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语言_形态句法—形态语义的关系与组构(比喻)_索菲亚·普萨拉.pdf

60|城市设计 2022 4摘 要作为空间句法的一个关键概念，空间组构是通过建筑与语言的类比而建立的，居住环境的文化模式类似于我们在说话和写作中使用的语言规则1。然而，尽管有这种类比，空间句法寻求“自主的描述权”，并尽可能地将语言上的干预降到最低，认为语言在分析和设计中是一个不适当的工具。因此，语言对我们空间体验的组织能力没有被包括在空间句法的范畴之内，同样也没有被包括在设计的范畴之内，而建筑和语言之间的形态学协同作用仍然没有得到探索。本文通过4条主线来讨论建筑和语言的关系：a.语言在社会生活和设计中的意义；b.分析希利尔（Hillier）和汉斯（Hanson）在空间的社会逻辑2中提出的解释性体系，形成空间句法研究中所使用的解释性概念结构；c.通过物体与物质的本质区分3、解释分析类目的来源，以便将空间句法从分析理论扩展到设计理论；d.以建筑与象征性语言的类比为工具，对实例进行分析。基于赫耶姆斯列夫（Hjelmslev）4的语言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就像所有有组织内容的系统一样，“非话语技术”1依赖于形态句法和形态语义的关系。建筑物和城市不仅构成了社会空间，而且也构成了社会的概念、话语和语义结构。AbstractSpatial configuration,a key concept in space syntax,is founded on an analogy of architecture with language,arguing that the cultural patterns of inhabitation are similar to linguistic rules we us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Yet,in spite of this analogy,space syntax seeks descriptive autonomy with minimum linguistic intervention,deeming language an insufficient tool in analysis and design.As a result,the powers of language to organize our spatial experience stay outside the purview of space syntax,as does design,while the morphological synergie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 remain unexplored.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 through four main lines of inquiry.a.the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in social life and design;b.an analysis of the hermeneutic system proposed by Hillier and Hanson in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interpretive concepts used in space syntax research;c.the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and substance,explaining where categories of analysis derive from in order to expand space syntax from an analytic theory to a theory of design;d.an analysis of examples using the analogy of architecture with figurative language as a tool.Building on Hjelmslevs theory of language,the paper argues that like all systems organizing content,the non-discursive technique rests on both morphosyntactic and morphosemantic relations.Buildings and cities con-stitute not only the socio-spatial,but also the conceptual,discursive and semantic fabric of society.