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岩”与“浪花”——读严家炎先生三篇文章有感_唐申浩.pdf

2023年第1期明眼人就能看出来。不要说一两本书、三五篇论文，有时就是那么几段话，聪明人“闻”都能“闻”出来尤其是坏文章，更容易露馅。要说学术训练，比起具体学识，品读撰写好的学术论文，其重要性一点都不逊色。眼看当下中国学界，述学文字日益僵化，陈陈相因，了无生趣，虽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起码告诉有理想、有灵性的学生，述学文体是值得认真讲究的。这个话题我多次涉及，也做了不少试验，且得到媒体的支持。10年前，我选择了16篇由课程作业修改而成的专业论文，请 文史知识连载，每期一篇。连载结束时，我撰写学会写文章写在“规范与方法”结尾之后（文史知识2014年第2期），提及自己带研究生阅读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的气势与韵味等。那一次是以学者及著作为研究对象，这回变个法子，要求学生选择、精读、评说三篇代表作。虽说作业完成于特别时期（疫情汹涌，不少学生提前离校），但56篇小论文大都写得不错。只是因刊物篇幅，加上考虑学界已有论述，我选择了以下三则。2023年1月28日（大年初七）于京西圆明园花园一2021年8月，作为严家炎先生学术总汇的严家炎全集顺利出版。同年10月16日，“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们在探讨严先生的历史贡献之余，也有不少人谈到其学术个性和思想品格。发言中一个常见的声音，是对严先生实事求是学风的肯定，即陈思和老师所说的“学术风浪里的定海神针”。严先生的学生们尤其强调老师重视史料、严谨认真的态度，认为正是这种学术态度使得严先生数十年前的许多观点和论断至今仍保有鲜活的生命。解志熙老师举严先生自称用力最深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为例，认为“由于严先生的治学是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史料基础上，而又充分发挥文学史家的史识做出恰当贴切的命名和概括，所以他的说法很快从课堂上不胫而走，先行发表在一些学术刊物上的各流派论文也迅即被学界传诵，全书出版后很自然地成为普遍接受的学术定论了”。解志熙等诸位老师没有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摘要：严家炎先生的许多理论，都有着较为曲折的接受史，这与其求实创新的学术个性和暗藏锋锐的述学文体紧密相关。从20世纪60年代初对创业史人物的评价，到改革开放后的三篇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异元批评”现象的整体性反思，严先生对已有观念一次次锐利的质询背后，贯穿着建立一种宽容、多样的批评生态的持续思考。“锋利”与“宽容”并存的述学文体之建立，既体现着学养与性情的蕴藉，也丈量出学者个人与学科发展之间互相书写的历史进程。关键词：严家炎；创业史；求实集；异元批评；述学文体“熔岩”与“浪花”读严家炎先生三篇文章有感唐申浩解志熙：善用比较优势 成就不可替代严家炎全集拜读感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108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熔岩”与“浪花”读严家炎先生三篇文章有感顺风顺水地成为“学术定论”的命运，在严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中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严先生的许多观点在最初提出之时，并不被多数同行接受，甚至经常因其大胆犀利而引发激烈的论争。如20世纪60年代的创业史人物评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对“重写文学史”所作的翻案文章，对鲁迅小说现代性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对“异元批评”的反思和金庸研究，直到新世纪对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审视，严先生走过的理论道路毫无疑问是坎坷的，但他从未停止开拓的步伐。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会上，严先生致辞称金庸小说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此话一出“语惊四座”。2011年北京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内部讨论严先生提出的重审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前溯至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各位老师被此观点之大胆所震慑，“都感到一头雾水，竟无一人附和严老师”，直到讨论结束，多数人仍持反对意见。严先生学术研究之进取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与创新的勇气相对应的，是严先生力图准确、锐气十足的学术表达，即便在成为资深学者之后，他的文字力度也从未减弱。“求实”与“创新”的张力，内化在严先生的述学文体中，形成了“雍容中见奇崛”的独特风景。严谨的学风、创新的勇气，是严家炎、樊骏等一代学者的共性；但开阔的视野、独特的眼光所化成的锋锐，如何被心态的宽容、方法的朴实所包裹，在不同体裁的学术文章中取得平衡，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严先生独特的一面。如若轻率地把严先生的写作与四平八稳的文章混为一类，恐怕无法看出其鲜明的学术个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从述学文体视角，对严先生的写作历程进行耐心的考察。综观严先生的学术写作，在关注的问题上有着清晰的线索，或隐或显地在研究史中浮动。以下试取不同时期、不同体裁、在主题上有所关联的三篇文章，依据其写作背景、成文过程，观察其文气、文脉与行文方式，尝试对严先生的学术个性进行解读。二论及严先生的学术源头，始自1956年到1958年间在北京大学师从杨晦、钱学煕先生所受的文学理论培养，其间广泛观览上百本（套）中西古今名著，其后，1959年2月起为中文系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1961年下半年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与唐弢、王瑶先生共事，都为严先生之后的学术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单从独立的学术写作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系列围绕创业史的评论文章，是严先生在理论界真正崭露头角的起点，其早年的学术个性、写作习惯自此开始逐渐形成。