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_武新军.pdf

126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新潮崛起，创业史的文学史地位曾一度急剧下降：许多学者采用二元对立的阐释方式，批评作品过多受制于主流话语；或采用主流/异质二元的阐释方式，从作品中寻找异质性因素。两种阐释方式都预设了如何看待文学与主流话语的关系、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等重大问题，难免会出现脱离作品而结论先行的偏差。路遥认为柳青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反响的小说艺术家”1，他所依据的是其作品所显示的思想与艺术才能，而不是某些固定的标准。如果能够从观念层面向物质、实践的层面下移，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可能找到重新理解创业史的可能性。既有的创业史研究对柳青的经济学素养重视不够。譬如柳青认为工具改革并非提高劳动效率的唯一途径，农村最繁重的劳动是往地里运粪、往村内运庄稼，因此他们创立并极力推广田间生产点，把饲养室、打粮场和粮仓都放在耕作区中心，可节省三分之一以上劳力、八倍左右畜力2。1955 年他查阅大量中外资料撰写经济学论文，呈送陕西省委书记，主张根据陕北具体条件，种植苹果、蚕桑和牧草。1972 年他又通过胡耀邦、王震把论文寄给周总理3，该文显示出其整合地理、气候、生物、交通、工业与城市发展的思想能力。柳青的经济学素养也呈现于创业史当中：中国农村为什么及怎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主题，活跃借贷、买稻种、进山割竹、科学育苗、粮食统购、耕畜合槽等情节，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及其变化等，都是紧紧围绕土地、劳动力、耕畜、粮食、农具、分配、交换等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及其变化展开的，都共同指向生产方式与人的革命，从而全面深刻揭示出农村历史变革的原因、动力与方向，形成作品的史诗性品格。一相关的历史学研究都注意到，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农村各阶层的矛盾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当时的决策者对这些矛盾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柳青在创业史中对上述问题作出属于自己的回答，提供了很多政策文件、历史论著中所缺乏的历史细节与深入思考。首先，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矛盾，是小说历史叙事的大背景。对这一问题，当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有的主张先工业化后农业合作化，有的主张尽快推进农业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支持。这个分歧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创业史的历史叙述。柳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武新军内容提要 将经济学视角引入创业史研究，结合当时农村基本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创业史的误读，寻找重新阐释的可能性。柳青创业史围绕工业化与合作化、贫农与富裕中农、劳动力与耕畜、粮食与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与分配等几对关系，进行剖析与书写，形成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叙事。创业史在几个方面作出了尝试与探索：典型性与真实性的统一，经济变革与人的发展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融合，理性、直觉与情感协调等。创业史能够将经济书写统摄到美学书写当中，开创了结合经济学视域书写历史变革的文学传统，并由此反思文学新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关键词 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劳动；美学127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青深知工农业协调发展最重要，但这要受制于严峻的现实。当时农业极端落后，耕畜和大农具严重稀缺，农民甚至连小农具都买不起，粮食产量极低。只有农业合作化，开荒、改良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机械耕作等增产措施才易见效。而当时工业基础也极为薄弱，需要农村提供大量粮食、原料、市场和资金。工业支持农业的力量很有限，国家通过农业贷款推广七吋步犁、水车、化肥和农药，但更多的生产资料还需要农业自力更生。农业合作化运动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干部队伍跟不上，郭振山从个人利益出发，相信先搞工业化的理论，埋头发家致富，对领导合作化不积极，天天高谈阔论工业化。他的追随者杨加喜、孙水嘴等，都是私心极重专擅溜须拍马之人，很难胜任领导合作社的工作。