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意义.pdf

中文摘要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点 对象。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是宋明新儒学，它延续了经学的传统，在新的理论高度 和理论视角下，对儒家经典文献中的许多范畴进行了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宏伟精深的理学体系。大学是宋明理学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尤其是其中的“格物”、“致知”这两个条目，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理论载体，被宋明学者加以 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大学对于宋明理学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格物致知”来展现的。“格物致 知”不仅极大地充实了理学的认知论，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儒学传统的道德论，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支撑着整个理学体系的综合性的重要命题。程朱理学和陆王心 学围绕着“格物致知”问题所进行的改造和争论是宋明理学思想发展所依托的重 要方式。本文以大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相关性为主线，通过分析宋明理学由 奠基、集大成再到总结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二程、朱熹、陆九渊、王 阳明以及陈确、王夫之的思想，分析“格物致知”在理论争鸣和理论创新中的重 要作用，希望以此来透视大学在宋明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意义。并在此基 础上，力图实现对于宋明理学发展脉络的梳理，揭示宋明理学的整体精神气质，进而深化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认识。关键词：宋明理学“格物致知”大学ABSTRACTNeo-confiicianism,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hilosophy,has always been an emphasi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It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of“Classics-researching“and explains many conceptions that originate from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a new way.On this basis,Neo-confiicianism has finally founded its great thought system.Daxue is an important article which Neo-confiicianism depends on,especially the two doctrines in Daxue: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They have become compatible ideas that are widely used by philosophers betwee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The significance of Daxue to Neo-confucianism is displayed through the idea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which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epistemolog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theory of Confucianism.This idea is a very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supports the thought system of Neo-confiicianism.Both of the Cheng-Zhu academic and the Lu-Wang academic have reformed it,then it becomes an argument focus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xue and Neo-confucianism.By analyzing the thoughts of great philosophers during this period,such as Er-Cheng“，i.e.Chengyi and Chenghao,Zhuxi,Wangyangming,Lujiuyuan,Chenque and Wangfuzhi,and researching the important effect of“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the paper will verify Daxue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Furthermore,this paper also aims at display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Neo-confucianism and its spirit.Additionally,it hope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n Confucianism.Key words：Neo-confucianism,4t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the Extensionof Knowledge”,DaxueII第一章导言第一章导言1.1 宋明理学的经学传统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通常又被称为宋明新儒学，是儒学在经典复兴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宋明理学所涉及的人物主要集中 在宋明两代，但就思想渊源来讲，它实际是肇端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而 就思想特征和理论影响上来看，理学在明代以后仍然沿承不绝，对中国近代的经 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学术特点主要是学者 们依据儒家早期的传统经典，并充分结合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大学、孟子 等文献中的诸多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探究，于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和深化了 儒家思想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质的新的哲学形态。