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pdf

44T.43No1第43 卷第1期DeBpaJIb2024r.2024年2 月中国俄语教学PYCCKM3bIK BKWTAE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广西师范大学俞航提要：作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共同民族灵魂的思想家，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在克服18 世纪启蒙规划所形成的理性自明性层面，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继承了反思现代性的珍贵遗产。舍斯托夫关注伦理问题，认为康德的理性自律的伦理观不足以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中隔绝了超验维度，此时他将目光再次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借鉴的同时，舍斯托夫也因时代和思想体系等原因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关键词：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明性中图分类号 H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 0 2-5510（2 0 2 4）0 1-0 0 44-0 9一、引言列夫舍斯托夫（JeBIl e c T O B，18 6 6 193 8）是俄国白银时代文化背景下宗教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原名列夫伊萨科维奇施瓦尔茨曼（JeBHcaaKoBMyIIBapIMaH），来自基辅一个富有而虔诚的犹太家庭。他的哲学生涯从文学批评起步，最终走向了圣经哲学。一般认为舍斯托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前驱人物之一，他对所处时代的荒诞性极为敏感，因此一开始他的哲学启蒙导师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那谜语般的、言般的论断“这时代纷乱无序”让舍斯托夫感到无比亲近。因为，舍斯托夫敏锐地感觉到，他所处的19世纪末与莎士比亚所处的历史时期相似，同样是一个失范和转型时期。但不同的是，现代性此时已经获得“胜利”，理性建立了“水晶宫”般坚固的秩序，个体在围墙中被“圈养”，看似安全，实则失去了自由。舍斯托夫所要探讨的，是作为个体的那种存在的孤独以及绝望的体验。西方哲学在现代性发展伊始逐渐创立了逻辑严密的体系，从而将神驱逐出由唯理主义掌控的宇宙。舍斯托夫在哲学生涯中一直试图抗衡“理性”的这种独断与傲慢。最初，他借用俄罗斯文学丰富资源，在开端与终结（HayaJaHKoHbl，190 8）中通过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指出了现代个体生存的荒诞与绝望。他们像与风车作战的现代堂吉诃德，以头撞击地板，以鸡蛋碰石头。而在稍早的作品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AocToeBCKHiHHMe:ocoTparem,1903）（后文简称为悲剧哲学）中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艰难的转变，抛弃了早年的人道主义信仰，并向“自明性”（caMooYeBHAHOocTb）的石墙宣战，这与后来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有相似处，他们的哲学都是悲剧哲学。（方珊1998:13）为什么舍斯托夫会对这些文学家进行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批评呢？笔者认为，舍斯托夫在这些作家笔下看到了对现代人生存境况生动的描写，因为文学可以将个体的孤独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性思想研究”（2 1FWWB012）的阶段性成果。45俞航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助形象化，而不是像思辨哲学这样进行冷冰冰地剖析，而这正是作为宗教哲学家的舍斯托夫所需要的。这些文学家“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所面临的多种困境，以比哲学家更敏锐的眼光深刻地洞悉到哲学家不曾触及甚至不曾看到的个体存在的荒谬、生活中的各种悖论、人的苦难眼泪和痛苦的生存体验”。（方珊1998:5）1920年之后，舍斯托夫移居巴黎，开始长达18年的流亡生活。在与胡塞尔的交往中，舍斯托夫开启了对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的研究。但即使在晚年较为纯粹的哲学研究时期，舍斯托夫依然没有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克尔凯郭尔第二，认为他们同样下决心用启示的真理与思辨的真理对立（方珊1998：15）。晚年的舍斯托夫更进一步地遣责理性称霸下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并且力图以信仰之树取代知识之树，以耶路撒冷取代雅典，以存在哲学代替思辩哲学，这是舍斯托夫这位“现代约伯”的旷野呼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舍斯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后者文学创作生涯的转折上，即地下室手记的创作。在悲剧哲学中，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希望哲学转向悲剧哲学的过程复杂多变，曾经历了长期的游移不定，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看到普遍法则与理性主宰的伦理观念是一种廉价安慰时，才最终奋起撞墙，开始了创作出“地下室人”这一形象的“伟大”斗争。