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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南都迎立福王的权力斗争考辨王天翼 姚 瑞 摘要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明朝的残余势力在中国南方拥立新皇，建立了弘光政权，史称南明。本文就南明史料中记载出入较大的几个问题近行考据与辨析，尽可能清晰地迏原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过程。作者：王天翼，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姚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引言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其死讯传到南京后，明朝的残余势力在留都南京联合起来，从藩王之中拥立起了一个新的皇帝，建立了弘光政权，史称南明。有关史料中，对迎立过程中部分事宜的记载出入极大，十分混乱，今人著作对此事的描述也各有侧重，故本文综合考据史料，力图尽可能清晰简明地还原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过程。当前有关弘光政权迎立过程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翦伯赞南明史略主要将南都迎立争议分为两派。认为忠贞分子如史可法、姜曰广等人主张立贤，拥戴潞王监国；以马士英为首的奸佞分子，借口序伦，主张迎立福王，以邀拥立之功。谢国桢南明史略论述了南都东林党姜曰广、张慎言、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潞王，而马士英在以计稳住南方东林一派时，拉拢了北方官军和南方内侍，迫使东林党承认福王在南京监国。孙文良、李治亭的明清战争史略也将立君问题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东林党人，有吕大器、姜曰广、张慎言、钱谦益等，另一派则是以马士英为首的阉党，指出马士英企图立福以便于自己掌握朝政，因此勾结刘孔昭和江北四镇武将，没有听从史可法意见而最终拥立福王这一事实。美国学者司徒琳的南明史没有详细划分派别，而是叙述了迎立潞王的一种观点，认为南方的大臣们更多企图争夺定策之功，而北方军阀联盟迎立了福王，从而使双方迅速达成了一致。南炳文南明史记载此事时未详细说明北方军镇和南方士人在迎立问题上的交涉，而是直接表明南都欲立潞，北方欲立福，因此北方直接发兵迫使南都接受。顾诚的南明史对于南都继承纷争的论述最为详细，著作点出了史料记载上的混乱，认为南都有着迎潞和迎福两派，而最终马士英勾结了一部分人私自迎立福王，使南方群臣被迫接受。029史话中国以上记载迎立弘光过程的著作各有所侧重，但是仍有迎立时的一些问题亟待考证。二、南都迎立前的新君人选明灭亡前夕，北京局势危急，南京作为留都，已经做好接收南迁帝室的准备，而北京方面也早在北京被攻陷前就已经议论过南迁之事。在京城被攻破之时，北京城内讹传皇帝已经“南幸”的消息。在南方得知北京城破后，也有着“云先帝已北来，有见之天津”及“上已航海而南”的消息。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前期的准备还是近期的讹传，南京的官员以及时人普遍认为崇祯帝会来南京，并做好了迎接崇祯帝的准备，结果等来的是其驾崩的消息。这出乎南京官员意料，现在皇帝已死，国不可一日无主，大臣们不得不仓促拥立一名新的皇帝。崇祯帝的三个孩子在北京城破时就被李自成所擒，后在乱军之中不知所终，即使是后来出现的“伪太子”，也与初期的迎立一事无关了。皇上已死，太子诸王也下落不明，此时国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期，时间紧迫，南京大臣们只能从藩王之中挑选出一位合适的人选，先继承监国之位。按照继承权优先顺序来分，摆在南京的大臣们面前的可选藩王有以下几位：第一位是福王朱由崧，其父是老福王朱常洵，万历帝第三子，是当年争国本一事万历帝欲册立为太子的人。朱由崧是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弟，藩地在河南洛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城后，老福王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只身一人逃出，时在淮安避难。