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_孙伟 (1).pdf

大革命失败后，因“城市中心论”导致全国革命形势总体处于低潮，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蓬勃发展，故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给予了高度关注。铁一般的事实表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的典范，所积累的斗争经验很有必要向其他苏区大力推行，尤其对一些正处于探索革命道路起步阶段或遭遇挫折的地区，更具有相当的指引意义。因此，在党中央的支持与推广下，井冈山斗争经验在国内各大苏区广泛迅速流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也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一、东固与井冈山斗争的紧密联系井冈山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是在国际、国内大时代背景下孕育、发展的，它对中国各地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亦受到了很多苏区不同程度的启示与帮助。比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均创建于1927年，两者之间很早就建立了紧密联系，实现了彼此联络、互通有无。事实证明，东固对井冈山道路的凝炼与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井冈山斗争经验，反过来又助推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1929年1月中旬，朱毛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在强敌紧追下，虽然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办法，但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比较艰难，直到大柏地战斗取胜才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P55）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崇山峻岭，地势险要。1927年2月，这里就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建立革命武装，后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红二团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孙伟（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摘要：井冈山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它对中国各地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亦受到了很多苏区不同程度的启示与帮助，比如井冈山与东固革命根据地之间很早就建立了紧密联系。随着有关井冈山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上海，党中央越来越认可井冈山斗争经验，并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为此多次召朱、毛来上海汇报工作。党中央一旦获知了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正确性和普适性，就在高度重视与充分认可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向相关省份、苏区大力推广与传播。关键词：党中央；井冈山斗争经验；东固；认可；推广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301003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02408收稿日期：2022-09-1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井冈山道路的远播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BDJ068）。作者简介：孙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井冈山斗争史研究。第44卷第1期2023年1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44 No 1Jan 2023人，五百支枪。红四团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2（P13）从1928年初开始，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两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并争取毛泽东、朱德对东固开展根据地斗争的指导。据刘岱回忆，在东固领导人的吩咐下，“1928年初开始，我随东固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和另一名战士曾先后三次送信上井冈山给毛主席，并且每次都取了回信带回东固”3（P267），时间分别是1928年初春、农历六月、农历十月。1929年2月17日，红四军抵达东固，同江两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毛泽东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2月22日，在东固螺坑石古坵河坝上，举行了会师大会。毛泽东表扬了红二、四团的勇敢战斗精神，称“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还说道：“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终于联结起来了，最终要联结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朱德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朱毛，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也成了朱毛了！”4（P117）会后，红四军派毛泽覃、谢维俊等一批干部到红二、四团工作，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拨给二百支枪以加强红二、四团的武器装备。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及一部分子弹、衣物，红四军的经费、弹药得到了补给，还妥善安置了李天柱、陈东日等伤病员。红四军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后，到东固才获得难得的休整机会。粟裕说道：“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5（P83）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6（P17）因此，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后来，井冈山在国民党军队的强力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向赣南转移。这样，救援井冈山的原定计划无法实现。2月中下旬，一直围追的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1（P55）。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东固根据地自创立后，就与井冈山根据地互成犄角之势，陈毅誉之为“东井冈”，又因特点鲜明，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根据地。东固会师，使得双方的斗争经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一方面，东固的秘密割据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毛泽东向东固根据地领导人及红二、四团领导人等，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政权建设的经验，红四军的建军原则等；详细传达和讲解了党的六大决议案精神，并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等作了明确指示，这给东固根据地军政干部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红四军留下一批富有经验的干部并安置了300多名伤病员，他们带来了红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井冈山的丰富经验，并使之深深扎根。