（方珊1998：15）然而，舍斯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基督情节和晚年的“预言”激情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基于沙文主义并符合俄国专制制度的政治预言，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转向理性，请求理性的帮助。（方珊1998:17）舍斯托夫本人可谓是持续地反抗理性霸道的权威，无论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地下室人”形象这一文学转变的赞同，还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批评，都与舍斯托夫对机械化了的现代规则的抗争相关，与他所指出的理性自律的局限相关，与他从宗教的角度寻求启示拯救相关，与人的自由相关，从这一点来看，舍斯托夫是一名一以贯之的哲学家。二、克服理性的“自明性”康德有感于形而上学真理的不可靠，意图确立牢固可靠的真知识，因而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t h e Ph e n o m e n a lW o r ld）和本体世界/物自体（theNoumenon World/Things in Themselves）。他为哲学划定了疆域，人类理性思维所能辨析之物即为真理知识，换言之，在康德思想体系里，哲学不允许自然理性可把握领域之外的超验之神或最高存在（BbIceeCyIl e c T Bo）的干预。学者安德森总结道：“当康德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可能拥有对世界的客观真理时，他谈论的是感知彼此对立的作为认识者（knower）的自我，而不是作为行动者（a g e n t）的自我。当康德开始探究关于作为行动者的自我的假设时，他认为存在着客观的真理。康德主张，我们都必须遵循绝对命令（TheCategoricalImperative），这是在伦理领域内可以遵循的唯一的理性原则，因而有一种唯一正确的行为方式。（安德森2 0 14：49）因此，当涉及伦理问题的时候，康德提出了自律伦理学，指出道德律令的自明性。道德的价值观是一种善良的意志。不同于因人而异的幸福，善良的意志是唯一的、无条件的，指那种出于法则的尊重来行动的意志。善良意志之为善，既不在于其带来的结果，也不在于其满足某种更高的预设的目的（如神义），而在于其本身绝对性，即自明性。这种道德法则，即善，是客观的，对所有理性主体都有效。因为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不是以外在的规定来进行的，而是以纯粹理性来规定意志，而纯粹理性是所有理性存在者都具有的（甘培聪2 0 14:12 3）。46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但是，舍斯托夫不同意康德这种看法。他和另一位宗教哲学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先驱者索洛维约夫相同，从俄国宗教哲学的视域出发，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弊病在于理性的绝对化。（徐凤林2013：6 6）舍斯托夫几乎在一生的哲学生涯都在从多方面批评康德哲学排除超验信仰维度的理性自律和自明，而这也是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主要方面。舍斯托夫反对理性的傲慢。他认为康德的思辩哲学为了摆脱“信条主义的睡”而过度依赖理性自律，而理性的自明性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拒绝承认个人生活细节的鲜活性，不承认个体的欢笑、悲哀、哭泣、诅咒，只需要理性予以立法，因为理性给予人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判断，所求的是普遍必然性。在悲剧哲学里，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一样，意图对价值进行重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重估一切价值，而是重估理性的权威。学者田全金指出：“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思想（应该认识到，饱受摧残的、最卑微的人也是人，并且是你的兄弟，）并不新奇，而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登上文坛时的流行思想。但是，与人道主义这个哲学真理同时带来的，还有自然明晰性这个哲学谎言，还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傲慢。人道主义胜利了，人脱离了神的统治，却转身拜倒在理念的脚下。而自然理性对人的呼告不闻不问，其冰冷残酷有甚于上帝。因此，自然明晰性的理念也就宣告人在自然面前无权。”（田全金2 0 14:17 4）追求自明性和必然性的理性思维在“傲慢地”忽视了个体的真实体验后，进一步熄灭了自由创造的火花。康德以科学为榜样，裁判形而上学，并强调理性自明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全部现实都被压扁和强行钉在这样一种思维的二维平面上：这种思维的确不容许，也就不包含解围之神”和最高存在物，因此，它把那些带有意外性、自由、创举印记的东西、那些不希望和不寻求消极存在，而是希望和寻求创造性的、不受任何束缚和决定的行动的东西，全都看作最大的荒谬”。（舍斯托夫2 0 0 0：59）因此，舍斯托夫看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展现的看似荒诞而卑微的地下室人用“非理性”的方式对理性自明性所进行的恶毒嘲讽。舍斯托夫强调，在将理性自明性（二二得四）看作是“可恨”的石墙进行“非理性”的嘲弄（吐舌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个人主义名义，通过“地下室人”之口，喊出，“让世界毁灭，只要我还有茶喝”。我们不能以理性自明性为根基的伦理判断来将地下室人这一宣言看作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应该把这一宣言看作是以个人存在的荒谬性对抗全世界的和谐以及种种规则，这正是舍斯托夫所看重的。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认识到早期他所服膺的普遍法则和伦理观念确实是一种廉价的安慰时，便创造了“地下室人”，让他奋起撞墙，开始了被舍斯托夫称为伟大的斗争，并最终走向了悲剧哲学。