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_张亚栋.pdf

106 第 27 卷 第 6 期 2022 年 12 月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7 No.6 Dec.2022收稿日期：2022-09-09作者简介：张亚栋（1996），男，河南濮阳人，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张 瑜（1985），女，山西晋城人，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6.014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张亚栋，张 瑜（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1000）摘要：现有研究对陈汉章在中央大学任职历程的研述过于简略，存在叙事不明、考索失当等问题。重新整理考订陈汉章遗留信函可知，他在史学系主任任上进行的聘教工作一波三折，他不得已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法才将史学系推入正轨。这一系列操作一方面展示出陈汉章非凡的人事智慧，另一方面从侧面论证了中央大学能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并非仅靠政治和地缘因素，更赖全校上下戮力同心。与此同时，柳诒徵联合校长张乃燕力促陈汉章兼修江苏通志，但此举间接造成系内中史乏人，陈汉章遂荐长子陈庆麒任职。依据陈训慈的回忆及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中央大学因史学系学生和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庆麒的授课水平大为不满而拒绝延聘；陈汉章因荐举程序不当而担负连带责任，于 1930 年夏黯然离场，表露出大师光环下的玷缺之面。关键词：陈汉章；中央大学；柳诒徵；江苏通志；雷海宗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2)06-0106-09引用格式：张亚栋，张 瑜.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 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6)：106-114.An Examination of Chen Hanzhangs Appointment to Central UniversityZHANG Yadong，ZHANG Yu（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1000,China）Abstract：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Chen Hanzhangs career in Central University falls short of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alongsid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narration,improper examination and so on.After sorting out and reviewing the letters left by Chen Hanzhang,it was found that his employment and teaching work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when he was the head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Therefore,Chen Hanzhang had to make comprises to push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n the right track.All of that showed Chens extraordinary personnel wisdom and also demonstrated indirectly that it wa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whole university,apart from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that made the Central University a successful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country.At the same time,urged by Liu Yizheng and the principal Zhang Naiyan,Chen Hanzhang concurrently revised General