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家高延_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_张云江.pdf

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张云江*摘 要:1877 年 2 月到 1878 年 2 月,荷兰人高延作为莱顿大学的汉语译员培训生在鼓浪屿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其间在其私人教师赵少勋等人的协助下,广泛参与中国社会生活,搜集了大量资料。1881 年至 1883 年,身为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汉语译员的高延在巴达维亚出版了两卷本的 厦门的年度节庆与习俗一书。从此,高延逐渐成长为一位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厦门的年度节庆与习俗 一书,是在西方刚刚兴起的“宗教科学”观念的指导下,首次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闽南地区开展中国宗教实地考察的结果,高延因此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中国宗教田野研究的先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高延是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关键词:高延 中国宗教 鼓浪屿 荷兰光绪三年(1877 年)2 月 2 日,鼓浪屿码头,来自荷兰的三个年轻人正提着沉重的行李离船登岸,迎接他们的是荷兰驻厦门领事,同时也是德商宝记洋行的经理宝记(C.J.Pasedag),宝记早在咸丰八年(1858 年)就来到鼓浪屿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4 月 23 日,他被荷兰政府任命为驻厦门领事。宝记来接的三个荷兰年轻人分别是23 岁的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快要 23 岁的富亭(Bernardus Hoetink,1854-1927)和 22 岁的斯图亚特(Hermanus Nicolaas Stuart),他们是莱顿大学汉语专28*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高延中国宗教著作全集(18 卷本)翻译与研究”(17AZJ001)的阶段性成果。*张云江,宗教学博士,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荷兰政府早在清同治二年(1863 年)就在厦门设置领事,由德记洋行老板、英国人德滴兼任,后由德商宝记(Pasedag)洋行经理宝记正式代理。宝记(Carl Junius Pasedag),1828 年 5 月 1 日出生于普鲁士。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业的大四学生,此行目的是到厦门实地学习闽南方言,以便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充当汉语翻译。三人是荷兰政府派出的汉语译员培训生。咸丰八年(1858 年)6 月 1 日,三人在莱顿大学的汉语老师施古德(Gustav Schlegel,1840-1903)到达鼓浪屿,和花兰君(Francken)一起作为“汉语实习生”(kweekeling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学习了三年,直至咸丰十年(1860 年)11 月 12 日奉命到广州学习粤语离开厦门为止。一 1878 年前后的鼓浪屿高延三人住在厦门鼓浪屿。根据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写于光绪四年(1878 年)的 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我们可以还原高延走后半年鼓浪屿的大致情况:1878 年 10 月 10 日,有 251 名外国人居住在厦门,其中大约 200 名居住在鼓浪屿,50 名居住在厦门。英国 133 人,德国 38 人,美国 21 人,葡萄牙 19 人,西班牙 16 人,日本 8 人,丹麦 7 人,没有荷兰人。所有外国男人中,有 81 名单身,51 名已婚,女人中,13 人未婚,45 人已婚,共育有 56 个孩子。当时在鼓浪屿有2835 名中国居民。