究竟何为悲剧哲学，舍斯托夫并未作出清晰的定义。他的反理性自明性立场使他通常是以剖析和解构的方式去让思辨哲学的理性自明性不再“自明”。正如在悲剧哲学中，舍斯托夫这样描述道：“当理想主义承受不住现实的压力，当一个人由于命运的意志而面对面地与真正的生活发生冲撞因而突然恐惧地看到所有美丽的先验论都是谎言的时候，不可遏止的怀疑才会控制他，那些旧的空中楼阁里显得相当坚固的墙瞬间倒塌。悲剧的哲学就始于此处。”（舍斯托夫2 0 15:6 0）所谓的思辨理性的自明性，舍斯托夫在后期研究克尔凯郭尔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阐释。他所指的理性自明性是从康德对哲学的明晰性追求开始，到黑格尔处甄于“完美”，自明性就是指“任何人也无权与理性和理性真理进行争辩，并且也无力与之斗争。理性真理就是永恒真理，必须无条件接受47俞航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掌握它们。因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就是斯宾诺莎的nonridere,no lugere,nequedetestari sed iutellj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的一种意译。在永恒真理面前，牲畜和创世主一样要服从”。（舍斯托夫1998:12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年的纪念文章中，舍斯托夫直接以克服自明性（peononeHecaMOOYeBHAHOCTei:KcTOJeTHIO pOKAeHHA Q.M.AocToeBcKoro，192 2）为题，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早年经历而具有第二视觉，即天启的心灵视觉。正是用此第二视觉，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康德所无法看到的东西，看到了康德用理性划定的疆域之外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对克服自明性抱有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二视觉觉醒之后，感到理性以“二二得四”般笃定的自明性形成了一堵将人禁的围墙，并且人类的精神自由被挤压得逐渐室息。舍斯托夫谈道：他知道，古代的神和新的上帝早已被理性排除在任何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外，使之化为纯粹的理念。其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已经在当时书报检查机关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极其庄严地宣告了这一点。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了解以康德和孔德为哲学支柱的西欧文学，虽然他从未读过康德和孔德的书。何况也不需要读。“可能的经验范围”，十九世纪的这个言作为科学思维的最深刻的发现也在我们这里流传，就像万里长城一样挡住了人类的求知欲。康德和孔德所想象的这种“可能的经验”及其“范围”，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是某人新造的监狱大墙。过去的监狱大墙是可怕的，但在大墙后面毕竟还能看见一小片蓝天。而在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这是尽头，一个终点，再也不能向前走了。这堵墙上有但丁的题词：“lasciateognisperanza”。（舍斯托夫2 0 0 9:46 5）虽然舍斯托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读过康德的断言并不准确，但他敏锐地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整体哲学氛围深受康德与孔德的影响。舍斯托夫认为康德为纯粹理性进行辩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坚持为被康德的理性自明所抛弃的个体自由以及非理性残余辩护。当自明的理性之墙仁立面前的时候，康德脱帽致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却坚持个体那“荒谬”的反抗。舍斯托夫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墙”之隐喻是因为他们同样感受到了启蒙理性的机械程序的某种室息感，前者是在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完满起来的哲学体系中，而后者则是在传自法国的乌托邦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中。研究现代性的学者伯曼敏锐地指出，“地下室手记既是激烈击俄罗斯现代化理论家的文，又是伟大的现代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之一。反对一种没有缺陷却令人闷抑的常规程序式现代化。实际上，所有一切都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卓绝的预言家。他对水晶宫的批判性想象说明了，甚至最为夸张地把现代性说成是一种冒险事业，也可能转化成一个阴郁的标志，象征着现代性只是一个常规程序。”（伯曼2003:326)舍斯托夫一再追问，理性究竟是不是自明的，理性究竟有没有权力自主地裁判而无须向任何人做出解释？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追问。俄国研究者斯洛伯扎宁对此指出，“舍斯托夫以荒诞信仰为名，使理性与人道主义蒙羞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无论如何不会将悲剧性化简为某个确定生活阶段的苦涩，他看得更深人，并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意在自然律和社会律之墙前屈服(CJ060kaHWH 2017:36)三、理性自明性在伦理领域是否同样适用？