Annals of Jiangsu,which,however,inadvertently resulted in a staff shortage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Thus Chen Hanzhang recommended his eldest son Chen Qingqi to take over.According to Chen Xuncis memorie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the pupils and Lei Haizong refused to hire Chen Qingqi because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Chen Qingqis teaching ability.Chen Hanzhang was jointly and 107severally liable for improper recommendation procedures and made a miserable departure in the summer of 1930,showing the tarnish under the aura of the master.Keywords：Chen Hanzhang;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Liu Yizheng;General Annals of Jiangsu；Lei Haizong陈汉章，浙江象山人，民国著名经史学家。少时与章太炎一同师从俞樾，1909 年得入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翌年，正式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任教，直至 1926 年夏离职。1927 年夏，陈汉章被挚友柳诒徵等人轮番去函相邀，终允出山担任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职。陈汉章一生著述百种，每有国外汉学家来访北大，蔡元培必邀其与俱，随问即答，有“两脚书库”之誉。学界对陈汉章的研究总体较为薄弱，多集中于陈氏的史学、经学和校勘学思想，缺乏综论性学术著述及生平考证的相关成果。虞思徵立足于陈著某氏历史研究法正误一文，评析了陈汉章指摘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六处舛误1。刘洪强梳理了陈汉章的上古史叙述及其与古史辨学派整理古史方法上的区别后，不赞同将陈氏所进行的史学“科学化”工作称之为“旧”2。钱英才系统论述了陈汉章的生平和著述，其中对陈氏任职中央大学之缘起和就任时间详考有据，但其著述模式类似长编年谱式，不便将陈汉章置入民国学术环境下进行横向对比研究3。关于陈汉章在中央大学的任职经历，尤其是他担任史学系主任期间进行的教职聘请、缘何兼任江苏通志编纂及陈氏为何从中央大学黯然离场，现有研述太过简略，漏洞百出，缺乏详实的考证，未能深入探索上述事件之间的联系，有碍于对陈氏的这段经历做出客观评价。已公开出版的陈汉章全集刊载了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期间的部分信函，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但部分信函的时间仍需重新考订，方能结合其他史料，厘清事件原委。一、就职史学系主任原因和聘教举措补述1927 年 6 月，国民政府决定将“东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改组合并为“第四中山大学”，陈汉章受邀担任史地系主任。学界集中于叙述陈汉章应允邀约的过程，即张乃燕校长、柳诒徵、张其昀和陈氏弟子许维周如何把赋闲在家的陈汉章请出山门，将陈氏任职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他与柳诒徵的“私谊”，论析任内聘教举措时侧重于展现陈汉章鞠躬尽瘁的一面，忽略了当时的研究风气、校内环境、薪资预算及人事纠葛等因素对陈氏就任和进行聘职的影响3287-292。第四中大史地系直接承袭自南京高师文史地部东南大学史学系，是学衡派的发源地之一。就掌系人选而言，柳诒徵自是最佳，然他受“易长风潮”的影响，“把定宗旨不再入此校”496，遂将目光投向老友陈汉章。二人在北京任教时就已相当熟稔，陈汉章的长子陈庆麒曾为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代过课5596。除“私谊”外，陈汉章很认同柳诒徵的治学理念。1926 年，柳诒徵主办的史学与地学创刊，陈汉章著中国回教史刊于创刊号，该刊日后随柳诒徵回归南京，陈汉章还将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点校要略刊于终刊号。就职第四中大后，陈汉章又将史通补释连载于柳诒徵主办的另一同人刊物史学杂志。周予同认为柳著中国文化史和陈著史学通论，都受到了“二章”的影响，属于“受古文学派影响者”6。因而从治学来看，陈汉章符合第四中大一直以来的治学取向。第四中大择选陈汉章作为史系主任的另一重要原因与研究风气相关。