关键词：结构；建筑；语言；句法；语义；形态句法；形态语义Keords：Configuration;Architecture;Language;Syntax;Semantics;Morphosyntactic;Morphosemantic索菲亚普萨拉（教授，伦敦大学学院）Sophia PSARRA,Professor,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参考文献引用格式：索菲亚普萨拉.建筑与语言：形态句法形态语义的关系与组构(比喻)J.城市设计,2022(4):60-79.Psarra S.Architecture and language:Morphosyntactic-morphosemantic relations and(con)figuration J.Urban Design,2022(4):60-79.通信作者：Sophia Psarra；E-mail:s.psarraucl.ac.uk。建筑与语言：形态句法形态语义的关系与组构(比喻)ArchitectureandLanguage:Morphosyntactic-MorphosemanticRelationsand(Con)figuration王 维 译 TranslatedbyWeiWang索菲亚普萨拉SophiaPsarra译者 王维（规划师，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Translator Wei Wang,Urban Planner,CAUPD Beijing Planning&Design Consultants Ltd理论THEORYDOI:10.16513/j.urbandesign.2022.04.00361 理论|1 研究背景在所有的事物中，特别是建筑，都存在两个要点，即被赋予意义的事物和赋予意义的事物。被赋予意义的事物是我们讨论的主体；赋予意义的事物就是按照科学原理所进行的解释阐明。因此，自称为建筑师的人需要同时精通于这两个方面5。维特鲁威（Vitruvius）,第一卷在空间是机器中，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1提出了基于组构概念的建筑分析理论。基于建筑与语言的理论类比，组构被定义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定义文化居住空间的空间特性与我们在说话和写作中使用的语言规则，或者是我们在“思考”时产生的无意识机制类似。对于建筑来说，组构从非话语性的知识上升到论述性的比较思维，目的是为了进行创新。对希利尔来说，分析性理论是“建筑自主性和创造性创新的必然结果”，它提供了对“外部强加的限制性保护，这些限制用意识形态代替了建筑的创造性”。尽管将建筑与语言进行了类比，空间句法选择通过最小的语言干预来实现描述性自主，其目的是让建筑能够自主“说话”，而不是去代表它说话。因此，语言的形态学是否是建筑形态学的一个有用工具，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探索。至于建筑创意性，发展至今 50 多年来仍然不在空间句法的范畴内，切断了其与设计理论和实践的联系。这些不足是由于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困难而导致的。第一，由于空间句法与知识的科学范式相一致，将分析的可验证性置于设计的主观价值和创意性质之上6。第二，它突出了建筑空间的组织结构，而不是空间的概念排序。第三，该方法被用来测试建筑空间和设计的功效，而不是促进设计的产生和创造。通过强调工具性的目的，空间句法意味着将社会、机构和人工制品定义为纯粹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而不是文化性和象征性，背离了空间句法最初的理论，也不是其创始人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只要简单翻阅空间句法的基础书籍空间的社会逻辑2，就能够发现从简单的分析概念到复杂的理论思想，社会空间关系是通过包含空间单位（凸空间、轴线）的“词典”、句法（关系）以及一系列承载社会内容（标签）的类别体系来描述的。空间属性被认为体现了其自身的结构意义，但使得它们变得有意义的方式则是通过使相应的社会关系、制度关系和专业关系保持一致来实现。这些类别不仅在空间上和社会上被格式化，而且在概念上和语义上也会被定义。在捕捉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最小的语言干预是否足够？空间句法是否不受描述、分类和解释的语言和语义策略影响？在分析性描述和设计中，语言学的概念和语义模型如何能补充空间模型？我将通过 4 个方面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a.语言在社会生活和设计中的意义；b.分析空间的社会逻辑中提出的“解释性框架”2，即作者用来定义空间和意义的总体结构；c.类物体和类物质范畴之间的本质区别3，定义了分析的范畴可以从哪里衍生出来，以便将空间句法从分析理论扩展到设计理论；d.利用建筑与象征性语言的类比对实例进行分析。本项研究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从我们如何理解建筑作为一项基于规则的活动，扩大那些决定和限制空间句法的概念；第二，讨论人工制品的概念逻辑和句法逻辑，这些逻辑既适用于分析性的描述，也适用于设计的制订。