正如前文指出，康德的伦理学是自律伦理学，48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同样贯穿了理性原则。那么具有自明性的道德律令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简单说来就是，为了保证道德律令的自明性，康德强调了理性的道德法则是占首要地位的，高于道德情感。在康德看来，道德心理有两种，即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前者是首要的，是行为动机的第一源头。康德认为，道德行为遵循的道德理性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自明性。道德情感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本能的、自发的道德情感；二是对道德法则和绝对律令的敬畏之情。它们都属于感性领域，是不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所以，康德在伦理领域也强调纯粹性和普遍性，这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在伦理领域，舍斯托夫同样不同意康德的理性自明式的傲慢，因为他始终把人的生存与超验领域的更高存在相联系，而西方哲学传统则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最高存在挤压出哲学领域。在伦理领域，舍斯托夫再次对康德的理性自明性发动了“攻击”，指出，康德维护道德律令的纯粹性，使道德动机脱离一切其他意愿，这导致了对人的完整生命的否定。舍斯托夫谈论犯罪问题和善与恶的彼岸问题（悲剧哲学），并再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汇合。舍斯托夫在谈论伦理问题的时候，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起分析对比，进一步质疑康德的自律伦理学。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麦克白之所以决意不杀邓肯，并非因为邓肯是国王，而是因为不愿意破坏自已内心的安宁。麦克白并不是认为邓肯是和他一样的人而不杀他，而是因为一旦杀了邓肯，麦克白就会成为杀人犯，就会违背了“不可杀人”的戒律。舍斯托夫认为，这是傲慢的理性的胜利，是对绝对律令的赞扬。从抽象理性原则出发，康德看不到犯罪的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死亡，看到的是“犯罪意志”，人因此变成了概念、范畴。舍斯托夫认为，通过对麦克白谋杀邓肯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莎士比亚对“什么是罪”有新的探讨，而这种探讨在伦理层面不同于康德基于理性自明性的自律伦理学。康德的哲学由于过于强调抽象范畴，因而犯罪者也被纳人了他的范畴系统之中，被条分缕析地安置在框架中。莎士比亚却揭露出犯罪者复杂的心态。麦克白在杀人之前，视和仇恨“恶”。即便在杀人之后，他对“恶”依然是憎恨的，但他自已已经成为“恶”的牺牲品，成为杀人犯。舍斯托夫认为，莎士比亚是站在麦克白这边的，即使麦克白成为“恶意志”的牺牲品，但成为牺牲品之后的麦克白同样成为反抗“绝对律令”的伟大斗士，而这正是这部作品悲剧性的来源。“麦克白随着悲剧的发展不光不让步，不光不在品德高尚的作者面前低下他那有罪的头颅，反而从此弄懂或是想到，无论如何，心灵的法官是不会宽恕他的，从那一击的那一刻起，他就变得越来越凶狠拧了。而麦克白的凶狠并未引起莎士比亚对非法之徒的仇恨，相反，在这位诗人看来，他的凶狠是自然而又公正的反应，是反抗绝对律令 那没有节制的、居然敢于为了一击 之故而把一个人绝罚的苛求。”（田全金2 0 14：16 5-16 6）徐凤林指出，“恶意志”，即绝对律令，在莎士比亚看来，并不是人生命中无法理解之物，而是一种虚构，是人们戴在自己身边危险人物脸上的可怕的面具。莎士比亚并不是将犯罪者犯罪归结于我们无法捉摸的、高高在上的“恶意志”，而是人类的欲望与善良意愿的冲突。（徐凤林2 0 13:7 0)在舍斯托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莎士比亚的地方是他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之后所表现出的隐含作者立场。从创造了“地下室人”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勇敢地以个人的荒谬对抗铁板般的秩序和傲慢的理性，因而其此后的文学作品的关注点，从“被悔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逐渐转移至“犯罪者”。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创作的论文论犯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表现的一种理论，即将人类分为“平凡的人”与“不平凡49俞航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舍斯托夫认为，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罪犯精神上的伟大，又不敢说出自已真实的想法，因而创造了各式各样情境来反对它。（舍斯托夫2 0 0 4：3 3 7）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中索尼娅的宗教救赎，还是小说结尾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觉醒，与前面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个人命运的荒谬性这一力量相较而言，都是作者对自已真实看法遮遮掩掩的表现。舍斯托夫甚至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很多正面人物都是作家为了掩饰自已内心的“地下室人”而造出来的虚幻，例如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是一个可怜的影子，是一种空虚的理念。而作者本人在小说中不断进行的“布道”在“站在善与恶的彼岸的罪人”面前显得空虚而苍白。因此，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有其伟大的一面，但他因为无法与早年的理想主义情怀完全割舍，而不如莎士比亚。