此后，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军队建设方面，为了培养政治和军事干部，创办了东固教导队，陈东日任队长。从军队和地方选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入队学习，每期两个月，学军事、政治和文化，每天三操两讲，有学员100多人。东固教导队后发展为红军学校第三分校。1929年5月召开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加强了领导力量。6月初成立了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两团行动，李文林任书记兼政委，鄢日新任总指挥，并对红二、四团进行整训，加强了红二、四团党组织建设，团建党委、连有支部，健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加强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提高政治、军事素质。在东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实行土地分配。革命委员会通过各群众团体，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大造声势，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根孙 伟：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25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据兴国土地法，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和公共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7月开始，8月完成。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土地肥瘦，分甲乙丙三等拉平。本区乡内的人民，不分性别，自3岁以上，均为一个人口，按人口平分，口号是“搭匀来”，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推动了红色政权的建设。10月，在东固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军事、社会保险、教育四部和土地、人民审判委员会，各乡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11月召开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东固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并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屏障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4（P17-21）井冈山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关系，正是井冈山与外界沟通的典型，互相交流、经验共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两股革命洪流汇聚一处，共同促成了中央苏区的辉煌。二、党中央多次召朱、毛来上海随着有关井冈山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传到上海，党中央越来越认可井冈山斗争经验，并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一个特别的表现是，从1929至1930年间，党中央多次来信，要求毛泽东与朱德离开队伍到上海汇报工作。这要从中央的“二月来信”说起。1929年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就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作出指示。信中党中央认为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命令红四军进行分兵，另一方面要求毛泽东与朱德立即前往上海党中央。“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于是，给出了两个理由：“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所以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另外，“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机械地执行要很活的运用）”7（P37）。可见，中央拟调毛泽东、朱德来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他们介绍一年多来如何领导一万多工农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再将其经验推广至全国各苏区。当然，速来中央的前提下，还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来沪方案。得知朱毛部队可能正在湘粤赣边境活动，中央于1929年2月16日给广东省委去信，重申此前的态度，希望其找到朱毛并共同商定来沪的安全办法。“朱毛本人即刻离开部队，来到中央，至于出来的办法，可由兄方斟酌实际情形，并派人与朱毛本人商议，讨论一个适合环境的安全的具体方法。”8（P108）然而，广东省委没有与红四军接上头。“二月七日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两日后，毛泽东召集红四军前委会议，并在当日复信中央。信中指出中央要求红四军分散的做法，之前曾多次尝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至于朱毛的去留，“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9（P54-57）。毛泽东表示服从决定的同时，希望中央能派刘伯承、恽代英来替代朱毛工作，而且从福建到江西赣南苏区的路线很安全，随时欢迎中央派人来了解情况。264月7日，中央在没收到4月5日回信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去信一封。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故对“二月来信”中要求分兵的指示做了一些调整，同时对于朱毛的态度，也做了一定的变通。一方面，中央原则上仍坚持朱毛二人需要来上海，并让他们选好替代自己的干部，以保证工作不受影响。“封信上，我们润之、玉阶两同志出来，到现在在原则上我们仍然继续这一个意见。不，你们两人若立刻出来，自然对于工作是有妨碍的。但是我们仍为在原则上你们应当努力多造军队中的干部，注意军队中指挥人才的训练。润之、玉阶应当积极的准备代替自己的干部，使自己一旦走后而工作不受影响，这希望润之、玉阶以及全体前委同志特别注意的。”10（P138-139）另一方面，实在二人因故不能前来，也可改派一合适的人前来详细汇报工作并就相关疑惑进行充分的讨论，然后再回到红四军工作。“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了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去工作。因为中央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形也觉得有许多不完全明了，你们一定有许多需要与中央讨论的问题，你们若能派一个得力同志前来，这是中央所非常盼望的。”10（P139）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于6月1日致信中央，该信由福建省委转呈，7月11日到中央。其中写道：“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7（P686）。毛泽东指出红四军目前急需人才，并再次表态，朱毛二人随时可以去上海，不过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于6月12日举行会议，暂未收到6月1日回信，主要讨论的是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11（P276）在此，中央不再强求毛泽东、朱德来上海，但必须派一位得力的干部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于是，红四军委派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1930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中，旧事重提，花了较大篇幅再次谈到了毛泽东来上海党中央的事情。起因是，“中央好久没有接到你们的详细报告，感觉到很困难的来具体指示你们，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如突飞猛进，红军更成为决定这一高潮的主要动力，党对红军的策略任务无疑的要有一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严重意义，我们认为不是中央一纸指示信可以收全部效力的。