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pdf

2023年9 月第3期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Sep.,2023No.3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一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任梦池（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7 2 6 0 0 0)摘要：自北宋至2 0 世纪9 0 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关键词：曾大兴柳永研究人品词品中图分类号：文文献标识码：A文文章编号：10 0 8-9 8 53(2 0 2 3)0 3-0 6 6-0 9曾大兴教授的柳永和他的词初版于19 9 0 年，这是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柳永及其词的学术专著。此书出版之后，曾教授又发表了10 篇研究柳永的论文,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柳永”条辨正一文收入柳永和他的词修订版（2 0 0 1），柳永宦迹游踪考证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从关汉卿对柳永的受容看元曲和宋词的承传关系等九文收人词学新探（2 0 2 1）一书。曾教授的柳永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王兆鹏教授指出：“现代学术视野中的柳永研究始于19 2 3年,迄今正好一百年。据统计,海内外研究柳永成果量最多的五位学者是宇野直人、谢桃坊、金启华、曾大兴和施议对。曾教授的柳永研究成果得到老一辈学者的热情肯定。施议对先生曾先后在四篇文章中评介柳永和他的词。施先生讲：“说及唐宋歌词,则最喜其成名之作柳永和他的词。”缪钱先生在给作者的一封信里说：“大作之特长有二：一、全面细致地对柳永为人及词作加以论析，破除近三十余年中左”的观点，对柳永作出公允评价，肯定其在词史中的地位。二、搜集资料广博，给读者很大方便。”收稿日期:2 0 2 3-0 6-2 0作者简介：任梦池，女，19 8 0 年生，陕西安康人，商洛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明清商洛地方志与地方旅游资源的应用研究（2 0 JZ044）；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明清陕南地方志文献整理与研究(2 0 18 H11）。李永杰.中国第二届柳永学术研讨会暨宋词经典演唱会在广州大学举行 J，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3.5.16。曾大兴.词学新探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2 1,第1页。曾大兴.词学新探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2 1，第2 56 页。66一、柳永生平考证与创作分期曾教授的柳永研究不仅包括柳永及其词的诸多方面，如生平考证、创作分期、创作道路、人格结构、歌妓词、都市风情词、羁旅行役词、市民文学特征、主体风格、艺术师承、艺术影响、词史地位，以及曲调、语言、铺叙方法等等,还通过纵横比较来彰显柳永的价值和意义。他所重点研究的是柳永一人，但是他同时论及柳永吸取艺术养分的前辈作家,以及受他影响的同辈和晚辈作家则有宋玉、白居易、王禹、李珣、尹、冯延已、晏殊、欧阳修、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关汉卿、冯梦龙等多人。他通过与这些作家的比较，不仅厘清了柳永的艺术师承和影响，确立了柳永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发现了柳永在中国文学由贵族化而平民化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诗中的白居易，词中的柳永，曲中的关汉卿与小说中的冯梦龙,既分别是这四种文学样式的代表作家,又是文学的由雅而俗、由贵族化而平民化的历史衍变中的四座里程碑。”著名文史专家张国光先生就此指出：“能够这样综览全局看问题，足见作者积学有素,因而他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柳永是一位贡献很大、争议也很大的词人。自北宋至2 0 世纪9 0 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人品”问题，二是他的“词品”问题。曾大兴教授在柳永研究方面的贡献之一，就是令人信服地解答了这两个问题，并且在视角、理论和方法上予人以有益的启示。本文即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总结和评价曾教授的柳永研究。曾教授关于柳永“人品”和“词品”的研究，是从柳永的生平考证与创作分期开始的。1957年,唐圭璋先生发表柳永事迹新证一文，他“根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云，将柳永生年推定为太宗雍熙四年（9 8 7）。他说：孙何(961一10 0 4）曾任两浙转运使，“柳永就在孙何死的一年做望海潮词送他，至少也应是冠年了。”?曾教授认为,柳永作望海潮词赠孙何是有可能的。他补充了三条证据：第一，宋初著名文人王禹同柳永之父柳谊相知颇深（王氏小畜集中有五篇诗文可证），而孙何又经常游于禹之门,由于禹的关系,孙何与柳宜有交集,不为虚妄。第二,柳永的叔父柳宏与孙何的弟弟孙仅同为真宗咸平元年进士，且同为京官。由于这两层关系，孙柳两家有“世谊”，可以确信。这样作为晚辈的柳永作词赠孙何,应在情理之中。第三,据宋史孙何传载,孙何“乐名教,勤接士类,后进之有才艺者，必为称扬”。而柳永早有词名，他作词赠孙何并得到孙何的礼遇，更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因此曾教授并不怀疑鹤林玉露的记载，但是他强调，柳永作望海潮赠孙何的时间要提前。因为据宋史孙何传记载,孙何任两浙转运使在咸平（9 9 8 一10 0 3）末年,不是在他死的那一年（10 0 4）。根据鹤林玉露的记载,柳永作望海潮赠孙何不是在他死的那一年,而是在他任两浙转运使期间（9 9 8 一10 0 3）。如果把咸平末年（10 0 3）推定为柳永的冠年,那么柳永的生年就不是唐先生所推定的雍熙四年(9 8 7），而是太平兴国末年(9 8 3)左右。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8 7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5-6 页。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 J,文学研究,19 57(3）。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页。