1881 年,高延在巴达维亚出版的 厦门的年度节庆与习俗 前言中也写道:厦门岛周长约 40 英里。该城始建于岛的西南端,在龙江入海口的正前方,与龙江相隔,对面是被一个称为“鼓浪屿”的岩石、砂岩的小岛。外国人在这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有 200 多处;小岛上散落在山间的还有一些土著村落,居民约有 3000 人。岛上的外国人大多数是商人,或者其职业与港口、航运有关,基本不会说中文;有十位传教士及其家人。岛上建有英国和德国领事馆各一座,有一处海关及丹麦的电报公司 大北电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869 年,从 1874 年开始运营。居住在鼓浪屿的中国人则来自不同地方,有很多是广东人和混血儿。翟理斯在 鼓浪屿简史 中写道:38Herbert Allen Giles,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Nabu Press,2010,p2.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Etude concernai-iseligion populaire 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18.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厦门的运输和贸易以英国人为主。1877 年,共 429 艘蒸汽船驶入厦门港,其中 377 艘是英国船;到达的 243 艘帆船中,103 艘是德国的,93 艘是英国的,丹麦 13 艘,荷兰 10 艘。茶叶是最重要的贸易物资,对鸦片支付的关税占总贸易额的 1/4 以上。在鼓浪屿,外国人住在西边,其中第一座住宅始建于 1859 年。岛上有一座可容纳 200 人的新教教堂,四座中国人的寺庙,还有一处共济会会所(Masonic lodge)。1876 年,也就是高延三人来到厦门的前一年,岛上新建立了一处俱乐部,有图书馆、阅览室、台球室、保龄球馆、酒吧和一个委员会室。附属有一个小剧院,冬季在女士的协助下定期进行表演。体育方面,有一个网球场,一个带有草坪网球场的休闲场所。二 高延等培训生初到鼓浪屿1873 年 10 月,高延三人作为莱顿大学新招收的汉语专业学生开始人学。1876 年10 月,指导教师施古德教师向荷兰殖民部报告说,经过三年学习,三人可以到中国实习一年,然后到荷属东印度任职。他请求殖民部部长采取措施,使三人争取在年底之前成行。同时,应要求驻厦门领事提前找好房子,以免到达之后浪费时间。三人可暂住鼓浪屿;几个月后,他们应住在漳州,以便日常与当地人交流,学习荷属东印度华人移民最常用的方言。11 月 20 日,殖民部部长向国王提议,将三名学生译员派遣给荷属东印度总督,以方便进人殖民地。同时将有关情况通知总督、荷兰驻厦门领事和施古德。11 月 23 日,国王通过皇家法令,予以批准。高延等三人收到了 400 荷兰盾的购买图书预付款和 4 个月共计 200 荷兰盾的津贴。12 月 17 日,高延三人登船启航。1877 年 1 月 19 日抵达香港。高延曾短暂前往澳门,购买了一册 南海观世音全传。2月 2 日,三人抵达厦门。对于刚刚到来的三名学生而言,宝记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荷属东印度司法部每月从巴达维亚寄来的每人 140 墨西哥元的汇票,其中 125 元是津贴,15元是付给在鼓浪屿所请私人教师的工资。高延等三人每月都要签收汇票。到鼓浪屿之后,每名学生都可以请一位私人汉语老师。高延的老师名叫赵少勋,大约 40 岁,后来也成为第二批学生薛伯(van der Spek)及第三批学生武礼、布鲁因的48Herbert Allen Giles,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Nabu Press,2010,p.3.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372.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老师。高延等三人的老师依据各自的荷兰文名字,按闽南语发音,为他们分别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赵少勋为约翰尼斯雅各布斯玛丽亚德格鲁特(Johannes JacobusMaria de Groot,1854 年 2 月 18 日1921 年 9 月 24 日)取的中文名是“高延”。“高延”是简称,全称应为“高延琊崞行二”:“高延琊崞”是“Jan Jacob de Groot”的闽南话汉语转读,“Jan”读作“延”,“Jacob”读作“琊崞”,“Groot”读作“高”,“行二”即家中的第二个儿子。