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民族志视域下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发展建构.pdf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文章编号:1672-2795(2023)03-0097-07收稿日期:2023-04-26作者简介:董胜强(1980),男,河南周口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郑州 450006)本文系 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河南马街书会音声景观叙事中音乐民族志发展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KYCX21_1994)音乐民族志视域下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发展建构董胜强摘要:音乐民族志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发展过程反映学科研究范式的变化。1980 年以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中国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范式呈现多元化发展,从初期多受固有民族音乐研究理论、集成书写范式的影响,到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汲取、消化,乃至最后致力于对自身音乐文化主体观上的反思、探索及创新等一系列转变,实现学科发展的地方化、在地化,从中也构建了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同时,经验的积累使中国民族音乐学将更加关注各种文化思潮的接通与反思理念,创建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关键词:音乐民族志;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音乐学者的视野,应以留学德国的萧友梅、王光祈两位先生为先驱。特别是王光祈 1926 年的 东西乐制之比较,被认为是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初期阶段)的中国音乐研究成果。后来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结构、文化语境等原因,该学科未在国内得到有效发展。1980 年,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即“南京会议”),成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此后,学界讨论、商酌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译名、研究过程中 音乐人写文化不易达标 与 文化学者写音乐难以深入、成果侧重音乐研究 还是 文化研究、学科边界无限扩大”1等一系列的学术热点,以此为契机,洛秦教授提出了国内学者对自身研究的“中国经验”概念。依照洛氏的界定及其后续研究,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在学科意义上强调“中国语境”,其研究视角、领域及范畴必须涉及中国文化传统的音乐事象,研究范式突出史学化、人类学化、社会学化等“跨学科”的思维。2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概念的提出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洛秦将近百年音乐研究划分为“西方视角反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初步”“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音乐文化的认知”五个阶段3;杨殿斛教授依照“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学者接触的比较音乐学、1940 前后的延安民间音乐研究、1980年的南京会议”三个传入路径和三个实践阶段解读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自然品格、社会品格、人文品格”三性4;杨曦帆教授着重从“学79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术理念与方法、学术视角、田野方法、民族志书写、新时代挑战”等方面对 1980 年以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反思5;王晓平教授从“学科本位方法论、音乐与文化双视角探索、跨学科包容并创新”总结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40 年发展的三大经验6;赵书峰教授将“南京会议”后民族音乐学的经验划分为“认知、实践、发展、繁荣”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研究热点与成果进行分析、总结7,等等。通过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是以 20 世纪初与 1980 年“南京会议”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梳理的,而回顾反思的内容多聚焦于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理论范式。为了厘清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及经验,笔者以1980 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经典个案为例,从音乐民族志视角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进行再探讨。一、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中音乐民族志个案的发展探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志书或方志是人们记录地方疆域沿革、风物人情、城镇古迹、艺文经济最广泛的方式,用来客观、真实、全面地记述管辖范围内与事、物、人相关的事象。音乐方面,隋书中就存在“音乐志”篇,其他“礼乐志”“艺文志”“风俗志”等也对某些音乐活动及著述进行记载,但着力点一般不在音乐本体。“民族志”是与西方学 术 接 轨 而 拼 凑 的 语 汇,即“民 族”之“志”,是地方民族的记录,相当于“方志”。8音乐民族志随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安冬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认为它是对“表演形式的描述”,描写人类创造和运作音乐的过程,使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仅限于声音。伴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由“重描述、重行为过程”向“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和阐释”转移,认为“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in search of law),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in search of meaning)”9。1980 年后,民族音乐学获得诸多的“中国经验”,同时也伴随着音乐民族志价值取向的转向与积淀,呈现“百家争鸣”局面。(一)开拓期的中国音乐民族志中国第一部音乐民族志的著作,是由伍国栋先生主编的 白族音乐志(1992 年)。其研究成果对学界影响较大,填补了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空白。杨民康教授将之看作音乐志书的开拓者10,杨曦帆教授认为它是白族音乐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志书写的开端11。