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拥有最优先的继承权。第二位是瑞王朱常浩，万历帝第五子，是光宗朱常洛的弟弟，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的叔叔，拥有第二继承权，藩地在陕西汉中。为躲避陕西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而南逃，时在四川重庆。第三位和第四位，是万历帝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和万历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同样是光宗的弟弟、天启帝和崇祯帝的叔叔。惠王封地在湖北荆州，崇祯末年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赶到了桂王的封地湖南衡州，但是旋即又因战火和桂王一齐南逃，这时这二人皆在广西梧州。最后是潞王朱常淓，其父是老潞王朱翊镠，穆宗的两个儿子之一，万历帝的同母兄弟，是光宗的堂兄弟、熹宗和思宗的堂叔。其封地在河南卫辉，福王逃难时曾依靠过他一段时间，农民起义军东进后，这二人一起东逃，当时和福王一样在淮安。以上就是大臣们可以选择拥立的藩王，按照继承顺序和离南京距离的远近，福王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潞王也在淮安，这就给了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一些人机会，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想迎立潞王，与主张迎立福王的人针锋相对，导致了南明初期争立一事的发生。三、南都的派系与博弈很多史料对南都动向的记载，大都显示南方普遍支持潞王：“南京诸大臣闻030变，仓卒议立君，未有所属；而王与潞王以避贼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潞王讳常淓，穆宗之后，有贤名。大臣意多在潞王。”“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当时的南京应该压倒性地支持潞王即位，实则不然。史料中的这种现象是当时东林一派在南京为潞王四处活动造势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在接到崇祯帝已死的消息时，南都的大臣与士人们按照迎立的对象划分为了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主张迎立潞王朱常淓的迎潞派，由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复社士人组成。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要大于主张迎福的南都人士。他们的立场主要基于三点，首先是潞王当时“慈易有声”“贤明当立”的美名。第二，当时第一继承人福王朱由崧名声似乎不好，而且其他三个有继承权的藩王到达南京路途遥远，潞王自然就成为最佳人选。潞王朱常淓是朱翊镠的儿子，而朱翊镠又是万历帝朱翊钧的兄弟，所以其也有一定的继承权。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初争国本及三案之事时，东林支持的是光宗朱常洛。如果此时迎接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即位，显然会对东林一派造成不利影响：“以福王立，恐修衅三案也。”因此这些人动员起来，开始四处游说造势，企图迎立潞王为帝。讽刺的是，当初东林党争国本时就是因伦序而维护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如今却因自己的党派利益违背这一原则，以贤明为由放弃福王去迎立潞王。南都派系的另一派是以姜曰广等人为代表的大臣和士人，他们担心迎接潞王会出现伦序上的谬误，即使不立福王，也应当先考虑瑞王、桂王、惠王，然后再考虑潞王。一是出于天下可能将会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既然能立一个关系较远的人，那么迎立其他人有何不可？二是担心一些人可能会因潞王的伦序排位在后为由，挑起事端。姜 曰 广 是 迎 立 一 事 极 为 关 键 的 人物，不少史籍记载姜曰广支持迎潞，表示对福王昏庸的担忧，如“时潞王慈易有声，曰广移书凤阳巡抚马士英，略见立贤大意”“会南都议立君姜曰广等曰：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为然”等。