故中央近来筹备召集一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12（P173）。对于这次会议，中央希望“对四军特别指定毛泽东同志来出席。迄至今日，毛同志还未到沪，不知迭次调毛同志出来的信是否收到，或者毛同志业已动身，或是因事牵制不能出来。中央认为此次毛同志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因为这一行不但对四军以及三、五军可以帮助中央充分解决其一切问题，即对全国苏代亦必然得到许多贡献。而且苏代（业改期）万一过期，毛同志亦必须出来一次”“总前委的书记，毛同志来沪后，由三军前委书记中推定一人代理，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形决定”12（P173-174）。中央要求毛泽东这次务必来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帮助中央全面了解红三、四、五军的情况，并可在会上交流经验。因毛泽东不能离开红四军，所以红四军前委委派熊寿祺参会，提交报告、交流经验。综上所述，党中央非常希望毛泽东、朱德能来一趟上海，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红四军影响越来越大的高度肯定，他能当面详细汇报与总结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另外，是执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指示：“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要调毛泽东离开红军，“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孙 伟：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27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13（P184）。还有就是出于对他的关爱，因为毛泽东在1929年6月曾评价自己“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想让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段时间。9（P75）只不过，毛泽东后来恢复了健康，加上红四军内部争论的解决，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三、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广泛传播党中央一旦获知了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正确性和普适性，就在高度重视与充分认可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向相关省份、苏区大力推广与传播。如利用地下交通线传递和巡视员赴各地巡视的机会，下达或转发党的相关文件；通过党的相关刊物刊发有关报道；召开相关会议予以传达等。（一）对各省的影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红军前期主要活跃于湘赣边界，所以直接推动了湖南、江西两省的工农运动发展，后期亦转战至闽西、粤北等地，亦影响和辐射到福建、广东两省。除了朱毛红军的直接带动外，党中央更不断站在全国乃至世界革命的高度，围绕如何支持与配合朱毛红军、学习井冈山斗争经验等问题，对这几个省进行了有效指导。由于这些省份的苏区数量较多、区域较集中，故进一步推动了诸省的苏维埃运动。党中央得知井冈山斗争的消息后，一直在努力通过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转给朱毛红军指示，与此同时，也会结合井冈山斗争等相关事宜，在给湖南省委、江西省委的信中不断予以指导，以推动湖南、江西两省的革命斗争。当然，信息的上传与下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中央于1928年7月22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写道，“省委在两个月中的工作，确有相当的成绩”，如指导朱毛部队，“并经过巡视员传达了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指示”，纠正了一些错误，“中央很相信中央巡视员和省委此时期确在努力的工作，并且工作的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14（P592）。中央认为，“省委对朱毛部队的指示，大体没有毛病，中央在六月间有一长信致朱毛转前敌全体同志，不知已否达到，现再寄来一份望即转达，中央那封信的内容，仍然可用，省委须参照。至于他们的根据地，中央那封信也认为罗霄山脉一区域有群众的斗争并且易守难攻，可以为之根据而造成割据局面”14（P596）。对于湘赣特委的隶属关系这样写道：“现在中央可批准茶陵攸县酃县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的湘赣边界特委及其组织。并批准受湘省委指挥，但同时须与赣省委发生关系”14（P596）。对于朱毛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央强调“至他们的行动应向赣西或向湘南，抑向湘东发展则要看环境情形而决定，但中央在原则上有以下的意见：第一在任何时候要注意深入边界特委范围内的土地革命。第二尽可能帮助湘东土地革命的深人，第三湘赣两省委要注意赣南湘南的发展免使边界和湘东孤立，同时朱毛亦要注意予以帮助”14（P596）。既要注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又要兼顾湘南、赣南、湘东等地的发展，以配合朱毛红军及其长远斗争的需要。1929年4月24日，中央给福建省委去信，其中大篇幅提到了该如何正确利用、对待和宣传朱毛红军的影响。首先，指出蒋冯、粤桂等军阀战争是我们工作发展的有利客观条件，同时“在福建还有更大的便利，就是朱毛的影响。单靠朱毛的力量，当然不能取得福建的政权，但是因朱毛来到福建，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更易为扩大，更易为深入群众，这是我们决不可以轻易放过的机会”10（P177）。其次，强调要通过闽西苏维埃运动的恢复，以推动全省工作的开展。“闽西各县农民群众受朱毛的影响，必然要起来猛烈的斗争，所以有计划的去领导，恢复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等”10（P178），中央要求福建省委特别注意一个重要原则，即“恢复闽西苏埃区域的目的是在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来推动全省的工作，决不可以恢复闽西苏维埃区做目的而放弃全省的工作”10（P179）。最后，在开展全省（特别是闽西）工作中应克服的一些不正确现象。其一，等待朱毛的心理。厦门、漳州等地因接近于闽西，更易受朱毛闽西斗争28的影响，群众的情绪必然更活跃些，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鼓动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做，可以使群众发生等待朱毛而不自己起来斗争，那么，这一时期过去以后群众的情绪又要复归于消沉”10（P178）。其二，依赖朱毛的心理。“要告诉各地党部特别注意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推翻豪绅统治，解除民团武装，决不要到处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如果这样，必然养成群众依赖朱毛的心理，朱毛一去，一切斗争又成泡影，那是最不好的现象。”10（P179）应极力扩充闽西地方红军及赤卫队，“使朱毛去后，仍能相当的保存这些区域的政权”10（P180）。其三，对朱毛的不正确宣传。“省委新印发的政治通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朱毛的宣传只是一些军事胜利的消息，没有一点政治的宣传。这样对一般群众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对朱毛的宣传，主要是宣传他们怎样发展工农组织，领导工农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扫除苛捐杂税，保障贫苦小资产阶级利益以及一般群众对他们如何的欢迎，如何的拥护等等。”10（P181）中央指示福建省委，不能坐等朱毛红军再次入闽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依托福建客观优势条件的同时有效发挥自身的主观力量。这些指示无疑将大大提升福建省委的认知水平与行动能力，为此中央还要求贯彻落实及反馈，“省委接到中央此信以后，必须加以详细讨论，然后决定具体的工作。并将讨论的结论寄到中央，以便审查指示”10（P183）。