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不扩散视阈下的利比亚弃核...—兼谈对朝核问题的参考意义_郑执浩.pdf

年 月第 卷 第 期阴 山 学 刊 核不扩散视阈下的利比亚弃核模式 兼谈对朝核问题的参考意义郑 执 浩，姚 霁 航（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摘 要：自核不扩散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话语规范以来，部分国家仍然选择私自进行核武器研发试验并试图拥核。其中，利比亚即采取了外部寻求技术渠道和援助，内部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双轨思路。经历了数十年的博弈与国际介入，利比亚最终实现了“弃核”。而近几年来，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讨论甚嚣尘上，东北亚局势处于波诡云谲之中，朝核问题成为影响东亚地区稳定的关键议题。应该如何评估利比亚弃核模式对朝核问题的参考意义，需要进行更多考察。影响国家拥核及弃核的因素可从内源因素、外部力量及特殊性三分法分析，但结合学界核不扩散理论模型以及不同国家的弃核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可能诱发惯性思维，需要警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关键词：弃核模式；利比亚；核不扩散理论；朝核问题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在全球治理视野下，关于核不扩散的学术讨论成果丰硕，既有从理论出发讨论核不扩散与国际体系、国际安全、军备控制等重点国际议题的关系，也有对实际案例的剖析。利比亚与朝鲜在国家特质和拥核道路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在核不扩散的视阈下探讨利比亚的弃核道路，可以为当前分析与看待朝核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和理论依据。年 月美国政府时隔数年终于公布其核武器数量，使得毫无进展的朝核、伊核问题及国际军控又上升为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在核政策领域提出回归伊核协议并开展对朝接触对话等政策议题，但成效似乎并不理想。从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期望来讲，通过弃核实现核不扩散会造成两难博弈的局面，有观点甚至提出可通过中俄提供核保护伞的想法来促使朝鲜弃核，这无疑是各方都难以接受的。从军控理论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利比亚与朝鲜在国家特质和拥核道路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在核不扩散视阈下探讨利比亚的弃核道路，可以为当前分析与理解朝核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参照。但是借鉴已有的弃核模式和历史经验，能否为弃核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考察，在对国家角色和行为逻辑进行分析的同时，需要警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一、理论视野：对核不扩散与弃核问题的理论研究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国际体系进入两极格局时代。在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让世界首次看到了核武器的威力。冷战开始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项目“基于公共文化空间的集体记忆建构”（）。作者简介：郑执浩（），男，重庆江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姚霁航（），男，四川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研究。DOI:10.13388/ki.ysaj.2023.01.003后，美苏开启了疯狂的军备竞赛，核武领域无疑是重要一环。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上升为国际规范的现实诉求与理论需要逐渐显现。（一）历史背景 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让全球为之一颤，此事件让各国意识到对核武器领域进行危机管控与军备控制十分重要；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让部分国家的安全认知转变为自主发展核武器为自身提供核保护伞，有条件的国家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发核技术并希冀掌握核武器，取得了不同进展。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社会深深地认识到核武器对国际安全和人类命运可能造成的致命威胁。年 月，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提出防止核扩散问题。年 月，防止核扩散问题被列入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谈判日程，美、苏开始就这一问题开展双边谈判。年 月，联合国正式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中美苏（后俄罗斯）英法为合法拥核国家，此外的任何无核缔约国不得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及此种武器或装置的控制权，不制造也不要求任何人提供这方面的帮助。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大国意志主导下开启了“弃核”努力，核不扩散与核禁忌也正式上升为国际规范。该路径虽然具有一定的风险隐患和时代局限性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的可行选择。