韩培生、魏奋等是来自县城的驻社干部，不了解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极可能好心办坏事，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思想，才能摆脱教条主义，真正融入农村并推动农业发展。多数农民的思想也跟不上，梁生宝、韩培生的农业机械化动员，很难说服讲究实际、看重实利的农民：富裕中农对合作化不积极，郭世富坚持单干，想要与合作社一比高低，梁大认为互助合作是啃中农的骨头；贫农也有太多的顾虑，如王瞎子不相信集体化能增产，梁三认为农业机械化是空谈，希望先拿来种地的机器再说；等等。工业化与合作化的矛盾，还表现在城乡人口流动方面：1950 年工厂来招工，响应者很少，1953年则成为时尚，参加招考者非常多，她们已经知道工人挣得多，吃穿住用都比农村好，多数农村闺女不安心农业生产，不愿嫁给农村人。郭振山安排弟弟当工人，因为能往家捎钱，职工家属的房子都换成瓦顶，家家有雨伞、暖水瓶和花布被子。工业发展需要农村青年参与，当然更希望优先录用团员，而卢支书、王亚梅等农村干部则非常担忧优秀青年被抽空，严重影响农村建设，为此县委规定了录用团员的最高比例，国家也发出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改霞一直在纠结应该进工厂还是留在农村，搞不清哪一个是“进步”的，离开农村是否“光荣”。这和上山下乡运动一样，都是工农业发展不够协调的症候。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决定农业合作化不能急于求成。韩培生认为把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需要二三十年，牛刚认为只需二十年。而杨国华（或柳青）则强调其艰巨性：“在整个农村用机器代替牲口，这可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大事啊！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起这个变化，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4。柳青认为农业机械化需要几十年，过急地推进合作化或工业化，都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这是创业史写作所面临的现实生活本身的难题。其次，贫农和富裕中农的矛盾，是小说历史叙事的核心问题。土改后地主被消灭，富农被削弱，农村合作化“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5。柳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认同的，小说聚焦于各级干部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政策理解的分歧展开叙事：县委书记陶宽从文件出发，认为贫雇农缺乏耕畜和农具，没有中农参加，互助合作化运动搞不好，他指责杨国华对中农团结不够，认为梁生宝依靠贫农办社条件不成熟，并想让郭振山挂帅办社，重点争取中农入社。乡长樊富泰则批判贫农互助组，强行要求贫农与中农合作。县委书记杨国华、区委书记王佐民、乡支书卢明昌等都主张从实际出发，认为依靠贫农劳动的劲头和团结的优势，也可以增产粮食，带动中农走合作化道路。硬拉扯富裕中农，难免会出现春组织、夏跨台的现象。富裕中农不愿与贫农互助合作，对集体劳动不积极，以致小说结尾全县试办的第一批农业社：穷、户多、人多、劳力多，土地少、牲口少、车辆更少。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中农占少数，只有个别富裕中农因不得已而入社。柳青更多是从经济学视域思考互助合作运动的，他认为走私有制道路很难创业，大多数农民仅靠勤俭，很难促成经济地位上升。土地和粮食交易混乱无序，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农民能否创业也取决于自身是否擅长经营：杨加喜熟悉朱子家训，靠经营三亩桃园而家业兴旺；梁三创业失败既因命运不济，更因他不如哥哥“心眼灵巧”；世运老二太老实，若非郭世富照应很快会成为贫农，“光有力气，没有心眼，在这你争我夺的世界上，1282023 年第 1 期只有吃苦头的份儿”6。少数人的发家并非劳动的结果：姚士杰父亲发了横财，靠放账和买地起家；郭世富善于送礼巴结，靠转租韩师长的土地慢慢买地致富；梁大替地主偷运大烟打下创业根基，依靠买地成为富裕户。因此，柳青认同只有走合作化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从经济学的视域出发，柳青在创业史中敏锐地呈现出国家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及其家产的影响，揭示由此产生的聚散离合与喜怒哀乐：在土改风暴中，贫农与中农为了自身利益，团结一致斗地主，而富农和富裕中农则胆战心惊相互疏远，姚士杰担心被划为地主，郭世富害怕被划为富农，对郭振山服服帖帖，并主动借粮给贫雇农。土改结束后，国家不再限制土地和粮食买卖，富农和富裕中农都抬起头有说有笑，姚士杰、郭世富不再对郭振山卑躬屈膝，他们共同抵制活跃借贷，联合买稻种，某些贫雇农为借粮而向他们靠拢。在粮食统购运动中，郭振山再次盛气凌人，富农和富裕中农再次相互疏远，而一般中农则发生剧烈分化。柳青认为党建和干部政策有助于巩固集体经济。各地大力整顿富农党员，并重点发展贫雇农党员。郭振山受到党内批评而失去领导权；贫农高增福、冯有万入党，成为推动互助合作的中坚力量。合作社选干部坚持贫雇农路线：任老四成为饲养员，欢喜被培养为会计和农技员，廖树芬成为妇女队长，因为他们是贫农、爱劳动。富裕中农梁生禄则抱怨贫农把持灯塔社，他和郭庆喜会计划会料理，却当不成干部和社务委员。贫农白占魁品行不端，期盼年年土改分浮财，官迷心窍却怎么也当不成干部。最后，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同，面对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柳青更重视个性与人性的开掘。