（二）对各根据地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15（P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这十三块根据地，无一例外地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曾列举的“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16（P554），都是富有特色又遵循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模式。其中，朱毛式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最具代表性，后在中共中央的高度推崇下，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广泛、持久、深远的影响。井冈山四周毗邻的根据地，如赣南、闽西、东固、湘赣等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直接受到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熏陶；而在一些距离较远的苏区，如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陕甘等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事实证明，这种影响力是由近及远、由内到外的，而且更像一个道路开拓者的角色。在贺龙、周逸群等人的领导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很大，部队发展成为红二军团。另外，“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17（P421），因特色鲜明被毛泽东誉为“贺龙式”。湘鄂西苏区除了自己的创造与摸索外，还受益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朱毛红军的经验。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了一封信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这是迄今井冈山的经验传到湘鄂西苏区的最早一份历史文献。该信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指示，如暴动问题、游击战争、红军训练、发展的区域、派遣军事人才等。该信在谈到游击队中党的组织问题及训练问题时写道：“你们现在在前委之下组织一个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也不是不可以的”13（P16）。接着指出了朱毛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与体会：“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13（P16）。最后建议，“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13（P16）。另外，“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孙 伟：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29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量”13（P17）。在此高度重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做法如出一辙。广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创建的，它的发展也得到了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帮助。可以说，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扬起了朱毛红军熠熠生辉的旗帜。邓小平于1930年1月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红七军的工作。中央将报告与讨论意见一并以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为题发表在3月15日军事通讯第2期。中央于3月2日给红七军前委去信，“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12（P56），其中就多处提到了朱毛红军。首先，红七军的发展前途，“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联络，以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同时应推动当地广大群众起来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强调要“与朱毛红军汇合起来”12（P66），且已另告知朱毛红军予以配合。其次，肯定了红七军的编制方案：“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12（P74）最后，红七军中党的组织工作与政治委员制。“前委是军队中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和党的最高指导机关，前委之下有政治部”，“营以朱、毛那里的经验，并不要设一政治委员，只设直属支部，但要是你们现在觉得感到困难，也可以设一政治委员”，“应加紧健全下层士兵支部的工作，支部以连为单位，应经常建立连支的中心工作”12（P76）。这里要求学习朱毛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党经验。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索陕甘边区的革命道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积极开展了武装起义及兵运工作，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在党中央的宣传与推介下，陕甘边区党组织获悉了井冈山模式，受毛泽东、朱德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启示和鼓舞，也加快了自身武装割据的步伐。习仲勋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文专门纪念了刘志丹的事迹，其中特别谈到了他对于学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热情和贡献。1932年秋，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只有十九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的失败心情很沉重。刘志丹态度真诚坦率地鼓励他，“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还说道：“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8（P559）刘志丹的话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习仲勋认为，刘志丹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不仅是从书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同志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他都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18（P559）。后来，在刘志丹的嘱托和帮助下，习仲勋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青年踊跃参军。当时，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该文最后评价：“志丹同志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18（P570）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像严寒过后的一股春风，吹拂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许多根据地，既为这些苏区树立了革命的标杆，又为它们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增强了信心与动力。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表达崇敬之情，甚至还直接以“井冈山”命名。如江西东固被称为“东井冈”，母瑞山被誉为30参考文献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东固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4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M.内部发行，1989.5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毅诗词集：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8肖邮华.