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长期因素分析市场研究应用报告.doc

中國通脹長期原因分析 關 鍵 詞 信息整理慧典市場研究報告網 信息來源中宏網 發表時間04月16日 中國通脹從四季度抬頭，到现在已持續17個月走高，到今年2月已上升到8.7%，不过直到现在，關于通脹是“偶發”原因所至還是因为長期原因爭論仍在繼續。一、中國長期通脹四個关键原因我認為導致中國通脹日趨嚴重关键原因是長期原因，這些原因关键有四個首先是國內原因，即人口和土地矛盾自新世紀以來進入到拐點。人均耕地資源不足是中國基础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直到新世紀前20多年中，工業化與城市化也佔用了大量耕地，不过土地單產水平一直提升較快，所以能夠保持糧食總產量不斷增長，但自1998年以來，單產增長率呈停滯狀態，但工業化與城市化佔地卻仍持續，同時人口增長還遠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長也不斷提升著人均食品消費水平，由此導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開與拉大。比如與十年前相比，中國人口增加了8500萬人，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了2倍，但在連續4年大豐收後，糧食總產量仍低于1998年，這就是為什麼现在通脹，明顯含有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帶動“結構型通脹”特征原因。现在中國工業化還處在中間階段，完成工業化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耕地資源仍會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來20多年，中國人口還會繼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也會繼續顯著提升，食品供給原因是在減弱，而需求原因卻會不斷加強，這樣受食品需求帶動物價上漲壓力在長期內就不是趨于緩和，而是趨于嚴重，通脹也就會長期化。後面三個原因是來自國際，並且全部與新全球化時代到來亲密相關。第一是外部需求仍會不斷擴大，從而會持續拉升中國總體需求，和商品價格水平和生產要素價格水平。新全球化最顯著特點，是發達國家物質產業比較優勢在長期內喪失，由此導致物質產業會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並且持續拉大對發展中國家貿易逆差。新全球化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加紧趨勢，以美國為代表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貿易逆差在加速拉大，比如中國出口依賴率自以來到去年已經翻了一番。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業依賴在今後二、三十年內不會是減弱，而是還會繼續增強，這关键是因為在以前年份，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主體是消費品制造業，而這類產業在發達國家制造業中僅佔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這個發達國家制造業主體轉移時代遲早會到來，一旦這個過程被啟動，發達國家對关键發展中國家物質產品需求就會更強烈。這樣就會對發展中國家商品與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更大拉動作用，從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動通脹和由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推動“成本推動型”通脹，而這兩個原因推動通脹，也是長期。第二，與新全球化格局亲密相關，發展中國家已經越來越成為了全球物質產品生產和供應商，全球物質生產原料消耗也越來越向关键發展中國家集中，同時因为新全球化催生了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工業化動力，促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速度與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紧，這些全部導致發展中國家各種大宗產品消費規模不斷擴張。這種情況在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中國特別明顯，比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每十二个月新增关键工業資源貿易和消費中，全部佔有4090%份額。不过现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基础還是在走發達國家老路，即仍然是建立在关键依靠傳統能源和原材料基礎上。