在赫耶姆斯列夫4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就像所有有组织内容的系统一样，“不可言表的技术”1依赖于形态句法和形态语义的关系。仅仅是对组构的非话语性描述就限制了空间句法的思想发展，使得建筑物和城市仅仅能够作为社会空间而存在，却不能作为社会的概念、话语性和语义性结构存在。2 为什么语言很重要2.1 建筑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就像每种社会实践一样，建筑也有其语言组成部分，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交流手段。语言对建筑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构成了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们能否获得委托项目取决于他们在语言上的说服能力；他们如何使用语言和多媒体来构建和交流他们的想法；他们使用语言资源和分类方案的方式，精确详尽地整合和传递专业知识7。语言资源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设计大纲，通过标记、区分和归类提供功能性的种类和数量。因此，学习专业语言和有效使用语言，与掌握整个建筑工艺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不仅是指建筑生产中使用的专业或非专业术语，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牵涉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产生和再生产，包括试图通过政策和设计来改变这些看法的本质。社会制度的分类是由文化意识形态决定的，文化意识形态界定了社会类别之间的界限。这些界限在空间上被表现出来，这在利用建筑作为规则实践媒介的制度背景下尤其明显，这些制度通过空间实践的形式嵌入权力、管理和知识的各个方面8。在建筑物和简报文件中最突出的分类是对空间、功能和人员的分类，这就表明这样的分类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性的。例如，威廉斯塔克（William Stark）的格拉斯哥的疯人院中对精神病人按照性别、社会阶层和诊断结果进行分类，这种分类也反映在建筑的空间组织中7。就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学实验室等机构而言，建筑与语言的互动关系体现在这些机构的空间排布中，使用了记录在文本、标签、目录和清单中的分类方法，并反映出知识的社会构建（医学、信息、艺术、理论、科学）。这种互动关系一般被称为语用学，定义了建筑产生的语言和社会背景7,9。2.2 认知关系就像所有的知识体系一样，语言本身就是思想和意义的来源。语言对现实进行了组织分类和归类9，塑造了环境和我们对环境的反应。语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方式之一是通过换位参考，将不存在于人的感性领域的空间、物体和经验进行排序，并将事情传达到远方。例如，人们可以描述一个房间里的家具布置，并使其他人有可能理解这种描述，而不需要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用“约翰的书在全国的每家书店都有”这句话来证明人类语言既抽象又具体的独特能力。约翰的书是一本书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约翰的书的印刷本构成了一个一般的对象类别，分布在许多书店里。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特定的东西是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或一个图书62|城市设计 2022 4馆的空间区域来识别的。另一方面，约翰的书在每家书店里，指的是一类实体，它们在空间上并没有被整合到一个地方。在空间的社会逻辑中，语言通过换位参考指明特定性和普遍性的能力，凸显了跨空间和空间实体之间的区别。对于希利尔和汉斯来说，这种区别来自于空间在语言中出现的方式。跨空间类别是一个独立于空间认识的概念范畴。它是一个集合。例如，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被总结为“不考虑位置的时空指示性”的复合实体2，尽管他们可以与空间分别相吻合。另一方面，一个空间实体依赖于空间整合的某种性质，即它可以通过具有特定位置的空间规则来识别。建筑不是一种语言现象，但与图纸和其他类型的文件一样，它依赖于语言，特别是在设计生成过程中，元素和关系被命名、分类、排序甚至丢失。语言范畴和概念关系不仅体现在设计的组织策略中，也体现在我们谈论（和书写）建筑的方式中。在这里，我引用了阿德里安傅迪（Adrian Forty）的研究，即建筑是一个由 3 部分组成的系统：建筑、它的形象（照片或图画）和它得到的评价（来自建筑师、客户或评论家）。