“整理国故”运动发起后，各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盛极一时。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师皆需于国学上有研究7。陈汉章在国故上的成就几乎做到了真正的著述等身，有利于带动史系的研究风气。补述陈汉章聘教举措之前，需先简述中央大学史学系的沿革变化。1927 年，第四中大进行“大学区”试验，史地系隶属于社会科学院，戴毅夫任院长。1928 年，因“中山大学”全国不止一处，张亚栋，张 瑜：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108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49 期）不易辨识、不利于国际学术交往，第四中大改名为“江苏大学”。校中当局此举酿成“易名风波”，各界人士认为“江苏大学”难以突出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遂更名为“中央大学”8。同年秋，校内院系调整，“史地系”改名为“史学系”划入文学院。文学院院长起初是楼光来，因其任外交部秘书，事务繁剧，院长职务由洪达代理。1929年夏，文学院院长又转由谢寿康担任9367。1927 年农历 11 月，陈汉章正式抵任第四中大。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饱经学潮与战乱摧残的史地系推入正轨，而这就势必要增聘教员。为此，陈氏向院长戴毅夫致函了一份聘请计划，写道：内除旧有人员及弟所兼功课外，如蒙古史之泗源张星烺，西洋国别史之慈溪陈训慈，系柳先生及张其昀君所说。又本系有上古、中古史，而无近古史，则自唐至宋辽金史事付之缺如，故不避祁奚内举之嫌，即拟以小儿庆麒担任。今年正月，与校长刘某不合，致仕返里，研究文哲史学有年5596。陈汉章撰写此函的具体时间需重新考证。1928年 7 月，中央大学将史地系的地理课程划入地学系10。本属史地系教师的张其昀，进入地学系任职11。陈汉章的长子陈庆麒因与北大校长刘哲不和离职，离职时间是 1928 年农历正月。因此，撰写该函的时间应是在 1928 年 3 月至 6 月间。陈汉章在函中欲聘请的陈训慈、张星烺以及陈庆麒，当时均未成功入聘。陈训慈进入中央大学史学系任职时间是 1929 年春12576；张星烺在本年度仍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庆麒亦未在该年入职中央大学。三人在主观意愿上应都愿供职中央大学，否则柳诒徵和陈汉章不会联合推荐。他们未能成功的原因在陈汉章致陈衍的信中寻得到了答案。在致函戴毅夫相近的时间段下，陈汉章的老师陈衍亦向陈汉章推荐“某君”在史地系谋一教职。陈氏回函道：恨校中史学为社会科学院一附属品，不如文学、哲学院之独立，史地诸教职员已超过预算金额，当事方有减薪之说，碍难添人，容与汪君谋向文学主任汪旭初加一位置，汪君当有以报命5594。陈汉章并未作敷衍之语，甚至搬出黄侃为己说项，致函汪辟疆：惠示陈石师函，固知赖君文学可师，奈史地学系附属社会科学院，与政治、法律等系平分，一院中预算金额已超过多数，当事方有减薪诸说，不如文学院之独立，可以位置名儒。烦与主任汪旭初先生商割一席，庶有以复石师之命。石师去冬已为江西万载龙君榆生致函。龙君是黄季刚高第弟子，季刚时未到校，故未延请。今若一再无效，何以对三山乎？55951928 年 8 月，益世报对中央大学本部教职工进行统计，史地系专任教职仅三人，即陈汉章、雷海宗和鲍冠英，位列全校倒数第一13。1928 年上半年任职史系的教师还有张其昀和缪凤林。缪凤林于 8 月转入国学图书馆供职14。一系最多时仅五位教师，而 1931 年 6 月中央大学举办第四届毕业典礼，史学系毕业生 20 名15。第四届毕业生应于 1927 年入学，以此为基数，可见史地系教职确有窘迫之景，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陈氏所说“附属”之语为实。1927 年 9 月 20 日，第四中大召开临时教务会议，议定了本学年经费分配等问题16。此时的陈汉章仍纠结于是否前往第四中大，无法参与教务会议，这就错过了为史地系争夺添聘教员预算空间的机会。仅就陈氏最初掌系的半年情形来看，史地系专职教师状况不容乐观，归根究底是陈汉章本人的原因致使其到任后有心无力，只得在给师友的信函中用“附庸”二字加以推诿。上述陈汉章的信件中，影响民国教师聘请问题的两个重要因素跃然而出，即“预算”和“薪资”。据 1927 年底第四中大发布的大学本部各学院概况，社会科学院共有副教授 18 人，讲师 3 人，助教 1 人，助理 2 人17。该学年社会科学院的总预算费用是十万元整，院内学生为 77 人18。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月俸水平为：副教授 260 元至400 元，讲师 160 元至 260 元，助教 100 元至 160元19。职称按最低薪资水平计算，仅工资一项，社会科学院的支出就超过六成，并且院内学生仅77 人，教职工却多达 24 名，如此确无聘请新教员的预算空间。另一重要因素“薪资”不仅是民国学者择校任教的核心因素，而且是高校聘请学者任教的“敲门砖”。第四中大请陈汉章出山的月薪高达 400元20337。