然而只有8億人口發達國家走傳統工業化道路能够，因為相對于全球人口來說，她們人少，不过已經消耗了全球70%以上关键資源，可世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有50億，关键發展中國家比如“金磚四國”有25億，繼續走傳統工業化道路就走不下去。比如根据發達國家人均鋼鐵蓄積量計算，僅中國就需要消耗300億噸，而世界现在鐵礦按金屬含量計算，已經僅剩下700億噸，假如看石油、銅礦石等关键工業能源和原料，連中國全部遠不能滿足，這樣就會形成國際初級產品供求不斷趨于緊張格局，多年來出現進口鐵礦石價格不斷上漲情況，就是一個例證。因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消費總量與世界資源可供量之間存在明顯缺口，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越向前發展，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趨勢就會越明顯，而且這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壓力，會集中到幾個关键向世界市場提供物質產品國家身上，特別是中國，由此形成長期“輸入型通脹”趨勢。第三，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物質產業後，國內資本已經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紀以來進入高潮，也促进發達國家衍生金融工具與產品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比如剛剛展現出危機一種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違約掉期（CDS），在時僅有9000億美元市值，到去年底已增長到45.5萬億美元，七年里增長了50倍。假如發達國家制造產業轉移重頭戲如前面所分析，是才剛剛開場，則不難預計發達國家衍生金融產品和市場發展，還會繼續掀起更大高潮。新世紀以前，衍生金融產品市場還是关键集中在金融領域，新世紀以來則出現向物質產品領域蔓延趨勢。比如傳統期貨市場定價，关键依據是現貨市場供求，即現貨價格決定时貨價格，但近幾年來卻形成了定價權向金融領域轉移趨勢。因为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吸納國際資本有幾十萬億美元，而期貨市場僅有萬億美元規模，從金融市場向期貨市場只要轉移一個資本小頭，就會對各類期貨價格形成巨大拉升力，這樣就形成了自新世紀以來國際期貨市場長期“多頭”格局，導致了國際关键大宗產品期貨價格長期走高趨勢。所以，原油價格每捅200美元可能也不是頂，金屬礦產品和農產品價格也會是長期走高趨勢，從而會愈加加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長期輸入型通脹。以上這四個原因全部是長期原因，並且全部是逐步走強趨勢，這就決定了在今後長期內，中國物價水平會逐步走高。到底會達到什麼樣高度，现在還很難說，只能作一個初步推斷。比如從现在到2030年中國基础上完成工業化時候，人口還要增加近兩億，按東亞地區發達經濟體人均年糧食消費500千克標準計算，到2030年中國糧食總需求量就是7.5億噸，假如未來20年中國糧食總產出量只能達到5.5億噸，缺口就是2億噸，相差36%。近兩年中國谷物加食用植物油進口大約相當于全部國內谷物供給15%，同期糧價年均上漲率在6.5%左右，則未來36%糧食供給缺口就可能導致糧價年均上漲率上升到15%。而糧價是食品價格关键，假如糧價年均上漲率達到15%水平，即便食品價格在CPI中權重會下降，估計被糧價推動CPI年均上漲率也不會低于3個百分點。同時，因为直到现在中國與發達國家生產要素價格差距仍有二十倍，要基础上拉平這個差距，以年均12%速度計算也要25年，中國生產原因價格上升，不會全部體現在中國國內物價上漲，也會體現在人民幣匯率提升，所以若匯率年均上升率與國內通脹率持平，國外原因也會對中國物價上漲形成年均6%推動力。假如是這樣，國內外原因所導致中國在未來20年內長期年通脹水平，就會在810%。二、未來三到五年中國面臨通脹形勢最嚴峻雖然年初以來雪災原因和翹尾原因對物價上漲影響比較大，隨著這些原因消失，物價急劇上漲勢頭會減弱，不过在長期原因作用下，物價水平仍不可能回落到5%以下，特別是在未來35年，物價年均水平可能會在10%上下，作出這個判斷关键有三個原因第一，以上所講四個原因在新世紀以來全部在趨于加強，但為什麼近一、兩年才開始嚴重起來，我認為導致前些年通脹不太嚴重一個关键原因，是體制改革所釋放城市經濟效率對物價上漲構成強有力“對沖”。改革效率釋放在農村改革時期我們就曾經看到過，19781984年，在國家基础上沒有對農業采取大量投入背景下，農業產出卻出現了前所未有大增長，就是體制效率釋放。1984年以後城市體制改革開始啟動，人們也在期待著改革效率釋放，但卻遲遲沒有出現，主因是改革沒有觸動到產權這個关键。90年代後期，中國改革開始向產權制度深入，到本輪經濟增長中產權構成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比如在本輪經濟高潮投資結構中，非國有單位投資已經佔到70%以上，在工業生產和出口中則超過了80%。效率提升集中表現在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總體勞動生產率（實際GDP/勞動者總數）年均提升率高達9.6%，而1979年均為7.6%。