正如傅迪所解释的那样，即使建筑不是一种语言，也不会降低语言对于理解建筑的价值。相反，由于建筑学在 15 和 16 世纪作为一门自由艺术出现，并从技艺艺术中分离出来后，就沿着一种认识论的传统发展；这种认识论是话语性的，不仅通过空间，而且通过语言建立知识体系。2.3 类比与比喻的关系前文提到的思考是指建筑与语言之间的互动和认知关系。此外，类比关系也是存在的，自 17 世纪以来，它对建筑师和理论家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在建筑话语中使用语言类比有一系列的目的：说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将组构建筑的元素看作是组构文本的辞藻；刻画建筑的风格，好像建筑就是诗歌；描述建筑的历史起源，它与语言一样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延续；把建筑作品看作是文本，把建筑看作白话语言，以建筑作为交流讨论的媒介；将建筑与书籍或叙述相比较10。语言类比的一些典型例子是夸特雷米尔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将历史遗迹比作图书馆，作为公共铭文或人类的记录；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理论将艺术探索与语言学理论联系起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强调建筑和所有生活艺术都在讲述故事。这种语言类比在 20 世纪受到现代主义的强烈批评，其主张建筑应该被理解为自主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成立五周年之际（1934 年），MoMA 的创始人小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Jr.）表达了他的二元论，一方面是以文字为媒介对艺术的理性理解，另一方面是基于观众与物体之间无媒介接触的对艺术的直接体验。“关于艺术的文字提供了理解事物的秘密途径，可能有助于解释技巧，消除偏见，澄清关系，表达顺序，乃至消除习惯性的怨恨。”但正确的理解方式则是应该通过对艺术作品本身的体验去感受11。虽然艺术不能通过文字来阅读，但巴尔用类似文字的实体来构建分类和现代艺术的叙事，其基础是两股潮流，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章节空间依次串联起来12-13。建筑还受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的影响，即“通过情感变化所得到的感受与通过语言所得到的感受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10。希利尔和汉斯3将建筑定义为形态语言，一个意义产生于模式本身或其句法的系统，而不是建筑与自然语言的外在关联，或“错误的符号语言”2。希利尔将这种类比描述为弱类比2，与结构主义和符号语言所采用的强类比相反，结构主义认为建筑与语言是同源的，或者说建筑就是语言。弱类比最具有特点的表达是组构的概念，其被定义为局部变化影响全局模式的结构化条件。这与索绪尔（Saussure）14对语言的理解产生了共鸣。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差异在于区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能力。语言本身并不是一组预先设定好的符号，只需要从它们的意义和排列方式来开展研究，相反，语言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术语系统，其中每个术语的价值完全来自于与其他术语的同时存在1。然而，语言中的关系不仅仅涉及句子中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的顺序（组合关系），还涉及将每个词与语义环境中其他潜在但未出现的词语联系起来的关联法则，如在“太阳”的语义环境中才有“月亮和星星”（类比关系）。拉科夫（Lakoff）和约翰生（Johnson）的研究15表明，语言中出现的隐喻是概念性比喻映射的实际表现。雅各布森（Jacobson）和黑尔（Hale）16 认为，隐喻和转喻是语言和交流的两个基本轴心。隐喻表现在以替代和相似为基础的类比维度，转喻表现在以语境和邻接为基础的组合维度。这些维度定义了语言的一个关键属性，即鼓励把一件事看成另一件事，并激发一种不确定性的感觉，这是意义的基础。语言不是直接的，而是隐喻和“模棱两可的”10。如果建筑在语法、语义和语用学的层面上与语言有认知、互动和类比的关系，那么在这些关系中，我们应该加上为修辞、创作和设计目的而使用的比喻性语言，这样，元素、它们的语法和语义则可以获得多种感觉，就像思想中的隐喻和转喻映射那样。恰恰由于语言在模棱两可中茁壮成长的能力，使它对于要求定量精确性和描述自主性的空间句法来说，成为了不可靠的媒介。这也是空间句法用于解释说明的方法，求助于内部空间关系，而不是依赖社会、经济和语言力量、语义或设计中关于建构的概念模式。