创业史并没有将阶级观念抽象化，并以此来塑造人物形象。富农姚士杰敌视互助合作并非阶级本质使然，而是有其生活和心理逻辑的：土改使他失去土地、权力和地位，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在被孤立和斗争的恐惧中，他与家人互相谅解，家庭和睦。互助合作不断威胁其家业，他的报复心理与日俱增。互助合作受挫他兴高采烈，发展顺利则痛苦绝望。这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是阶级性也是人性。小说里的中农亦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富有人性温度的：郭世富投机奸滑，孙兴发、郭振云坚持单干却喜欢梁生宝，冯有义认同梁生宝的奉献精神，郭庆喜慷慨孝顺好说话，这些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他们拼命劳动，狠心节约，动物般自私，比泥鳅还滑，你很难断定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柳青还从民间角度表现中农的优势：“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7郭世富是中农们尊敬的长者，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时间建立的威信，谁都动摇不了。梁生禄觉得官渠岸的中农比贫雇农务实、稳重、厚道。王瞎子则觉得富户比穷户的德性高，允许素芳到梁大家却不允许她到生宝家串门。柳青也没有按照阶级本质来塑造贫农形象，而是注意书写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贫农迫切要求互助合作，并非出于理想信念，而是利益权衡的结果，王瞎子加入互助组是为了挣工钱，郭锁儿赚钱后就退出互助组。贫农也不全是思想先进的，王瞎子以和剥削者拉交情为荣，高增荣卑躬屈膝，他们都被姚士杰拉拢，给互助合作带来危机。这类贫雇农典型是当时别的作家绝不敢写的。柳青不赞成以斗争的方式解决贫农与中农的矛盾，他反复强调要抓住农民“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8的共同点推动互助合作，通过搞好集体增产、搞好副业等方式增加收入，化解中农的不满情绪，带动他们走共同富裕道路。柳青的底线是不伤害中农利益，他反对白占魁“土改吃地主，活跃借贷吃富农和中农”9。伤害中农利益会同时影响中农与贫农的积极性。也正因为此，许多读者指责梁生宝不敢与郭振山、郭世富正面交锋。柳青注意到郭振山等富裕中农不愿与灯塔社办联社，想自己办社唱对台戏，如果强行将两个初级社合并，势必会出现剧烈冲突，伤害中农利益，这会带来影响生产发展等种种不利因素。二劳动力与耕畜的矛盾，粮食与市场的矛盾，土地、劳动力与分配的矛盾等，也深刻影响着互助合作运动开展。这些经济学问题，也被纳入创业史的历史叙事中，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129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重要动力，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首先，劳动力与耕畜的矛盾，是小说历史叙事中的重要矛盾。在农业社会，耕畜是重要生产力，人畜配合方能提高劳动效率，农民没有耕畜很难创业。梁三的创业史也是饲养耕畜的历史：由于死了两回牛，他对创业失去信心，生宝买的小牛长大，激发起一家人的创业热情，梁生宝被抓丁老汉忍痛卖牛，再次放弃创业的想法梁三诉说一家三代人养牲口的伤心史，竟得出让杨书记佩服的结论：耕畜几乎决定着农民的生存地位，“谁没牛没马，谁就得给人家当牛当马”10。柳青紧紧围绕耕畜问题展开叙事。贫雇农缺少耕畜，是互助合作的原因，也严重制约着互助合作的发展。高增福为埋葬妻子，卖掉用耕畜贷款买的小牛，四户贫农共用一头牛种地，想吸收两户有耕畜的中农却未能如愿。困难户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梁生宝苦于耕畜不足而不敢接受。耕畜问题是贯穿创业史第二部的主要矛盾：柳青没有写平整土地、兴修水利，而是集中写耕畜入社问题。耕畜决定着农业社的成败，因此成为舆论斗争的焦点：灯塔社的耕畜大多是瘦驴弱牛，中农指责饲养室太小，耕畜争食变瘦，认为合作社很难办成。白占魁赶车不爱惜大黑马，其旧主人梁大经过一夜心理斗争，在与饲养员交涉时情绪失控，牵着大黑马到街上去卖，给初级社带来巨大风险。社外群众纷纷传言灯塔社要解体而拒绝入社。富农姚士杰则谋划毒死耕畜破坏合作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推动农业生产，党尊重民间传统，允许以畜力换人力。困难户无法耕种，中农在临时互助组里“用畜力换他们的劳力，得到他们的好处”11。梁大加入梁生宝互助组，姚士杰拉拢高增荣、栓栓互助合作，目的都是以畜力换别人的劳力，规避花钱雇人种地的风险。为解决耕畜稀缺问题，国家曾发放贷款，支持困难户买耕畜。由于多数贫农入社交不起耕畜投资，社长们希望国家给合作社耕畜贷款，杨书记想出变通的办法，才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柳青深知耕畜的经济学价值，他一直关注国家耕畜政策：当时全国一直存在合槽喂养还是分散喂养的争议，相关政策时有摇摆。灯塔社初建时，曾出现分户喂养的呼声，梁生宝等人都力主耕畜合槽。小说围绕修建饲养室、耕畜入社，展示出高增福、冯有万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表现梁三、梁大、欢喜妈、任老四对耕畜的浓厚情感，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尤其是饲养员任老四的思想境界发生巨大变化。