 0 2 3-0 4-1 7。【修回日期】2 0 2 3-0 7-0 5。【作者简介】杨长福(1 9 6 4),男,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杨长福,金 帅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 0 0 0 4 4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 S I D)【摘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关键词】共同富裕;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振兴;农民农村;城乡关系【中图分类号】F 3 2 3;D 4 2 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8-2 4 5 X(2 0 2 4)0 2-0 1 6 8-1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12 2,强调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事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在化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得到逐步实现。其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制约中国发展平衡性与协调性的最大阻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由此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目标为促进乡村治理转型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指明了主攻方向并提供了思路引导。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为增强乡村振兴发展韧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一、文献回顾与评述近年来,学界围绕乡村治理共同体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基本内涵的研究,主要遵循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思维演进展开。其中,中国国情下的“治理”应理解为更高层次的管理形式,以协调为基础,涉及公共和私人等多个部门,是“多元权力(权利)的持续互动、信任合作与协调平衡”29。“社会治理”是“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多方社会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并满足各参与主体利益需要的治理3。同时,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基于共识的联合体,强调集体中的个体基于共识基础的权责对等,以及基于权责对等原则的利益可调适性4。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国家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与厘革,在这一共同体中人民真正成为自身利益“所有权”与“经营861h t t p:s k x b.x j t u.e d u.c n杨长福,金帅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权”的拥有者,通过在结构上的全方位嵌入,以互动互利的方式培育社会治理的共同价值认知以提高社会整体治理效能5。基于此,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解可表述如下:它是一个在乡村社会中,政党、政府、村民等多元主体在职责明确、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共治、良性互动的方式共同管理乡村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并最终实现乡村善治目标的治理组织形式6。二是对乡村治理共同体思想渊源的研究。现有研究对其思想渊源的追溯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发展思想、共同体思想和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思想以及按照历史逻辑演进的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乡村治理思想的经验总结。三是对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以不同的学科或理论视角,根据调研案例提出的经验总结或延伸思考。毛一敬7根据武汉A村的成功经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在于多元主体村庄本位目标共识的形成,通过资源输入打造村庄公共治理空间作为物质载体促进分散村民的组织化参与,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运行的有效主体基础。刘箴8以H省L市“屋场会”的实践创新为依据,认为能够通过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等方式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也有部分研究注重从理论层面进行宏观的构想与探索。孙玉娟等9从多元主体角色责任和行为边界划分维度着眼,认为要充分发挥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领导作用、县乡政府全面负责的重要作用、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及其服务优势和村民主体自治的基础作用。还有学者从三治融合、科技赋能、城乡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极大拓宽了研究的内容维度。此外,还有学者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机理和实现路径方面纳入了共同富裕维度的讨论,为深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刘琼莲1 0提出了促进共同责任和共同富裕高度契合的思想,以共建创新政社互动激励财富创造、共治拓展多元参与平台完善合作、共享完善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和人人享有的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于乡村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成果,同时也顺应时代和理论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和主题,这些都为推动相关研究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是,鲜有研究以共同富裕为视角开展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对于共同富裕何以指导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如何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关注还不充分。基于此,首先需要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内在耦合性,明确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实现路径,这将有利于丰富拓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视野,深化现阶段的建设实践,促进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取得全新进展。二、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耦合 厘清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间的内在联系是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前提。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内在耦合关系,具体表现为互为彼此实现的途径与目的的内在相互性。(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以传统乡村共同体为场域依托,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全面影响下,构成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血缘关系纽带逐渐被利益关系纽带所取代,受此影响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高度统一的利益聚合体1 1,能够集中反映共同利益驱动下治理共同体所面向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价值目标,并以此为导向推动共同体内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关系重构,最终促进整体性目标的实现。它所实现的整体性目标是以“人”为目的的,这意味着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让人民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满足自身需要并促进实现全面发展,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善治格局。在传统乡村共同体式微而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首要任务与基本前提是重塑“人人”合作治理的共同利益纽带,即对乡村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共识,从而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带动乡村全部社会关系转型。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立场高度体现了其价值理念的人本性与普惠性,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前提要求高度契合。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正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不断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逐渐实现社会整体福祉最大化、共享化、均等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 2,“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四亿多人落下,到头来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 是 凋 敝 的 农 村,这 不 符 合 我 们 党 的 执 政 宗旨”1 34 4。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每个人都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劳动实践,并以每961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4年3月 第4 4卷 第2期个人利益的最大最优化实现所有人利益的最大最优化,通过促进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形成追求全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共识与行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归根到底是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促进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实现农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其具备了建设前提,而只有在目标维度上确立实现农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导向才能使这一前提维持于共同体建设的全过程,为此需要在推进农村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变革治理理念、落实治理实践。随着共同富裕实践的不断深化,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乡村治理主体能力逐渐得到全面激活,这一系列过程性成就的取得又将进一步巩固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行动共识,使之具备更加成熟的建设条件与内涵底蕴,更加坚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概言之,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将促进治理主体间共同利益纽带的形成,从而满足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前提;而乡村治理共同体必将在建设过程中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二者构成相互作用的逻辑闭环,突出表现了共同富裕之于乡村治理共同体既是实现途径又是实现目的的内在统一性。