宋明理学兴起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排佛的需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 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其势力便不断地发展壮大。尤其经过了隋唐时期，佛教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这对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产 生了巨大影响。当佛教发展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阶段以后，它高超的 心性论的优势愈发明显，这使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 先前的儒学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建构社会道德伦理的实践性方面，对于宇宙本 原问题的重视程度及研究力度都比较不足，依赖的主要观念就是天道、天命、五 行等等，而且也相对缺少严密深刻的抽象思维论证。到了汉唐时期，儒学又发展 为拘泥于经典训诂的经学，因而在思维方式及理论深度方面都难以与佛教哲学相 抗衡。武后时期，曾经在初唐被尊奉为官学的五经义硫在经历了短短四五十 年的光景之后便已不占主要地位。这就说明了传统的“恪守师法”的训诂方式己 经不适合再延续下去。处于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如果要重 新确立自身的理论优势，掌握在学术思想和文化上的话语权和主动地位，就必须 突破原有的理论水平，以求在更加深刻的思辨层面上去辨析和驳斥佛学思想，抵 抗佛教的昌炽对中国传统道德纲常的冲击和消解作用。V.但是从根本上说，儒学即便是要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也仍然需要依托于经学 的形式，准确的说是依托于先秦时期形成的成就斐然的传统经典群。可以说中国 哲学整体发展的根基就是经，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无论先秦、汉唐还是魏晋，都 无法脱离经的范畴。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鲜明特色，所以宋明理学也自然而然第一章导言地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否则，儒学的新发展也就无法实现。从另外的方面来看，儒家要寻求新的发展、要排佛，而佛学理论及其思维方 式也成为了儒学在新的条件下必须要借鉴的东西。佛学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野。儒家思想在新一期的发展任务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去建立一种更加 丰富、更加深刻的理论体系，以此来满足其会通三教的现实需要。于是，当学者 们以新的眼光和理论需要去审视和考察儒家传统经典的时候，许多的文献资料及 其思想内容便都具有了不一样的理论价值。经过学者们进一步的阐发和锤炼，原 来的经典文义不仅能够提供有力的立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可以转变成为极富新意 及资用价值的理论资源。这种“反本开新”方式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来说是一种必 然的选择。1.2 大学地位的升格及原因大学原本出自于礼记，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章。关于礼记，目 前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孟荀后学研究礼学的著作集，被编定于汉代。但 大学在成文之后并没有马上就获得突出的理论地位，它起初的境遇其实是比 较寂寥的，甚至一直都没有单行本。大学地位有所提升的倾向在唐朝时才开 始出现。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最早注意到大学的是韩愈：“退之首先发 现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 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已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韩愈和李翱在倡导古文 运动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大学和中庸的重要性，把它们看作是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典。这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关于儒家经典意识的最初复苏，开启了唐宋学者们积极弘扬儒学经典的先河，也直接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 思维方向。到了宋朝，据宋史记载，司马光撰有大学广义和中庸广义，大学和中庸在整个经学中的独立地位开始渐渐明朗化。后来，程朱一派 积极地将大学和中庸一并从礼记古本中抽取出来，在加以整理甚至 于增补之后将它们与论语、孟子共同列为四书，这最后成为了官方的 学术形态。就这样，大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其在儒学乃至整个中国 哲学史上圣经般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巩固。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尊崇，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实际上 都无法避开大学中的基本概念去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儒家经典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大学从众多的经史陈寅恪，金明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22页。