但是，姜曰广的过江七事载：“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曰广曰：神宗皇帝圣子神孙，济济具在也。四十八载之深仁，何负于天下，而轻持其座，别与图功耶？恐天下有起而议其后者矣！拥潞者闻之大哗。”对于过江七事的作者为何人向来有争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南明史略、翦伯赞南明史略、司徒琳南明史等皆注为陈贞慧所作。而顾诚在其南明史中对过江七事的作者进行了考辨，并提出了三条证据，而今人学者徐志强在姜曰广研究中也支持顾诚的观点，又提出了两条证据。在此再提出一条相关证据，有关南都迎立一事的史料大都将姜曰广记载为迎潞派的主要人物，而在过江七事中则首载姜曰广主张迎福的不同意见，而直接与姜曰广有过面对面交流的祁彪佳也在其日记中记载姜曰广支持立福王，若是局外不知原委过程之人所作，怎会写出与普遍说法相左的记031史话中国载？因此过江七事应为姜曰广所作无疑。且有祁忠敏公日记可与其对照：“二十九日，早，谒孝陵，即入朝阳门。先晤姜燕及，云定议之时，勋贵詈及文臣，且有以不欲迎福藩疑姜者；盖云东林诸公曾因争并封、争梃击，有宿憾也。然燕及云：我辈享神宗四十八年太平之福，今不立其子而谁立乎？”明季南略三垣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姜曰广在自著的书中就表明是始终主张迎接福王的，另外综合以上史料来看，有一部分人对迎立潞王表示怀疑，主张迎立福王，这些人虽少但不是没有，可见姜曰广应是迎福派无疑。为何不少史籍记载姜曰广主张迎立潞王？在过江七事中，姜曰广一开始是支持福王的，而且在迎立的过程中一直表现出对迎立潞王的担忧，随着南北两方的商议，姜曰广表现出了默许的倾向。综合后来有关姜曰广支持迎潞的记载，可推断姜曰广等人与迎潞派达成了妥协，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紧急时期，姜曰广等迎福派人士决定抛下分歧，将最后的定夺权交予最有话语权的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以至于后人将其作为迎潞派人士看待。史可法时任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是南京六部大臣中最有权力的。时人说“南枢史可法实司拥立事”，说明他在拥立皇帝这一事上有着很大权力，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态度在诸多史料中的记载不一，有的史料未记载史可法的意见，有些记载史可法认为福王不可立、支持潞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谓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有的记载他支持潞王：“（史可法）至意专卫辉。”而有的记载却说，对于马士英那封表示支持迎潞的信，他仅仅是“列名而已”，只是同意南都大臣的看法。史料中史可法的态度有很大出入，但从记载的混乱就足以表明当时史可法对于定夺的态度应该是不明确的。对于钱谦益等人有着明确立潞态度的人而言，他的态度最多只是“然之”而已，不能说完全支持，而对于迎立福王也没有明确的态度，究其原因如下：第一，史可法本人与东林关系密切，他本人是“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的学生。对于东林的游说显然不会无动于衷。第二，当时马士英坐拥强兵，挟持着江北四镇，“势甚张”，加之一部分人认为迎立之事应该“属主兵者”，因此江北武臣的意见显然是史可法不得不考虑的一点。第三，除了东林迎潞派，南都也有其他想要迎立福王的人，史可法迟迟不定夺，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达成一个统一的目标。第四，史可法本人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明确的表态。在此事上，由于史可法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因而丧失了难得的主动权，这也为后来马士英攻击史可法等人留下了隐患，加之后来史可法在江北四镇抗清的失败，被后人批评为“道邻（史可法）为和事老人，专务调停”。这些事都表明史可法这个人在关键事情上优柔寡断，总是企图让各方都满意。综上几点原因，史可法在整个南都的迎立过程中一直都保持中立，借此协调各方意见。所以当南都达成妥协后，史可法就开始与北方沟通，将南方迎潞的建议传032达给北方，尽力拉拢，试图使掌握兵权的马士英支持以自己为代表的南都大臣的意见，但是后来的事实显然证明，这样做是错误的。