三年困难时期，各地耕畜大规模死亡，分散喂养渐成主流，柳青曾编写耕畜饲养三字经揭示耕畜饲养和使用的诸多弊端，宣传改善耕畜管理。后来写作创业史第二部时，他还通过卢支书之口来肯定郭振山“公共牛私人养”是个好办法。其次，粮食与市场的矛盾，也是小说历史叙事的聚焦点。小说通过买稻种、活跃借贷、粮市交易、粮食统购等章节，展示出不同力量之间的角逐，刻画了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姚士杰等人物形象，而郭世富的形象主要是在粮食问题中鲜活起来的。柳青还敏锐地发现粮食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1953 年工业人口和粮食需求剧增，粮商抢购囤粮，货币贬值，农民惜售余粮，从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非常困难，而通过互助组来做则相对容易。这就是小说初版本中错综复杂的历史辩证法：“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譬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12柳青对历史偶然性的思考，立足于经济基础的变革，揭示出偶然性因素对历史变革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强制性统购粮食，摧毁了农村集市贸易，有违市场规律，未考虑到当时国家经济脆弱与市场混乱状况。柳青是从国情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国家力量不能解决所有困难，春荒时贫雇农食不果腹，郭世富粮市投机，姚士杰偷放粮贷，郭振山用合理价格购买木料，梁三借钱想收取利息。这似乎都符合市场逻辑，但都关联着投机猖獗、物价飞涨与贫富分化，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靠市场无法解决粮食供求矛盾，实施粮食统购，目的是保证多数人的生存权，并把有限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强制性调剂余粮、倡导互助性粮食借贷、梁生宝分稻种不计算盘费工费等，都未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是被赋予扶贫济困、支持国家建1302023 年第 1 期设的意义。欢喜痛恨郭世富拒绝借粮，郭世富不敢向任老四要欠粮，这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很难被理解，而在民生第一的环境中则不难被理解。为解决民生问题，国家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使农民不再受高利贷和商人盘剥。小说中多次出现供销社，这一交换空间承担着取代自由市场的重任，通过建立推销、订购和贷款合同帮助互助组合作社“克服生产方面（资金不足）和交换方面（市场隔离）的困难”13。供销社收购农产品价格高、付款方式灵活，与梁生宝签订扫帚结合合同、生猪产销合同，提前付钱给困难户买粮，买修建饲养室的材料。供销社商品价格低可以稳定物价：郭振山互联组杀猪卖肉，和供销社价钱一样，比私人卖得便宜。黄堡镇很多杂货铺的商品价钱一样，但农民宁愿在供销社排队，他们相信公营商业而不信任商人。供销社因此迅速成为城乡物资交流的主渠道，切断了城市资本与农民的联系，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柳青是支持粮食统购政策的，因为若没有国家强制性干预，将很难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活跃借贷的政策并非强制性法令，全乡富裕户都不借粮给困难户。囯营粮食公司拼命对粮户、粮商、经纪人进行宣传，但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哄抬粮价，一般的思想教育很难解决私商谋利所造成的流通不畅，柳青认为在饥荒时期，粮食交易充满罪恶，是对工人和贫农的剥削。在延河1959 年第 11 期初刊本中，他在叙述粮食统购时说：假定一万人里有一个人肚里憋气，“他如果始终想不开，让他气死好了。这无碍历史前进！”或许认为这样不合适，后来有的版本删除了这句话。柳青对强迫卖粮之风也有所反思：在沸腾的群众运动中，郭世富、梁生禄等富裕中农都很听话地多卖余粮；几百个人涌进姚士杰家，强迫他多卖了余粮。此后，郭世富整天在街上喝茶吸烟，不再狠劲干活；姚士杰懒得干活，并准备卖掉大红马。这些情节都隐含着柳青想要讨论的问题。最后，土地、劳动力与分配之间的矛盾，也是小说历史叙事的焦点。在中国历史上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土地兼并使劳动力和土地分离，阻碍生产发展，引发社会动荡。历代农民起义追求耕者有其田，但都未能走出土地兼并的历史循环。土改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渴望，激发出创业热情，并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梁三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14，这是合作化运动能够顺利推进的情感基础。在对创业史的评价中，土地买卖问题时有争议。小说中土地交易的确很少：郭振山买了鞋匠王跛子的二亩桃园，梁大买了瘸子李三家的一亩多地，福蛋租种铁匠张师的二亩地，卖方都是残疾人或另有营生，土地都距离卖方很远，都在买方家门口，实现了劳动力与土地的优化配置。但这不等于不存在土地兼并风险：小说中的富农、中农和贫农，都渴望买地和建房。想卖地的人也很多，许多贫雇农缺乏耕畜农具口粮，只因怕被批评不爱劳动，才没有把土地证抵押给富户借粮。土地买卖还影响到干部队伍，郭振山按自己的规划买地，受批评后改为建房。