高延到厦门后不久,曾得到一本手抄本的 推背图谶,在扉页上盖了一枚“高延”的印章,为阳文朱椭圆印;扉页上另有一枚印章曰“高延琊崞行二”,并写有“光绪丁丑年瓜月(七月)置”字样。除此之外,别的地方或场合极少见他使用“高延”或“高延琊崞行二”这一名字。一到厦门,高延就购买了许多中文图书,大部分与历史有关,小说很少;而富亭购买的中文图书一半是小说或文学著作,约有 60 种。1885 年,高延在荷兰休完假准备再次前往中国时,将他在厦门购买的 49 本书卖给了莱顿大学图书馆。图 1 1879 年 4 月 25 日第二批译员培训生(薛伯、武珀和杨亚理)在其鼓浪屿住处与老师、仆人的合影。1877 年,高延、富亭和斯图亚特也应该住在这里。照片由薛伯保存。资料来源: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90。58荷兰语,简称是“Jan Jakob Maria de Groot”或“J.J.M.de Groot”。另有译为“赫罗特”“哥罗特”等。吴荣子: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所藏 推背图 三种,台北 图书馆馆刊 2003 年第 1 期,第 197226 页。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1001.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高延等三人在鼓浪屿租房,并请了一位名叫“永旺”的仆人,还带着一个男孩帮忙。三人并不总是住在一起。高柏多次提到,富亭与一个中国朋友一起租住了一个多月,另外有一段时间,富亭独自住在漳州。从零星资料来看,第一批汉语译员培训生三人似乎单独行动居多,不像第二批基本是集体行动,例如一起在漳州居住三个月。这可能与高延厌女症的性格有关。薛伯日记中有一起狎妓的记录。另外,高延整天忙活的是搜集与厦门节庆有关的资料。从 1876 年 3 月 1 日开始,荷兰驻厦门领事在鼓浪屿开始拥有司法权。1877 年 1 月15 日,荷兰驻厦门领事宝记写信给荷兰驻中国总领事弗格森,说他已经为荷兰驻厦门领事馆找到了一名陪审员,但很难找到书记官和法警,鼓浪屿没有懂荷兰语的人,他要求弗格森从爪哇派遣一位懂荷兰语和马来语的官员过来。1 月 19 日,弗格森来函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最好是聘请一名德国人,或者英国人、法国人也都可以。恰好在这个时间,高延等三人到达厦门,宝记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庭了。4 月,他任命了两名德国籍的陪审员,同时聘请已年满 23 岁的高延担任口译员,并任命其为“荷兰驻厦门领事馆司法官暨领事法官之书记官”(Kanselier bij het Consulaat der Nederlandente Amoy en Griffier bij den Consulairen Rechte)。4 月 10 日,三人宣誓就职。不过,后世专门研究荷兰早期汉学家的高柏教授在档案中未找到高延审理案件的记录。1878 年 2月,高延离开厦门时辞职。因为担任法庭相关职务的最低要求年龄为 23 岁,因此未到年龄的富亭和斯图亚特没有资格。三 薛伯等培训生在鼓浪屿上课的情形第一批汉语译员培训生(高延、富亭、斯图亚特)在中国学习的情况不明。他们应该和两年之后来到厦门的第二批培训生(薛伯、武珀、杨亚理)的情形有较多相似之处。薛伯日记中,在 3、4 月,他们除周日外,几乎每天都上课,不过有时只是早上上课,下午安排其他活动。开始是复习在莱顿大学学过的 卖油郎 和 杜十娘,用漳州方言讲一遍,方便老师了解他们的水平;四天以后,在老师指导下,学习用漳州方言讲另一个新故事 女秀才移花接木,到 3 月 26 日,用了十天完成。之后用两天时间复习在莱顿大学学过的 圣谕广训;两天后,学习新书 昔时贤文 和 明心宝鉴;三68明心宝鉴,是作为儿童学习教材使用的教养书。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全书由 20 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 依内容分为上下二卷共 20 篇,分别是: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周后即 4 月 19 日,开始阅读 三国演义。除阅读文学著作外,还练习将荷属东印度政府法令译成中文,并将中文账簿等译成荷文。到了 5、6 月,因为天气日渐炎热,他们的学习才有所松懈。1881 年,高延出版的 厦门的年度节庆与习俗 中“关帝崇拜”一节,有较长篇幅的 三国演义 内容的摘要,可见高延对该书之熟稔。故薛伯记录的以上学习过程,高延大概也经历过。