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近年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研究.pdf

昭 通 学 院 学 报第 45 卷 第 3 期Vol.45 No.3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2023 年 6 月Jun.202350收稿日期：2023-05-05作者简介：崔涛（1997），男，黑龙江密山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近年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研究崔涛（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摘要：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体现了百年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的关联，是当代文学的新成果。目前学界，缺乏对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整体性和启示性的探究。基于学科的考虑，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回答了当代文学应当如何参与国家行动的问题，即以“新人”成长关联个人与时代、以村庄为基点联结地域与中国、以政治的元叙事链接现实与未来、以积极现实主义构造文学与时代的新关系。这既是新时代给予文学的使命与责任，也是当代文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关键词：脱贫攻坚；现实主义；总体性；新人；人民性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408（2023）03-0050-08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实的喜悦，也使文学获得新的成果。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的新动态，贯穿脱贫攻坚始终，全面深入地显示这场亘古未有且全民参与的国家行动。目前学界对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研究虽有较多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如，多偏重于单部作品的论述，缺乏系统性的观照；多集中于书写内容与审美艺术，对其启示意义缺少论述。事实上，在国家行动中，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都具备不同程度的话语威信，那么作为“事关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1，文学又应当如何参与国家行动？如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将各学科坐落于国家行动的关系网络中，我们会发现文学的重要性，在于迥异于其他学科的独特内涵与本质，即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多是基于科学数据，观察国家顶层设计与具体社会群落，而文学则突破数据与“社会”同质的平均数，凸显人文情怀与现实想象下的“人学”特质，从而勾连起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此，文学与诸多学科共同为国家行动提供不同的观察角度，各种视野之间相互补充，彼此渗透，使得国家行动中的各学科网络间形成稳定的张力。所以基于学科的考虑，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更着重启示当代文学如何参与国家行动。笔者认为，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承担起作为“经国之大业”的历史使命，以现实主义的总体性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提供有效路径。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观点，是指“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2总体性反对碎片化的存在，而强调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视野。近些年来，总体性成为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学术趋势。法国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认为，“总体性”需要依托三重时间，即无限的长时段不变的地理时间、由社会力量所带来的社会时间和由杰出人物造成变化的个人时间。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地理时间在外来刺激下是可以发现急剧变化的，永恒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并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对历史创造的重要意义。所以，基于此逻辑与角度，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可以启示当代文学建构总体性的“四重关系”，即从个人时间维度，以“新51第 3 期崔涛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人”成长关联个人与时代；从地理时间维度，以村庄为基点联结地域与中国；从社会时间维度，以政治的元叙事链接现实与未来。但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时刻提醒当代文学的总体性建构，只依靠对西方理论“外源性”资源的移植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内源性”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承继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直面新时代社会各层面问题。因此，脱贫攻坚题材小说进一步提出第四重关系，即基于中国文学内在传统衍生，以“人民性”为核心关联各重“关系”的积极现实主义，构造文学与时代的新关系。由此，当代文学在今后的发展中理应具备这般关联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总体性力量，参与国家行动。一、“新人”成长：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自 1949 年以来并依然向未来敞开的当代文学，核心是总体与个体辩证发展的文学史，总体与个体背后各有一套社会想象与文学策略。”3那么，如何融合彼此的“社会想象与文学策略”，既能在个人身上体现个性的自我成长，又能关涉到社会总体性的更张，便成为当代文学重建总体性叙事以参与国家行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予以的策略，是以典型人物“新人”的个人时间成长为依托，强调“新人”超越性的视野与情怀，关涉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从而促成其社会意义生成，加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建构。人们常常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宏观把握，布罗代尔也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4但实际上，他们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微观维度。