671992年,吴熊和先生发表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一文，认为柳永望海潮一词不是写给孙何的,而是写给孙沔的。曾教授阅读并在柳永和他的词修订版(2 0 0 1）的“柳永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中收录了吴文，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曾教授关于柳永生平的第二个推定，是鹤冲天一词的写作时间。他认为，这首词是柳永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落榜时写的。请看这首词的上片：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怎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曾教授指出：“偶是偶然，暂是仓猝，两者都表明这次失败出乎意料之外。如果说，他这时是第二次落榜,那就不会如此地感到突然了。他曾经那样自信,以“贤自许，以龙头自期,谓功名可立就。可是明代偏偏会有遗贤，偏偏会有不公平。他的精神陡地失去平衡，于是就格外地沉不住气,歌呼叫骂，狂放不羁。实际上，柳永此后遭受的打击更多更重，但是由于年齿渐长,阅世渐深，日渐明白了人生世相,体验了生活的艰难，性格也变得深沉起来,所以整个乐章集中,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锋芒毕露,既富于反抗性，又单纯得可爱的作品。”据此，曾教授认为鹤冲天写在柳永第一次落榜之际,时间可能在10 0 3年左右。由于推定了柳永的出生时间（9 8 3年左右）和鹤冲天一词的写作时间（10 0 3年左右）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曾教授第一次把柳永一生的生活与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他指出；“从983年左右到10 0 3年左右,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读书、冶游、初作与初试，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从咸平末(10 0 3）写作鹤冲天到景祐元年（10 34）进士及第，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漫游、干谒、再试和浅低唱”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从景祐元年（10 34）到去世（10 53左右，依唐圭璋说），是柳永生活与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宦漂泊是这一段时期的基本生活内容。”张国光先生在为柳永和他的词一书作序时，对曾教授的三个时期的划分是持肯定意见的。他指出：“由于著者广泛参稽了有关文献资料,对柳永的家世、生平作了较为周密的考证，并考察了词人生活的时代氛围，根据其生活、政治经历和他在创作上的发展、变化过程，把柳永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分期或分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尤其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历来都有争议的重要词人，如果对他的生平与创作没有分期或分段，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看不清他的生命轨迹、心路历程与创作风格的变化，因而对他的评价就会流于简单、武断和人云亦云。2 0 世纪8 0 年代以前，包括宋、元、明、清各代的柳永研究，就一直是这种状况。曾教授指出:柳永的一生是一个悲剧。随着这个悲剧的发展,他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单纯而醇厚,随之发生变化的是其艺术风格。“一直都有人拿他的人品”和文品做文章,其实大都停留在第一个时期。真正可贵的地方在第二、三时期，又往往被忽略不顾。”可以说是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吴熊和.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 J，词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 9 2。【宋 柳永著，陶然、姚逸超校笔.乐章集校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9，第7 2 5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7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8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2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6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4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8 页。68二、柳永对歌妓的态度及其歌妓词之评价长期以来，柳永的“人品”一直备受皆议。许多人一提到柳永，就说他“薄于操行”（艺苑雌黄）。所谓“薄于操行”就是指他经常出入秦楼楚馆一类的歌舞场所,同妓女的关系密切。事实上，柳永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他的祖父柳崇“以行义著于州里，以严治于闺门，诸子诸妇,动修礼法”（王禹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并序）；柳永父辈六人均为朝廷命官,其中有三人还是进士出身。柳永从小就有“为公卿”（柳永劝学文）的抱负，每晚都要“燃烛苦读”。这样一个有志青年，为什么一到汴京开封，就要出人秦楼楚馆一类的歌舞场所呢？这是柳永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曾教授对此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考察。他认为柳永经常出人秦楼楚馆一类的歌舞场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音乐家的气质使然。柳永是一位词人，也是一位音乐家。他现存2 13首词用了12 7 个词调,其中有55个词调是他“自创”的。他既要填词，又要作曲，而那些秦楼楚馆一类的歌舞场所,往往就是流行音乐（新声)的衍生地和传播地。二是城市环境使然。北宋首都开封是一个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新声”最流行的城市。