效率提升使企業在面臨上游產品漲價時候，能够有更多應對空間，即能够通過降低成本來消化漲價原因，而不至于向消費物價傳導，這種情況，关键表現在自以來，雖然能源和原材料等漲價比較嚴重，但從PPI結構看，加工產品價格上漲幅度，顯著低于上游漲價幅度。比如，PPI累計上漲了17.3%，而加工產業PPI僅上漲了8.5%，是總體工業品價格指數49%。另外，產權制度改革導致財富分配關系也起了變化，收入向少數人集中，從而提升了企業利潤，同時壓低了工資水平，使消費在總產出中比重下降，這首先是壓低下游加工產品價格上漲关键原因，也是企業消化上游產品漲價能力提升原因。不过效率釋放總有盡頭，勞動者工資也不能長期不提升，去年以來工業下游產品也出現了隨同上游產品價格上漲趨勢，表現為加工產業PPI與平均PPI差距在逐漸縮小，到今年2月份已經相當于總體PPI水平62%，可能就預示著改革效率已經基础釋放完了，所以接下來通脹形勢，可能就是上下游產品同時上漲了，對這個前景我們必須看到，也必須重視。第二個原因是现在美國金融危機正在演變成一場空前世界性金融危機，隨著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泡沫破滅，會有更多資金沖入期貨市場。有些人說世界金融導致世界性經濟衰退，會因為消費需求減速而導致大宗產品物價下跌，我看可能並非如此，因為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危機越嚴重，從金融市場轉入期貨市場資金可能就會更多，前面已經說過，期貨市場容納國際資本與金融市場相比不是一個數量級，所以只要從金融市場轉移小部分資金，就會導致期貨市場價格水平顯著上揚，所以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危機越嚴重，期貨市場價格水平反而會上沖得越劇烈，這就會導致未來三年甚至五年內，中國輸入型通脹更明顯。第三個原因是“十一五”期間()是中國人口一個出生高峰，特別是包含今年在內今後三年，根據有關預測新增人口將超過5100萬人，年均超過1700萬人，而“十五”期間（）年均新增人口量才剛剛超過800萬人，所以未來3年因为人口增長加紧，對食品需求壓力也會隨之上升，形成對消費物價上漲新壓力。所以到前後，中國通脹形勢可能是最為嚴峻，但以後可能會開始趨于緩和，原因之一是發達國家金融風暴會趨于平緩，部分沖擊期貨市場國際資本會回流到金融市場。原因之二是到後，在新全球化推動下，中國可能會逐步進入到承接發達國家重加工業產業轉移階段，在中國經濟增長中，重加工業也會隨之成為經濟增長主導，而重加工業因为附加值高，有著更大利潤增長空間，從而為中國企業消化來自各方面漲價原因，創造新條件。比如，中國现在工業增加值佔工業總產值比重只有不到30%，但以重加工業為主體發達國家制造業，這個比重卻高達4549%。三、中國治理通脹長期對策選擇假如導致中國现在通脹趨于嚴重主因全部是長期，那麼治理通脹政策就必須著眼于長期。首先是必須立足于新全球化時代新國際背景，和中國新發展階段新國情，重新定義有害通脹率標準。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通脹與通縮全部不好，把通脹率控制在年均3%左右對經濟增長最有利，但超過5%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但這是對傳統經濟增長過程而言，在新全球化時代，許多長期有效經濟規律全部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比如在傳統經濟增長過程中，試問有哪個國家能够長期維持貿易逆差？又有哪個國家能够在本幣大幅度升值情況下貿易順差也強勁增長？所以那些主張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人，她們理論依據是舊，而沒有根據時代變遷與時俱進。新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新經濟發展機遇，提升了中國工業化速度，但同時也構成了從外部引發通脹新長期原因，所以一定要把通脹壓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發展意識就得隨時代變遷而改變，假如既要享受新全球化好處，又要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就是要魚與熊掌兼得，須知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中國要想得到新全球化好處，就得忍受較高通脹率痛苦，這就是為新全球化背景下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所必須支付代價。第二，因为導致现在通脹原因有許多全部不是傳統意義上原因，用傳統辦法應對就不會有效。比如在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中，對付通脹关键宏觀工具是提升利率，不过對國內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長；對國際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資源供給，不能抑制國外金融市場資本向期貨進軍，反而會引來更多國際熱錢，導致更大貨幣投放，用加息來對付通脹就肯定會失效。