“从唯物史观的双重维度来看，微观史学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突发事件，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仅是普通人，还包括伟人），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5由此而论，总体性的建构便可以引申出另一种走向，即并不将社会的总体性与个人性建构视为敌对般的不可融合，而是应当建构一种既“普遍”又“具体”的总体性可能。换个角度看，过往总体性之所以被诟病而被忽视，大多是因为文学叙事与社会历史的意义被漫无边际的“普遍”的宏大叙事所抢夺。所以，当下总体性建构不得不吸取 20 世纪中国文学曾经出现的宏大叙事“一统天下”的经验教训，应以“具体”的个人性予以有效地稀释。需要注意的是，当文学向国家行动告知存在“人学”这一领域时，它并非完全割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反观詹姆逊在上世纪末的抱怨，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6西方文学中一度出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个人沦为一个个孤立自传的原子，而无法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相处融洽。同样，在世纪之交的某一刻，中国文学也曾出现这一倾向，以致南帆曾提出“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7的担忧。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存在的事实。所以，当代文学应当如何加强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铁板一块的关系，以其独特属性参与国家行动，凭借学科差异性跻身于国家步伐的行列中，便成为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需思考的命题。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成长文学的要求来建构总体性。就“新人”而言，其“普遍”与“具体”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具体”存在的“新人”，在成长中承担着“普遍”的内涵；另一方面，“新人”在“普遍”中获得“具体”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指出的那样，在总体性中，“个体被还原为那些暗中统治着它们的力量的承担者。个体正是从这种总体中借取它们的（在这一总体之外不可见的）意义。”8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便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新时代成长小说自律，既是私人生活的成长史，也是新时代基层干部的成长史。如，山盟中的石承，生活上一直困于妻子与父母的矛盾冲突，夹在双方中间不知如何是好，并也只是将扶贫作为一份纯粹的工作任务，找各种理由推辞。而随着驻村工作的开展，他变得有担当有责任，主动协调妻子与父母关系，认识到爷爷与父亲对村民承诺的责任。即使后期因为贫困户收入不达标而受到处52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08 期）罚，石承却依然坦然，因为他“觉得贫困户脸上的笑容比奖状更好看”9。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最初参加选拔担任扶贫副镇长，主要是为逃避阴暗的家庭。但在工作中，她不仅一步步依靠自觉的反抗意识，从不幸的婚姻坟墓中获得新生，还愈加发现“只是一个平凡小女子，但也不愿平庸一生。”1011-12由此，吴小蒿代表“新人”阐述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人类史是由个人史组成的，尽管我命若草芥但如果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也能折射时代，反映历史。”1032我们会发现“新人”成长所关涉的人性维度是多方面的，他们的行为由现实的个人目的性转为社会理想性，既使得“新人”行为与国家行动之间保持任务一致，又使得农村与国家之间构造出命运共感。如此一来，这有效地避免了以往一些农村题材小说以同质性对个性的压抑，从而使得“新人”在关联时代的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为此，“新人”首先应当具备一种超越性的视野与情怀。“新人”是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建设者，将生活故事与个体情感深化为中国故事与时代宣言，是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的现实逻辑与文学鹄的。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吴小蒿们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虽然只是挂心橛下的一个小小镇长，但也经山历海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建设者之一，可谓幸甚至哉！”10325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通过对“新人”的形象刻画与故事呈现，使之在国家行动的既定方向上，“时代新人正在走来，他们以新的精神气象，创造着崭新的中国故事”11，形成新时代所期待的主体形象与总体精神。换句话说，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提供的经验，便是需要有限的“我”超越有限的经验，获取的超脱自然与自在状态的历史主体。只有如此的总体性视野，才能以“新的精神气象”认识并领悟国家行动的“新时代新征程”。其次，“新人”的成长要关涉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如战国红中的乡村建设、乡村第一书记中的反腐倡廉、驻村笔记中的官僚主义和经山海中的扫黑除恶等。这便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关乎的新时代中国现实，“从个体精微的生活洞察中，触摸到特定历史和特定时代境遇下国人所普遍遭遇的生活情境和精神境况”12：以“新人”为线索，既有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又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这既是“新人”所要面临与解决的阻碍，也是依托“新人”成长后所展现的乡村未来。所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提供的经验，便是“新人”不应当拘泥于私人生活的内心天地，而是需要与国家行动彼此参照、彼此建构、相互融合。最后，“新人”的最终指向不仅是私人领域的光明未来，更应该是社会深处的意义生成。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提供的经验，便是需要发现处于“转折点”中的“新人”所承担的现实与未来的重任，将“个人”日常生活的苦涩与现实工作中的烦懑稀释，让“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13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新人”不应有私人生活，而是要象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那样，在确立“私人生活”（如家庭与婚姻等）的同时，最终指向“历史时代”（如国家与民族等）。