回顾 白族音乐志 体例,在“综述”部分作者历时性地梳理白族地区音乐文化发展过程,而“志略”按照民族音乐“五大分类”原则,类似当时民间音乐集成的收集,条目清晰、井然有序,从书写的内容来看,突出其原貌保真、全面性、客观性、科学性的特点,在记述中虽然兼顾到了文人、民俗及宗教音乐,但注重对“音乐人、音乐事象”的客观描述。因此有学者认为 白族音乐志 与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民族志”的书写范式略有区别7。(二)发展期的中国音乐民族志新世纪伊始,沈洽教授与刘怡女士的 贝壳歌 基若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2004 年)问世,这是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新成果。与 白族音乐志 相同,贝壳歌 的写作体例也强调客观性:上编采用“局内人”的“主位”视角描述古歌涉及的人物事象,从基诺人内部视角观察他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下编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运用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的“局外人”“客位”视角对基诺族进行人文叙事。其最大的特点是主观性的阐述,这恰恰是与 白族音乐志 的不同之处。同时著作中还附有古歌起始的记谱、歌腔的旋律线图、旋律音高的检测数据,以及古歌长达 11 个小时的录音资料等。由此可见作者在构建结论时将实地考察体验与田野资料融合观照,采用“局内与局外”的“融入与跳出”方法从整体观上多方位阐释基诺人婚恋古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大陆发展迅猛。特别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两个学术机构成立,聚集了大批知名学者参与到民族音乐学视域下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代表成果如曹本冶教授的 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2006年)。曹氏借助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内观察人的表89 董胜强:音乐民族志视域下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发展建构 VOL.21NO.32023.08象“行为”进而分析、解释、理解深层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做出新解读。12杨民康教授将这种阐述方式称作“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它“采用人类学思维和方法,通过人的行为活动(仪式和表演等),将观念意识(概念性)与音声产品(物质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13。音声产品的呈现依托人的思想观念,进而界定仪式中行为与音声的“近世俗性和近信仰性”。这种行为的思想“语境”直接影响着音声产品的界定,即是“听得到的音声听不到的音声”、人声器声的“语言性音乐性”。同时,音声产品呈现还必须在行为活动中得以实现,对音乐表演文本进行建构,对仪式音声的象征隐喻进行诠释。在表演者的叙事过程中运用“定-活”的尺度考量仪式的“固定与非固定因素”、“地域性和跨地域性”。总之,音乐表演民族志的观念转向了“从表演 语境、身体叙事、表演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表演的情感体验、表演文本生成背后的诸多权力关系等角度,观照与审视音乐文本的生成问题”14。(三)成熟期的中国音乐民族志音乐研究的历史视角是学界一贯坚持的,但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更多学者打破以“实证”为诉求、“博物馆陈列”为结果的学术范式,逐渐转向以“过程阐释”为手段、“理论应用”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不再局限于“当下存活”的音乐现象,将视野做历史延伸并从整体性考察研究对象。2010 年至今,洛秦等学者在城市音乐研究中提倡历史音乐民族志的书写范式,洛教授提出“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把“乐人乐事、乐人事乐”置于“宏观层”(历史场域)、“中观层”(音乐社会)、“微观层”(特定机制)进行结构性阐述,从而解释音乐人事与文化的关系,即二者如何在特定历史、社会场域中形成“影响、促成、支撑”机制。15这种音乐民族志更加趋向于将民族音乐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对音乐描述兼顾官方典籍记载的史观,同时又将野史、笔记体小说、杂记、当代口述史资料纳入研究视域,对其进行相互印证。在音乐民族志的叙述中将精英与平民、文本与对话、实证与阐释一并对历史进行思考、叙事和阐释。近些年,民族音乐学中国学者对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关注加强,成果丰硕,学界将其称作多点音乐民族志(或线索音乐民族志)。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2016 年)是其中代表著作之一。它将中国南传佛教文化作为线索,对其文化圈内的传统音乐进行“多元分层、一体格局”式分析;以“泛传统音乐”为中心,将田野点在傣、佤、布朗、德昂、阿昌等族中移动变换;根据主题线索进行拓展延伸。同时在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中,作者还将“地方”音乐文化置于“全球”文化背景中去诠释,将其和云南省毗邻的缅甸、泰国、老挝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相比较,将傣族音乐文化的佛教因素植入国际传播的佛教文化中;同时他特别注重不同民族研究者的主动性与独立性,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中描述当地的仪式音声,与当地少数民族学者和知识分子合作完成佛教教义、佛经、民族文化的解释翻译工作,向佛学、历史学、民族文字、傣族文化及南传佛教音乐等方面的专家学习,在各种知识互动碰撞、共鸣中形成一种民族志“合作共谋”。16因此,音乐民族志写作转向研究者挣脱时空的束缚,跨越传统田野点对研究空间的限制,重点关注田野点移动的过程,依据“线索”将不同田野并置比较,从多元的研究视角加强与研究线索相关的“合作共谋”。17二、音乐民族志对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建构 1980 年民族音乐学登陆中国,与固有的民族音乐研究理论相互对话,音乐民族志书写的观念持续发生转变,特别是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的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2006 年)出版后,中国学者洛秦、杨民康、陈铭道等还举办了“书写民族音乐文化”学术沙龙,也出版了书写民族音乐文化(2010 年)的论文集。这些成果在学界广泛传播,不仅启示了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反思,同时彰显了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发展脉络。(一)传统民族音乐研究理论与志书集成的影响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理论有着长足的发展,虽然99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起初重心在“音乐创作”而非“学术研究”,但仍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方民族音乐学“问鼎中原”之初,学术理念、研究范式与中国固有“经验”发生激烈碰撞,产生了前文所述的学科译名、“两张皮”、“写音乐”、学科边界等诸多问题,甚至学会易名。18因此,初来乍到的民族音乐学处境可谓风雨飘摇,其音乐民族志的研究范式也未得到学界的认可。同时,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发动各省市州县文化局(馆)对地方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完成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而伍先生的 白族音乐志 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时代背景下完成,其成就有“筚路蓝缕”之功,其范式受西方民族音乐学影响较小,基本依照“志书集成”体例完成,因此杨殿斛认为该成果是最具中国传统方志之专志编写品格。