同时期内，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聘请顾颉刚的月薪均为 300 元2133，196，清华聘请柳诒徵109张亚栋，张 瑜：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的月薪仅 250 元22，可见第四中大心意之诚。民国学者多以薪资为任职的必备参考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抗战时期，陈寅恪因身体原因，花销颇大，出于经济因素考量，遂放弃史语所而就燕京大学之聘23。学界研究民国学人“薪资”和“供职”关系时，多从学者角度出发，强调他们的主观意愿。实际上，这是一个学者和高校的双向选择，并且多数情况下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是高校。能自由择校任教的学者，一般处于业内金字塔的顶端，而绝大多数民国学者只能通过师友之介，方能进入中央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何敢奢求高薪。例如 1934 年，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为罗香林尽心谋划才助其取得史系兼任讲师职位24155-158。陈汉章为摆脱史系的尴尬处境，在新学年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变通举措。1928 年秋，史地系剥离地理课程，并入文学院，更名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学年伊始，陈汉章致函校长张乃燕道：汉章病中一念及本系教员未备，学程多缺，即通夕不寐。昨孟君心平来，与之商酌教务，已征得同意，愿担任中国近代史。此学程为本系预科生所必修，与西洋近代史同。西洋近代史由雷君伯伦担任。今中国近代史又得有人，拟请校长酌加孟君月薪，改助理为助教，较之别聘一人，费省而效速矣。姚君琴友此学期不肯担任教务，自言下学期可讲东洋通史，是否，只候尊裁。至于汉章，精神体魄年衰一年，自遭大病，更非前比，病中即请辞职5597。陈汉章提议由助理为预科生上必修课是一语双关，言下之意是若再不增聘教员，只能由助理上课。事实确如陈汉章所料，张乃燕认为：“助理无专长之学者，必不敢出受学生之攻击。”于是陈汉章顺势而为，相继聘请叶来青兼任史系教职，陈训慈担任专任讲师5603。陈氏此招屡试不爽，继孟心平后，又提议助理何东宝教授地理课，特意在给张乃燕信中提到“各系主任亦不敢冒昧荐达也”5603。又是一语双关，即中央大学其他系主任不敢提助理上课，而陈汉章敢提，是因陈氏迟早都要离职，所作所为都是为史学系的发展着想。张乃燕必不能违背教育部的规定，开“助理上课”的先河，只能满足史学系聘请教师的要求。陈汉章因年岁已大和身体问题，任主任期间多次请辞，均未获准5607。如此反而使其有舍得一身剐的魄力，最终换来中央大学史学系逐渐步入正轨。1929 年初陈氏致张乃燕的信中写道：“此期史学系课程于中西史两方面，较前完备，稍恝先生乐育英材之意。”5603中大史学系经陈汉章一年多时间的整顿，基本达到了张、柳二人的期许后，陈氏也变换说辞，不提辞职，继续以退为进，转而一心卸任史学系主任，他再次致函张乃燕道：汉章人微言轻，兼以老悖，屡次辞职，未蒙允许，勉强维持此一学期，暑假前务求别请高材，为此系主任。庶几学程完备，有以对学生；义务与权利平均，有以对同事矣。薪金不妨减与讲师一律，以免多费之愆5603。张乃燕多次未批准陈汉章离职后，再无理由拒绝。1929 年 8 月，陈汉章正式卸任史学系主任，改为兼任教授。二、兼任江苏通志编纂始末考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还兼任了江苏通志编纂。针对陈氏兼修江苏通志的经历，学界仅是稍有叙述3302。实际上，兼任编纂是陈汉章卸任史系主任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卸任后，编纂成为其主要工作，中大教职反而是兼任，那么考证陈汉章兼任江苏通志编纂始末自然成为探析他在中大任职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部分。1929 年 1 月 16 日，“江苏通志编委会”正式成立，陈汉章和柳诒徵赫然在列。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规定各编纂于 1929 年着手编辑，1930 年底需交付草稿，1931年汇总整理成书25。任务之紧迫，可见一斑。民国高校教师兼职是一种普遍现象。按兼职工作所需时间和精力划分可分为“实职”和“虚衔”两类。例如：朱希祖到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不久后，就被他在北大的学生傅汝霖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定期组织开会及相关活动，是需按时参与的实职24157-158；柳诒徵曾邀请陈汉章兼任国学图书馆参议，陈氏推脱不过，于1928 年 4 月允准，“参议”即是挂名的虚衔26。按兼职工作的种类又可划分为兼课、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兼职和主办学术刊物三类。其中以兼课最常见且最为国家和高校所重视，在制度层面110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49 期）一直趋向合理化27。