(二)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靠全体人民的勤劳智慧致富,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实现过程1 4。在农民农村中广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式。一方面,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精髓在于共建共治共享,这既是正式规范的制度要求,也是治理格局的实践准则。这个共同体以人人有责为本质、人人尽责为前提、人人享有为结果作为其存在的基本方式和运转的内在机理1 5,通过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制度规范治理实践,推动治理主体全面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以此为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载体依托和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建共治共享意味着通过每个个体的有机联合以共同体的整体性形式参与,着重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归根结底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但中国农村内部组织化程度不高、内聚力较弱的特点以及交织叠加乡村人才流失、空心化、老龄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不仅充分说明当前农民这一基本主体存在着治理力量薄弱和结构性缺位的短板,难以形成共建富裕的强大合力,同时表明仅靠某单一主体参与的治理难以解决现阶段复杂的治理问题。为此,我们要建设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既是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共同体,还是一个“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路径共同体,更是一个“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多维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前提,通过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制度,在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上构建起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真正实现有效的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由政府全面负责,将长期处于乡村治理边缘地带的村民自治组织、志愿组织、村民、企业等治理主体纳入治理主体体系,充分发挥它们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专业特长,从而以多主体力量的有机联合弥补单一主体力量的不足,以公共性纽带催生主体性意识和自组织力量激发治理动力,以治理主体的深度联结强化共生共在,形成对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性参与,凝聚起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所形成的多主体组织化的整体性治理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方式和途径,而为具备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的公共性与共享性的过程特征,则需确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过程目标以彰显其本质要求。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点任务,更加需要在过程中重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政社互动模式机制,逐步增强农村人民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调动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共同享有建设成果的公平性,最终形成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和治理格局。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其实现过程的公共性与共享性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是农村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内在要求,在根本上是由农村经济关系的总体条件决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最基础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首先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再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共同决定人们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即分配决定于生产;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土地是促进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下,集体成员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社会生产上的平等地位决定了在生产成果分配上的平等地位,从而使得所有成员能够通过农民合作的实现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制度原则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性,以发展着的集体经济按照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推动形成农村经济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必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而由此在乡村治理这一调节乡村社会关系的活动上生成人人有071h t t p:s k x b.x j t u.e d u.c n杨长福,金帅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此体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经济制度总体上的本质要求。基于此,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创造的治理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必需的实现途径,又由此确立了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本质要求,二者在共同富裕的维度上表现出“途径与目的”的内在相互性。三、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在理论本源上,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的内在统一作为思想奠基;在理论创新上,以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内在统一作为现实指引;在理论底蕴上,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一)理论本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揭示了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与成为社会事务真正主人的必然性和基本方式,指出城乡关系从来就是人类共同体中的重要内容,城乡问题的解决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构建是内在统一的,由此指明了城乡问题的整体性与解决途径,二者的内在统一是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本源。马克思语境下的“共同体”意味着人所特有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在1 8 5 71 8 5 8年经济学手稿 中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演变将人类社会总结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三种依次递进的基本形态。人类在诞生之初为谋求生存不得不依赖基于血缘的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自然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使得利益关系或商品货币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关系纽带,自然的共同体中“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产生出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却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利益为标榜的阶级统治工具,绝大多数个体在这个过程中换来的是程度愈深的自我异化与人的本质的背离,这种共同体“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 65 7 1。为了实现人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必须超越“虚幻的共同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普遍交往的实现是“真正的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实现前提,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的人都将获得在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层面的双重富裕,“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 65 7 1,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实现了完全统一。人们开始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 是社会力量”,并且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独立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真正主人,“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1 64 6,而是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实现“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超政治共同体形式”1 7。基于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揭示了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并成为社会治理真正主人的深刻内涵,这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共同体在乡村治理层面的具体表现,它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高度统一表明现阶段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正朝着“真正的共同体”的方向稳步前进。城乡关系从来就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逻辑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同样依次经历了城乡浑然一体、城乡分离对立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共同体形态在城乡关系上的体现。在自然的共同体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分工尚未形成,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自然的共同体逐渐瓦解而被“虚幻的共同体”替代,“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1 81 8 5,“真正的共同体”蕴含着城乡融合的终极形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而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是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城乡对立的消失使得“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1 83 0 8。