（二）理论研究历史经验揭示，弃核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核不扩散规范的建构。讨论弃核问题首先需要对核不扩散理论进行探讨。核不扩散当国际社会面临核扩散的潜在威胁时，国际行为体基于一定的国际规范达成共识，建立起一定的国际机制对核扩散进行制约。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和国家安全利益为国家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核力量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美苏两国在进行近乎疯狂的核军备竞赛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受到了强烈的核扩散威胁，国际安全秩序趋于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世纪后期，学界根据传播的具体形态，将核扩散分为横向与纵向模式。横向指的是核武器向其他国际行为体扩散，这既包含了国家由于感知到安全威胁，开始选择自主研发核武器的情况；也有国家间通过结盟、追随等方式交换核技术、获取核保护伞。纵向模式则指核武器水平和性能的不断提升。核扩散的驱动来源是国家对安全的极致追求，这在现实中却成为悖论和悲剧：一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选择发展核武器，但是核武器在国际范围内的扩散反而加深了各国的不安全感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沃尔施泰特（）将“扩散”归纳为“”问题，即避免核武器及核技术向更多国家扩散。“核不扩散”议程在三个层面拓展：对象由民族国家拓展到非国家行为体，议题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拓展到常规武器，空间由领土、领海和领空拓展到极地、网络和太空等全球公域。核不扩散的概念从根本上属于广义的“军备控制”（），属于“不扩散”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核不扩散常常伴随着裁军与军备控制同时进行，由于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存在技术关联性，因此核不扩散也包含了常规武器与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见图）。图 核扩散与军备控制的关系示意图 弃核“弃核”，即放弃核计划，指的是“一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行为”。弃核国家一般满足两个要此处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核军控研究领域专家吴日强副教授的启发。素：一是该国曾积极发展核武器，排除争议，考虑获得核武器；二是后来以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了核计划。弃核体现了一个国家从发展核武器到放弃核武器的过程，这一历程充分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维度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中观的理论层面，是结构性因素还是决定性因素导致国家最终弃核？对于国家而言，弃核最大的动力来自国际体系层次还是个人层次？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考察。目前学界对于弃核问题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建构了多种弃核模式的理论框架。本文将对国内外三名学者的弃核观点进行探讨，分别是斯科特萨甘提出的三种模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春提出的“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解释模型以及复旦大学宗伟基于国家地缘区位提出的弃核框架。（）斯科特萨甘：国家安全、国内政治、规范斯科特萨甘将核不扩散与弃核相结合，并提出三个模式：国家安全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和规范模式。国家安全模式是目前最为普遍的解释模型，即一国为了自身安全考虑而发展核武器，核力量作为最强的军事打击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因此，当一国感知到自身安全威胁减弱时，弃核便成为可能。在这种模式下，大国的结盟支持和安全承诺，国家对外战略的转变，均有可能为自身安全状况带来积极改变，从而实现自愿主动的弃核。第二种模式为国内政治模式，即在一国内部由来自民众、政客、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所导致的观念转变而弃核。这种模式强调国内政治的变化维度，而观念转变往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第三种模式为规范模式，也称作声望模式，即一国为了追求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从而在国际社会或多边关系中寻求更大的利益，来主动地融入核不扩散规范并选择放弃核武器。萨甘的三种模式涵盖了大部分国家的弃核路径，但其局限性在于视角过于孤立，没有将多种因素综合联系性地进行分析。如很多国家的弃核历程实质上是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既受安全局势的影响，也有国内政治的压力。（）张春：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在萨甘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春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解释国家行为体放弃核计划的理论框架 “外部压力下的内部动力”。