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粮食丰产后也想买地，这在小说中被改为：好像有人要试验梁生宝德性深浅，他“屁股上每天跟着几个卖地的人”，全村人盯着看他那么多粮食“不买地做什么用呀”，梁生宝说粮食要“准备着做来年互助组的生产投资”15。当时农村投资渠道只有买地建房，为避免闲散资金和粮食集中流向土地买卖，使付出巨大代价的土改成果付诸东流，党中央严禁党员买地，并在整党中批评郭振山等“退坡”干部。国家号召互助生产也有效抑制了土地买卖。合作化运动旨在土地国有，根除土地私有制。土地来源不同决定着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姚士杰、郭世富所积土地存在剥削之嫌，但也付出了艰辛，他们抵制合作化，希望中国永远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梁生禄、郭庆喜等中农不愿上交土地证，他们的土地源于勤俭，对合作化有戒心，担心这是巧取富裕户的田地。而贫雇农的土地多是革命赋予的，他们抢着上交土地证，希望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几年工夫，贫雇农翻身户十有九家要倒回土改以前的穷光景去”16。分散的小农经济孕育了中华文明，近代以降却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国家要富强必须实现土地集中化走农业机械化道路。地主圈地亦可实现土地集中化，穆财东为了土地毗连，仗势强买刘淑良家的地，过程当中充满暴力和血腥。土改消灭了大地主，使土地更零散。而灯塔社则全力化零为整，131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规定社员退社不退还已连成片的土地。后来农业集体化出现波折，柳青坚持认为不是这条路不对，而是没有把路走对。事实上，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土地零散、水利荒废等仍然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为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灯塔社通过改良土地、兴修水利、增加化肥、科学种田、合理密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梁生宝充分发掘剩余劳动力的潜能，带领贫农进山搞副业，开办油坊豆腐坊，合理组织男女老弱劳力，女社员种田锄草，男社员打井整地修渠，巩固并推动了农业集体化。在分配上如何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也是柳青面临的难题。他认为不能合理地解决经济利益问题，光靠思想教育无法巩固和推动互助合作。柳青一直在算经济账，小说中多次写“四评”（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问题，担心对社员有失公道。梁生宝坚持增加社员收入重于公共积累，杨国华费尽心血制订出联社章程，规定劳动力分配比例大于土地，产量越高劳动力分配比例越高，以确保户户都能增收。提升劳动力价值有利于贫农，而土地分红高有利于富裕中农。后来降低并取消分红，导致中农不满和退社风波。柳青为此而苦恼，他不可能简单地把分红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三柳青是一位兼具思想、史学、诗学才能的大作家，他善于把政治经济学思考转化为美学性书写，开创了从经济学角度书写历史变革的文学传统。20世纪 80 年代文学新潮兴起后，文学界过分强调文学的纯粹性，过分强调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过分看重虚构、想象与叙事技巧，导致文学与时代生活脱节。不少学者期待重建文学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联系，而柳青所探索出来的融合经济学与美学的方法，无疑对这个重建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其一，典型性与真实性的统一。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许多人指责创业史的人物形象缺乏人物主体性，是作者按照阶级论随意摆弄的类型人物。这显然低估了柳青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创作典型人物的写作探索。柳青认为典型形象深受经济社会条件制约，他反对夸大作家的权力，“把作者的感觉，强加给他的人物”17，这样才能避免损害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主体性。柳青不懂叙事学理论，却有很强的叙事能力，他主张把人物和作者的观点区分开来，让人物以自己的状态说话、活动和思想，此即叙事学中的视角人物。梁三、冯有万讨厌徐改霞，杨加喜、孙水嘴赞美郭振山，徐寡妇、王瞎子厌恶梁生宝，徐改霞、欢喜诅咒郭世富，梁生宝、冯有万讨厌素芳等，这些人物的感受与判断都符合艺术真实性原则，但都不是柳青本人的视点。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作品闪耀出深邃的思想光芒，显示出柳青观照历史的能力与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产生了特殊艺术效果。梁三老汉既是视角人物也是位思想者：他整夜替儿子担忧，时刻在观察周围的人与事，“成天琢磨，脑子想得更深”18。互助合作的风险大多通过他的思考呈现出来：如贫雇农对互助组是否实心，中国共产党与庄稼人心思是否一致，干部言行、对上对下的态度是否一致，富裕中农不愿缴土地证、耕畜入社等。