在对空间语法会议出版物的分析中，我们展示了这一领域使用的语言能够被后天产生概念网络所代表，也就是说，抽象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地、逐步地发展并相互关联的17。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探讨了空间的社会逻辑中提出的这种语言的先天结构。也就是说，语言最初是由理论推导，而不是经验探索形成的。3 解译空间的社会逻辑为了探索空间的社会逻辑中使用的概念语言，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模型来支持。路易赫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4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型。自然语言进行表达时，一般通过两个彼此关联的层次或方面：其中一个被称为“表达形式”的表达面，另一个被称为“表达内容”的内容面（图 1）。两个方面都可以细分为形式、物质和一个由语言组织搭建的不成型的连续体。对于自然语言来说，表达形式由音韵系统、词汇和句法规则组成。另一方面，“表达内容”体系则代表了我们可以表达的一系列概念及其结构。通过具体的话语而产生表达上的可能性，我们产生的表达内容就像文本中使用的词语一样。63 理论|在阐述“表达形式”时，语言从人类声音通过连续发声所能形成的音韵，选择了一个特定的音韵子集，并排除了其他不属于该语言的声音9。为了使说话的声音变得有意义，所说的词汇必须有与之相关的意义。“内容连续体”代表了我们可以谈论或思考的一切，就像宇宙一样，那是我们语言所代表的物质或精神现实。然而，每一种语言都以其特定的方式，通过一种内容形式，组织着我们谈论或思考现实的方式。举个例子来解释内容形式是如何塑造：世界的话，就像是颜色从浅到深或从红到紫的系统排列；我们使用属、种、科等概念来对动物王国进行分类；我们使用语义对立的概念方式，如热与冷或单数与复数来形成一对一对的系统组织。建筑中“表达内容”的例子则类似空间组织的虚与实或边界与空间；将建筑结构排序为荷载或是支撑，抑或是墙体与屋顶。我们所说的“内容实体”是指我们赋予作为表达实体的实例而产生的话语所代表的意义。3.1 生成句法空间的社会逻辑中组织内容的模式借鉴了早期使用人工或计算机模拟的所谓“生成句法”的探索（第二章）。这些是“管理规则产生的可能性的组合系统”，并提供了“贯穿全书思想的基础”。句法的生成沿着“对称性不对称性”和“分布性非分布性”这两个基本的两极概念被组织成了矩阵（图 2）。对称性描述了由对象外部形成的句法，而不对称性则是指单个对象或一系列对象包含其他对象，在它们之间形成层次关系的情况。分布性（Distributedeness）是指规则分布在各个对象之间的句法，而非分布性（Non-distributedness）则是指“通过单个单元（对象）包含其他对象而非集合形成的语法”。这些句法被描述为“胶合的”（对称的和分布的）和“捆绑的”（不对称的和非分布的），它们捕捉到了一系列“在一个随机过程中的限制”的两个相反的极点，它们位于相对随机性（局部到全局）和秩序（全局到局部）之间。这些生成句法是用两个标记系统描述的，分别是“基本公式“和“意符系统”。基本公式本质上是以插入语形式（图2中表格下面）表示的树状结构，在语言学中经常用于解释语言中的句子结构18。意符系统是一种图形符号语言，由矩形物体及其递归的二维几何组成（图2）。使用一个词汇（符号）和一个句法（规则）来管理“单数和复数的主语、宾语及其关系”之间的“语言系列差异”，生成句法阐明了赫尔姆斯列夫的“空间的形态语言”的表达形式。然而，正如作者所解释的，生成句法并不涉及“组合结构的纯数学列举，而是人类在组织有效空间时发现的真实策略”。为了这个目的，出入口常被设置在矩形对象上，使它们变成可通行的复杂复合体。因此，这些安排获得的意义不仅与它们的抽象数学句法有关，而且与可居住的空间有关。从本质上讲，表达形式的一面（生成句法）被映射到表达内容的一面（可居住的空间）。除了入口，作者还在生成语法中附加了第二层表达内容，用于给真实世界的情况进行了分类和命名，例如一方面是“宽窄不一的环形居住群”以及传统的街道模式，而另一面是方格网、社会住宅以及安博克拉尔（Ambo Kraal）的非洲式传统民居。3.2 空间社会理论的结构解释体系的组构作者在书中使用的第二种描述方式（后来成为空间句法研究的标准分析模式）涉及离散的空间表示（轴线和凸空间）以及应用于现实世界环境的图论分析措施。标准分析模式下的形态学描述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而进行，构建了一个“解释框架”，在空间的形态单元和社会类别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举例来说，例如，定居点(“X”)中的建筑对应于“居民”范畴，而定居点的外部(“Y”)和定居点内部连续的开放空间系统(“y”)指的是“陌生人”的范畴。一个基本的建筑（“x”）建立了两类空间的区别，即内部的和外部的，通过类比“居民”和“游客”的空间实体而“相互联系”（图3）。居住者是那些控制建筑中的知识及其目的的人，而访客则是那些进入建筑但无法对其进行控制的人。将基本建筑映射到居住者的范畴，将外部空间映射到陌生人的范畴，体现了跨空间社会阶层在形式空间中阶层具化的概念。