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docx

内蒙古大学期末论文（设计）

《政治》课程论文
（2015-2016学年第1学期 ）

论文题目：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姓 名 菅之舆
所在学院 环境与资源学院
专业班级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 号 31514008
日 期 2015年11月06日

摘要：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达临界点，环境治理成为日益沉重的发展负担。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环境问题是一个死结。走出环境困境，需要一次彻底的生态文化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大力推进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确立环境优先的有限发展观，发展后工业生产方式，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在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顺应形势、着力推进。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构建形成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利条件，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健全制度体系的构建形成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顺应了新常态，也为其重塑了新动力。

关键字：中国，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发展方式

前言：
在 APEC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提“新常态”概念，向世界表明，中国有信心适应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并有能力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让“APEC 蓝”成为一种新常态持久光顾北京、覆盖华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环节的全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凸显其战略位置，表明我党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实践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建设法治国家、政府、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产物，其必然将超越和替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期，加快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刻不容缓。应该运用“新常态”的视域，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建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体系。[1]这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通过最严格的法律制度的执行，才能为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从根本上讲还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来看待，单一研究经济系统量的增加和结构改善，本质上仍然循着经济增长的路径展开，根本没有找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联系的切入点，结果，经济增长了、环境恶化了、资源耗竭了，人类生存基础削弱了，生态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亟需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

1.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今天存在的生态问题是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无法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恩格斯曾指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个别的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出来的或交换了的商品的用途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在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并积极扬弃的结果[2]。西方国家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对生态和社会伤害极大。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以往也走了一条粗放式发展的道路，资源消耗与开发过度，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的转变，要抛弃以前的老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发展。 这就要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意见》也明确提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必须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 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虽经调整恢复，但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并不明朗，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不定，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区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增加了诸多变数。 从国内来看，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等问题突出，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2014 年我国经济增速降至 7.4%， 创 24 年最低；2015 年预期目标设为 7%左右，也是 10 年来的最低值。总体来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但正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 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从多方入手，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可起到重要作用。 中央确定重点支持六大领域消费，即扩大信息消费、促进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升级旅游休闲消费、提升教育文体消费和鼓励养老健康家政消费[3]。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回应，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构建形成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利条件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学界定两者的边界，是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新常态下，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治理作用，加快转变职能，二者关系的科学构建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常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常态下要充分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利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转变以往那种简单粗暴的以罚代管、以罚促治的治理方式，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 一是要给企业以充分的自由空间。 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给企业松绑让路。对企业来讲，“法无禁止皆可为”， 这就给企业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有利于其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千条万条，只要给企业以自由， 就能创造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二是发挥市场导向的牵引作用。 政府制定政策后，只要引导企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措施合理有利， 企业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发生产，自发地进行技术改造，资源就会自发流向绿色经济领域[4]。 如当前要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节能低碳产品、有机产品认证和能效标识管理等机制，推进节能发电调度，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资源，按机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依次调用化石类能源发电资源。三是积极探索用市场来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途径。 以前，为了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往往以罚代管，实践证明其效果并不理想。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要充分利用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探索新道路。如建立节能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水权交易试点，全面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 再如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引入社会力量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新常态下，政府既要简政放权，又要充分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这也保证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有自身的特点：一是集体性，即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需要集体共同的努力，甚至需要全社会或者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无法建成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是长期性，即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进行的工作，短期内很难有良好的效应，而且需要不断经营。三是公益性，即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公共的财富，大家共同享有，个人无法独占[5]。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性决定了单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任，因为企业往往更愿意获取眼前利益，而不会考虑社会长远利益。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治理作用，通过政府的有效治理来弥补市场的失灵。 一是要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激励、法制奖惩等手段引导企业主动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上来。 二是要扮演规则监督者的角色。 政府要负责督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实施与否、落实效果如何等，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裁判员”和“守护神”。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既不越权，更不推责。 三是要承担公益行动执行者的角色。 对一些有益于社会但投资大、企业不愿承担的项目，政府要主动作为，积极筹资建设。