对不认同的人，柳青也尊重其发言权：富农姚士杰认为他和高增荣是互助关系；郭振山认为土地在残疾人手里浪费地力，买地是响应增产号召，投资砖窑是支持国家建设；姚士杰、郭世富抱怨困难户吃他们的粮，却记着共产党员郭振山的人情。这些都是视角人物的叙事声音。典型形象的真实性受到各方面制约，并非越复杂越好，有人认为由于作家对于阶级性的强调而把小说中人物削减到苍白的程度，这也不符合作品实际。善良的生宝妈、憨厚的栓栓、执拗的高增福、顽固的王瞎子，这些单纯、卑微而善良的人，都有其经济地位、生活经历、心理生理状况的基础，柳青对他们充满悲悯与理解，他们产生的情感冲击力，其实远远超过凭空虚构的所谓的复杂人物。典型性和真实性的统一，还需要“人物的语言与人物的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相贴切”19。柳青反对滥用作家语言，他重视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与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相协调，重视主流话语和农民语言的区别及其相互渗透的过程。创业史中不同身份的农民具有不同的语言处境和能力。梁生宝杂糅主流话语与农民语言，高增福反1322023 年第 1 期复练习才讲出主流话语，这是政治教育的结果，也是农村新人的语言特征，他们做干部必须会说主流话语，而外来干部必须用农民语言讲话才能被群众欢迎。梁三没有讲主流话语的能力，对自己的语言很自卑，他羡慕任老四当饲养员后很快就学会说有思想觉悟的话。郭世富则摇摆于两者之间，用主流话语保护自己，习惯于言不由衷乃至口是心非。其二，经济变革与人的发展相结合。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文学是人学”被突出强调，许多作家把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导致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降低。许多学者认为需要加强文学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柳青对此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他高度肯定文学是人学，坚持小说不是故事、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20。柳青重视人却从不轻视社会关系，他致力于在经济变革中书写人的变化。各生产要素决定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发展，承担着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严家炎认为“梁三老汉是全书中最成功的形象”“写得深厚丰满”21，这是因为柳青揭示出土地、粮食、牲畜、房子等在梁三内心掀起的巨大波澜，概括出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而推动历史变革的梁生宝，彻底摆脱了既有生产关系的羁绊，因此更为信念化和理想化，并以此打动历代读者。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典型人物也是紧扣经济基础创造出来的，忠实于生活和性格的逻辑，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各生产要素的变革密切相关，皆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感染力。小说的题叙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确立了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也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历史感。作者围绕生产关系变革，回溯每个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根源，揭示其发展方向，呈现出人物性格发展与经济变革的深层联系。合作化运动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改造人的革命。每个人都随着经济变革而变化：梁三老汉逐渐放弃小农心理，从庄稼人变成社员；梁生宝彻底告别自私自利的观念，形成大公无私、为人公道的道德品质；高增福放弃狭隘和执拗，从贫农立场转移到党的立场上来；冯有万克服性情急躁的毛病，韩培生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者。妇女们也在不断成长：任老四的妻子、生宝妈、改霞妈、欢喜妈等小脚女人，在清朝度过少女时代。她们带着封建伤痕进入新生活，生宝妈全力支持儿子的事业，她无比快活、容光焕发，更显贤惠慈祥。欢喜妈任郭氏改名郭秋霞，被选举为妇女队长。徐改霞解除包办婚姻，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离婚女人刘淑良与梁生宝，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被侮辱的素芳摆脱了封建压迫，成为独立自尊的劳动者，柳青还表示会让她成长为妇女队长。农民过去是迷信的，如姚富成敬拜财神爷，梁大拜神求签，任老四见庙磕头，郭振山母亲插香叩头给儿子治病，农民要求黄道吉日给牲口合槽等。随着互助合作的开展，他们逐渐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财东与雇工的不平等关系也逐渐消失：王瞎子对地主最讲信用，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曾经的信条。任老四、铁蛋娘等贫雇农，耕田、拉磨、推碾子都要借中农的耕畜和农具，因此自卑感严重。合作社使他们有了依靠，梁三老汉的自卑感逐渐消失，获得尊严和被人尊重。