1958年4月，受文艺报邀请，年轻的严家炎开始担任业余评论员，撰写由编辑部派发主题的评论文章。虽近乎“命题作文”，严先生的论文在此时已经开始体现出不盲从的个性，以重视事实情理和阅读感受为基础对作品进行判断：“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体察人情，体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身的真知灼见。”抱持上述理念，在文坛对柳青创业史的出现普遍发出赞誉之声时，严先生立足敏锐的审美感受所写出的对创业史人物形象的批评文章逆“潮流”而动，显示出极大的挑战性。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发表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取得很大反响，也得到柳青本人支持；但1963年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一文刊出后，谢冕：走在前列的身影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高远东：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谢冕：走在前列的身影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4期。谢冕：走在前列的身影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1092023年第1期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严家炎：人生的驿站，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4期。严家炎：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形象，知春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61页。本节下同不赘。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后收入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知春集，第265266页。同上，第270271页。文中提出的“三多三不足”的尖锐批评引来众多的反对声音。由于触及敏感问题，柳青也随即撰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对严文予以反驳。面对“乌云压城”般的批判，严先生对理论阵地分毫不让、据理力争，于1964年再度撰写了梁生宝形象与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 的答辩文章。虽然上述文章在19641965年批判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期间曾被波及，但并不妨碍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持续产生极大影响，改革开放后被同时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与“中国新文学大系”两套丛书。这篇被唐弢先生夸赞“确实有气势”的批评文章，虽然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为我们观察严先生犀利与严谨并存的文风提供了重要的切片。这篇文章放在今天，分析方法、文章结构都显得质朴无华，但其立论之坚实、持议之有据，乃至贯穿全文的气势，读来仍像古剑出土，锐利逼人。严先生著文，习惯于“从疑点入手”，深入探讨有价值的具体问题。文章首段即指出，创业史的特殊成就不限于众多评论中提到的“反映时代”的一面展开描绘土地革命到农业合作化之间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宏阔画卷，更在于“以异常精细的手笔，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这鲜明体现出作者关注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人物细微个性的倾向，为文章奠定了基调。文章接着毫不掩饰地表明在阅读基础上，不能同意把代表先进方向的梁生宝作为全书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的“流行的看法”。在作者看来，“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开头几段正是以如此直而切的言说方式，举重若轻地提出与当时几乎所有评论迥异的意见。严先生的笔是很重的。看似石破天惊的判断，背后满是严先生的严谨考察和现实关切。虽然重视第一遍阅读文本留下的审美印象，但严先生的论断决不轻易提出，提出就一定有支持观点的充分依据；而相对应的，严先生的观点一旦树立，也决不会轻易改变：“我们虽然写的只是一种专史、一种文学史，但我们的笔同样应该是太史公的笔。”在这一点上，严先生有着严格的自我约束。提出梁三老汉的形象代表着柳青人物塑造的最高成就，综合了严先生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创业史中诸多人物的比较分析。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提到，当时众多的评论文章都只从梁生宝的角度肯定创业史的价值，甚至认为其“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如阿Q）相媲美”。然而严先生在阅读中关注到，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梁生宝常以理念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很难合于生活实际：“写理念活动应该有助于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它必须是个性化的，符合于人物的性格、身份、思想、文化等条件的，最好是富于行动性的。”由具体问题上升至一般的创作和批评原则，使严先生的论断基础坚实不可动摇，揭示出柳青等作家在塑造时代新人方面捉襟见肘的困难处境。反观梁三老汉的形象，不论是在时代变动中动摇犹豫的人之常情，还是对于新道路的曲折认同，都写得真实生动、具体可感。文章主体对梁三老汉身上两种倾向的张力结合具体文本做了细致分析，将人物放置在文本和时代语境中，充分体现出梁三老汉的形象是创业史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主要原因，其特有的那种忠厚、天真、脾气倔强的个性是人物塑造的典范。在审美印象、学术考察、现实关怀的综合之110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下，即便认同梁三老汉既不是政治上最先进的人物，也不是文学史上的全新形象，甚至不是作家着力刻画的角色，也并不妨碍严先生在文末坚定地重申梁三老汉“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的总体判断。