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城乡发展共同体的形成,从而将不再有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消极因素,城乡的物质、精神、社会文明程度达到相同的高度,城乡人民都将拥有丰富的社会财富,农业与工业发展将得到有效整合与协调,形成“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人们将不再受旧式分工的限制而从事劳动并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城乡关系理论的内在统一,揭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归根结底是“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基本规律。城乡问题具有整体性,城市与乡村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联系交流与相互作用的整体,只有以更高的视野和站位从城乡融合的角度出发才能正确看待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此需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关系由分离到融合的实践。“十三五”时期,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扎实推进,城乡居民171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4年3月 第4 4卷 第2期收入比由“十二五”末的2.7 3下降到了“十三五”末的2.5 6。有效的乡村治理将营造安居乐业、安全和谐的乡村环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和谐,更加有利于优化治理资源配置,提高治理效率,畅通城乡间的要素流通和相互交融,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更多机会。因而,乡村治理共同体从来不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而是旨在以乡村治理有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直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建设“真正的共同体”的一次阶段性尝试。(二)理论创新: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创新,并且实现了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战略、乡村振兴的中观谋划以及满足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微观目的中的高度统一,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现实指引。首先,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和乡村治理思想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战略,体现了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 2,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忘记广大农民群众,失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谋篇布局。例如,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适时作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决策,实现“三农”工作的全面转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中国到2 0 3 5年的总体发展目标之一,并在2 0 2 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了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多个方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有利于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方面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高度重视。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第五个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创新和优化农村社会治理,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1 92 4 7,2 5 3。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加强对乡村治理的宏观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由此指明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发力基点,注重乡村基层自治能力的全面提升和质量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治理工作正式做出了“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部署2 03 2,将在农村加强基层治理工作的理念进一步具体化,确立了以“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并逐渐在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等维度对其加以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2 1,确立了打造善治乡村的目标。2 0 1 9年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在总体目标中再次强调了建设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和方向性,并将其划分为2 0 2 0和2 0 3 5年两个阶段性建设目标。从共同体视角规划建设“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治理规律的最新认识,此后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多次阐明,即要以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创新和优化乡村治理,进而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基固本。基于此,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内在统一明确了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并以自下而上的逻辑演进规定了其作用机理。其次,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和乡村治理思想统一于乡村振兴的中观谋划,展现了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这五大要求是有着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其中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生活富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二者的逻辑关联来看,只有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振兴才能稳步实现,从而达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的。为此,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实现农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对合作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是党基于乡村治理现实状况与经验总结做出的提高乡村善治能力的全新实践,它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和价值旨归,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保障。步调一致才能凝聚起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271加快构建“十四五”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E B/O L.(2 0 2 2-0 7-2 8)2 0 2 3-0 7-0 5.h t t p s:/w w w.n d r c.g o v.c n/x x g k/j d/j d/2 0 2 2 0 7/t 2 0 2 2 0 7 2 8_1 3 3 2 3 5 4_e x t.h t m l.2 0 1 6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发言E B/O L.(2 0 1 6-0 3-0 5)2 0 2 3-0 3-1 3.h t-t p:/p o l i t i c s.p e o p l e.c o m.c n/n 1/2 0 1 6/0 3 0 5/c 1 0 2 4-2 8 1 7 4 4 9 4.h t m l.h t t p:s k x b.x j t u.e d u.c n杨长福,金帅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在进程上有着同样的规划布局。2 0 1 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到2 0 3 5年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的基本目标,并进一步作出了到2 0 5 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的战略部署;2 0 1 9年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细化了乡村治理的远景目标,提出要更加完善党领导下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治理更加有效、更加充满活力和和谐有序,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0 1 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高度呼应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规划,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届时也将成为现实,充分显现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紧密联系与相辅相成,为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了基本节奏和时间进度。最后,习近平共同富裕观和乡村治理思想统一于满足每个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微观目的,展现了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农民群众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要全面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2 22 1 4,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民群众长期处于发展共享不利局面的客观现实,更加需要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突出特点就是让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其实现过程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既是以全体农民为主体,依靠他们的智慧和首创精神进行的治理,也是为了全体农民能够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裕,实现全面发展的治理。