四、江北的态势与福王的拥立崇祯帝死时，长江以北盘踞着不少武将势力，他们得知崇祯帝已死的消息后，不敢擅自行动，一些人给淮扬巡抚路振飞写信询问下一步的行动：“高杰、刘泽清移书路振飞，问所奉。振飞云：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开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部议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纳，必且互争，自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事矣！”可见江北武将也知晓私立藩王的不妥和南北意见相歧的严重后果，因此不敢擅自行动。这时马士英正在总督凤阳，掌握着北方的大部分势力，但是他也不敢轻易行动，因为他清楚南方的官僚士绅在拥立一事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所以他和史可法保持接触，试探南都的动向，又派人前往南都，假意释放他友善的信号。他因此知悉了南都官员的软弱，加之等到了南都官员对于福王不可立的来信，于是决定将此作为把柄，在史可法还在犹豫之时抓住机会，率领江北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军队，迎着福王来到了南京。马士英自己在外收买军队，又在南京内部收买了李沾、勋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等人。当南京大臣听说马士英带着军队迎立福王，尚猝不及防且逡巡不决时，这几人立刻给南都大臣以压力，迫使他们接受。而最终的结果也正如马士英所期待的那样，南京大臣们只能去迎接福王的到来。五、马阮的勾联真相在这里当讨论一个问题，许多史籍都记载了阮大铖在迎立上起到的消极影响，声称阮大铖与马士英在得知崇祯帝死后，密谋迎立福王，但是事实是否如此？记载马士英和阮大铖私下商议拥戴之事的文献不少，如明史永历实录藏山阁集选辑弘光实录钞石匮书后编等。其中石匮书后编记载最为详细：“甲申北变，南都诸大老议立新主。阮大铖深恨东林，欲报复之；与马士英谋曰：东林党人，恨入骨髓；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与东林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为天子，则东林人必杀尽乃已。士英曰：谁与东林为世仇者？大铖曰：向年福王未出藩封，为东林人所排挤摧逼。妖书、梃击种种诬陷，贵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正大位，必报复旧仇，则东林可杀也。”但阮大铖是否曾与马士英当面密谋迎立福王以图陷害南京大臣，此事有待商榷。阮大铖是阉党分子，崇祯时罢官在家。谋图复出之时，探得风声的南京的士人们曾联合起来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的影响下，阮大铖曾迁居城外闭门谢客，不出自宅。此时正值迎立新君的关键时期，南都士人显然会密切注意阮大铖动向。若阮大铖与马士英当面对谈，很难做033史话中国到详细商议，更何况史可法也曾与马士英面对面商讨迎立事宜，马士英军中难免会听到风声。另外，仔细斟酌史料记载，若是马阮二人暗中商榷，怎可能为后人所知晓，显然史料记载与事实有所出入。有史料表明阮大铖曾在迎立时写信给马士英。福王即位后，马士英向弘光帝推荐阮大铖时曾说：“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阮大铖给马士英写信一事是否为真也待商议，当初马士英从宣府罢官赋闲在家之时，与阮大铖交好，后起复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且也有史料表明阮大铖是“冒定策功”，才得以在弘光朝廷启用，所以此事也可能只是马士英为报答阮大铖而捏造的说法。南明史料中记载十分混乱，足以表明时局信息的庞杂。阮大铖得到消息应该不会比南都大臣们早，史料记载南都得到崇祯帝死讯的时间最早的在十七日，而二十六日大臣就妥协同意迎立福王，二十七日福王就已经到达南京了，加上南北两方还要相互讨价还价，再考虑到兵燹之下的交通条件，在这至多十多天的时间和较远的距离下，阮大铖很难与马士英书信来往商议一个如此重大的事件，阮大铖至多能给马士英写一封提示性的书信，让他迎立福王以谋取利益。考察曾经记录过马阮有过阴谋的文献，会发现其作者大都并未直接参与过迎立的过程，此事疑为后来人憎恶马阮对于弘光朝廷的破坏，痛恨福王的昏庸，从而将阮大铖作为导致弘光朝廷覆亡的责任人之一，加入了当初主张迎立福王的人群之中。所以，阮大铖应该没有与马士英面对面交谈，也没有直接参与到马士英有关于迎立福王的决策讨论之中。