除训练阅读和翻译,培训生还练习对话,主要是和老师聊天。通过对话,他们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图 2 光绪五年(1879 年)4 月 29 日,第二批培训生(薛伯、武珀、杨亚理)在鼓浪屿 荷兰领事馆前与中国老师、朋友和仆人合影。前排坐着的人,从左到右分别是 赵少勋、王经冬和范经。照片由薛伯保存。资料来源: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92。在厦门指导高延的老师是赵少勋,第二批培训生薛伯、第三批培训生武礼的指导老师都是他。薛伯日记有时称之为“赵六舍”“赵六爷”;1925 年,武礼曾有一篇文章回忆到赵少勋:与住在拉彭堡的一所房子中,纽扣系着缎带的杰出与博学的教授(他指的是施古德)完全不同,他与包括兄弟们在内的亲戚们住在鼓浪屿一条巷弄旁不起眼的、昏暗的宅子里。在过去大约 20 年或更长的岁月中,他每天教授荷兰学生 4 小时,每月薪酬仅为 12 墨西哥元(约 19.2 荷兰盾)。他是一个 50 多岁的老人,穿着一件长长的丝质长袍,脚蹬厚底鞋子,走起路来慢吞吞的,长长的辫子 优雅地 垂在脊背上,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781879 年 2 月 28 日的薛伯日记。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91.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如我了解他所用的时间一样 认识到他实际上是我的父亲,而雇用他的我其实是他的孩子。这位弱小的教师每月从我这里获得 12墨西哥元,每天早晨像个被雇用的仆人一样准时到达,以一种非凡的方式,用几个含义深邃的词语,以及博学多识的欧洲教授绝不做的潇洒手势,传授孔子和老子的智慧同时,赵老师还插手我的家务,欺诈他推荐给我的仆人,在他介绍给我的商铺中哄抬价格以便获得私底下的好处。他表现得好像我以难以置信的低价买到东西均拜他所赐。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赵老师是如何依靠微薄的收入来生活的。在那些蔑视他的行为,又对其睿智感慨不已的人看来,他们应该要么烧掉 圣经及其他宗教和哲学著作,要么永远不要涉及交易!这段引文最后一句翻译不够准确,应译为:赵老师显得那么安详而智慧,却又私底下拿回扣还被我发现了,还卑鄙地敲诈仆人,但对于那些蔑视他行为的人,那些对其行为反差感到心碎(poignant)的人,我要说,这些人要么把 圣经 和所有其他宗教和哲学的书都烧掉,要么永远不要做买卖了!显然,武礼在知道赵少勋老师生活如此清贫之后,理解了他的一些不光彩行为背后的难言之隐,对他学问和生活之间的行为反差表达了同情。和十年后到鼓浪屿接受培训的武礼不同,高延从未私下提及老师赵少勋,只在著作中偶尔有所提及。1883 年,高延在论文 厦门佛教的度亡法事 中描写客人所馈赠的丧葬礼物清单,其中有一张名帖:“恭挽李永美仙逝,乘鹤西归。少勋、春永同顿拜。”“春永”可能是赵少勋夫人的名字;另一份礼物“馔盒”,是装在纸包里或小柳条篮里的糖果,厦门称为“荐盒”,上面写着:“冥资肆事,奉申奠敬”。“奠敬”写在一张窄纸条上,左下角写着:“阳愚侄赵必勋顿首拜”。送给丧家的卡上写有祭品名称,上面写着:“愚弟赵必勋顿首拜”。赵必勋应是赵少勋的一位兄长。光88包乐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18541911),载 荷 伊维德编 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耿勇、刘晶、侯喆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第 46 页。此处译为“我的中文老师赵晓云(Tio Siao Hoen)”或有误。原文是:Those who despise his behaviour and who deem poignan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erene wisdom,thesecrets of which he disclosed to me,and the ignoble squeezes,those people should either burn the Bible and allother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in their library,or never engage in trade again!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绪三年(1877 年),赖府的这次葬礼举行了一周左右,在赵少勋陪同、解释下,高延自始至终全程参与、观察、记录。