19观其研究内容,白族音乐志 偏重于客观对象的忠实描述,应属于“自发性、随意性、业余性的民族志,科学性的民族志,反思性的实验民族志”中的第二阶段(科学性的民族志)的范畴。20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研究理论与志书集成式的书写方式对学界影响较大,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仍在“砥砺探索”之中,而伍先生的研究则是符合时代学术追求、应时而生的成果。(二)西方民族音乐志研究范式的汲取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大量西方的理论(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被翻译,如文化相对主义、传播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科内诸如洛马克斯(Alan Lomax)的歌唱测定体系、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的“概念-行为-音乐”、胡德(Ki Mantle Hood)的“双重音乐能力”、赖斯(Timothy Rice)的“历史地构建-社会地维系-个人创造、体验”与“时间、地点、隐喻”等理论及布莱金(John Blacking)、西格尔、内特尔(Bruno Nettl)等民族音乐学家的思想。这些理论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民族音乐研究理论共同成为“中国经验”的学理根基,重构中国音乐民族志的研究范式。贝壳歌 将基诺族婚恋古歌作为实验对象,运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将其还原至基诺人的文化、生态背景中,从音乐延伸至宗法制度,最终达到西格尔、梅里亚姆、布莱金等西方学者提出的“通过音乐研究人类”的目的;将音乐视作一种文化同“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进行对比”,体现了赖斯“四级目标模式”中着眼于人文学科的终级目标;21同时在研究过程中的提出“主位-客位”、“融入-跳出”的“双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观念都是西方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焦点。思想 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以“整体观”的视角将仪式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音声行为进行考察,从仪式表演的深层互动中解读人类音声的思想内涵。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观念即是源自西方民族音乐学者梅里亚姆、赖斯研究的范式,同时还借鉴了比较音乐学、阐释人类学等对音声行为进行“分析”、“深描”。总之,此时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对西方学术理论已经有了明晰的认知,民族音乐研究理论的基础更侧重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汲取、融汇及实践运用。(三)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反思探索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有所突破,但整体看还处于反思探索的创建期。杨曦帆教授强调西方民族音乐学曾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个时期,中西方学术发展存在着“时间差”,我们面对较多的是西方民族音乐的现代性学术问题。5但随着时空压缩、文化杂糅及国际空间的瞬时互联互通,我们同时受现代、后现代学术思想的浸染,与西方学术的“时间差”正在缩小。因此,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经过中西文化的“涵化”与“濡化”,转而探索自身的研究范式。洛秦教授凝聚中国城市音乐发展的地域特征与历史背景,界定了“城市音乐研究”概念,归纳了一系列的研究规范,学理上对“近我经验、近我反思”进行思考,将新史学观融入研究视角,提出“音乐人事及其文化研究”的模式并在“音001包括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中国戏曲志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曲艺志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谚语集成 十部志集。董胜强:音乐民族志视域下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发展建构 VOL.21NO.32023.08乐上海学”进行“互文关照”。杨民康教授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关注区域、离散音乐文化研究,和杨红教授提出的“路学”、赵书峰教授归纳的“流域、通道、走廊”等流动文化空间中音乐研究一样,以“某一线索”为主线做多点、共谋与“根状茎”研究。由此可见,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无论是对研究范式还是思维观念都进行了反思创新,做到学理观念与时俱进。因此,新世纪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已经不满于对西方理论的汲取,而是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中西对话,面对各种挑战创建适合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三、“中国化”的音乐民族志与未来的民族音乐学 整体上看,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及实验民族志三阶段的划分基本反映了学科思维发展趋势及脉络。国内学者也据此提出“方志集成、科学民族志及实验民族志”19与“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及后现代民族志”22的三阶段,“现实主义民族志、现代主义民族志”23与“现代音乐民族志、后现代音乐民族志”24的两阶段划分。笔者认为上述划分基本可以融入到高丙中先生提出的三阶段中,包括前文梳理的各种性质的民族志,除了伍国栋先生的“开创性民族志”具有较强的“科学民族志”倾向,其余都可以归为“反思实验性的民族志”,因为这种民族志更强调主体的体验性。主体、体验不同,民族志的书写范式也会更加多元,也更富有诗性与全球性。现实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瞬时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音乐民族志研究需要一个跨时空、多维度的关系互联的思维,从社会的结构、制度、变迁中彰显人性、体悟音乐。人类学早已提出“关系民族志”(Relational Ethnogra-phy)的研究,25倡导当下民族志书写应赋予一种更大的理论关怀,即世间一切都是关联的,跨界、多元与混合应是当下世界原本的现实。26因此,作为未来新时代“中国化”的民族音乐学将更加关注各种“关系”的接通,并对其进行反思,从而创建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一)新时代的民族音乐学更加注重接通性在国家“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民族音乐学研究不再是离散性的点面分布,而是诸多要素勾连互通的立体网状。在思维观念层面:东西方理论及自身理论体系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历史与田野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通过田野走进历史,通过历史反观田野;大、小传统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更透彻地理解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在视域范畴方面:传统与现代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探索新的有意义的声音,关注音乐与生态、生活、政治、移民、性别、认同等;多点民族志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将区域文化融会贯通,形成回溯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超民族志”。