2第一章导言典籍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宋明理学进行研究和阐扬的重点对象？学者们会注意到 大学其实绝非偶然。无论是从为人、治学、入世还是治国哪一方面来看，大 学的思想内涵都对后人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借鉴意义，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当 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学深深契合了理学的学术需要。大学的文 本中包含了下面一段最为著名、最为经典的论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 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是大学的主体框架结构，后来人们就依照朱熹的提法，将其中的“明 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称为“三纲领”；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八条目”，这“三纲八目”就是大学的精髓要义之所在。在它的八条目中融合了“物，“知”、“意”、“身”、“心”等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概念，先是由物到人，接着又由内向外扩大 到家、国、天下。而且在每个概念的前面都有一个相应的状语或者动词来修饰，这样一来，八条目之间就产生了极大系统性、有机性和连贯性，充分圆融在一起，秩序井然，多而不乱，这是大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更是一大优势。同时，三 纲领又将儒家一贯所秉持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信仰讲得明明白白，把大学内涵 的整体运用的方向指向了道德层面。可以说大学基本上已经包容了哲学思考 的各个领域，由主体到客体，由道德到实践，由个人到社会，几乎是面面俱到，跟每个方面都建立起了生动的逻辑关系。这种优势是儒家其他文献所不能取代 的。所以对宋明理学来讲，如果它能与大学中的某个点产生交集的话，自然 就能与大学中的其他范畴产生关联。以此为媒介，从而能够合理兼顾到道德 论、修养论、方法论等等哲学思维所必然要涉及的层面，并在其间实现顺利的过 渡。这对于新理论的成长来讲，绝对称得上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 对于理学来讲也是完全可行的。由于二程理学在一开始就为宋明理学明确树立起 T“理”的核心概念，较之于“道”、“天”等传统观念，“理”的认知论的意义 尤为突出，与“知”直接贯通。而大学的思维框架中就有明确的关于“致知”的提法，“致知”的认知论意义与理学的明“理”的要求正好契合，这样大学 就自然能够成为宋明学者用以阐发自己思想的一个得心应手的理论载体。3第一章导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的内容十分精炼，它对三纲领、八条目都没 有进行长篇大论的细致解说，而是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语言结构简洁明快。所 以大学的整体结构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框架式的、粗线条的状态，它里面所涉 概念的真正涵义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样，大学也就存在着极大的 理论可塑性，有十分充分的思想创新及发展的空间。学者们尽可以结合自己的理 论需要对之加以新的解释和发挥，同时还能显得有根有据。但是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一旦发展起来，一方面虽然推动了学术上的活跃气氛，在另一 方面也容易促成严重的学术分歧，导致无穷无休的争论。实际上整个宋明理学正 是在这种争辩的状态下逐渐向前发展的。1.3 大学融入理学按照张立文先生的观点，他将宋明理学具体分为开创时期（周敦颐和邵雍）、奠基时期（二程和张载）、集大成时期（朱熹和陆九渊）、解构时期（王阳明）以 及进入清朝以后王夫之的总结时期，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整体过程。结合上述 提法，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它真正开始融入到理学应该是在宋明理学发展到 了奠基时期，也就是从二程和张载思想兴起的时期。二程首先从自身的理论需要 出发，通过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进行理学框架下的新的诠释，借此展开 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自此之后，理学与大学之间的结合就成为了儒学在理论 上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所依凭的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此后无论理学发展到哪一 阶段，大学的内容都是学界加以重点运用的对象。大学对宋明理学的发展 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并不是 在“微言大义”的幌子下天马行空般的穿凿附会。凭借大学等重要的经学载 体，理学演绎出了自身独立的理论形态，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质。同时，宋明理 学也将儒家的思想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使儒家思想的内涵得到了极 大的丰富。4参见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2002年，628-629页。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一般特征，到了北宋时期以后，思想家们对于读经解经的 观念已经由重考据转变到重义理。而且他们特别注重对于周易、春秋和周 礼三经义理的探究，二程就是此时重要的学术代表人物。二程即程顾和程颐，程颍(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作为 此时的学术大家，他们强调“经所以载道”，认为治世为人的根本大道就存在于 儒家的经典中，而治经的目的是为了明理。二程对周礼中的大学、中庸 两篇极为重视，他们重新整理了大学的章节和次序，并且认为大学是“孔 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进而主张将大学、中 庸、论语、孟子这四书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二程整个思想体系的建 构就是以对四书以及周易等儒家传统文本资料的运用和阐发为基础的。二程的学术思想又被称为洛学。之所以认为他们为宋明理学奠基，主要是由 于二程首先奠定了“理”在宋明理学中的突出地位，为宋明理学树立起了“理”的基本概念。