薛伯日记中还提到,赵少勋认为欧洲女人的地位贵于男人,因为男人见了女人总是彬彬有礼。另一位老师王经冬告诉薛伯:“传教士割下死信徒的眼睛,将之送给耶稣,以获得奖赏。”薛伯想让他皈依基督教,他也不太能理解。王经冬还说,中国人对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感到愤怒。四 薛伯等培训生在厦门的游玩及在漳州的实习光绪五年(1879 年)3 月 12 日,第二批培训生薛伯等人到厦门一个朋友的店里看中国戏剧,邀请人是第一批培训生富亭在厦门期间交下的一位中国朋友。这是薛伯等人第一次离开鼓浪屿进厦门岛,薛伯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城。任何一个从未见过中国城镇的人,都很难想象它是什么样子。据许多目击者说,厦门“比中国还中国”,也就是说,厦门非常的狭窄、凌乱,气味非常难闻,是世界上最不卫生的城镇中最脏、最拥挤的城镇之一。在最宽阔的街道上,顶多也只够四五个人挨着站开,前提是他们的肩膀还不能太宽。如果两个人在巷子里走个对脸,两人都必须贴着墙侧身才能过去。再加上有很多狗和猪在街上游荡,所以有时候不得不用棍子赶走它们之后才能通过。嗅觉神经受到最严重的考验;每时每刻都有撞到那些从不洗漱、气味难闻的苦力的危险;到处都可以见到乞丐,他们因麻风病和其他疾病脸部畸形,对着你咧开嘴笑;诸如此类!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再去厦门的话,就要三思而行了。无独有偶,高延对厦门街道的狭窄及脏乱也有深刻的印象。例如 6 月底的“开焰口”:“结果,狭窄的街道上堆满了无数的火焰,使之充满烟雾和恶臭,以及令人窒息的热气,同时形成了一个奇观,数百支冒烟的蜡烛散发的光像篝火一样刺破了暗夜。”再如高延描述的厦门常见的宫庙:通常开在街道最宽广的地方或小广场上,这就提供了一个就近的避难所在,街面上的懒汉、掷骰子的赌徒、苦力、剃发匠、现做吃食的人,只要天气恶劣,98薛伯这封信写于 1879 年 8 月 23 日,发表于 1879 年 10 月 31 日。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或者太阳晒得人在户外活动不舒服,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进到寺观中来占个位置。孩子们在里面玩耍和打闹,猪、鸡、狗等吃着街边厨房丢下的残汤剩饭。到了晚上,这里又成了乞丐和流浪汉的宿舍,白天,苦力们也在这里慵懒地等活。从早到晚,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里面玩纸牌或骰子,他们不停地大声争吵,直到有时受到官府的打击。薛伯等人来到朋友的商店里,喝茶、吸雪茄,然后看戏。令薛伯他们失望的是,戏剧唱白都是官话,他们一句也听不懂。薛伯觉得声音“难以忍受”,而且演员脸上蘸满红色颜料,动作“夸张可笑”,“女人”扭捏作态,后来才知道居然是男人装扮的,还有演员随地吐痰。这使薛伯没有一点艺术的感觉。几天后,这个朋友又带着他们参访了南普陀寺;4 月,还带着他们乘坐轿子在漳州游玩了几天。6 月 25 日至 7 月 13 日,薛伯三人利用一艘荷兰船停靠鼓浪屿的机会,到台湾玩了 20 天。另一个老师王经冬曾两次邀请学生参加节庆活动。4 月 9 日王经冬结婚后,还曾邀请学生去看他年仅 17 岁的新娘。9 月 5 日中元节,王经冬邀请他们到家中:我们去食普度。第一次在家中用餐。武珀再次大快朵颐。普度公不只大仙。节庆充满乐趣和玩笑,许多妇女也在坐着观看。可以想见,高延也曾受邀参加了不少类似的节庆活动。薛伯参加这样的活动,纯粹是看热闹,他“不像高延那样是敏锐的中国习俗的观察者,也不像武礼那样在中国的节日及其故事中找到了灵感”。课余之暇,培训生们积极参与了厦门外国人的社交生活,一起聚餐,观看戏剧表演。还经常邀请其他人在他们的住处吃晚餐,然后闲聊、唱歌。几乎每天都在鼓浪屿上散步,还经常去骑马,在俱乐部打保龄球和打台球,有时候去打猎。按照培训计划,培训生必须到漳州住一段时间。1879 年 9 月,第二批培训生开始考虑这件事。他们之前去过漳州三次,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房子,这次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11 月 24 日,在搬到漳州的一周前,薛伯等三人用英语给宝记写了一封信:09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Amoy):E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populaire 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341.