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为当代文学所提供的总体性新路径，在于介入“新人”的个体性观照。如此一来，当代文学在国家行动中，保持其在个人与集体、想象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必要的张力。当然，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提供的典型人物并非只有作为“新人”的扶贫干部，一些农民同样具有典型性。典型农民的启示在于，当代文学可以将不同的奋斗故事融合为一代人的集体事业。这种奔向集体的心理变化，有效地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调和，成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凝聚“血肉相连”的有效途径。二、村庄里的中国：地域与中国的关系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将“中国农村为何以及如何发生与开展国家行动”的宏大命题，聚焦到如柳城（战国红）和琵琶围村（琵琶围）等具体村落之上，隐含着政治理论的普遍性与现实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统一互动关系。当代文学在参与国家行动中，所依托的地域必须在中国的广阔视野中得以展开，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确立具体而微的地域与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之间的想象关联。为此，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路径在于处理好地域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互动，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关联地域与国家，以见微知著的53第 3 期崔涛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方式在村庄叙事中探索理解中国。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村庄隐喻，“恢复”与“更新”当代文学传统中参与国家行动的路径。呈现国家行动中最淳朴的一面，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文艺传统的“恢复”。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的新现象，创造性地以其村庄隐喻，革新当代乡村建设叙事。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每一个村庄都是具体可见的，其中实实在在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人物形象与伦理秩序等都是小说所展现的重点。但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意图并非止步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普遍性指向，即以扶贫干部与农民为中心，既将村庄视为“这一个”，也将其化为中国当代农村总体性的缩影，乡村故事便是中国故事。事实上，这也是三里湾等农村题材小说的普遍创作手法，即以某一个具体的村庄展现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的风云涌动。如，柳青则是通过“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方式，使得蛤蟆滩这一村庄具备具体性与普遍性等。但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在“恢复”的同时，也在“更新”创业史等路径，从而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提供方案。一方面，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关注具体地域的开放性。与三里湾等将村庄作为孤立的原子不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的村庄既具备内在的封闭性，又呈现出外在的开放性，即作为中国基层单位，与县市乃至省与中央产生关联，打破了 三里湾等中传统农村的稳定性。它的叙事中心虽然还是在农村，但是以扶贫干部作为中介，拉近了农村与县市等之间的关系。在对村庄的内在关注中，扶贫干部与农民以及农民彼此之间，构成了农村伦理秩序的现实网络，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也便在这网络中凸显国家行动的复杂性与相关问题；在关联县市叙事中，一些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则表明了城乡互助与官僚主义等两极冲突与矛盾，显示出国家行动中的不稳定性。而上述这些力量，都将落在作为“中转站”的扶贫干部身上，并经此最终汇集于农村，从而转化为一种关于国家行动如何促使农村“山乡新变”的叙事样态。实际上，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推行国家行动的同时，又因其特殊性而补充国家建设方案，从而成为虽在“边缘”却填补“中心”的力量存在。这种边缘向中心的倒逆关系，便凸显了包容差异且双向互动，以完成国家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注重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以“典型”空间作为依托建构与国家行动的关联点。与艳阳天等将日常生活作为目的不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则是将日常生活作为方法，实现村庄“生活”与“政治”的辩证统一。“生活”是可触摸的与经验性的内容，而国家行动却是不可感知的抽象性的宏大理论，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以前者作为方法叙说后者，考验的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处理实践与理论的文学能力。即使日常生活关乎个人，但人的社会属性便使得日常生活绝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其背后大多关涉社会公共现象。而国家行动这般政治理论蕴含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开展又要依托村庄这一具体地域，而村庄的赋形又要得益于文学具象性体验。所以村庄中的日常生活便成为链接文学表达与国家行动的拐点，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便成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理所应当的理论逻辑。换个角度看，日常生活是国家行动总体性的具象化体现，在与读者产生情感认同与感性认知的同时，国家行动的理性内涵便也与日常生活这一传导媒介一同被接受。如此一来，村庄与日常生活，正是中国与国家行动的“缩影”与“面孔”。由此可见，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尝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时刻提醒当代文学应当注重“典型”空间的具体性与其想象中国的广义性。将村庄视为书写对象，这本身就将其纳入公共世界的特征；而更为具体的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并不是一部渲染乌托邦世界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新时代的“问题小说”，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如何在农村开展国家行动。