27在实践操作方面:本体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打破音乐文化研究“两张皮”的窠臼,澄清民族音乐学是“Eth-No-musicology”误解;表演与体验的接通使新时代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趋向于居住式、沉浸式的生活体悟。总之,这是一种“新文科”背景下“整体性”观念的呈现,将我们的研究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转向整体。(二)新时代的民族音乐学将更加关注反思性反思建立在对过去回顾的基础之上,既是对经验的肯定,也是对不足的批判,进而对学科属性、学科观念、学科视角以及学科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对学科属性的反思使我们更加关注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中国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之上研究才能更加得心应手;对学科观念的反思显示了新时代民族音乐学的包容性,即“跨学科”性,当下的音乐研究已经突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跨学科、多专业协作成为一种趋势,只是这种协作的深度仍需加强;对学科视角的反思突出了新时代民族音乐学的多元性,造就了研究范式的多样化,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验音乐、阐释音乐;对学科建设的反思强化新时代民族音乐学的探索性,使学科构建借助现代101详见洛秦 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 音乐人类学的城市音乐田野的方法与意义 近我经验、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音乐田野的方法与意义 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 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的模式与分析 “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 系列文章。详见杨红 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转型与中国经验 以“路学”视域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例、赵书峰 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 等文章。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21 卷第 3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科学技术向更宽泛的领域拓展。总之,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动力来自学界这种反思精神,它为学者们研究、思考、重新认识“历史中音乐的意义”以及“音乐对人的意义”提供了新方向、新途径。(三)新时代的民族音乐学将更加强化建构性建构是在接通、反思的基础上对现有思想观念、理论范式的解构,结合时代文化语境对其进行重构。未来学界的同仁们都将为此不懈努力,加强对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积累。从外部看,任何“音乐人事”都是在长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积淀形成的,必然与局内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交织融合,随着时空变迁,其中必定存在一个“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从内部看,民族音乐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兼容、汲取的跨学科性,同时作为新兴学科,其理论方法还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建构过程。因此,民族音乐学的观念和范式是动态的,在汲取扩充时必然涉及解构与重构。四、结 语音乐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变化折射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发展道路。其研究范式首先建立在本土学者各自的学科理论背景之上,然后结合不同时期中外学术交融的时代背景,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进行反思、建构,成为民族音乐学“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化”的学科建设贡献自身的智慧。本文虽然选取个别案例进行论述,但学科思维观念并不囿于此,其彰显的是学科背后学界同仁的集体智慧,学术核心反映社会时代背景中人的价值取向,需要集体力量同舟共济。在未来民族音乐学发展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只有学界同仁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才能使中国民族音乐学枝繁叶茂。参考文献:1 洛秦.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 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 J.音乐研究,2010(3):49-59+124.2 洛秦.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J.音乐研究,2018(2):11-2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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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even finally to devotion to a series of changes such as reflection,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n the subject concept of his own music culture,Chinese ethnomusicology case study paradigm has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realized the localiz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development,from which“Chinese experience”of ethnomusicology has also constructed.At the same time,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makes Chinese ethnomusicolog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of various cultural trends and reflect on the ide-a,and create ethnomusi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musical ethnography;ethnomusicology;Chinese experience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