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95.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97.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我们谨通知您,为进行汉语和风俗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住在漳州府的漳州市,时间是从今年 12 月 1 日到 1880 年 3 月 1 日。我们恳请您将我们的目的告知厦门的道台,知会漳州府的中国官员。我们希望,按照 1863 年中国皇帝陛下与荷兰国王在天津签订的 条约 规定,我们将受到他们的保护。1879 年 12 月 1 日,薛伯三人与仆人和两名老师一起搬到漳州,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有很多人来看他们,他们也拜访了许多中国人,包括当地官员、军官、商人和一名西医,遇到的唯一一个外国人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游览了漳州附近的名胜。有一次,他们还逛了一家妓院,薛伯用闽南话称之为“否囝间”。12 月 19 日,在一个中国朋友的陪同下,三人参观了漳州附近一个村庄举行的宗教节庆活动,名曰“看香”。观看的人很多,三人在人群中分开了,突然有人向他们扔土块和石头。局势变得危险了,他们赶紧离开。后来他们听说有谣传,有戴白帽、穿浅色西装,看似穿着丧服的外国人打扰了这次节庆活动。1880 年 2 月 25 日,薛伯三人离开漳州,在厦门住了一周后,3 月 3 日启程前往香港,经新加坡抵达巴达维亚。4 月 26日,薛伯被派往望加锡,武珀到井里汶,杨亚理到南旺。以上是 1879 年抵达厦门的第二批译员培训生学习、生活的大概情形。与薛伯三人始终一起进退有所不同的,高延三人似乎是各忙各的。尤其是高延,他早就打定主意,要利用在福建学习的一年,搜集年度节庆的资料,所以对于漳州方言的训练并不太上心。他离开厦门一年之后,1879 年 3 月 1 日,薛伯在日记中写道:“富亭的中国话说得很好,高延说得不好,但他学了很多东西。”高柏认为这可能是富亭的中国朋友私下告诉薛伯的。在中国的这一年学习的确让富亭受益匪浅。他不仅中文说得好,而且能与中国人友好相处。他有几个中国朋友,大多是漳州和福建内地的商人。施古德曾建议学生抵达厦门后尽快到漳州,与那里的中国人日常接触,学习荷属东印度华人使用最广泛的方言。高柏认为,第一批来华学生之中,似乎只有富亭按要求做了。当第二批学生首次来到漳州时,他们在富亭的中国朋友的陪同下参观了他曾住过的地方,发现有一盏灯笼,上面写着“富亭 大荷兰国翻译官”。薛伯的日记中从未提及高延和斯图亚特曾到漳州学习。另外,专门研究荷兰早期汉学家的高柏教授还提到,1877 年 11 月 12 日,富亭在漳州用19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506.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82.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英语给荷兰驻厦门领事宝记写了一封信:他即将完成学业,现在写了一封给荷属东印度司法部部长布津先生的信,请求他拨付自己和一名中国职员的差旅费。富亭请宝记寄这封信。高柏教授未查到高延和斯图亚特的类似书信。斯图亚特在中国的学习情况也不太清楚。笔者以为,高延肯定到过漳州。因为这是他到中国学习的主要目的地,只待在鼓浪屿是完不成学习任务的。高延曾在 厦门的年度节庆 前言中介绍漳州云:海外移民的摇篮是漳州府,其首府亦名漳州,位于龙江北岸,离厦门约 35 英里。据说大约 20 年前,这座城市仍有 60 万居民;但其后衰败了;同治三年(1864 年),在可怕的太平军屠城之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减少了 2/3,城镇大部分都被烧毁了。漳州的繁荣从此消逝了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穿过邻近的厦门美丽山坡的旅客,会忧郁地环视着那一片巨大的废墟,这里曾经平静地生活着一群勤劳的民众,这里曾是生产和商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最后几句话,更像是高延初人漳州时的观感。五 高延在鼓浪屿广泛搜集有关中国宗教的资料高延住鼓浪屿期间,开始广泛搜集有关厦门年度节庆的资料,如其日记中自述:这一年几乎全用来搜集厦门中国人年度循环举行的节庆的资料上了,我参加的每次庆典尽可能忠实地观察。