张春认为，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才是该国是否弃核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安全问题是弃核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在外部环境改善的情况下，一国依然可能因为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舆论、政治导向等因素做出保留核计划的决策。另外，国际压力，即外交与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在国家弃核的历程中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张春还对萨甘提出的弃核条件进行排序，认为在影响国家是否弃核的因素中，排序应为国内政治 安全环境 规范 强制外交。这种单一的要素排序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符合理论抽象化、简约化需要，但在具体的案例情境中却又有不同的表现。（）宗伟：地缘与关键他者复旦大学博士宗伟则从国家地缘区位出发分析不同国家的弃核模式。他将弃核国家按地缘分为两类，即大国博弈中心地带和中心边缘承接带。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不同，国家弃核的动因也不同。他提出了“关键他者”的概念，即在一国弃核进程中起到最大影响作用的是外部大国。当国家处于大国博弈中心地带时，如果重视与大国的情感纽带，即与主张弃核的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盟友关系时，那么小国可能会因考量与大国的关系而选择主动弃核，大国则给予一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政治领域的利益补偿。而如果小国采取独立自主的战略发展方向，若面临大国威胁时，其对待核武器的选择则会呈现出以安全威胁为导向，随着大国对自身威胁的变化而采取发展核力量或弃核的选择。处于中心边缘交接地带的小国通常会选择独立自主的目标和与大国的依赖并重，于是选择发展核武器的同时需要尽量照顾大国情绪，与不同的国际行为体灵活周旋，并充分利用国际机制的空间与张力满足自我诉求。二、案例视野：国家弃核路径的现实案例以上三种关于弃核模式的理论研究分别侧重于不同要点，既有继承发扬，同时还有批判创新。这对看待 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社会的弃核案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世界上多个曾经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目的导向和影响因素选择了不同的弃核道路，如巴西、阿根廷、南非、利比亚等国家。该部分本文将阐释较为典型的国际案例，并列举学界常规的比较案例视野，帮助进一步考察利比亚弃核案例。（一）伊拉克模式该案例主要强调在弃核进程中，依靠外部武力军事介入使弃核国强制性放弃核武器。有学者也称之为武力介入模式：国际社会在应对核扩散危机时，采取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通过政权更替的办法来达到彻底消除核危机的目的。这种依靠战争解决核扩散问题的方式最为极端，单就弃核的客观效果而言也最为直接。但在这种情形下“核安全”更多时候会沦为大国的借口，其实质是大国的武力侵略和干涉内政。如在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公然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侵略战争，并最终颠覆了萨达姆政权。事实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或正在开发核武器，后续事实也证明了美国的虚伪阴险。美国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核不扩散旨在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依靠战争方式来达到“弃核”目的，恰恰在根本上就违背了这一原则，违背国际规范的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国际法基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奉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方针，是采用该模式的罪魁祸首。以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为由发动战争的图谋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这一案例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朝鲜在弃核问题上的激进抗拒心理。（二）乌克兰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外部干预，由第三方对弃核国核能力进行托管。在具体的实践中，国际社会通过谈判等外交手段，促使弃核国将其核武器、核原料转运至第三国销毁或者由第三国代为管理，由国际社会保证其国家安全的核危机处理模式，又称为独联体模式。苏联解体后，大量核武器和研究设施遗留在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成员国境内。为了妥善处理这些核武器，化解可能的安全与核扩散威胁，美国、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协作，将这些国家境内的核武器均送往俄罗斯，由俄罗斯进行代管。同时，美国承担了监督这些国家放弃核武器、禁止核试验的角色。这一抉择符合了当时各国的关切和诉求，是各国际行为体间达成利益共识的结果。一方面，上述三国有迫切融入欧洲以及西方社会的主观愿望和诉求，在国家的心理认知层面对弃核抱有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大国参与确保了地缘安全形势不会出现权力真空，俄罗斯帮助前苏联成员国建立核保护伞，同时美国也削弱了可能的核扩散风险，并借此打开了在东欧中亚地区的渗透窗口。乌克兰模式使东欧中亚地区的核遗留问题和核扩散风险得到了较完善的处置，是国际社会在弃核问题上较为成功的案例实践。第三种模式是利比亚模式，强调通过国际制裁施加外部压力来促使国家弃核。该模式本文下一部分会展开详细论述。