学术求真的朴实和咬定观点的执拗，犀利直接的笔调和细致周密的方法，在严先生这篇早年的文章里已经开始走向统一。三20世纪80年代初，当文学创作开始展露创伤的时候，批评界却仍旧普遍被政治化的逻辑和眼光笼罩。观念的破除、学科的重建呼唤坚定的声音。1983年出版的求实集，收录了严先生这一时期参与学科拨乱反正的代表性文章，对包括鲁迅、丁玲、萧军等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了重新审视与评价，同时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展开结构性反思。其中为首的三篇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从具体材料入手，深刻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作和批评实践，系统阐发了历史主义的观念与方法，言辞恳切、态度真挚、说服力强，称得上当时最具分量的几篇纲领性文献。以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为例，可看出严先生在关注问题、写作风格方面对上一时期的延续。文章首段直陈“评价标准上的混乱”是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种种问题的根由之一，这仍旧是直指问题的思考方式和不容置疑的立论笔法。在判断依据上，这一时期的严先生更加坚定地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基底，更加鲜明地打出历史主义的旗号，认为只有回归客观历史，才能从根本上对“左”“右”摇摆的标准予以纠正。“评价任何事物，都应当把它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对现代作家和作品要“紧密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从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角度作出评价”。不难理解，这种简洁明快的论断为何能对主观化、随意化的批评风气进行有力的矫正，对当时“群龙无首”的研究界也起着引导作用。“求实”的锋锐，仍旧是严先生最突出的武器。如果说照亮梁三老汉形象价值的是审美的探照灯，解剖30年来评价标准问题的便是历史的手术刀。文章第一小节以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评价标准的偏颇作为题目，一一列举对郭沫若、巴金、茅盾、艾青等人的种种不合理的批判，重新恢复这些重要作家的名誉和地位，并直指所谓“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标准”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核心。笔谈的性质，使这篇文章比起严肃板正的论文多了一分情绪的热力：讲到过去人们按作家身份将作品区别对待时，严先生举出 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来对照，痛心地指出“这是一种多么庸俗的方法啊”；对于不考察作家经历，认为只要是共产党员便一定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观念，严先生痛斥：“世界上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没有沉溺于感性的追忆，严先生很快在文中宣称：“今天，这个长期以来被一些人搞得很混乱的问题已经到了重新澄清的时候了。”体察人情的关怀与陈述事实的笃定，在一“热”一“冷”之间，共同凝聚为文章通篇的气势和精神。在看清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评价标准的偏颇后，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树立一种怎样的规范？严先生在文章最后两节还是要从总的倾向上把握和评价作品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必须统一给出了明确的意见。这部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严先生的判断不仅来自马列理论，更来源于自身具体的批评实践。谈及对老舍我这一辈子、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诸篇小说的误读，严先生不仅重视对作家个性的精确的、审美的把握，也强调应将其与整体的、历史的认识结合起来。给文艺批评的烈马套上时代的挽绳，可以说是严先生个人经验与时代反思共同的精华。这同他早年在文艺报的批评写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中养成的意识和习惯一脉相承，并一直是贯穿之后其在北京大学开设流派史课程、写作相关论著的一条方法论主线。另“熔岩”与“浪花”读严家炎先生三篇文章有感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8页。本节下同不赘。1112023年第1期一方面，严先生敏锐地察觉到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倒向西方”的浮躁倾向，部分学者在纠正“左”的偏差的过程中，走向了“去历史化”的另一个极端。在现实的关切下，一向重视材料之扎实的严先生提出审美和历史原则二者不可偏废的主张，指出只重审美而忽略历史同样是批评研究的弯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氛围下，为了突破坚硬的旧有观念，理论家经常难免矫枉过正，但严先生的论断仍能保持理性而不偏激，文气中“冷”“热”相互牵制，数次强调“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今天看来尤其值得取法。四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20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是严先生写于1988年12月的一篇学术随笔，刊发于天津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1989年8月，严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凝聚了严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思考和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多篇现代小说流派研究文章的精华，是严先生一生最为看重、也最受学界称道的成果之一，这篇文章便收在书后的附录中。