这种映射类似于语言中的表达形式/内容形式，内部外部的句法通过与居民访客关系相关联而变得有意义，携带着社会内容。在引言中作者解释说，基本的建筑和界面的概念建构了关于最初的想法是如何发展成空间的社会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最初的内部外部/居民访客组扩展到其他对比组，如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长模型短模型、确定性概率性、强弱、浅深、思想观念政治、稳定变化、再生产生产、局部全局、全局局部（图 4)。因此，成对的概念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通过它们在文本不同部分的出现和重复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内涵链，其中一个术语（如空间）被定义为与另一个术语（如跨空间）相对立，每一对都与其他术语和属性保持一致，同时每一对也都解释并进一步明晰了最初的内部外部的二元性。根据上下文，这些配对采用两种方式去指代空间系统和社会系统。一种方式关注内部的跨空间世界，对于群体采用固定的社会分层和权力关系，以此“映射社会思想观念”，而外部的“空间”世界则映射着关注交易的政治。这一区别产生了第二种二元性，反转了之前的映射系统，在社会中通过外部来创造思想观念，而内部结构成了承载思想观念的物质空间（如神殿和宗教建筑）或跨空间团体的总部（行会、集团等）时，颠覆了这种映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希利尔在其他文本中使用了一系列补充的两极概念，如意义和意指19-20，无法言表的与可言表的1，保守的和生成的1,21，前景和背景20,22，将意义或句法置于意指或语义之上，强调空间句法的句法维度。然而，空间的社会逻辑中的配对组织系统依靠的不仅仅是句法领域，即表达形式的一面，而且还依赖内容形式的语义领域，作为重复类比的结构系统，将成对的概念形成一系列的对立组合。将配对的概念组织起来，看起来像格雷马斯（Greimas）记号学方块的图（图 4B），这是结构主义和记号学中用来分析记号间关系的工具。这进一步证实了在一个不强调意指而强化意义的理论中，对语言记号学系统和类比思维的依赖性。在这个类比系统中，一个单元通过类比指代内部世界（建筑物），而与之直接相连的空间则涉及外部世界（城市空间）。这反过来也建立了从此以后空间句法研究的解释学方法。由此，描述空间和社会范畴之间界面的组构特征被认为属于该配对中的任意一方。64|城市设计 2022 4如果说这个框架是在勒内汤姆（Rene Thom）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么从那时起，空间句法的演变就转向了研究空间和社会行为的经验方法，脱离了对跨空间类别和意义的系统性研究。然而，对分类的依赖，空间、物体、活动、人等要素的语言标签以及建立在“表达形式”/“表达内容”这一配对上的解释学模式，仍然活跃在句法研究当中。我并不是说空间句法是一种记号学理论，而是说它并没有摆脱与物体相关的分类类别和语言语义的记号化过程。这些过程与它们所体现的理论、方法、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价值及其影响混合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这未被注意到，也未被充分研究，显示出希利尔所定义的“我们有意识思考的想法”的持久性。4 物体与物质通过优先考虑类别在空间上的结构化，而不是考虑它们在概念和语义上的顺序，空间句法把概念性的社会结构视为既定的风险，同时也切断了建筑在分析方法和生成方法之间的联系。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任何关于概念顺序的方法，无论涉及物质或社会关系，都会遇到语言的挑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建筑空间方式很难像我们的心智去认知实体那样，即很难将空间以命名和排序的方式变成为可识别的对象21。一个环境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第一，通过大小和形状不变的可数对象来进行分类识别，如建筑块、墙、柱子、开口；第二，去描述任意变化大小和形状的多种形态空间。一种寻求将组构性思维与概念性和生成性思维交叉的方法，需要寻找辨别“物体”和“物质”的基石。吉布森（J.J.Gibson）用英语中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别，去解释环境中物体和物质的区别4。前者可以复数，后者则不能，如书和纸。我们说一张纸，但不说一张书。物体可以被计数，但物质不能。然而，在视觉感知中，可数的物体和不可数的物质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每当我们指示一些物理对象时，我们必然也指示某种物质；反之亦然。为了给这些术语划定界限，吉布森使用了生态光学中的表面布局理论。没有可见边缘的表面，是物质，而不是形式或离散的单位。物质和物体都有一个具有可见纹理和颜色的表面，但只有物体有一个持续的形状。