共同富裕和乡村治理都内在地包含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共同指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从人民立场出发才能够充分理解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一个人人享有的共同体,它旨在画出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最大同心圆,并通过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整体价值的最大化,最终为人人创造出享有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社会财富,提供实现人人全面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基本载体。(三)理论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 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底蕴。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曾畅想美好的未来社会,并用“大同”一词对其进行概括。儒家经典 礼记礼运 曾对“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首先,这一美好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它彻底废除了私有制从而消除了所有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现象,使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通过“选贤与能”独立自主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每个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得到了最大化实现,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社会关系实现了高度和谐;再次,人人都能够各得其所,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最后,人人都平等地占有全社会的财富,真正实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大同”理想表现了中国古人的朴素愿景,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治理社会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设计具体的实现路径,从而只能沉淀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印记。直到近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传入中国,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激荡才使得曾经“大同”理想的乌托邦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成为可供触摸和量化的宏伟蓝图。乡村治理共同体正是对“大同”理想的一次复归与回应。中国古代“皇权不下乡”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乡村社会独有的治理模式。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聚族而居和精耕细作为典型特征,乡民大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由此形成了基于血缘关系,以道德教化、宗法制度、乡贤精英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治理共同体。其中,以“礼治”维系宗法制度,“乡约”进行道德教化,“乡贤”作为治理主体,从而以此“三治融合”维系着乡土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这种治理模式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阶级剥削形式,体现的是“人穷我富”的价值取向,“礼治”实际上是强调与维护世袭罔替、三纲五常、等级尊卑等封建陋习的遮羞布,“乡约”仅仅是对大多数“贱民”的约束,“乡贤”也往往由统治阶级的代表担任,绝大多数人民并不掌握真正的话语权。建设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必须对传统加以扬弃。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371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4年3月 第4 4卷 第2期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的重要论断,既尊重了过去“三治融合”的乡土记忆,同时又加以创新转化提出了新的“三治融合”,为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了逻辑起点和基本框架。四、共同富裕视域下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视域下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内涵”上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在“外延”上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从而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真正贯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要求。(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党建在本质上是党的自我革命过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则是在乡村基层治理领域的一次巨大变革,属于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正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还需理解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有着“内涵”和“外延”的有机整体,其“内涵”在于对乡村内部有效治理的促进作用,其“外延”在于对外部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要强化“内涵”与“外延”的统筹,从而全面准确理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任务。党建引领意味着担负乡村治理职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兼有领导者和引导者的双重身份,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首先需要坚持和加强自身建设。城乡融合是一个双向奔赴、有效互动的过程,拥有稳定的城乡环境与开放包容的城乡心态是其中的关键。在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上,加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突破口。其一,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加强集中学习和组织干部教育培训等方式在思想上提高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健全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体系和体制机制,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对村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做到在实践中维护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明确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方向和目标不动摇。其二,要以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为纽带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独特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探索加强党的领导和促进村民自治相统一的具体形式;优化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着力提升党组织覆盖率,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和田间地头上,形成党联系群众的基本点,从而让党的领导贯穿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各领域;强化共同富裕的组织力量,大胆放权以每个支部为主要载体承担自下而上及时反馈处理群众利益要求、培育群众共同体意识、教育组织动员群众参与乡村共富实践等基本职责,有效整合多元参与主体,从而以各个党支部的连点成面、以点带面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构筑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体系内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与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积极对接来自城市的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合作交流,促进发展资源的高效配置利用,为农民农村创造更多致富机会,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以逐渐具备反哺城市的发展主动,以此促进城乡有效融合。(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2 33 9 9农村集体经济可以抑制私有制下的财富集聚,其收益由全体集体成员共享将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形成和维系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旨在以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共同利益动员各方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将涵盖更大范围的受益主体,画出最大同心圆;另一方面将提升经济效益,每个受益主体都能获得更为丰富的财富收入,画好最大同心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内在传导机制,首先推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变革生产方式的自然属性,并反过来有限度地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引起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方式变化的要求调整2 4。为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产业内生优势,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应立足实际,充分发掘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除出租承包各类用地之外,应着力在延长产业链、完善价值链、推动三产融合上下功夫。以科技赋能第一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创造物美价廉的农业产品基础;科学对接二、三产业,促进产业均衡发展,积极寻求与外部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作,在品牌塑造、深加工等方面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展第二产业,同时可因地制宜布局配套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丰富集体经济发展业态。其二,加快转变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变革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转变传统发展思维,借助数字技术进行生产经营的高效组织管理,大力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471h t t p:s k x b.x j t u.e d u.c n杨长福,金帅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网络直播等多种数字经济形式,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加速商品周转和循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其三,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产关系的基础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推进农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村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