（三）比较案例此外，在比较案例研究的视角下，会有更新颖的视角和别具参考意义的发现。学界研究的经典案例对主要有三组：南非与以色列、巴西与阿根廷、印度与巴基斯坦。他们或因为国家能力及角色相近，或因为处在地缘竞争位置的原因而被结对比较。在南非与以色列的案例比较中，南非是完全自主放弃核武器的典型代表。这是在国际社会目前出现过的案例中，最为理想的弃核模式，但至今还无其他国家效仿；以色列则是始终坚持了自己拥核国家的地位，没有放弃核武器。两国发展核武器的外部安全环境类似，均受到敌对国家的孤立和威胁，但两国安全环境在 世纪 年代后都得到改善。决定两国走上完全不同弃核道路的因素主要来自国内政治。南非在当时已经启动了终结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为南非白人和执政党赢得更多国际声望的考量促成了南非的弃核过程。而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却表明，国内两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差异已经逐渐缩小，国内各方对以色列继续发展核武器、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都持默认态度。当然，对以色列拥核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美国，美国的事实性默认使得以色列能够悄然地开发核技术并最终成功拥核。在巴西 阿根廷与印度 巴基斯坦的弃核案例比较中，两对案例所涉国家都是同一地缘条件下的区域重要国家，都采取了相似的安全对冲态势与地缘竞争环境。前者在国际安全环境、国内政治和国际规范方面比印巴有着更为有利的弃核因素，并因此最终完成了弃核；而印巴则均选择保留自主发展能力并最终拥核。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国家形成了示范外溢效应，认为先拥核再获得国际承认、解决国家安全的路径，比在国际社会和外部压力介入下弃核更符合现实主义导向的利益驱动逻辑。总而言之，一国弃核是多方面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而国际社会应对核扩散和核危机事件也有多种处理模式。根据不同的案例情境、国际形势及拥核国家个性，对目标国的弃核条件进行综合评估，选取相对稳妥和平的方式促成核不扩散，在当前的国际规范下更贴切。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对于在因果关系层次上建构有说服力的逻辑，尤其到底是通过施加外部压力促推弃核进程，还是借由国内层次结构性因素的整体推动，至今尚无定论。现实层面中，通过在国际行为体层面建立国际机制来实现目标国家弃核和国际社会核不扩散目标也难以轻易实现。三、历史视野：利比亚的弃核历程（）基于维护自身政权安全和追求区域性主导大国地位的考虑，利比亚早在 年即开始秘密进行核武研发活动，直至 年宣布弃核，利比亚的弃核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第一阶段：冷战期间（）总体上该阶段利比亚的表现是在泛阿拉伯主义与核不扩散表象下开展雄心勃勃的核开发行动。这一阶段利比亚表面上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运动，但事实上却在秘密地自主发展核武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冷战期间，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动力主要来自维护利比亚的政权安全，提升利比亚的国际影响力，树立卡扎菲的个人威望，将其塑造为促进阿拉伯利益保护者的形象。利比亚虽然在很早便表现出了反对核扩散的立场，但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利益诉求让他们加紧寻求核武器的开发。世纪 至 年代，利比亚曾向中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苏联等国寻求核方面支持。年，以色列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实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进一步增强了利比亚的拥核决心。但随着苏联战略收缩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利比亚的核战略在 世纪 年代前遭遇了较大挫折。（二）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到利比亚宣布弃核（）这一时期对国际体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东欧剧变，核双峰之一的苏联崩溃解体，国际形势迅速转变。利比亚在强硬军事领导人卡扎菲的领导下，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试图获取苏联核遗产，提升核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则在表面支持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但态度勉强，不时公开表现出抵制倾向。总体上该阶段可以归纳为利比亚核技术发展并与国际周旋的双轨时期。冷战结束后，利比亚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当恶劣。其一，是面临来自以色列拥核后的巨大威胁；其二，美国在地中海希尔特湾的军事存在，并支持以色列与利比亚交恶；其三，卡扎菲泛阿拉伯主义使利比亚在西亚北非地区处于窘迫的周边外交境地。因此，从外部形势来看，利比亚有着十足的拥核动力，加之卡扎菲个人持强人政治风格，利比亚始终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但 世纪 年代末以来，持续不断的外部压力促使国内民生问题抬头，来自伊斯兰极端势力、军队、部落和意识形态等多维度的反对势力日益壮大，利比亚国内出现政局不稳的风险。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利比亚又逐渐孕育了一定的弃核基础条件。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内政治态势转变的双重影响下，利比亚开启了弃核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执行了长期的外交封锁、经济制裁和精准打击。