他们以“理”去代替儒家传统的“天”的观念，同时又直接区别于 道家所强调的“道”o从一定意义上说，二程思想中的“理”是表明着理学最初 的、也是最真实的理论宗旨。因此，多有学者认为二程的理学其实是代表了宋明 理学的典型形态。2.1 大学与理学的最初结合既然二程被誉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物，那么就从这种奠基意义上看，在二 程的思想发展中，大学其实承担起了独一无二的重要理论任务，对此后宋明 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程对于宋明理学的学术贡献首先是奠定了“理”在理学中的突出地位，但 是二程不但要确立起“理”的至高地位，而且还要研习出一种能够使“理”发生 现实意义的落实方式。这也就是说要让人与“理”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人可 以真正体认到“理”，并且过着合乎于“理”的生活。实际上这是宋明理学在理 论开端时期的一种十分成功的尝试，然而这整个的过程却是以大学，尤其是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为基本依托的。理学所尊崇的核心观念是“理”，关于这一观念的提出，二程集有所记载。(宋)程颐、程顺，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04页。5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程飘言日：“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样的“天理”在 二程的理论中有着有着至高至极的绝对地位，它是神妙万物的最高本体，万物都 是从“天理”那里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据。二程指出：“天下物皆可以理 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J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延伸下去，对人自身 来讲，“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既然“理”具有着如此重要的本体意义，那么这就决定了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必须要遵 循着“理”的原则才能够很好的生存。可见二程哲学的整体思路并没有仅仅停留 在由“理”到“物”的单行层面上，他们进一步强调要由“物”回归到形而上的“理”，也就是说人应该努力地去认知和了解“理”，即对“理”进行体认，这是 代表着人的一种基本义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 式去体认“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二程颇具创造性地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容纳到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来，将“格物”、“致知”与“穷理”规定为人 的认识路线。实际上二程会采取这样的结合方式并不是随意发挥的结果。因为二 程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已经将“理”的概念明确的勾画出来，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 着强烈的认知论意味。对于二程来而言，对“理”的认识其实就是一种求知的过 程，这也自然就与“致知”产生了高度的一致性。于是二程就借由大学中“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思路往下深入，对“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做 出了创新性的解释。这是此后宋明理学史上“格物致知”论发展起来的最初契机,是二程在宋明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理论贡献。在大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方式之下，二程以“格物致知”做为立论的基本 载体，建立起了涵容了德性认知、道德修养等等诸多范畴的整体思想框架，进而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逻辑结构完整、相对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2.2 建立在“格物致知”基础上的二程理学根据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记述，历史上最早对大学中的“格物”和“致知”做出解释的应该是东汉的郑玄，郑玄的注释是：“格，来也。物，犹 事也。”二程对此问题有着自己的训释。他们认为：“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还有就是：“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3二程将“格”解释为“至将“物”解释0 0 0 0 页页页页，（宋）程颐、程题，二程集M,北尔，中华书局，1981 年，424（宋）程颐、程颜，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92（宋）程颐、程题，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23（宋）程顾、程颐，二程集MJ,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65（宋）程顾、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21 j6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为“事”，认为“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研得其中之理，明其所以然。在 二程看来，“物”都是禀“理”才得以生成的，所以只要是实际存在的“物力 就 一定有它们各自的义理在其中，因此人要明“理”当然就必须“格物”。程颐说：“物则事也，凡事上穷极其理，则无不通。”至于穷理的途径，程颐指出：“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 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 理也”久 要“穷理”，可以读书，可以考古今，可以察人情物事，总的来说就是 考究外部对象。“格物穷理”是为了“致知”，所谓“致知，尽知也。穷理格物，便是致知J但是二程言下的“知”其实是指人本身所固有的，是先验的道德义 理之知。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 日：致知在格物虽然如此，但是这样的本有之知却不是人们当下就能直接 明白的，它不是现成的，是隐藏着的、有待于后天发现的，人要经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使其真正表现出来。