物质的明显特征是它的表面纹理和表面颜色，但不是它的表面形状。不是说物质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是无形的，而是说它是多形态的。在吉布森看来，我们如何感知物质、物体以及环境中其他相互关联的特征，这属于普遍性问题，也是一个实验心理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必须进入实验室，设计出测试假设的实验方法。”然而，经验研究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学者在过去 500 年里将建筑和城市环境剖析为元素、形图2/Figure 2生成句法2/Generative Syntaxes图1/Figure 1“表达与内容”的内容面/A plane of content called“expression-content”65 理论|态和功能单元、地块、街区，并将它们排序为类别、规范、运动和风格，包括古典秩序、形式语言或建筑类型等关系系统。组群是具有类似品质、满足相同要求或“满足某种命题功能”的实体群23。因此，它们是由群体成员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来定义的，通过这些关系形成可组合的逻辑结构。前面提到的希利尔和汉斯对特定术语和普遍术语的区分，通过组群定义为由元素和规则组成的空间和概念（跨空间）群体。然而，正如之前所论证的6，在空间句法研究中，跨空间信息及其语义维度仍然是次要的，优先考虑的是组群的空间模式是如何组织的，而不是它们在概念上如何组织。5 形态句法和形态语义的关系借鉴布森对语言的类比，我们可以认为，像名词一样，形态单元被认为是可以通过其组成成员进行分组并分类、计数和排序的实体，比如一类形成柱廊的柱子；或者更高级别一点的，比如地下室、主厅和屋顶；或者次要一点的，比如古典建筑语言中的上梁、柱子和柱基。另一方面，多形态空间并不具体化为可识别的对象或元素类。在以前的研究中6，有人提出，如果一组形态单元组成一个类别，它们的形式属性和组合的范围构成了一种类别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单元的结构属性集合构建了一个类别的句法。简单地说，一种类别的表现形式涉及逻辑结构，而一个类别的句法包括空间组构。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关系，包括空间组构关系都是逻辑的和概念的。然而，空间关系是通过人类在一段时间内的经验性运动和活动而被理解的1,13,24。因此他们与用于明确一种类别中不同成员的概念性关系不同，比如元素“a”与元素“b”相似，因为“a”和“b”具有相同的形状，位于一条轴线的同一侧，或者由类似的材料制成。“一种类别的形式”和“一个类别的句法”不仅仅是一套在空间和时间上管理着形式的安排，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组构上。它们还带着有关社会结构的内容，从有组织的活动到政治信仰和思想观念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调整赫耶姆斯列夫的模型（图 5），把“表达形式”的类别扩大到包括一种“类别的形式和一个类别的句法，把“内容形式“的类别扩大到包括与这两类属性相关的内容。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把表达形式类别称为关系的形态句法类别，囊括了形式和句法，而内容形式类别则是作为形态语义的组织属性。我们可以尝试用威尼斯的例子来解释这两个层面的属性，基于威尼斯的形态学组构，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这两种类型的关系。威尼斯是一个城市环境塑造的典型，它由可识别的元素类别组成，首先是一类岛屿和一类运河。每个岛屿都由一类普通建筑、一类步行小巷、一到两个广场、一到两个教堂和一个或多个著名的建筑，如宫殿或市政建筑组成。根据它们在城市结构中的位置，小巷又分为更多的类型，每个类型都有自己的术语，正如威尼斯地名学所图3/Figure 3最简单的非分布式结构 2（A）；根据赫耶姆斯列夫的模型，将最简单的形态单元转化成语义单元（B）/The simplest non-distributed structure(A);translation of the simplest morphic unit into a semantic unit based on Hjelmslevs model(B)图4/Figure 4空间的社会逻辑中提到的语义对立的配对(A)；空间的社会逻辑第22页（B）/A Pairs of semantically opposed concept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A);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1984),p.22（B）内容形式表达形式连接(A)(B)(A)(B)66|城市设计 2022 4反映的那样（fondamenta,salizada,calle,ruga等）。