尤为关键的是，在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利比亚领导人更加担忧自身政权安全，这使得利比亚加快了弃核的进程。最终，利比亚宣布放弃核武器、放弃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签署化学武器公约等防扩散国际条约。（三）第三阶段：快速切割时期（）借助高调宣称拥护核不扩散理念这一行为，选择弃核的利比亚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解除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制裁，缓解了国内政治压力和经济危机，并以此实现政权的部分巩固。但直到 年以前利比亚依然小动作不断，并未尽全力推进弃核进程，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颠覆后，相关发现也证实了利比亚确实没有完全遵守其弃核承诺。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了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是受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具体表现为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与战争，域外势力开启深度介入。最终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对于失去政治强人的利比亚来说，走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弃核道路成为唯一选择。简而言之，利比亚经历了从秘密发展核武器到高调反对核不扩散，再到被迫弃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国际社会利用国际制裁达到弃核目的，是当前实际案例中的又一模式代表。但不可忽视和回避的是，利比亚 年宣布弃核必须要重视萨达姆倒台的惩戒警示作用。据报道，卡扎菲在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说，“萨达姆被推翻以后，美国想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我有些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利比亚的弃核模式客观推动了国际制裁成为西方国家面对竞争、冲突、修正行为时最为惯常的手段和逻辑之一，在随后朝核、伊核等核不扩散问题处理中也可见一斑。在当今对核不扩散的全球治理实践中，美国对朝核问题的处理长期遵循制裁逻辑。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党争加剧，保守主义势力处于上升态势的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断摇摆，长远来看，朝鲜能否弃核，朝美会否就制裁问题各自让步，似渐趋成为无解之问。利比亚的弃核案例中，先前的研究认为制裁是核心关键。然而从利比亚实质的弃核进程来看，难以说明外部制裁这一核心变量，加之后面突发的政权颠覆与军事介入事件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其内部的压力传导实质上和外部制裁在变量表现上存在交叉叠加影响。因此总结来看，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似乎都只在有限地范围内发挥了理论的解释性和预测性作用，在普遍指导意义这一层次上表现较弱。基于此，学界需要反思，对核不扩散和弃核问题的理论研究是否均有过于抽象化、理想化的风险，现有的研究不论是采取形式模型、案例抽象的具体方法，还是通过搭建宽泛、宏大的范式框架，都是出于先验式和经验式的认识论指导。这样的做法容易形成僵化指导和惯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客观认识现有的核不扩散问题，和采用什么样的弃核模式来促使有关行为体采取进一步行动，具有不利的一面。四、比较政治视野：利比亚案例对朝核问题的参考与启示 利比亚与朝鲜各自处在中东和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地缘中心地带，两国在发展核武器和弃核的地缘环境上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观点认为，尤其西方的部分学者指出，利比亚的弃核模式对于朝核问题有指导意义，这也部分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围堵朝鲜的理由。此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首先在国家层次和领导人层次上，利比亚与朝鲜都热衷于追求拥核。一方面，两国的拥核情形和条件相似。两国的领导人均属于强硬派，有着极强的个人主义情结，都属于强人独裁政权，为追求核武器提供了便利的国内条件。此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希望自身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得到提高以巩固统治，虽然发展核武器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但对于被逼到墙角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极端选项。金正恩作为“全球最成功的 后”，对内奉行威权独裁统治，对外采取灵活且有硬度的外交政策，在中日美俄韩之间逡巡穿梭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核力量。同时，两国均面临较为复杂的地缘安全威胁：利比亚地处中东，周边国际环境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以色列相对强大的常规力量和核威慑能力，及长期的文化宗教冲突，使得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长期交恶；朝鲜地处东北亚，与日韩相望，长期受到美国的打压，同时与中俄关系密切，面临的国际形势与利比亚复杂的态势相近。