根据程颐的说法：“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银我 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外在世 界总是处在复杂纷繁的变化中，面对这样的世界，人的先验之知往往会迷失，无 法彰显。但要恢复自己的“知”，单凭主体主观意志的追问也是不行的，必须要 依靠外在“格物”的功夫。“格物者，适道之始”，“格物”是“致知”的最基 本的途径。关于“格物”的方法，程颐认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 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颐重视积习，主张先要日日件件、不断“格物”的逐渐积累。当理会既多、积习既多之后，自然会有所颖悟，“脱然贯通”。积累 的过程虽然必不可少，但二程同时也反复强调人们认识事物的主要目的却并不在 于只是了解那些琐碎的事事物物之理。程颐说：“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有悟处。”这里最终要“悟”的是万理皆所从 出的根本一理“天理”。对“天理”的体悟就是“致知”的最高状态。可见 二程的基本思路是“下学而上达”，“格物”、“穷理”与“致知”之间是一脉贯通 的。这样一来，二程的思路中似乎出现了一种矛盾，它既承认外在世界的纷扰会00000000 页页页页页页页页（宋）程颐、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42（宋）程颍、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88（宋）程顾、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71（宋）程频、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16（宋）程颠、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16（宋）程颍、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16（宋）程题、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88（宋）程融、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75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蔽害人的本心之知，同时还要求向外“格物”去恢复本心之知。表面上看好像如 此，实则不然。因为人与外界的接触本来就是不可回避的事情，而二程的出发点 恰恰是为了积极的正视甚至是解决这一问题。由此，“格物致知”的意义紧接着 就被延伸到道德领域，直接引出了道德涵养的基本要求。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人不仅是一个认知主体，更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格 物致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这中间还直接牵涉着道德修养问题。生 活在现实中的人总会受到欲望等不良外在因素的蒙蔽，所谓：“只管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二程强调：“人患事系累，思 虑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穷理。穷至于物理，则渐入后 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格物致知”最终还应该承担起道德教化的义务。与此相一致，“格物致知”的过程也就变成了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格物亦须积 累涵养。”程颐有言：“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 也。”在二程看来，从本质意义上讲，人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性的存在，所以任 何人都不能放弃对于自身道德的建设，不能被欲望所蒙蔽。程颠说：“人心莫不 有知，为蔽与人欲,则亡天德也。”种种道德问题的产生就是由于人没能“致知，就此，“涵养”和“致知”被连到了一起，程颐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 知”但是关于涵养的具体方式，二程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实际上前面提到的 日日件件“格物”积习的方式是程颐所推崇的，他还认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而程颍的涵养方式则重在“持 守”，他说：“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尽，则多听 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J涵养就是一心向善，诚敬持执而已。所 以说二程的涵养方式等于是一“外”一“内。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二程在 涵养论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后来理学分出了朱子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这是他们 分别沿着二程的思路发展下去的结果。但学界仍然通常将二程合而称之，这主要 是由于二程对“理”的肯定以及“穷理”的倾向是十分一致的。而且，二程的理 学最后都归结于一点，即“圣程颐指出：“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00000000 页页页页页页页页（宋）程颠、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66（宋）程顾、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44（宋）程颍、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64（宋）程题、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91（宋）程颠、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23（宋）程颍、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188（宋）程颖、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379（宋）程顾、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4478第二章大学与宋明理学的奠基格物。”