高校教师在政府部门兼职主要与供职高校的地缘位置有关，中央大学因“首都大学”的地位致使其教师兼职政府部门工作的现象最突出。例如，1934 年张其昀受邀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28，1935 年朱希祖被聘为高等文官考试典试委员29557。教师能在研究机构兼职则与“人事”息息相关，史料派成员几乎都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职务30。最被忽视的是教师主办学术刊物的兼职行为，这主要因民国高校大都鼓励教职办理学术报刊以提高本校学术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兼职倾向。综上所述，陈汉章兼任江苏通志编纂应属于政府部门的实职性兼职。陈汉章接受编纂工作时，还尚未卸任史系主任。但是根据第四中大公布的大学教职员服务规程规定：“专任教员及职员，不得兼任校外有妨职务之事，其所任校外事业，经本校评议认可者，不在此例。”31这项条例并非一纸空文。1930 年，缪凤林再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职时就辞去了国学图书馆印行部主任的职务4357。1936 年，朱希祖因长子朱偰兼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职一事，同其弟子、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爆发了正面冲突29675。此外，从陈汉章的职称一事也可看出中央大学坚决维护制度的决心。1927 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助教满一年以上教务可升讲师，讲师满一年以上教务可升副教授，副教授满两年以上教务可升教授。”7168-169第四中大严格执行了这项制度，在最初的教员薪俸表中没有制定教授一级的教师薪水，副教授一级的月薪是 260 元至 400 元。陈汉章的薪水则是顶薪400 元，但陈汉章离职北大时的职称是“教授”。同样的例子还有缪凤林，1923 年缪凤林以“教授”身份赴东北大学任教，1928 年却以“讲师”入中央大学32。一言蔽之，第四中大为遵循制度，在初聘教师时出现了重订教师职称，降职不降薪的现象。面对如此严苛的制度执行，只有尚在“大学区制”中主管江苏教育行政事务的中大校长张乃燕能为陈汉章兼职事破格打开方便之门，并且张乃燕还是此次编修江苏通志的主要发起者之一。1910 年，江苏通志独立开局修撰，由柳诒徵的业师缪荃孙担任总纂。武昌起义后，修志局关闭，1918 年又重开，冯煦任总纂。冯氏不遗余力地修志，然其在 1927 年去世，修志的工作被迫再次暂停。1928 年 10 月，时任苏州图书馆馆长的陶惟坻致函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道：伏念江苏通省文献，全赖通志可资考证。既设局纂修已二十年，积费巨款，集合名人，采辑著录之精神，苟任废弃，实为可惜。所有纂修垂成之稿本，不识存在冯总纂原籍，抑留置其沪寓，应从速设法访求，踵续完成335。张乃燕随即转函至江苏省政府，提议重开志局修志。陈汉章给李佩秋的信中写道：去岁为南京函电交驰，专使敦迫上道，遂至复如冯妇，骑虎不能遽下。今冬一再辞职，愿撤皋比，校长亲来挽留。又不知何人推引，兼有 江苏通志之役，编纂十余人，都是江南东道耆英，汉章以浙东末学蝨处其间5612。陈汉章能以浙江人的身份参修江苏通志，背后推手应是张乃燕和柳诒徵。张乃燕扮演的角色正如前文所释，他更多的是在“制度”层面保障陈汉章能顺利兼任，免受他人非议，但是这种情形无法长期维持。陈汉章已年逾六十，精力无法同时兼顾史系主任和编纂，结合陈汉章的屡次请辞，说明张乃燕此时应已接受了他卸任的请求。柳诒徵在陈汉章担任江苏通志编纂一事中主要起到资质审核和推荐的作用。陈汉章就职史系主任之前，曾总纂象山县志达四年之久。事毕后，自嘲“名为总纂，实为独纂”2039。如此丰富的修志经历，证明他担任江苏通志分纂不成问题。象山县志 稿成后，陈汉章将其同 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点校要略赠予友人5584。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搜集地方志多达七千余册4356。他和陈汉章在南京交往如此密切，陈汉章又是国学图书馆的参议，二人定会涉及对象山县志的商讨。编修江苏通志是缪荃孙的遗愿，柳诒徵为了恩师夙愿，也会尽力说服陈汉章参与修志，并且和其他民国教师通过兼职获取丰厚报酬相同，修纂江苏通志亦有可观的薪金。据中央日报记载，此次修纂“耗资多达三十万”34。这又为老友再谋得一丰厚报酬。张乃燕和柳诒徵联合促成陈汉章兼任还有一层更深的人事关系。民国社会本质上仍是人情社111张亚栋，张 瑜：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会，张、柳二人将已逾花甲之年的陈汉章请来主持史系，达成既定目标后，陈汉章屡次请辞不成，兼任江苏通志编纂后方才得以辞主任职留教职。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人情往来，一举四得，既达成史学系步入正轨的目标，又避免鸟尽弓藏的议论，更为晚年的陈汉章寻得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能为修志添一得力干将。