在柳永的词里，就曾多次写到开封城里“新声”盛行的景象。如“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长寿乐）；“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而柳永本人作为一位词人和作曲家，可以说是完全被这种“新声”陶醉了：“坐久觉、疏弦脆管,时换新声”（夏云峰）。三是时代风气使然。他引述唐人孙楽北里志和宋人罗烨醉翁谈录的有关记载，指出唐宋举子在进士及第之前,乃至及第之后正式为官之前,可以自由出入秦楼楚馆，官府不予追究,社会舆论也能宽容。曾教授指出，柳永出人秦楼楚馆一类的歌舞场所，是在景祐元年（10 34）及第为官之前，这其中又以鹤冲天一词的写作(10 0 3年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出人这类场所,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后一阶段出人这类场所,除了上述三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的排斥和打压。“柳永在统治者那里屡次受到排斥和屈辱，无可奈何之际,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灵，再次来到歌妓当中,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与慰藉。”柳永出人秦楼楚馆一类歌舞场所的原因或动机发生了变化，他对歌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时同为社会边缘人的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既不是与常人一般为了寻欢作乐、听歌妓，也不是自己之前的浅低唱。正是境遇的相似，在受人唾弃的秦楼楚馆里，“他不仅看到了歌妓们美丽的容貌和绰约的身姿，发现了她们出色的才华与善良的心地，更深刻地体验了她们悲惨的哭泣与热切的梦想。”柳永的歌妓词是比较多的。在他现存的2 13首词中，歌妓词大约占了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在同时代的词人中是比较高的,这也是柳永备受皆议的原因之一。曾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柳永做举子的时间太长了。他一直到50 岁左右才中进士，做了30 年左右的举子。因为长期做举子，长期接触私妓，长期为她们写词,写的既多且好，影响很大，因此就使得他背上了一个风流浪子的名声。”曾教授强调指出：唐宋时代的歌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家妓，一种是官妓，一种是私妓。柳永作为一个举子，他所接触的主要是私妓。私妓的成分比较复杂，所以就容易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1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1页。曾大兴.词学新探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2 1,第9 3页。69三、柳永的功名意识及其人格结构引起误解。由于细致而深人地考察了柳永出入秦楼楚馆一类歌舞场所的原因，进而把他的这一行为分作前后两个阶段,曾教授对柳永歌词的评价是客观理性的,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在柳永和他的词这本书里，他专门辟有柳永歌妓词的道德评价这一章，指出柳永前一阶段的歌妓词确实存在某些“不健康”的一面，这种“不健康”主要还不在于个别作品（如昼夜乐、菊花新)存在色情用语，而在于少数作品（如少年游其四、小镇西犯、木兰花其一和其四）“暴露了词人所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而反动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把歌妓当作可以“千金购置”的“尤物”“不把歌妓当人看待”。曾教授认为，柳永后一阶段的歌妓词摒弃了早先把歌妓当“尤物”的腐朽观念。他平等友善地“把歌妓当人”，歌妓也乐于同他往来唱和，乐于和他交朋友。他与歌妓的爱情也因为建立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因此感情既深沉且持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樵”（凤栖梧）便是这种感情的最为动人心魄的表白。一旦得知歌妓溢然长逝，他是那样的痛彻肺腑,悲不自胜（秋蕊香引、离别难）。他在迷仙引里又代歌妓们发出了自由的呼喊。曾教授指出：这种自由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可贵的在于作者在封建社会敢于“以妓女的口吻发表的一篇人格宣言,这是被压迫者的人的觉醒。试问在文学史上数以万计的歌妓词中，有谁具备过这种意识,达到过这种境界呢?曾教授对柳永歌妓词的道德评价，完全跳出了传统的窠白,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他不再像过去的学者那样,抓住柳词中的某些所谓“淫媒”之语即色情用词不放，而是从人文主义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评价柳永所有的歌妓词。他强调：“歌妓是人。不把人当人，就是最大的恶。”“把歌妓当人，这就是最大的善。”这种认识和评价，体现了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理性自觉，把柳永歌词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柳永对功名的态度，也涉及到他的“人品”。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柳永有蔑视、弃乃至否定功名的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柳永并不否定功名，甚至终其一生也没有忘却功名利禄。曾教授是如何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超越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借鉴了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曾教授指出：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他确有“弃功名”的一面，但是也有“渴求功名”的一面。他从小就有“为公卿”的抱负。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之后，他虽然写了鹤冲天一词,说了一些糟践科举、弃功名的话,所谓“忍把浮名，换了浅低唱”。但是在他的意识深处,并没有放弃对于科举功名的向往。他说“忍”，事实是难忍；而“何须论得丧”，更不是得丧难忘吗？如果是真正的“忍”，是真正的不“论得丧”，他又何必写作鹤冲天呢？