3.新常态下“三个发展”形成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 而较少依赖资本和土地等要素、 消耗较低的产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这就为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意见》指出：“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 生态环境受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6]。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三个发展”。
“三个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无论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还是低碳发展，都是要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中实现发展，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以往通过对自然界的掠夺实现的发展相比，“三个发展”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以循环经济为例。 工业文明的经济以资本的增殖、利润的获取为主要目标，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对资源的重复利用关注较少，生产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原料—产品—废料”的单一线性过程，结果造成对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污染严重。 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要加强生产和消费废料的使用：“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 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7]。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与此适应的绿色生产方式被人们所接纳，绿色生产方式更注重对资源的节约使用、 循环利用， 生产的过程开始表现为“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的循环利用过程，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把单一的生产过程扩展为多个生产过程，原料得到多次使用，利用效率提高，废料越来越少，对环境的破坏降到了最低。如果说循环发展关注的重点是节约资源，那么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关注的重点则是保护环境，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含，较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必将进一步推动“三个发展”。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是驱动我国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以“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等为特征的新经济迅速兴起，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强大引领，创新驱动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三个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理念，又需要有现实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撑。 以低碳发展为例，对企业来说，要减少碳排放量，必须有优良的机器设备、进的工艺流程、一流的环保设施等，而这些硬件的背后其实都是科技的力量和创新的支撑。如果离开创新驱动和先进的科技水平，“三个发展”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很难落到实处。

4.新常态下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度建设的探讨
新常态是相对旧常态而言。从资源环境的角度来看，旧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对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没有将自然资源自身的稀缺性以及整个环境容量自身的有限性反映出来。尽管过去我们也围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作为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其自身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巨系统，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环节或者是当前所表现的比较突出的生态问题，采取相对单一的手段以及方式，很难将资源环境问题做彻底解决，还给资源环境的超载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来讲，要真正转向“新常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必须建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8]。
新常态下，建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控制在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之内，顺应了自然界具有有限的承载能力这一客观规律，对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抓手作用显著，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可以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价值观落到实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人们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本身的理解、掌握以及如何对其加以运用等还有明显的渐进性以及阶段性，其外延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而不断丰富。新常态下，要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负荷与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更加匹配，应将“构建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一项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应该看到的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底线思维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相关的实施路径和技术方法还不是十分明确，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度建设必须紧紧依靠改革创新。我国环境质量长期不达标的区域、经济社会重点区域以及生态环境薄弱区等，应作为探索“构建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制度的试点区域，率先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评价，将评价的结果作为根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以及总体的规划进行调整，同时还要从体制、制度以及机制等方面着手，把环境质量安全、生态功能保障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等作为基础性因素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5．新常态下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我国逐步树立起来，各种示范试点不断展开，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技术支撑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将“循环经济”拓展到“循环发展”，并将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要实现方式。
推进循环发展，实质上是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流动的客观规律，引入人类经济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中，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更加可持续[9]。近年来，我国围绕发展循环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从激励手段来看，比较注重使用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手段的实施，对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目前经济实际运行中资源节约利用、循环利用的潜力仍然很大，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尚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针对再生资源回收的相关监管缺位、乏力，回收体系乱象丛生。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手段，或者完全交给市场，都难以完成循环发展的内生驱动能力建设。
新常态下，我国推进循环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必须依靠制度体系使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更好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同时体现出市场供求关系、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才能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全面推进循环发展。围绕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深入推进循环发展，加快建立制度体系，要重点抓好两个层面的工作。抓好园区循环化改造和产业链拓展延伸产业园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园区循环化改造是产业园区实施循环发展的具体体现。产业链能够反映产业部门间的关联程度，产业链的拓展往往伴随着副产品或废弃物的高效利用。这两项工作符合我国经济总量巨大、产业园区众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情，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循环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常态下，推进制度体系建设，要将园区循环化改造和产业链拓展延伸作为重点任务进行落实，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强化监督机制，把资源产出率和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作为反映循环型生产方式建设成效、体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性指标进行评价考核。
从消费和社会发展来看，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一是一些产品类废物快速增长，它们的集中报废期已经或即将到达，如电子废物、报废汽车等；二是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体系建设已经迫在眉睫，无法避开；三是包装废物、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农林废物等典型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体系亟待建立。从上述趋势来看，搞好废物的回收处理工作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新常态下，要做好这项工作，还面临着回收处理责任不明确、外部不经济性显著等问题，必须依靠制度体系落实相关主体的回收和处理责任[10]。要以不同废物的环境损害程度和资源回收价值为基础，考虑不同废物的回收特点和区域差异，在政府、生产者、消费者、回收商和处理商等不同主体间合理分配废物回收、资金缴纳、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权责，依靠法制的力量破解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六、总结
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是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其实现方式是依靠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关键是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总体谋划和全面布局。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一重要论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后来者，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仍然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新常态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中践行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基本理念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突出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紧紧依靠法制的力量。需要看到的是，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没有现成的经验、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和参考。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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