饲养员任老四在姚士杰和郭世富面前挺直了腰杆，他的小脚婆娘见到梁大，也不再像老鼠遇猫一样害怕。创业史未能完成，许多人物也未完成。柳青在第二部中埋下许多伏笔，如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实事求是与书记陶宽的教条主义的分歧，郭振山联组与灯塔社的较量等。小说中人物如何变化，这对柳青是个重大难题。在反复变化的形势中，县委书记陶宽与乡长樊富泰是否会主导农村变革？富有心机的郭振山、诡计多端的杨加喜、官迷心窍的白占魁、阿谀逢迎的孙水嘴等，是否会成为乡村领导者？梁三因党与庄稼人心思一致认可合作化，当两者出现矛盾他会怎么变化？这些复杂的问题，也是造成创业史写作缓慢的部分原因，由此可见柳青思想的真诚度与他“续写”创业史的诸多可能性。柳青为防范流氓白占魁设置了层层伏笔，这个人物在未完成的历史叙事中或许会占有重要位置。其三，社会学、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融合。在 20世纪 80 年代文学向内转的潮流中，不少学者期待“向内”与“向外”的平衡，创业史正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柳青一直在探索如何把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与人物心理的丰富性结合起来，为此他曾系统研读过大量的心理学著作。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激烈133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的心理斗争中成长的：梁生宝在买稻种的路上，谋划如何搞好互助组；他带领贫农进山，思考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他推车买化肥，思索是否接纳白占魁；他进城开会，思考改善社里的耕畜每次沉思都令他对革命道理有新发现新收获。徐改霞进城考工人，内心在去与留之间博弈。素芳在姚家干活和入社教育中，也时时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柳青善于结合经济变革书写人物的精神困境：郭世富担心被划为富农，几个月不吃不睡，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夜里听不得任何声音，担心被民兵监视，被划为中农后，魂灵又回到枯瘦的躯体。统购粮食后，他半月没出门，十八石余粮卖得老汉体重至少减了十斤！郭振山受批评后病倒了，分裂为两个郭振山，在小家与大业、庄稼人与共产党员、远大理想与个人利益之间激烈博弈。两个人的“病”都是心理搏斗的结果。任老四因是否参加水稻密植几夜睡不着，“我身上有两个任老四，吵得我睡不着觉”22。这些描写充分揭示出经济变革引发的激烈的心灵震荡。柳青具有高超的整合社会、心理和生理的能力，非常重视“行动、言语、景色、音响等等客观事物在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反映的描写”23。他喜欢捕捉人物内心被折磨到极限后瞬间身体失控的状态，呈现经济变革对人的深刻影响：梁三长期对儿子的不满终于失控，他同妻子吵闹，进入半癫狂状态。他在童养媳坟前控制不住情感的冲击，不顾体统地哭出声来。素芳哭公公更是长期被压抑的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该经典情节曾被反复阐释24。生宝妈、改霞妈、秀兰的哭泣，也都是内心激荡的结果。柳青善于表现人物言行、心理与生理相互激发的关系：韩培生批评梁生禄对合作化不积极，“好像身体里头什么地方有一个秘密的开关似的，生禄的脸刷地红了”，话题转移后，“涌到生禄脸上的血，渐渐退回他身体的各部分去了”25。郭振山听说组织上不让他做社长很委屈，脸像红布一样红，满眼是泪，他坚持不眨眼，让泪水从鼻泪管流进咽喉。力气虽是生理的反应，有时却是心理反应：改霞满怀建设工业的理想，有力地步行四十里路进城，当意识到考工人不光荣后，在回家路上反倒变得精疲力竭。这些精湛的艺术描写，都关联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展现出人物性格及心理状态。在发掘社会、心理与生理关系时，柳青并没有回避本能欲求。今人指责他表现人性的能力不丰赡，不敢让生宝和改霞拥抱亲嘴是禁欲主义，这是脱离时代与实际的空谈。柳青主张以崇高精神节制本能欲求，他深知本能欲求的破坏性，对姚士杰怂恿素芳引诱梁生宝、翠娥引诱高增福充满警惕。在柳青笔下，人的本能欲求被转化为审美化的男女情愫，显示出不凡的笔力：翠娥喜欢姚士杰健康的体魄，这使她脸上出现灿烂的笑容；素芳在梁生宝面前做出各种恣态，企图打动他的心；素芳被姚士杰抱住后，脸红得好像要从毛孔里渗出鲜血来；改霞去与梁生宝约会，“她心里喜盈盈、乐洋洋，如同路旁盛开的蒲公英和猫眼眼花”26，等不到生宝她委屈地哭了，突然发现生宝迎面走来，“整个西边峪口区和渭边区的天地，一下子明光灿烂，使人心胸舒畅”27。这些情愫书写的审美性都很强。姚士杰三妹子故意诱惑高增福，许多男人钻翠娥的草棚屋，郭琐与彩霞的复杂情感，在柳青笔下也分寸拿捏适度，显现出作家的笔力、格局与趣味。四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界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审美是直觉的、文学是情感的，并由此否定创业史的审美性。这显然忽略了柳青对思想、直觉与情感的协调能力，他善于把思想转化为情感与感觉。创业史对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不但没有压抑作家对生活的感觉和情感体验，反而时时在激发感觉与情感，从而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柳青高度重视感觉的重要性：“作家有必要依靠自己的全部直觉，包括眼睛、耳朵和声音，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群众生活里头。”