这既是发生在“这一个”村庄的现实，也是发生在新时代中国的事实，呈现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而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内涵的社会主体。由此，“人民”“村庄”“中国”“社会主义”虽内涵各异，但统一集中于一体，激活对当下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的文学想象。三、政治的元叙事：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回首过去，我们会发现文学史曾一度稀释由政治的“创造性阐释”所建构起来的主流史观，“这是文学集体的堕落，讲述的只是中国故事的某一狭小的、被限定的片面，而这种文学就从54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08 期）真正的历史中抽身而去，它变成了滞后于现实与时代的东西。”14所以，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启示当代文学以政治的元叙事为方法，不仅要多角度地重建社会秩序，还要对“未来世界”予以前瞻性的理解与想象使文学介入并引领现实与时代，从而全面参与国家行动并讲好中国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使得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评价出现两难困境，并且经由文学“再解读”的强化后，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想象蔚然成风。由此所建构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标准，几乎全盘质疑农村题材小说等十七年文学的独立价值，忽视其所隐含的对“新人”与“新世界”塑造的努力，以及其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合理性。这不可避免地遮掩了文学表征现实与指向未来的多重内涵，以致既失去了总体性的文学创作，也无法从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认识并理解当代文学的观念流变。而如何重建文学与未来的关系，便成为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并未影响文学视点逐步下沉与缩小的潮流。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出现，则为当代文学的视点带来一种新方向。因为，它深知现实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最终落脚点都应当是对未来的塑造。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政治的元叙事思考国家行动。政治的元叙事是指，“对基本政治理论命题的创造性阐释。”15这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提供的经验道路，它不仅是世界现实的本身，也同时是对世界的阐释与想象，理应成为当代文学踏入国家行动圈落中的必然手段。现如今，尽管国家层面对为何以及如何实施脱贫攻坚做过政策理论与效果实践的文件指示与相关表述，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因地方差异性与特殊性，以致脱贫攻坚的落实就既需要国家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与政策导向，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便提醒当代文学对国家行动的“文学阐释”，并非一种“文学转述”，即将政治文本移植成文学文本的“封闭的语意大循环”16，而是要容纳不同叙事视野与文学策略。一方面，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启示未来的呈现要重建社会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便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所展现的一种总体性规范。换句话说，这也是卢卡奇早期的所持有的带有浓厚黑格尔色彩的有关形式主义的整体观，试图在文本中建构完整的秩序。基于政治的元叙事，当代文学应从多角度认识并呈现国家行动以塑造未来“新世界”。当代文学拘泥于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逃避对国家行动的未来建构，实则多是暗含作家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而当代文学应当如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那般，既要如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等从经济角度凸显脱贫攻坚的必要性，将国家行动视为一场经济运动；也要像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与赵德发的经山海等强调身份变动与关系冲突，将国家行动视为一场社会运动；同样重要的是，更要似战国红等突出人的蜕变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国家行动视为一场文化运动。所以，当代文学应试图融合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层面，呈现“国家行动的新生活”，一种未来的新样态。为此，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秩序、文化秩序以及个人伦理秩序等的重建。对现实秩序的重建，既有直接的呈现，如乡村第一书记中的村民自治、守望中的土地流转、在路上中的生态绿色发展与繁花似锦中的知青返乡等。当然，这也有间接的侧面反映，如，经山海以反腐倡廉作为背景，寻找支格阿尔中的脱贫举措深受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等。除物质生活外，精神生活中的文化秩序重建也同样重要。“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不管人们对它可能采取何种态度，一种关于人和事的总体才是可能的。”17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秩序的建构对讲述“总体性”的中国故事至关重要。如，长征路上的扶贫人重拾藏区的农耕文化、战国红再现抗日遗址以及乡村第一书记中重新挖掘家族祠堂对人心凝聚的重要性等。最后，个人家庭生活的伦理秩序重建，同样关联着宏观秩序的展望。这在山盟中夏莲一家的婆媳关系、琵琶围中石家的父子关系以及猪嗷嗷叫 中发顺一家的夫妻关系等中，都有所体现。个体性的生活与社会性的结构相结合，共同凝聚为对现实的关怀与未来的期待。当然，秩序的重建意味着曾经的失范，当代文学不应当对国家行动中曾出现的失序予以回避。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农村政治腐败、生态恶55第 3 期崔涛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化、文化衰落和道德滑坡等，都不遗余力地被展现。因为，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知道，“失范不仅意味着，人们在表现出偏离规范的本能倾向性或性格倾向的同时，亦有经过修养和教化的再造过程重返正常的自然状态的希望。”18所以，当代文学所期待的未来并不会因曾经现实的失范而破碎不堪，而是要在总体性话语的观照下，逐步走向规范而又和谐的平稳道路。