“柳永不仅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58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6 2 页。曾大兴.词学新探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2 1，第58 页。曾大兴词学新探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2 1,第6 2 页。女如：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 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 54。惠淇源.忍把浮名，换了浅低唱一一从柳永叛逆性格说起 J,艺谭.19 8 4(3).如：宛新彬.对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略稿所论北宋词人柳永的意见 J,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 56（3）；王起.怎样评价柳永的词 J，中山大学学报.19 59（12）；王水照.谈谈宋词和柳永的批判继承问题 J，光明日报.19 6 0.7.17；丰家骏.柳永思想评价台议 J，学术月刊.19 8 5（5）。70不曾忘怀功名，而且在第一次科考失败到最后进士及第的三十年间，为功名作过多方面的不解的努力。一方面是屡败屡试，一方面则是想方设法地干谒权贵和颂圣诀贡。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了获取功名而惯于采用的诸多方式，他都用上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人格。在这一方面，他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无差别。但是，上述思想和行为模式并不构成柳永的全部人格，而只是其人格结构的一个层面。在柳永的人格结构中,还有同上述思想和行为相对抗的一面。这相对抗的一面常常遭到正统的士大夫文人的皆议和毁，然而正是它，决定了柳永人格结构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集中表现为柳永对功名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和厌倦及其对世俗享乐的向往和热衷。”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由入世到避世，由积极而消极，或功成名就而急流勇退，或功名无望而知命乐天,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多数知识分子是以儒道来达到调和。既如此，柳永的独特性又表现在哪里呢？曾教授指出：“问题不在于对功名的轻视和厌倦，而在于支配这种轻视和厌倦的主体的精神退路。绝大多数勘破世俗功名的知识分子为自己选择的精神退路是庄禅自娱与物俱化,是遁迹林泉隐于渔樵。但是柳永却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这一传统的行为选择,轶出了这一古代士人的最佳人格模式。不是由庙堂而江湖，由热衷而超脱，而是由庙堂而青楼，由功名的热衷转人市俗享乐的热衷。”虽然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由于有官职在身,所谓的“青楼”和“市俗享乐”只是他早年生活的一种追忆,并未真正成为现实。而“精神归宿的不同,补偿方式的不同,就这样决定了柳永人格结构的独特性。”?曾教授总结说：“柳永别具一格的人格结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由他主他律的依附人格向自主自律的独立人格 转变的历程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一方面信奉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条，视科举为正途，孜孜于“进用”，热衷于功名；一方面又接受了市民意识的影响与同化,糟践科举,轻视功名，选择了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以填词为职业的艺术道路。既不是地道的依附人格，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既不曾时时处处一以贯之地依傍古人委身皇权，也不曾时时处处一以贯之地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并且纯然依据自己的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这种独立人格既不能被传统的士大夫所理解,也不能被当今具有一定的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所认同。这种人格在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它本身却是一个悲剧。”客观地讲,以往学术界关于柳永的相关评价虽然或褒或贬，各执一端，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触及到了柳永思想与行为的部分特质。遗憾的是这些褒贬都没有深入下去，都没有把握到支配着这种种矛盾的思想和行为的内在机制。其实支配着这种种矛盾的思想和行为的内在机制,正是其人格的两重性。曾教授不仅揭示了柳永人格的两重性，而且敏锐地发现了这种两重性与传统士大夫的两重性不一样，即“后者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自我完善的互补（儒道互补)为特质”，和“前者则以儒家的人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的互补为特质”。这也就是为什么柳永一方面备受正统的士大夫文人的近乎咬牙切齿的攻击和咒骂，一方面又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6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9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1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2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6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7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6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46 页。71备受市俗的“不知书者”的由衷喜欢和爱戴的根本原因。柳永的“人品”关乎他独特的人格结构,这是之前的柳永研究所未曾涉及的一个颇有理论深度的问题。