旅行穿过山谷和闽江沿着西南方向的道路进入省会福州,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参观了鼓山寺接下来我穿过闽江的南支流,然后沿着晋江进入泉州辖区。光绪三年(1877 年)12 月,高延参观了位于福州的鼓山涌泉寺,目睹了一场宗教仪式。寺内有 200 名僧人,一个身体肥胖而神情愉悦的知客担任他的向导,讲述寺院的各种奇闻逸事。举行仪式的时候,他站在高延身边,解释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大殿内有 100 名和尚诵念:29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Amoy):E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341.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483.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我很好奇地注视着那一排排静止的僧人,手臂、脑袋和眼睛都一动不动,只有嘴唇在微微颤动;他们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尊尊会说话的雕像。但有时这种效果会暂时被打破。就在这时,所有僧人突然一起跪在面前的垫子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从垫子站了起来。他们偶尔有这样的动作,会让人以为他们是自动木偶,由同一机械同时驱动,特别是因为既没有命令也没有信号来指挥他们一起动作。过了一会儿,他们在跪垫和座位之间排成一长列,在敲磬之人的带领下往前走,双手仍胸前合十,眼睛低垂;这个时候,僧众改为低声诵念“阿弥陀佛”。为知道称念弥陀圣号的次数及因此所获功德,僧人手上都有一串念珠,小心翼翼地数着。他们的声音和态度始终都是最恭敬的。有时念诵声音加快,音调升高,到达最高音后再逐渐降低,敲磬之人高低快慢地引领着念诵的节奏。偶尔有僧人从队列中走出,在三尊佛像前跪拜。高延还经常到外地旅行、访问,有时候就住在乡下的祠庙内。厦门的年度节庆与习俗 中写道:我在福建旅行的时候,到了晚上,如果情况允许,就可以毫无尴尬地进到所到村庄的宫庙内住宿过夜,因为到处都没有客栈,而且即便有客栈,我也像躲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这些客栈是如此肮脏,到处都是害虫。当我们把垫子铺在供桌上,裹上毯子,在众神和女神的注视下,在这张“旅行床”上睡觉时,这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拥挤着跑来,怀着最强烈的好奇心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可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禁止我在里面住宿,或对亵渎祭坛的行为感到愤怒。相反,在所有的村庄里,我只发现了善意和乐于助人,尽管可能大多数居民认为我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的流浪汉。为预防被人赶走,我在香炉灰中放些钱,说是用来买蜡烛和香,其实是送给宫庙守护者的有时候,我走了一天的路,到村庄寻找一处可以过夜的宫庙,却发现已经被占了,却不是人,而是动物;村民们因为没有好一点的牲口棚,就把牛放了进去。还有一次,因为找不到住宿的地方,高延和仆人只好睡在船上:39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Amoy):E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541.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Amoy):E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45.鼓浪屿研究 第十六辑光绪三年(1877 年),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在福建旅行,因为那个地方找不到较好的住处,只能在一艘小船上投宿。我的仆人,平常其他方面看起来非常机灵的一个男孩子,固执地拒绝睡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只是因为他注意到那里有两道拼合的裂缝(即船舱的地板是由三块木板拼成的),于是他就在露天的船尾过夜,当时是 11 月。六 高延离开鼓浪屿前往荷属东印度就任汉语译员1878 年 2 月 9 日,高延乘船离开鼓浪屿,前往广州。高延、富亭、斯图亚特三人是否同行,未知。