自去年以來，央行6次加息，11次提升準備金率，物價水平卻上升到了现在8.7%，就是最好證明。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打擊下，經濟正在趨于衰退，對中國這樣高度依賴外需國家來說，是抑制經濟增長重大原因，在這個背景下，更关键是怎样采取刺激方法，保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要過分下降，假如為了抑制通脹而繼續加息，結果可能就是通脹沒有壓下來，經濟增長卻因內外原因而下來了，就可能因為政策操作問題而使中國經濟陷入“滯脹”。假如加息不是好辦法，抑制通脹也不能大量采取行政手段，因為通脹將會是一個長期現象，假如暫時使用了行政手段而通脹率還是降不下來，行政手段就可能被長期化，從而干擾市場信號，使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發生倒退。第三，前面分析說明，在四個長期通脹原因中，有3個是外部原因，所以假如到了通脹率已經比較嚴重，比如已經超過10%，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負面影響時候，政府還是有必需采取壓制通脹率繼續提升方法，重點就是怎样割斷外部傳導通道。最好方法應當是在進口環節采取減稅和財政補貼方法，中國關稅和在進口環節征收消費稅、增值稅合計共約7500億元，約佔當年進口總值10%，這個比重已經不低，能够通過對這個比重調節，和對部分关键進口資源提供財政補貼來影響和控制國內物價水平。當然對減免進口稅收和提供財政補貼進口產品，就必須嚴格限制乃至严禁這些產品出口。在進口環節干預物價水平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避免了對國內個別產品價格干預，有利于保護國內市場機制運行。第四，反通脹重點應從抑制平均物價上漲水平，轉移到重點保護中、低收入階層上面。相應地，宏觀調控工具使用，也應從以利率政策為主轉向財政補貼政策為主。假如通脹率會在長期內維持較高水平，保持經濟增長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反通脹方法，不过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背景下，不一样收入水平人對通脹率感覺顯然不一样，承受能力更不一样，假如動用國家財政資源壓低平均物價水平，表面上看是保護了全體居民，實際上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條件下，對中低收入人口有效保護率就會降低。所以通脹率在10%以下水平時候，國家就不應對總體物價水平進行過多干預，而應把重點放到對中低收入人口保護方面。保護辦法，一個是對低收入人口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比如提升最低社會保障線，增加離退休職工工資，和對低收入人口提供物價補貼等，另一個就是提升個人所得稅征收線，這关键是針對中等收入人口保護而言，比如象部分人所建議，從现在1600元提升到5000元。四、把繁榮中國股市作為中期內為反通脹籌措財政資金关键渠道以上對反通脹長期方法分析說明，除了在通脹特別嚴重時期應該在進口環節也采取抑制通脹方法，在通常情況下，應关键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功效，對中低收入人口實行補貼和減稅，這就需要國家財政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即從现在以流轉稅為主體稅收體制，向發達國家以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為主體制靠近。不过這個改革會包含中國許多深層次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建成和完善，而正如前面所分析情況，在未來3年中國通脹形勢會愈加嚴峻，需要財政立即拿出大筆錢來。比如根據有關方面在年初測算，今年僅按5%物價上漲率考慮，每個城鎮居民平均每个月受到物價損失就有50元，不过以现在物價上漲勢頭觀察，整年CPI水平可能會在8%以上，那麼每個城鎮居民受到月均物價損失就會是80元。假如在现在4億城市人口中有30%需要政府給予物價補貼，補貼總額就要上千億元，再考慮對部分農村低收入人口也給予物價補貼，恐怕就得在億元以上。假如再考慮到提升個人所得稅征收線所造成減稅，和在可能情況下必須對進口環節實施減稅和補貼，政府為反通脹所拿出財政資金就可能高達4、5千億元，就可能超出了政府在中期內財政負擔能力。政府財政資源除了依賴經濟增長所增加稅收，龐大國有資產也是一筆巨額財富，比如根據國資委數據，到末，僅重點國有企業資產就高達16萬億元，假如能夠拿出十分之一來在股市變現，已經夠政府5年左右反通脹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創造出保持股市持續繁榮條件，所以中國股市繁榮與中國政府在中期內反通脹政策能否成功，就有了內在因果聯系。怎样在新背景下采取正確反通脹策略，是當前宏觀調控新課題，還需要深入探討，以上我所提出反通脹政策設想很可能不對或不全對，但只要站到了通脹是因为長期原因造成這個出發點上，就不會南轅北轍，就能最終找到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