（田全金2 0 14:16 6）“莎士比亚在探讨哲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布道。作为哲学形象，麦克白和拉斯科尔尼科夫都是以个人存在的荒谬性反抗绝对律令的必然性，都必遭失败。作为悲剧形象，麦克白的抗争也远胜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妥协、屈服。”（田全金2 0 14:166)康德承认，人类存在着探寻那种理性无法解释的物自体的欲求，但是物自体不是理性认识的目标，而是信仰的目标。（康德2 0 0 4：2 2）他为理性统辖的世界划定了疆域，隔绝了超验信仰，其目的在于建立牢固可靠的真知识。因此，凡是宗教信仰以及想要涵盖信仰问题的旧形而上学都被拒绝在理性的王国之外。而且理性在知识的范围之内一旦“僧越”，就会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此即他那著名的“二律背反”。科学知识领域尚可接受理性的统治，伦理领域是否可以这样呢？舍斯托夫显然并不同意。舍斯托夫认为，康德实际上是以理性原则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就意味着受外部必然性的统治，这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人物列别杰夫之口道出的“铁的统治”。苏联哲学家格拉索夫克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文学语言和形象，把康德的二律背反看作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唯一的杀手，即魔鬼。“在康德的二律背反里，在那哲学的戈尔戈涅斯生活的遥远的秘密庇护所里，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魔鬼杀手找到了避难所，而他是杀死老卡拉马佐夫的唯一凶手。”（ToJIocoBKep1963：3 4）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与宗教哲学家的舍斯托夫，在道德领域与康德所产生的分歧，正是在理性自明的局限以及道德行为的根基上。俄国学者康托尔对此分析道，“舍斯托夫不会接受康德式的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正是在这本书中，康德描绘了人类本性中的原初恶。但舍斯托夫并不害怕，为了防御，他与最初的恶人结盟，并说让世界毁灭，只要我有茶喝”。（KaHTop2016:119）舍斯托夫厌倦处于善与恶的此端的布道，认为这些都是理性的高墙之中虚假的安慰，正因如此，他才“冲向”那些在绝望的深渊中以非理性的方式呼告的哲人。四、舍斯托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歧晚年舍斯托夫转向克尔凯郭尔，此时舍斯托夫的哲学既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同时也是一种宗教哲学。他在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的序言中，谈论了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理解原罪和论述思辨与启示的真理时的思想亲和性。他指出，两位思想家都生活在黑格尔哲学主宰着欧洲思想界的时代。黑格尔继承自康德，用等同于人类意识的内在上帝（animmanentGod）取代了超验上帝（t r a n s c e n d e n t G o d）。“一切宗教尤其是绝对宗教一黑格尔就是这样称呼基督教的一一用圣像给一人启示的东西，不比思维的精神自己看到的存在本质更完善。”（舍斯托夫1998：12 2）然而，与黑格尔不同，克尔凯郭尔反对那种试图使信仰理性化和50川H业JLLHL2024年第1期中国俄语教学简单化的企图，在他看来，信仰上帝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借着“非此即彼”（either/or）的观点，克尔凯郭尔回应了黑格尔试图调和对立观念的“既此又彼”（both and）的综合理想。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在互相排斥的选项中选择是生活的内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选择选择如何终极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一一决定了人的一生及其生命的意义。（安德森2 0 14：11）而他的“非此即彼”也成为日后存在主义的信条与口号。在这样的语境中，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冲破自明性“石墙”表现了一以贯之的赞同时，舍斯托夫逐渐开始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年思想。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处于“光明时期”，热衷于进行他并不擅长且全无创见性的政治寓言，竟然开始寻求起“理性”的庇护了。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作家日记中的预言行为富于强盗意味，一味地宣扬取和“俄罗斯至上”的沙文主义。早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里，寻求福音书的帮助，是为了摆脱理性主义的统治，而现在，他为了保住自已晚年“光明的生活”，开始需要理性的证明。舍斯托夫说道：“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那种远非偶然的情况，即他说教恰巧正逢他一生中最光明时期。过去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无处栖身的穷人安家乐业了，甚至有了财产（妻子的积蓄）。不久前，命运把他驱人地下室并可能永久禁于此，现在好像是从来也没现实存在的陈旧不堪的幻影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已生命的晚年所写的著作（不仅是作家日记，而且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在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去这方面尚有价值。”