途中,高延访问了广州,然后从香港乘一艘满载中国移民的小轮船前往新加坡,据他自己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亲自观察劳工的运送情况。1878 年3 月16 日,高延、富亭、斯图亚特三人从新加坡抵达巴达维亚。4 月 13 日,高延受命到井里汶、斯图亚特到班卡、富亭到望加锡担任汉语译员。从 1878 年人职到 1892年最终离开殖民部,高延的身份始终都是“汉语译员”(tolk voor de chineesche taal),他所写的所有信件中,最后落款都是如此。高延传记的作者韦伯洛夫斯基(R.J.ZwiWerblowsky)判断,在当时的殖民地,这是一个二流角色,并不受人重视。在殖民部决定培训荷兰人做译员之前,已有不少华人译员,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没有问题。经过几次危机(婆罗洲公司战争,禁止秘密社会及班卡案)之后,殖民政府才意识到需要培训荷兰译员。这样一来,高延他们这批译员的身份和地位就很尴尬。荷兰官员与华人之间日常的沟通、交流不需要高延他们参与。殖民政府只是有备无患,万一遇到紧急事务,华人译员不方便参与的时候,他们才出面。所以作为译员,他们最大的抱负是在与华人有关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成为政府的政策顾问。如花兰君在 1863 年写给凯士(De Grijs)的一封信中所说:在我看来,政府只希望译员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不是经常使用译员,也就是说,他们更像是顾问。但是,一个人在没有经验的事情上怎么能做顾问呢?一个人如果不能独立判断和行动,又怎么能获得经验呢?49J.J.M.De Groot,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Amoy):E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des chinois,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7.p.21.Koos Kuiper,The Early Dutch 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 in Holland and China,Functions in theNetherlands Indies,Brill,2017,p.808.荷兰汉学家高延:从鼓浪屿走出的中国宗教科学研究先驱 另外,华人精英阶层和当地的荷兰官员已经形成某种共生关系,华人译员对此置若罔闻,但殖民部派来的荷兰译员发现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可能会向殖民部报告,或者宣之于荷兰社群。所以殖民地官员有时候以“间谍”看待汉语译员。高柏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精英阶层常邀请殖民地官员参加盛大宴会,并提供各种娱乐;受请过的官员从不回请,而且觉得很正常。汉语译员看到这一点,就觉得不太对,因为这违反了中国人基本的互惠原则。荷兰官员无意中欠了中国人的人情债,那么他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或诉讼时,就很难保持中立性。因为这一立场,一些译员被责备站在中国人一边,是被中国人污染了。1878 年,刚到井里汶任职的高延就因此惹出了事情。当时殖民地官员的太太小姐们喜欢在官方舞会上跳舞消遣,有时候有中国人在旁边看着,她们也不管不顾。高延看不下去了,匿名印成传单谴责她们,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女人当众跳舞是一种很粗野而且“可鄙的消遣方式”。尽管是匿名方式,大家私下都知道是高延写的,尤其是群岛所有新闻报纸上都有登载,高延因此得罪了所有的太太小姐,所以他在当地荷兰社群中是一个没什么人搭理的家伙。按高延的说法,身边“都是一些怀有恶意,爱说长道短、传播流言蜚语的人似乎成为无药可救的民族瘟疫”。高延后来称在井里汶的两年是“人生中最悲惨、最困难的那两年”。处于爪哇北部海岸的井里汶,以其有害身心健康的气候而闻名;高延平常日子无事可做,也没人搭理他;周围的人素质还低,按高延的说法,殖民当局的行政人员,没有一个人能“写下一句像样的英文句子”。再加上家庭刚发生重大变故,父亲破产,长兄、幼妹又先后去世。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高延更是对施古德颇多恶毒怨恨之词。在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