正如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那样，将“失范与沦陷”的农村重建，云开雾散后，则是另一番“新世界”。另一方面，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时间纵深感，启示当代文学对未来的建构应当对国家行动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理解与想象。陶东风指出，“中国当下的文学总体性应该表现在全面地表现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全面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全面性达到了也就达到了文学的总体性。”19但实际上，这对于建构全面的总体性而言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国家行动中遇到的关乎“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各种可能进行想象与诠释。这就需要作家并不仅仅以专业写作者的身份记录描述国家行动，还要与思想家或政治家等站在同一理论高度上，理解与想象国家行动的实践。这种方式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不如说是亟待解决的想象与理论的创新。当代文学应当通过这种创新，形成立足于理论层面，对国家行动的必要性、历史意义乃至各种变化进行全方位的捕捉与预判，从而具有全局视野与较好的时间纵深感。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从政治的元叙事角度，阐述“一种关于人和事的总体”，理解国家行动，希冀当代文学以文学立场保持与个人体验、社会实践、政治理念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四、积极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承继与革新现实主义范式，一方面以写实性与真实性的文学实践记录并刻画着时代与生活的细节，承继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想象对时代精神的宣扬，既带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传统，又关乎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叙事的整体性规范。由此，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启示当代文学要以积极现实主义的总体性特质，以人民性为基点，思考现实主义的精神观与历史观，从而凝聚人文情怀与“人学”特质。现实主义的文学策略，涵盖总体性的建构意图。在安敏成看来，新文学的演变“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广阔的社会文化问题。”20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因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而或许被视为较为先进的文学形式。所以自新文学以来，虽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方式百花齐放，但真正能做到以总体性的方式包含国家行动各层面的文学策略，还应当是首推现实主义。由此，对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理应成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的必然途径。首先，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启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不仅要挖掘现实主义传统精神，还要对其动态演变进行建构与探赜。曾回想，在国家行动的范畴内，如果说面对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道路等，十七年文学采取的是以路线斗争为指引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话，那么面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接连登场，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以批判现实主义予以笼统性概括。所以，如何召唤并建构现实主义的“本性”秩序，是当代文学在承担国家行动的文学使命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则予以这方面的回答，即面对新时代农村变革，采取以肯定性为理念的积极现实主义，开辟革命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并非一种调和型的道路，而是在主旋律的召唤下，排除杂念，以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要求为方向对现实主义的新开辟。“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1，这是新时代所赋予现实主义的新内涵。其次，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把握而言，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提醒当代文学要时刻以人民性为基点。国家行动以人民为落脚点的宗旨，决定了当代文学若想参与其中，必然是要以人民为旨归，落实人民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1正如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人民性指向那般，一方面，56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08 期）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是人的振兴，国家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的发展，“国家集体精神是以具体的社会的个人为前提，国家集体主义也是以每个社会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最后目的”22；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凝聚人心力量，共同致力于脱贫攻坚国家行动。正如陈晓明所说，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23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坚持人民文学方向，以人民性为基点凸显国家行动的意义与价值，践行党与国家对人民的承诺，呈现出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这便形成了国家行动与人心力量的相互建构，彰显社会主义文学价值。此外还需注意的是，人民性不仅体现在对文本内容的把握，更映衬在对形式的塑造。总体性虽然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却将各部分融合为有机的艺术整体。这既体现出总体性建构秩序的力量，也呈现出顺畅简明的叙述形式与乐观积极的叙述风格。这与威廉斯所提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性”相似，即“人民性实际上与表现技巧相关，尽管它是精神的某种表现：它反对形式主义的艰深，要求通俗简明以及传统文艺的清晰明了。”24所以，当代文学在树立人民性宗旨之际，不应遗忘在形式上的把握。