此外，大多数广场是由类似的城市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在整个城市中重复出现：一座教堂及其配套的钟楼；一座从运河、广场或小巷进入的宫殿；沿着广场的一边、两边或三边的日常建筑；连接广场和水面的台阶；一座或多座连接广场和邻近岛屿的桥梁；一个或多个井盖或公共艺术作品。威尼斯的广场与教堂、宫殿、桥梁、小巷、井盖等一样，都属于同一概念类别，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在每个岛屿的密集建筑结构中，都是成体系的缺乏可达性的公共空间。这些新出现的类别是跨空间的，由元素和关系组成，不考虑空间指标或与其他空间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于大部分的广场都在行人和运河网络的交汇处，并且靠近具有高句法价值的元素23，它们的特点是具有一致的成员概念规则和将它们嵌入整个网络中的一致的组构规则（图 6）。通过它们在所有岛屿中的相同成员要素的重复，广场和它们的元素形成了一个重复性结构的复合编码语言。我们把这套复合组构称为“一类形式”。涉及句法规则组构的一类句法，在空间上将该类元素整合为构型结构，为每个广场提供局部和全局的描述6。这两种类型的一致性反映了威尼斯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发展的城市组织和城市治理。广场的形式表达了岛屿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制度，它们在建筑结构中都有物化的体现，如教堂、贵族阶层（宫殿）、人口的社会性组合（日常建筑）以及社区服务、聚会、取水等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广场句法”阐明了威尼斯从岛屿社区和制度中集体形成，即形成相互联系的中心，将城市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组织起来。在过去针对广场的形态句法特性而编码的社会边界，可以通过一种不仅基于单个广场与整个广场类别的二元对立，而且还基于它们在一个系列中位置的方法来进行解读。在威尼斯边缘的一个广场、连接岛屿的广场和一体化中心的圣马可广场之间，一个类别的形式以一种有序的模式重复出现。从周一到周日，在广场上进行的空间实践也是模式化的。接着是一年中的假期和节庆日，活动在这些日子里有起有落，从邻里空间到主要的公共空间，再延伸到更广泛的空间里。换句话说，广场和它们所组成的元素类别，不仅要在单个广场的局部背景下，从一个元素与另一个元素相邻关系的句法上看，还要从它们与其他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广场概念范式关系上看。广场上的每个单元都以转喻的形式表达着它所在的广场、其他广场的结构以及最宏大的广场（圣马可广场）组构，它是所有广场中最重要和经典的那一个。如果说这种基于编码的重复性语言限制性模式化地定义了广场形式的概念规则，那么广场的句法则进一步将广场类别与空间关系相结合。从本质上讲，如果广场没有这种一致的分布模式，它们仍然会形成一个概念类型，但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而嵌入到空间网络中。这些重复性类图6/Figure 6威尼斯的广场和教堂（顶部）；行人网络（NACH rn)(A）；行 人 和 运 河 网 络 连 接（NACH rn）（B）/Squares and Churches in Venice(top);pedestrian network(NACH rn)(A);pedestrian and canal networks joined(NACH rn)(B)图5/Figure 5调整后的赫耶姆斯列夫模型/The adapted Hjelmslevs model67 理论|比和在网络中一致性分布的观点为单个广场赋予了额外的意义。它还允许在更精细关系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二元对立（如空间和跨空间）是无法捕捉到的26。一个广场只有在它带有这种一致的结构时才会留在广场的类别中，这种结构使得某一局部在空间上和概念上都能勾勒出整体。我们可以用第二个例子仔细观察威尼斯的运河、建筑、桥梁和岛屿之间的连接路径（图7）。为了理解这些元素是如何被结构化的，我们引入一个名义上的城市街区，作为被街道包围的元素区域，在行人网络中定义一个环形路径。环形道路和威尼斯的街区通过渗透到城市结构中，或者在很深的地方，或者在水边的切线上连接岛屿。街区的周边大部分由以下部分组成：a.只有建筑物的正面；b.建筑物和码头的正面；c.只有码头的正面，沿着码头创造出人行道（fondamentae），两边临近运河。威尼斯的基本规则是街区横跨岛屿或岛屿与街区重叠（图 7A-E）。相比之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有一个不同的结构，街区周围的环形路径从不与岛屿相交（图 7F）。在威尼斯，街区的句法（环形路径）总是相同的，而街区的形式则不同。在阿姆斯特丹，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