井冈山斗争史料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综合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1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海南的井冈山”，瑞安的五云山被称为“浙南井冈山”等。而被称为“小井冈”的也有不少地方，如湖北大冶市南山村、北京密云大岭村等。当然，许多苏区之间既是相互策应、相互支持，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井冈山斗争经验向各地传播和推广时，东固等一些地区的做法也会给朱毛红军以一定的启发与帮助。结语井冈山及朱毛红军之所以能在全国产生重大、持久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的认可。井冈山鲜活的经验，从斗争实践中来，经过中共中央的梳理、归纳、总结后，约从1929年开始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宣传与推广，又回到斗争实际中去检验。这样循环往复，井冈山的经验日益成熟，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各地对于指示中的井冈山经验，接受之余并结合本地的优势或特点，不断创新斗争的方式方法。全国苏区一盘棋，苏区军民齐努力。以井冈山道路为代表，全国各地共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井冈山斗争历时两年零四个月，以1929年1月为界，之前的经验主要面对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创建、经营与保护根据地为主；此后的经验主要围绕朱毛红军转战，侧重军事斗争、拓展根据地为主。因此，井冈山的经验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动态、开放、扩散的。以中共中央为中心，井冈山的经验不断辐射至全国各地，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吸收之后源源不断反馈到党中央，中央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及各地的经验与反馈再向朱毛红军作出新指示或调整。于是，三方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信息磁场，实现了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实践中的同频共振。井冈山已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朱毛红军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而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也对各地有着鼓舞作用。因此，假若否认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普遍指导意义、党中央所发挥的积极推广的主导作用以及各地的特点与主观能动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下转第 54 页）孙 伟：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认可与推广31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曲青山.“四个伟大”的由来及其相互关系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11-08.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韩庆祥.“四个伟大”：新时代行动纲领的基本遵循N.浙江日报，2017-10-20.21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22韩庆祥，张艳涛.论“四个伟大”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4）.2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N.人民日报，2019-09-04.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Recogni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Experience of struggle inJinggangshanSUN Wei（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Abstract：The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was not isolated.While it brought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volution all over China,the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was also inspired and helped by other Soviet areas.For example,close ties had been establishedbetween Jinggangshan and the Donggurevolutionary base for a long time.With variousnews about Jinggangshan continuouslyreached to Shanghai,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e experience of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paid closeattention to the Red Army led by Zhu De and Mao Zedong,and then,invited Zhu De and Mao Zedong to Shanghai to reporttheir work several times.Realizing that the experience of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was right and universal,the CPC CentralCommitteespared no effort to spread it to other provinces and Soviet areas.Key words：CPC Central Committee;Experience of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Donggu;Recognition;Popularization（责任编辑：江毓君）（上接第 31 页）The Creative Logic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Four GreatnessWANG Yong-bin（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Abstract：In the hundred years struggle,the CPC gradually formed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great dream,great struggle,great project and great cause(Four greatness).These thoughtsare not only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Chinese Communists,butalso the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based o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oughts reflect theParty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Its better foru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se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from theglobal vie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ound changes of the world,the country and the party,and from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Key words：F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