短短四千字的篇幅，严先生对“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现象的反思，是其自身几十年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理论结晶。相比20世纪60年代的犀利深刻、20世纪80年代初的笃定有力，严先生这篇随笔显得从容老到、锋芒内敛，看似平实亲切的笔调下，却暗藏锐利深刻的眼光。文章开头巧妙地以“据说，世界上有个神秘而危险的区域，叫作百慕大三角区”引入话题，很快点明文学批评的场域内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百慕大三角”，“五四”以来，这一区域的“失事”不计其数，此即严先生所说的“异元批评区”或“跨元批评区”。什么是“元”？其实这里所指的，正是前文论及、严先生反复思考的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作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卓然有为的实践者，也是亲历特殊学术时期的见证人，严先生认为，一直以来理论界难以避免的一种现象，本质上说就是“异元批评”，即“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唇）不对马嘴式的批评”。不论是过去用现实主义公式嵌套浪漫主义创作的方式，抑或是当下借现代主义的透镜观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的研究，看似处在不同的时代，在根本上其实并无区别。对标准问题的忽视，使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百慕大”式的难以走出的怪圈。研究意识上与之前并无改变的，是严先生对原始材料的偏爱。文章在简单解释何为“异元批评”后，随即举出成仿吾对呐喊“庸俗”的误判、署名“凤吾”的批评者对茅盾“超阶级”的责难、胡风和“七月派”作家对沙汀“客观主义”的指摘等具体例子，分析其本质上都在于意图“垄断”一种主义、一种统一不变的评价标准，而不能容纳多样的创作方法与批评眼光。自“五四”以来，这种“异元”现象成为一种历史惯性延续下来，使类似的情况在不同时期重复上演。严先生从过去一直谈到文章写作三年前姚雪垠对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的“主观主义”批评、1988年发表的丁玲评论文章，认为“异元批评”远不只是历史问题，其阴翳至今仍然存在。狭隘的批评标准，往往只能得出令人遗憾的结论，但“异元批评”的陷阱特殊在防不胜防，令人稍不注意就容易身陷其中。正是因为严先生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对批评标准有着高度的自觉，才能在这一问题上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严先生在文末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多元共存。没有哪位著名作家能够被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定义，也没有哪部作品能仅采用一个标准解读：“文艺批评意味着可能排他，但又不该走向专制。文艺批评需要自由阅读基础上的理解，需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尤其在涉及那些与批评者主观爱好不相同的创作方法、不相同的创作流派时。”只有建立一种宽容、多样的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幼稚与偏颇的固有模式，在包容中走向心态上的成熟。联系以上三篇文章，能够清楚地看到严先生学术思考中的一条脉络。这条脉络以求实、求真为起点，历经对众多具体问题的探寻，不避对已有观念进行锐利的质疑和拷问，而最终都指向一种充分展现历史复杂性、充分贴近个人多样性、充分实现审美多元性的学术生态与人文景观。只有将这种关怀与承载它的述学文体相勾连，才能对严先生的学术个性进行相对完整全面的认识。112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五或许并不是所有学者的述学文体都值得单独探讨其价值。这不仅需要在形式上形成鲜明的个人特征，更关键的是这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学者的学术生命。对于文学研究者尤其如此，文章、论著中对文理的执着，正反映出研究过程中对文本的尊重，而自身偏爱的风格气度，则会不自觉地随着兴味洒落在论文随笔的各个角落。从学科发展上看，严家炎、樊骏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历史位置上。他们不像王瑶等民国学者有着亲历现代文学发展、师从现代文学大家的肉身经验，但必须面对在新时期将现代文学历史化的奠基工作。他们的许多尝试由此带有鲜明的特征性，他们自身的成长成熟，也由此和整个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完善曾经那么紧迫地互相书写。上文所举的严先生不同时期的三篇文章，一篇是作品批评，一篇是研究笔谈，还有一篇是学术随笔。虽然因形式不同、年代有别而呈现出各异的风姿，但仍能看出严先生学术书写的鲜明特征“冷”与“热”、平实与激烈、宽容与锋利并存。严先生的宽容与锋利是对立统一的：尖锐的批评笔调以推翻已有狭窄观念、建设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为目的，而平实的性格、深厚的学养又无形中成了最锐不可当的武器。在为无声的群落所写的序言里，严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从火山里喷出的是摧毁一切的熔岩；从地泉里涌出的是赏心悦目的浪花。”我在读后，马上联想到刘熙载艺概中对韩柳古文的著名评价：“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我想，严先生文章的难得之处，恐怕在于其不仅有“水”的气势，也有“山”的静穆；时而是“熔岩”，时而又是“浪花”。谢冕老师所谓“雍容中见奇崛”、高远东老师所谓“既破且立”，说的是否也是这一点呢？对当下的我们而言，研读揣摩严先生的文章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初入门径的青年学人，倘只看重持论平正，往往容易流于中庸，得不到鲜明有力的见解；若是发峻急之语，却容易显得锐气有余而底蕴不足。严家炎先生宽厚中暗藏锋锐的述学文体，为我们呈现出二元对立之外的另一种答案：三篇文章质朴骨鲠、绵里藏针的文法，并不是人为刻意造就的，而是学养与性情的自然合流。品读严先生的文章，以往看似无解的矛盾，却在历史与个人的相互书写中显得多么和谐！“熔岩”与“浪花”读严家炎先生三篇文章有感作者简介：唐申浩，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心泉也有喷发时无声的群落序，史余漫笔，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097页。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