两国的外部环境都构成各自大力发展核力量的基础条件。但前述观点的问题也出于此：如果说拥核和弃核是核不扩散问题的一体两面，那么进行结对比较以给出指导参考也就容易陷入思维上的一些误区。例如，在另一方面，两国也有相似的弃核源动力。首先是国内经济问题，朝鲜和利比亚产业结构和工业基础均较为薄弱，国内经济活力较差，经济和民生形势不容乐观，构成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两国均有军人政治传统，军事人物权势较大，各政治派别利益诉求复杂，会对国家政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国内民生压力，政治势力纷争等问题无疑也会为两国的核发展蒙上阴影。此外，来自“关键他者”的影响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也可能推动两国的弃核决策。而考察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美国的因素，其对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打压都奉行着相似的逻辑，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反对压力也愈发剧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组织等均对朝鲜执行了多轮经济和外交制裁。这与此前对付利比亚的方针几乎如出一辙。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似乎也有放弃核武器的可能，但将希望寄托在国际关系的缓和、政策的转变或朝鲜国内领导人更迭乃至政权的颠覆，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目前为止，朝核问题的前景依旧扑朔迷离。印巴、以色列拥核得到了美国的默认允许，这一讽刺的事实对朝鲜坚持拥核的取向影响更大。但无疑卡扎菲和利比亚的处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朝鲜参考的反例对象。利比亚的弃核模式很难成为朝鲜的参照，因为朝鲜显然拥有更加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其外部环境相较利比亚更为复杂，中俄作为朝鲜的地缘邻国，又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韩国日本作为直接相关和重要关切方，无疑都将在朝核问题中扮演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因此，本文之前提到的核不扩散理论和弃核模式可能均难以单一地被用于解释朝核问题的走向，需要进一步发展简约、有力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朝核问题涉及到多个大国的博弈，未来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还是会产生偶发事件，都可谓扑朔迷离。图 弃核模式参考的综合考察视野 就比较利比亚和朝鲜而言，对于弃核模式的思考采取综合视野考察可以参考图二。可以客观地说，伊拉克萨达姆倒台对于卡扎菲最终选择弃核有着扳机和示范作用，形成结构性的总体动力 压力框架使得利比亚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战略成本、国内压力和国际社会力量，这些因素刺激了利比亚最终选择弃核。但弃核逻辑发展至此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二律背反：对于朝鲜而言，这些压力反而成为刺激其进一步拥核的动力。相似的情形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时期也出现过。这对博弈参与行为体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来说，无疑需要进一步反思和重新评估朝核问题的战略局势。在治理主体上，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受历史因素影响，已难以取代美、中、俄等大国协调的机制，而且就这一机制各行为体并无统一共识，朝核问题目前的磋商框架还处于畸形未定姿态，停留在表面上的信息协调、战略猜疑和安全互动之中。前文也已提到，在面对极端国际行为体时，一般的国际关系行为逻辑需要进行调适，或者专门研究极端主义国家的行为逻辑。有时候国际突发事件，如萨达姆倒台对利比亚的影响，可能对于威权政权的震慑作用更大，因此在弃核层次上采取砝码交换的方式换取政权安全。对于朝核问题而言，需要考察大国协调机制、国际组织的软规范和硬手段，到底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印巴成功拥核的示范效应，和其他威权政权倒台的震慑作用，也需要学界提供更多的解释性研究。五、结语核不扩散问题目前依旧是迫切需要推进治理的全球议题之一，它关系到地缘安全、全球和平与人类发展等重大议题。核不扩散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它与恐怖主义、国际安全、战略博弈、尖端科技等领域息息相关。研究科学可行的核不扩散治理和弃核方案，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关切主体的利益与共识，还有待来自学界和政策界的智力支持。从利比亚弃核的波折蜿蜒历程，到目前朝核问题的晦暗不明，从学界和政策界提出的众多“模式”和路径来看，其实国际社会能否真正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还要打一个问号。利比亚弃核案例中的扳机效应和关键催化作用，为陷入安全困境的朝核问题和核不扩散研究更铺上了一层迷离色彩。这无疑对今后朝美关系、围绕朝核问题和核不扩散议题领域的中美博弈，乃至东北亚局势都画上了问号，亟待政治家拿出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同时也需要我们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的政治哲学思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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