6可见“格物致知”是修身成德的基础，也是成圣的必然前提。“格物致 知”的最终目的在于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在于彰显明德进而“止于至善”，成 就圣人般的德行，而这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2.3 大学与理学初步结合的意义其实二程对于儒家文献的关注和阐扬并不仅仅集中在大学上，论语、中庸、孟子等等都是二程的治学对象，他们对周易和春秋也花费 了很多心力。但是从二程整个思想体系的起承转合以及内容的连贯性上看，大 学无疑是发挥了特有的巨大作用。与天理论相配合，肇源于大学的“格物 致知”论是二程理学由本体论向人生论层面落实的基本载体，也是二程的认知论 和道德修养论得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平台。因此“格物致知”就成为了支撑起二程 理学的关键范畴，是二程思想中的关键枢纽。自二程开始，“格物致知”成为了 宋明哲学家都要触及的命题，宋明理学整个的认知体系都离不开对大学“格 物致知”的发挥，“格物致知”论是宋明理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依托。其实并不仅 仅是“格物致知”，大学中有很多名目都是二程进行积极说明的对象。大学 的为学次序、三纲主旨，等等很多方面都是二程立言立论所依据的重要基础，它 们对于二程思想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合理学奠基阶段的特定背景，由于二程力求将大学的微言大义真正融 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来。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范畴形态上完成了大学与宋 明新儒学之间最初的理论连接，开拓出了宋明学者们在治学方式上的新思路和新 视野。这对宋明理学此后理论上的开拓和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点上看，二 程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对于大学本身来说，不仅二 程对大学义理的阐扬具有着重大的开拓创新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也为此后 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二程以后，大学得到了众多 学者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学术地位迅速上升。及至后来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更加系统、更加精熟的理论体系将大学与理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并且 将大学推崇为四书之首，大学的经典地位最终得到了实质性的肯定。（宋）程颠、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16页。9第三章 宋明理学集大成时期的大学第三章 宋明理学集大成时期的大学二程之后，理学的发展进入到南宋时期，这是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缜密、理 论内容渐渐繁盛起来的时期，即集大成时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的这种 繁盛是依靠学术争鸣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因为在理学内部出现了风格迥异的两种 学术形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理学，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3.1 大学与朱熹理学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朱熹理学是南宋学术上的 主要派别，在他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大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但首先要说 明的是朱熹与二程的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他的许多概念和观点都是直接源 自二程。然而与二程相比，朱熹的哲学富有很强的系统性，在体系的完整性以及 逻辑的严密性方面显示出了很高的思辨水平。他在二程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对“格 物”、“致知”理论做了新的、更加系统的阐发，这也成为了朱熹哲学的一块至为 关键的理论基石。3.1.1 对大学的重视和增改按朱子语类记载，朱熹特别重视大学，他说：“学问须以大学为 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J还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 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效；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先前二程对大学进行了章次上的整理和变动，这等于是 开创了一种疑经改经的风气，此后有很多的学者都曾经编改过大学。到了朱 熹那里，他也重新编排审定大学，为大学加了序言，并将古本的大学 细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有一章，是大学中最为关键的经典部分，概述了三 纲领、八条目的主体内容。而后面的传是分别对经文中的内容进行的进一步的阐 释，传分为十章。但是在这十章传里面有一章是朱熹自己撰写的补传。由于原来 的大学古本中并没有关于“格物”、“致知”的明确解说，朱熹认为这是大 学文本的一种缺失。于是他在大学章句集注的第五章中，为古本大学（宋）朱熹，黎靖德编，朱子语录M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49页。（宋）朱熹，黎靖德编，朱子语录M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49页。10第三章 宋明理学集大成时期的大学中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增加了补传。这章也就是朱熹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传文。其内容如下：“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 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裕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J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放在了首篇的位置上，突出了大学 的重要地位。