张国光先生认为，曾大兴教授“对柳永的矛盾的人生观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个评价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这种人格结构研究的充分认可。四、柳永的创作道路与柳词的市民文学特征长期以来,在柳永的“人品”受到皆议的同时，他的“词品”也受到皆议。反之亦然。有些人正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词品”，因此连他的“人品”也一并否定了。在不少人看来，柳永的“词品”就是一个字：“俗”。所谓“从俗，天下咏之”（陈师道后山诗话）；“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王灼碧鸡漫志）。只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如“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赵令時侯录）。事实上，柳词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歌妓词要“俗”一些,应制词、咏物词、咏史词、都市风情词和羁旅行役词则要“雅”一些，不可一概而论。曾教授是如何评价柳永“词品”的呢？他并不讳言柳词的“俗”，甚至认为柳词的主体风格就是“俗”。而这个主体风格的形成，是由柳永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所决定的。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人词中,以便使人传唱。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曾教授通过这两条词话发现，柳永走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除了这两条“外证”，他还从柳永的作品中找到了五条“内证”。“外证”和“内证”充分表明：“第一，柳永常常应歌妓之邀而写作,并同她们一起讨论和修改作品；第二,歌妓不仅常常请柳永填词，而且还同他往来唱和;第三,创作的环境多是狭斜“坊曲”“幽闺 以及平康小巷 的珊瑚上。”这些并非贵族士大夫的歌舞席和风亭月榭,这就与贵族词人的创作道路有了质的不同。曾教授指出：“一方面是教坊乐工请求柳永为之填词，一方面则是柳永尽量收集通俗活泼的市井俗语写进词中，以便歌妓传习演唱。这就表明，柳永和乐工、歌妓之间，存在一种积极主动的合作关系。”曾教授强调：这种合作是“尊重歌者和听众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不违背自已的艺术个性的合作。是自觉地把市民的生活与艺术作为自己全新的艺术参照，而不是俯就，不是媚俗，更不是哗众取宠。”在探讨了“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形成的时代原因（如城市经济的发达与市民文艺的繁荣）和个人原因（如科举失意、生活窘迫及对市井新声的热爱等)之后，曾教授总结了这种合作的意义。从微观上看，“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给柳永的文学艺术实践提供了许多非他莫属的优越条件。第一,产生和流行于歌台舞榭一类地方的新腔源源不断地传来。第二,活跃在市民口头上的俚俗言语源源不断地丰富着他的艺术语汇。第三，市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地更新着作者本人的艺术观念。第四,市民群众的生活与思想不断地调节着作者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扩大作者的生活和思想艺术视野。”从宏观上看，这条道路“消除了知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2 0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9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3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3页。72识分子同市民群众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隔膜，沟通了作家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联系,既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也拓宽了作家文学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整个文学的风貌”。曾教授指出：柳永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与歌妓乐工合作基础上的,这就让柳词具有浓厚市民意识与鲜明市民文学的形式美的主要特征。虽然柳词中还有些并不是出于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动机，但是这一基本原则，使得柳词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着共同的面貌。这共同的面貌,就是柳词的市民文学特征。曾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总结：一是“直陈其事”,这是市民文学的表情方式；二是“一线贯穿”，这是市民文学的结构艺术；三是“市井新声”，这是市民文学的音乐源泉；四是“口语和代言”,这是市民文学的语言风神。柳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既有满江红之雅健，望海潮之整，斗百花之委婉，八声甘州之雄浑；也有鹤冲天之真率，定风波之俚俗，以及甘草子之清丽，卜算子之流动等等”。但是,在这多样化的风格类型中,哪一种才是他的主体风格呢？曾教授认为是“俗”。他指出：“我们并不否认在柳词的风格形态中，雅占有自已的一席地位。但是综观他的全部词作，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形态是俗”而不是雅。而且柳词的雅，既非晏殊、欧阳修之秀雅,亦非周邦彦之和雅,更不是姜白石之骚雅。柳词的雅并不纯粹，在相当程度上倒是被他的俗所改造、所同化了。在柳词的俗和雅两种风格形态中，明显地存在着共同的仅仅为柳词所具有的素质，这些素质构成两种风格形态之间最基本的与最稳定的联系，构成柳词的主体风格。”曾教授通过具体而深人的分析，总结出柳词主体风格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真率的情感”，二是“市俗的语言”，三是“浅近的意境”。在明确了柳词的主体风格就是“俗”而非“雅”之后，曾教授着重从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的角度，把“俗”和“雅”进行比较：雅重伦理，俗重情感；雅求善，俗求真；雅求心灵之平和，俗求心灵之震颤；雅重空灵蕴藉，俗重淋漓发露。