（舍斯托夫1998:51-52)笔者在此试图给这种分歧提供三种可能的原因。首先，时代原因。舍斯托夫不止一次指出过，过去的稳定性明确性已经被“历中”永远地吞噬了，现代人只能去回忆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舍斯托夫所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极权主义初露端倪，这与现代性发展中对秩序的追求不可分割，启蒙现代性的发展已经开始威胁个体宝贵的自由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在分析现代性之时，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现代性无论是在文化的规划还是社会的规划上，其实质都是建立在对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上。在启蒙理性的作用下，启蒙现代性逐渐转化为对统一、秩序、绝对和永恒的迷恋（鲍曼2 0 11：2 5）。换言之，现代性就是一种对秩序的追求，对绝对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它反对任何矛盾、差异和混乱。所以，从本质上看，启蒙现代性是拒绝差异、拒绝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确实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也预见到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的后果。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扎米亚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处于俄国现代性发端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预料到历史的后续走向。“扎米亚金的反乌托邦，天才地设想了钢铁与玻璃建造摩天大厦、镶嵌玻璃的拱廊建筑，以此再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在扎米亚金水晶宫般的世界里，支配性的主题是冰，象征着现代性 正在冻结，变成了固态的、吞噬生命的各种形式。”（舍斯托夫1998：3 2 6）而舍斯托夫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曾回到基辅，但随后又流亡海外，直到去世。“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权力之后，舍斯托夫对用非理性主义相对理性主义的欲望并非消失，而是获得了神话的和形而上学的深度。雅科文科（AKOBeHKo）认为，他最初对生活的乐观被悲观所代替，并最终走向地下室人的绝对自我中。”（(KaHTop 2016:125)。第二，思想体系原因。作为2 0 世纪初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宗教问题上舍斯托夫是以存在主义个体对抗生命的“荒诞性”角度为基本出发点的，51俞航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而群体性力量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往往是对立的“假想敌”。相较于舍斯托夫，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更接近斯拉夫派，强调具有斯拉夫派特色的“聚合性”（co6opHocTb）。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东正教徒，因此舍斯托夫从东正教与新教的不同之处责备陀氏，“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了东正教。为什么不抓住基督教？这是因为基督教不为那些有房屋、家庭、财产、荣耀和祖国的人。基督说过，扔掉一切，随我来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过孤独的生活，他想成为同时代安居乐业的人们的先知”。（舍斯托夫1998：52）看起来这种指责比较严苛，但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思想体系中对群体性力量的不同评价使两位思想家在面对启蒙现代性的机械程序时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故而造成了两人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某种意义上，舍斯托夫混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popoyecTBo）与预测（n p e A c k a s a H M e）。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预测有时确实显得没有价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预言天赋，无论是转折时期的“地下室人”，还是晚年对佐西玛长老宗教思想与阿廖沙灵性实践的刻画，都不应该被低估。正如康托尔所言，“舍斯托夫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的天赋（n a p），将预言与预测相混淆。预言家是上帝的使者，向世人宣告他们离上帝的契约有多远”。（K a H T o p 2 0 16:119）舍斯托夫在理性和理想主义（H n e a M 3 M）的善中看到了人类自由最可怕的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基督教要求个人的自由和责任，但是舍斯托夫却想舍弃个体所担负的对群体的责任。然而，在此问题上，舍斯托夫失之偏颇，因为自由和责任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却极为看重这种对群体的责任。第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俄罗斯民族性话语建构功能角度也可以对之作出解释。