28他的文学之笔，对声色光影极为敏感，创业史中的声音是迷人的：风声、雨声、流水声，鸡啼、蛙鸣和犬吠，敲打街门声、卖豆腐声、猫咬老鼠声，马嚼草料声、锣鼓声、水壶煮水声、砍柴声。梁三的美梦中也充满耕畜、家禽与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29。作品中的光线与颜色，也让人心动，如旭日染红的雪峰、青绿的汤河、白茫茫的春雨、黄灿灿的迎春1342023 年第 1 期花、红腾腾的对联等。在文学大众化潮流中，柳青反复书写日出日落、云起云飞，阴晴雨雪，书写蛤蟆滩里的白鹤、青鹳与黄鸭以及终南山里的野猪虎豹熊等，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柳青善于把对历史变革的思考与人物敏锐的感觉力结合起来。互助合作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聆听杨书记、王书记的高论后，梁生宝表现为：“觉得生活多么有意思啊！太阳多红啊！天多蓝啊！庄稼人们多么可亲啊！”30 四个感叹号喊出他内心的喜悦。徐改霞解除婚约后，感觉“天也比解放前蓝，日头也比解放前红，大地也比解放前清亮，她内心投向社会事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31。入社教育是巩固合作社的必要条件，素芳在入社教育中看到前途，望着蓝天和白雪覆盖的终南山、冬小麦点缀的绿色平原，“她感到精神上立刻轻松了”32。土改结束后，姚士杰摆脱了罪犯心理，也感觉“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春天特别畅快”33。柳青在理性与感觉的自由转换中，试图通过人心与自然的融合，创造动人的审美瞬间。创业史大量使用抒情性议论，梁生宝在思想上每有收获，作者都会加入一两个充满感性的句子，把他喜悦的心情投射到外部景物中去。作者还大量采用拟人手法，与终南山、阳光、流水、青稞直接对话。如在上交统购粮的热烈场面后作者发问：“终南山啊！你不受感动吗？”34有时作者有意把美好的外景与内心的愁苦并置：如韩培生为互助组的危机焦虑，扁蒲秧却不管不顾，只按照自然界的规律生长：“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绿、葱茂、可爱”35与姚世杰欺辱素芳的罪恶相伴的是：“母马继续曳着磨子，很认真很严肃地在走着。榆树、椿树和楸树枝头的小鸟们，继续在歌唱着。”36环境描写与人的处境形成反差，衬托出罪恶的隐蔽与深重。这些出色的艺术描写，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其次，柳青高度重视情感的真实性及其历史性衍变。小说所表达的情感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不是凭空虚构的复杂情感。他致力于发掘中囯农民勤劳、朴实、善良、孝顺等美德，发掘民间习俗背后代代相传的民族情感：梁大关心弟弟再娶与生宝的婚姻，在意侄儿是否来给自己拜年，他有意把家业均分为二，想无偏无向地传给两个儿子。梁三很看重生宝清明节是否给童养媳烧纸，看重与女儿婆家的来访与回礼。小脚老太太们最关心生宝的婚事，关心媳妇会不会针线活这些情节所传达的情感，都是从民族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都被作者巧妙地穿插于经济变革的历史叙事当中。柳青紧贴着经济基础变革，写出国人情感状态的变化。在私有制下，农民因地界而打官司，亲兄弟为争夺家产而头破血流。合作化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疆域的父子、兄弟、夫妻情感被重塑，并被导向国家建设事业中。社员们确立以社为家的观念，超越血缘的崇高情感“把毫无亲属关系的人们，如胶似漆地贴在一块”37。为了共同的事业，生宝与高增福产生夫妻般的亲密情感；生宝妈对高增福的儿子像对亲孙子一样；欢喜亲近梁生宝而疏远舅爷王瞎子。梁三认为在党的是一家人，生宝与上级领导纯洁的同志情感，超越了他们父子的情感。徐改霞感觉土地房屋等私有财产，如同丸石和杂草一般没有意义38。梁大老汉入社后不再操心种地，也进入毫无挂碍的自由状态。这些非功利的审美情感，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人与耕畜的深厚情感，是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也随着经济变革而发生变化。当时人畜共居是普遍现象，梁三睡在马棚里方便给马添夜草，任老四一家人和小牛犊挤在草棚里。郭振山开会，隔壁传来弟弟的鼾声与牛嚼草料声。梁大夏天在水渠里给黑马洗澡，成夜给黑马扇扇子、赶蚊子。合作社建立后，对集体牲畜的感情成为检验是否拥护合作化的一项标准：梁三老汉、欢喜妈像送别亲人一样，隆重而又依依不舍地将老白马和小黄牛送到它们开始新生活的地方。社员们对刚刚归集体所有的牲口充满感情，饲养室成为其聚集之地。牲口合槽后，有万丈母娘、杨大海的女人很不适应，思念耕牛而深夜睡不着。梁三白天不到饲养室看看则黑夜睡不着，常从家里拿玉米喂老白马，对其他牲畜也很关心。而富农和中农很难摆脱耕畜私有心理：姚士杰觉得母马肚皮里跳动的，不是骡驹而是人民币；梁大把黑马视为能给自己创造财富的财神爷，他装病不送黑马入社，把皮缰绳皮笼头换成旧麻绳旧笼头；梁生禄偷拿公家饲料给黑马吃偏食，不管其他耕畜死活。他们对耕畜的情感掺杂私利而不够纯粹。135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最后，柳青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投入大量情感。作者多次书写被农具磨硬的双手，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