经过朱熹审定之后的大学到后来便成为了学术上最具权威性的 版本。但朱熹的这种做法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争议。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比如像 后来的王阳明，他们仍坚持维护大学原有的文本资料，认为大学最初的 内容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义理连贯，字字句句都可以在原文的背 景下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不需要再加以改动。然而对朱熹来说，他对大学 的整理和增改是对大学思想结构的一种完善，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恰恰正 是这篇补传，成为了朱熹哲学的一个最为闪光的地方，也是朱熹哲学的一个至为 关键的部分。经过朱熹对“格物致知”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研究，程朱理学在“道 问学”方向上所做的努力被清楚地展示出来。对“道问学”的重视是程朱理学的 一大理论要旨，当然，这也是程朱理学自身的理论优长之所在。3.1.2 即物穷理”朱熹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概念依然是“理”，他关于“理”的思想直 接承自二程。可是在二程的思想中，关于“理”的整个思想无论是从形式、思想 深度以及系统性上讲，其实还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多少显得有 些粗糙。而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理学发展得更加严密、精致，也更加深 刻。朱熹哲学的根基是他的理学本体论。他认为客观世界的生成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宇宙模式下，“理”使物有性，“气”使物有形两者 之中，“理”是形而上的根本，是决定着事物之所以然的根本依据。物形成之后，理就表现为物中的“性”，所以朱熹坚持“性即理”的命题。而就终极意义上说，绝对的宇宙本体就是天理，即太极之理。对人来说也是如此，人禀太极之理而生，所以本心中便具有“明德”。“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 应万事者也。”“明德”是代表着人心中的道德义理，正是因为有了它，人在现实（宋）朱熹，大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页。11第三章宋明理学集大成时期的大学的社会生活中才有能力去实践美好的道德，彰显自身善良的道德意志。但是朱熹 同时也认为“明德”的发显却不是现成的、当下圆满的，一定要经过一种“明”心中“明德”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但究竟如何明之？朱熹认为具体的方法就应 该是大学文中的“格物致知”。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需要，朱熹阐释了他对“格物致知”赋予的新的涵义，就此也最终奠定了大学在儒学以及经学史上 的重要地位。朱熹的“格物致知”论的前提是理与物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即：既然是因理 成物，所有事物都是在理的主宰和推动下生成和发展的，于是便可以“即物穷理”。但具体事物总是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他们各自的性理是彼此分殊的，这是普 遍的自然现象。在“理一分殊”的命题下，朱熹将最高的、永恒的太极义理安放 到事事物物中去，就此他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分殊其实只是太极之理在不同层面和 不同程度上有着不同的反映。从根本上说，事事物物都有太极，而且太极之理是 完整的，没有被分割，只是表现出来会有偏有全，并不一样。对人来说也是如此。人的心中虽然天生就具有完整的太极之理，但是当人形成以后，太极之理，也就 是天理就总会碍于气质，再加上物欲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因此往往不能得到完全 的彰显和充足的呈现。那么，人如何才能洞悉和通达天理？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这样的任务是由大学的“格物致知”承担起来的。在“理一分殊”的前提下，既然最高的太极天理是一切万物所普遍具有的，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人要体认自身的天理当然可以通过理会和接触外部事物（“即物”）的方式来实现。人在接触外物、研得物理的同时也就等于是在启发、印证、激活自心的天理。于 是，当用力日久、工夫渐渐深入之后，便能豁然贯通，精察天理。在达到这样的 状态时，对物来说是“使其表里精粗无不到”；对人来说，是使“吾心之全体大 用无不明”。这整个就是一个由“格物”最终实现“致知”的“道问学”的过程，而所知的就是人自身的“明德”，是自己心中的太极天理。较之于二程，朱熹对“格物穷理”的过程分析得更加精进，交代得更加透彻，这也使朱熹的思想表现出了深刻的系统性。但是朱熹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 方面天下之物本就不胜其繁，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说要明事物之理就必 须先亲自格之的话，那么人势必要将其所及之物都逐一去理会一遍，这几乎是不 可能的。另一方面，人又究竟凭什么通过“格物”就能得“理”？凭什么能通过“物理”启发自心“天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涉及到了朱熹的“心”论。3.1.3灵明之“心”与“致知”在关于“格物致知”的补传中，朱熹已经将“心”的问题引入到他的思维范 12第三章 宋明理学集大成时期的大学畴中来。他对心的基本态度是：“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心是人的认识得以发生 的重要介质。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曾有过如下说法：“心者，人之神明，所以 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对人而言，心指一身之主宰，是认知主体所具有的一种 神明莫测的作用。心是“虚灵”的，能知觉、能思维，它的思维活动范围十分广 大，贯乎动静，无所不在。通过心的这种作用，人的思维就不会被拘泥在一草一 木这般琐碎的细枝末节上。人凭借心的灵觉能够由已知推极未知。所以他说“格 物”并非是要格尽天下之物，其他的“理”可以通过类推得到。其实朱熹的根据 依然是“理一分殊”，因为万物自身所具之理同样都源出于最高的太极一理，因 此就可以推而通之。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