“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式建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的（m o d e r n）想象形式，形成于人类意识进人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变化。第一个条件是人类在认识论上脱离了神圣的、层级的旧世界观，才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第二个条件是，报纸、小说、文字印刷等社会结构上的新因素出现，进一步促进了人群的共同认知，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安德森2 0 13：8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斯拉夫“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时代。在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注重承担起用文学创作为斯拉夫民族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职责，这也使他的作家日记有时候看起来观点过于鲜明直白，甚至时而成为官方意志的传声筒。但是，这事实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地将上层贵族、同人民分离的知识分子，与底层百姓、俄罗斯土地重新联系的尝试分不开。而且，他更多宣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看重作为一种内在纽带的斯拉夫文化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因此，“作家日记应该被看作是民族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外国势力和真正的土地的、普通百姓的、不顾西方对俄罗斯文化殖民而仍然保存了文化精髓的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对抗之象征性的再现”。（St u c h e b r u k h o v 2 0 0 6:8-9）舍斯托夫使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性思想展开哲学思辨辩之时，俄罗斯文学已经不再具备以上历史责任，因而舍斯托夫未曾关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思想在想象民族共同体之时的作用。五、结语舍斯托夫是2 0 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人物。他从俄罗斯文学中广泛地汲取了营养，并以之推进其522024年中国俄语教学第1期一生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如以信仰克服理性自明性，以悲剧哲学代替希望哲学，以存在哲学代替思辨辩哲学。与他晚年的研究重点克尔凯郭尔一样，舍斯托夫的哲学思想属于现代的哲学思想，存在反对传统古典哲学的倾向。他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的自由的学说，但古典哲学却用理性为基础的严密体系建筑了一堵石墙挡在人争取自由的道路之上。虽然舍斯托夫从未直接思考过现代性问题，但他的哲学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即一种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合理化、工具化现象，与其文化的尤其是审美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舍斯托夫在面对现代性合理化、工具化、僵化的一面时，转向了原初的信仰：约伯那种毫无根据的、超越于理性论证之上的信仰。在倾听了几个世纪理性的声音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旷野呼告”。在舍斯托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上，可以说后者是前者一生哲学生涯的精神养分，但前者的态度又是复杂的。俄国学者拉绍夫总结认为，“第一，舍斯托夫采取了丰富详实的文本分析法。他用最丰富的材料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转化的过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信仰断裂的寻找，与舍斯托夫对超验的渴望和胆量产生共鸣。正因如此，舍斯托夫对这位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与他个人对减轻形而上的拯救的渴求相关。第二，舍斯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复杂的，混杂着对他天才的承认和对他预言激情的批评”。（JIa IO B2 0 0 9:12 6）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地下室人”那种以个体生存的荒诞体验对抗“二二得四”石墙般的自明性，是舍斯托夫最看重的。但是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转向了对集体信仰和集体共同体的承担，这又是舍斯托夫所批评的。舍斯托夫将之归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个人晚年的光明与稳定生活的维护，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显得过于严苛。并且，舍斯托夫的宗教信仰强调个人的虔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强调集体的聚合，这是两位哲人在思想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注释1.这里同样可以联想到韦伯著名的“铁笼”和福柯笔下充斥着冷酷权力的“监狱群岛”，这些比喻都是对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层面的描述。此类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离不开理性力量的支持。