正如暖夏等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以相声元素等民族形式表明“传统文艺的清晰明了”。最后，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启示当代文学应当充分思考现实主义的精神观与历史观。就现实主义精神观而言，仅仅从简单的反映论角度，理解与建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确以“追踪”式方法贴近现实，但我们更需要格外关注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即在勾勒人世百态的同时透过真相以阐述本质与真理，这才是现实主义的精神鹄的。所以，当代文学应当经由其所倚仗与超越的经验性叙事，进入现实主义更高层面的文学意图与精神观，即现实主义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学创作方法，而是关涉国家想象与现实理念的文学意图，隐含着构建“新人”改造社会希冀美好未来的社会意图。就现实主义历史观而言，脱贫攻坚题材小说自觉地将现实与历史对话，察看脱贫攻坚内在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活力，在历史的必然性中获得整体感与总体性。无论是战国红乡村第一书记等讲述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贫困，还是长征路上的扶贫人 山盟等将革命与脱贫攻坚相连接，都在表明脱贫攻坚这般国家行动的历史必然性。如此一来，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的文学表征，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表述，更是当代文学介入国家建设的叙事力量。由此可见，脱贫攻坚题材小说并没有停滞在对新时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层面，而是充分发挥积极现实主义精神，涵盖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等驳杂关系，展现荡气回肠且川流不息的历史进程，把脱贫攻坚中的“个体”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参与建构新时代的精神路标。五、结语今天，脱贫攻坚虽然已经完成，并且会成为一段愈行愈远的历史，但乡村振兴的脚步绝不会停止。作为国家话语的集聚场域，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对乡土文学的延续与突破，更在于其自觉参与到时代话语体系中，发掘当代文学与国家行动的对应点，实现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相互构建。当代文学参与国家行动，是新时代给予文学的使命与责任，也是当代文学七十余年来发展的题中之义。脱贫攻坚题材小说找到了一条以文学的方式讲述当代国家行动的有效路径，即在新时代的社会条件下，想象与建构个人与时代、地域与中国、现实与未来、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形式，架构起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三者关系。当代文学若要参与国家行动，则应回避由私人生发透视内在情感的个人性写作，在细节处呈现个体的兴衰命运，而在宏大处则关联着国家建设的进程，实现“人的影像”与“国的影像”的叠加，谨慎接受解构主义等西方话语消解主体性的观念，毕竟中国故事还是应当深入现实的肌理与扎根于文学传统中。如此一来，当代文学在回顾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立足当下乡村振兴等，以及展望书写今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中，才能恢复其原生性、整体性的存在样态。57第 3 期崔涛现实主义的总体建构参考文献：1 鲁太光.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优秀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之一 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1):3-10.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3 黄平.“总体性”难题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 J.文学评论,2019(2):182-188.4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M.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2-203.5 郭艳君.论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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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CUI Tao(School of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Abstract:The novel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 embo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ury-old local literature and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which is a new achieve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At present,there is a lack of holistic and revelatory research on novels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disciplines,the novel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with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hould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action,that is,to connect individuals and times with the growth of new people,to connect regions and China with villages as the basis,to link reality and future with political meta-narrative,and to construct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imes with positive realism.This is not only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given to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but also the mea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realism;totality;the new person;popul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