六、福王的两个面孔在迎立时期，南明史料对福王的描写也有很大的出入。最常见的版本是福王“七不可”。很多史料都见到了“七不可”：“已而北京凶问至，南都诸大臣议立君。惠王、瑞王、桂王道远难致，诸王之在淮上者福王属亲而在邸多不类事；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而另一些史料则完全相反，充满了对福王的正面描写：“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王监国，人心乃定。”“见王乘辇角巾半污旧，手摇白竹扇，有陇亩风，窃心幸之。”“手携可法弘图起之，泣曰：家耻未雪，国仇未报。可法等启请监国，不许，曰：家室多贤，未敢辱及。时侍卫简斥，角巾葛衣，衾枕俱敝。内竖数人，袭布复革，有困顿之色。”也有描写其准备监国之时的景象：“所过民家，俱供香花，纵市人瞻仰，都人以纱灯数百盏来迎，生员、孝廉时有伏谒于道旁，人情欢懽。”历史证明，福王是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弘光朝廷仅存在一年就灭亡了，而为何对他的记载有如此之大的出入？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福王本人的经历让其多了几分平民色彩。老福王被农民军处死后，他只身一人跑到了怀庆依034靠潞王，随后又跟潞王一起跑到了淮安，连崇祯都十分心疼他这位堂弟，亲自挑了宝贝给他。历经磨难的福王也体会到了播迁之苦，参考后来建立了隆武政权的素有贤名的唐王朱聿键也和福王有着相似的经历，不难推断福王自身的经历使其在登基前的形象颇为正面。第二，如果福王在藩时，就有如此之多的恶习，显然平民百姓都会像恨他父亲那样恨之入骨，但在其登基时百姓却都愿来观看，各种瑞象也层出不穷，有如此正面的描写，福王的“七不可”疑为乌有之事。这就不得不考虑东林党在此事上的消极作用，东林一派为了给迎立潞王造势，就必须要对福王进行抹黑，无论福王是否真的在藩时“七不可”，这个说法显然在东林的运动之下被当时的人们所熟知了，加之福王在登基后十分昏庸，这与“七不可”的说法不谋而合，所以后人接受了这个说法。于是便出现了史料之中这样看似矛盾的记载，然而，至少在迎立时期，福王可能并不像“七不可”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七、迎立过程还原综合以上史料，真正的南都迎立的过程应该如下：南都大臣们做好了迎接崇祯帝来南京的准备，但是得到了崇祯帝已死的消息。太子诸王下落不明，大臣们只能从现有的藩王之中挑选一位监国。此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迎立潞王，他们以东林党为代表。当初东林一派拼死守护朱常洛的太子位，如果此时迎立福王，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会招致对争国本一事的清算。这一派受到了南都大部分官员士绅的支持；一少部分南都士绅主张迎立福王。他们担心立潞王有违伦序，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应该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伦理迎立福王，但是国事当头，他们暂时与迎立潞王的人达成了妥协。妥协之后，他们想要由此时在南方最有话语权的史可法定夺，但史可法的态度也不明朗，无法做出定夺，加之南方官员惧怕江北的大兵，于是史可法就开始与马士英接触，希望马士英能够作为军队势力的调解人给予南方迎立潞王以支持。盘踞在北方的将领在一开始未敢轻易移动，他们在等待南方的定夺，也顾虑南方士绅的势力。而此时马士英看到了福王昏庸这一可乘之机，首先试探性地将福王迎接到了淮上，想就此打听南方的动向，看到了史可法等人的书信后，又抓住了南都大臣们的把柄，加之其与福王的沟通，使他更加坚定了拥立福王的决心。他拉拢了江北四镇，又在南京方面提前拉拢了李沾、刘孔昭、韩赞周等人，自顾自地领兵迎着福王到了南京，以武力胁迫南方官员就范。而在南方的诸臣显然没有准备，加之自己的不坚定，所以只能迎立福王，建立起了弘光朝廷。以上应该是整个南都迎立基本情况。此事将有明一代固有的自私自利、权力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把明朝的固有问题延续到了明亡之后。南都迎立之事成为后来党争倾轧的工具，而在迎立过程中的混乱和消极结果，最终也给弘光朝廷的短祚埋下了种子。035史话中国参考文献1翦伯赞.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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