被韦伯视为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内在根基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精心策划和仔细盘算。2.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前期处于希望哲学，宣扬人道精神，关注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站在善与恶的此岸；后期处于绝望哲学，关注罪犯与犯罪者，站在善与恶的彼岸。参考文献1 Stuchebrukhov O.A.The Nation as Invisible Protagonistin Dickens and Dostoevsky,Uncovering Hidden Social ForcesWithin the TextM.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6.2 KaHTOpB.K.IIIecTOB TpaKTyeTocToeBCKOro,HJIH OrpHuaHHe TeoHHenJ/HocToeBcKHi:MaTepHabI HHcceoBaHue,2016,Ne 21,cTp.108-128.3 KaHTop B.K.IlecTOB W IocToeBCKHi?J/Bonpochpwocopm,2016,Ne11,cTp.119-124.4 ToJIOcoBKep.3.ocToeBCKWi KaHT.Pa3MbIIIeHHHITaTeJI Ha pOMaHOM EpaTb KapaMa3OBI I TpaKTaTOM KaHTaKpHTHka HHcToro pa3yMaM.CII6.:H3aTeJbcTBo AkaeMHHayk CCCP,1963.5 JIaOB B.B.JIeB IlecTOB H QeOp ocTOeBCKHiJ/AHamTHka KylbrypoJorH,2009,Ne15,cTp.126-139.6 CJo6oKaHHH A.B.TBopyecKHi yTb Q.M.ocToeBckoro B paboTax:H.A.EepseBa H JI.H.IlecToBaJJ/IyMaHHTapHbIe BeOMocTH TIIIY WM.JI.H.ToJICToro,2017,Ne 1,CTp.33-38.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吴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3（责任编辑：张冰）俞航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8方珊，舍斯托夫的启示 A；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 M，方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9甘培聪，道德律自明性的根源：早期市民阶层的理性激情一一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律令自明性的批判 ，道德与文明，2 0 14年第4期，12 2-12 9页。10列夫舍斯托夫，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 M，田全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5年。11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 M，徐凤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0 年。12列夫舍斯托夫，克服自明性一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诞辰纪念 A；弗谢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C，徐振亚、娄自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9年。13列夫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 M，张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14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M，杨渝东、史华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11年。16田全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4年。17苏珊李安德森，克尔凯郭尔 M，翟旭彤译，北京，中华书局，2 0 14年。18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19 徐凤林，对道德理性的存在哲学反思 ，哲学动态，2 0 13 年第9期，6 5-7 0 页。Q.M.JOCTOeBCKHi B IepeOCMbICJeHHE“caMOOYeBHIHOCTHJIbBaIllecTOBalOuXaHAHHOTaIHH:KaK MbICJIHTeJI C O6IIHM HaIHOHaJIbHbIMAyxoM c ocToeBcKHM,pyccKHi HJIocod Cepe6psHoro BekaJeB IecTOB,peoTOJeBan paMOHaJbHyrO caMOOHeBHIHOcTb,cdopMupoBaBIyroca B guoxy pycckoro IIpocBeeHug XVIIIBeKa,HacJIeIOBaI y ocToeBcKOrO IeHHoe HacJIeIcTBO-IepeocMbIcIeHHe coBpeMeHHocTH,OTpaKaeMoe B TBopecTBaIOcJeIHerO.IIlecTOB6bII 3aHHTepecoBaH B 3THyecKHxIpo6IeMaxH cHTaI,yTO 3THKeKaHTaO6 aBTOHOMHHHeoBeyeckoro pasyMa HenocTaToyHo peIeHHy BpocanO6pa H 3JIa,HOTOMy YTO OHO HCKIIOYaeT TpaHCHeHIeHTHbIiaCIeKT.B cBI3H C 3TIM,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