然后从价值论的角度，阐述“雅”“俗”各自的优长与缺陷。雅中包含着政教、伦理和善等内容，具有理性精神，但人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理性和社会性的规定,而是理性和情感,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雅对于人的本质的认同是不完整的。俗从情感与自然的角度弥补了雅的缺陷。另外,雅所追求的空灵蕴藉的艺术意境和玄然淡泊的中和之美，自有某种人伦关系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若沉面于此,也会导致人的自满与止步不前。俗所追求的畅淋漓的艺术趣味和引人人胜的艺术效果,恰好弥补了雅的不足,但是它所体现的琐屑不堪的平淡生活和肉体的癖好欲望，也容易导致人的平庸和委琐。曾教授最后强调,既不要摆出一副“雅人深致”的姿态强烈地崇雅抑俗，也不要矫枉过正地扬俗斥雅。既不要像正统的文人雅士那样咬牙切齿地咒骂柳词的“俗”，也不必故意地不加分析地对他的“俗”津津乐道。吸收他的优长之处，摒弃他的某些糟粕,在合情合理的层次上“求得雅俗的互补与和谐”，“创造出一种既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又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实现的雅俗共赏的文学和艺术”,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曾教授从柳永的创作道路人手，探讨柳词的市民文学特征及其主体风格，又从理论的高度，比较“雅”“俗”的优长与缺陷，他的角度是独特的，观点也是富有新意的。张国光先生指出：“著者的这些富有新意的观点，可以解决词学界历来关于柳词的雅俗之争。”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33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2 1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2 4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138 页。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 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 9 0,第5页。73曾教授通过详实的文献考证和字句酌的文本细读，对柳永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并指出其对歌妓的态度也存在前后差异,因此，他认为柳永一直为人所诉病的“人品”主要源于他的第一时期，在他心态、创作等发生改变的、最为可贵的第二、三时期，大家又往往关注不多。继而在研究柳永的功名观时，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进行分析,指出柳永和传统士大夫一样，在人格结构上都具有两重性，但传统士大夫是以儒家的人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意识之互补为特质，而柳永则是以儒家的积极用事与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其人格特质；最后在结合相关资料的记载，揭示柳永的创作道路是建立在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基础上，指出人们皆议他的“词品”，是不了解他的这条创作道路规定了他的作品必须符合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曾教授的这些观点都是超越前人的，也是令人信服的。今天的词学界对柳永的“人品”和“词品”问题似乎不再持争议，但是曾教授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的角度、思路和方法,对于今后的柳永研究和其他词人研究,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此,曾教授的柳永研究,无论是角度，还是理论和方法，都别具一格，他的诸多观点和结论也同样令人信服。责任编辑：丁可Professor Zeng Daxing s Research on Liu Yong:Centering on Liu Yongs“Personality and Ci StyleRen MengchiAbstract: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1990s,the controversy about Liu Yong main-ly focused on two aspects:one is“Liu Yongs personality;the other is“Liu Yongs Ci style.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and close reading,Professor Zeng divides Liu Yong s life and creation intothree periods for the first time,and studies Liu Yongs attitude towards prostitutes according to sta-ges.Based on the these studies,Professor Zeng analyses Liu Yong s attitude towards fame from the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of psychology and points out that Liu Yong attitude is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and the citi-zens sense of enjoyment.Then,through Liu Yongs self-statement and the relevant records ofprevious comments,Professor Zeng reveals that Liu Yong follows a creative route of cooperation withsinging prostitutes and music players.This creation route requires that his works must meet theneeds of singing prostitutes an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ordinary citizens.Key words:Zeng Daxing;research on Liu Yong;personality;Ci poem style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