1929 年夏，陈汉章正式卸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改为兼任教授，工作重心转移至江苏通志。此间，修志工作与生活有诸多不便，例如陈氏因修志无法回家过年5601，志局也常有欠薪之举5609。随着修志工作的逐步深入，陈汉章的身体已不堪重负，在赴镇江修志途中病倒。陈氏在给妹夫樊家桢的信中曾作诗一首：于役未休歇，吴人又召侬。清时甘蠖屈，老态惜龙钟。雨过天仍醉，春回土渐松。近村朝淅米，远寺午闻钟。涧水毂纹縟，溪山岚影重。孤云方出岫，闲似我行踪5636-637。不仅作诗尽显暮气，紧迫的纂修任务还扰乱了陈汉章的退休计划，使其无暇撰写其他著述，“亟思了此一段诺责”5642。据缀学堂丛稿所载，陈汉章主要负责江苏通志金石考和方物考，最终都已成稿35。柳诒徵也如期完成编纂任务，著钱币志社会志和书院志初稿，皆公开见刊4357-358。然而此次修志却以失败告终，时人总结道：讵庄所聘编撰，大都名士派，不受拘束，着手两年，依旧残编断简，体例亦不一。迨三年期满，耗资达三十万，仍无成绩可言，庄本人乃通电，引咎告退34。修志失败造成了严重影响，人力物力仅是一隅。常务编纂陈去病曾将冯煦所纂人物志二十六本携走，陈去病逝世后，冯稿随之遗失36。为避免这次修志一事无成，陈果夫主政江苏后，设“江苏通志稿件整理处”，聘尹文石为编纂，对江苏通志拟根据冯任体例，加以增删，并将庄蕴宽任内柳翼谋、武霞峯、陈汉章、陶懋立、朱贡三、覃束生诸氏所作，系于卷外，别曰“续编”33。三、离职中央大学时间和缘由考学界普遍认为陈汉章任职中大期间，屡次请辞，终于在 1931 年离职。这一结论的依据是陈庆麒和陈庆粹在先考行述写道：“（陈汉章）十七年始应南京之聘，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越三年，以衰老坚请辞职，学生挽留，不允所请而归。”2052陈汉章记事一般采用农历，入职中大的时间是“1927 年农历 11 月”，转换为公历确是 1928 年初，但是根据可查史料，陈汉章从未自述过他在中大任职“满三年”，并且卸任史系主任后，也未再向友人表达离职之意。同期任职史系的陈训慈回忆道：我在中央大学为讲师时，陈庆麒由其父陈汉章介绍，也来中大任教。时史学系主任雷海宗先生，重我，而轻庆麒，同学对他意见也颇多，讲他教不好，授意他辞职。庆麒问其父，汉章说不要理他们。后学期结束，下一学期雷海宗同教务长说，结果未发给陈庆麒聘书。此事，陈汉章大为不满，暑期高考招生出题，中国史分汉章，西洋史分我，汉章题未出而去37。1929 年春，陈训慈任中大史系讲师，次年夏因病离职12576。按陈训慈所述，陈汉章正式离职中央大学的时间应是 1930 年夏，离职原因是受到陈庆麒的“牵连”。基于“孤证不立”的原则，同时也为深入探究这一时期史系内部的人事纠葛，需对陈训慈的回忆内容逐一考证。陈汉章卸任史学系主任后，雷海宗接任，中央大学仅安排陈氏开设“中国民俗史”一门选修课9437。不料学生纷纷反对，学生代表上门敦请陈汉章授课，此时正值雷海宗聘请的新教员未到之际，陈汉章随即去函文学院院长谢寿康，再次推荐长子陈庆麒担任史学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近古史、上古史和中古史课程5598。1936 年，陈汉章致函张寿镛：“小儿庆麒，前应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供职教育部，后充北大及中大二校讲师。”5664曾在中央大学任教的象山县人顾福漕回忆陈汉章道：“余与陈老伯在中大相处，多得指教，实终身难得之机会，至表感德。想不到一年光阴快速过去，老伯父子二人即将回乡，不得随时相见，至为可惜。”2029由此可见，陈庆麒确实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同陈汉章一同离职，陈训慈所述基本属实。此外，一些间接史料也能佐证陈汉章父子于1930 年夏离职中央大学。1930 年 1 月，中央大学印发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概况，文中列出全部史学系教职员及所授课程，陈庆麒未在列，陈11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49 期）汉章推荐他教授的中国文化史等课皆由束世澂负责9364-365。考虑到文件制定及下发的时效性，结合陈汉章致谢寿康的推荐信，可断定陈庆麒未在1929 年下半年任职中大史学系。1931 年 3 月，大公报 统计中央大学教员信息，史学系教员共7人，其中未见陈氏父子38。1930 年 12 月，中央大学史学系主办的史学杂志创刊，亦未载二人的著述，陈汉章一向高产，何况陈庆麒是以专任讲师的身份进入史学系任教，支持本系刊物更是义不容辞。上述史料整理组合后，基本证实了陈庆麒仅于 1930 年上半年在史学系授课一学期就同陈汉章一同离职中央大学。根据陈训慈的回忆，中央大学不续聘陈庆麒是因学生和系主任雷海宗的反对，致使陈汉章愤而离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史缺人、新聘教员未到的情况下，学生敦请陈汉章授课一事，雷海宗应是知情的，否则学生不会登门拜访，但陈汉章在给谢寿康的信中推荐陈庆麒代替自己上课，只字未提雷海宗和学生是否知情。中央大学本部组织大纲规定各学院教职“由校长聘任，或由各该管院长提出”，同时设院务会议和学系会议39。在校长和院长无教师提名人选的情况下，一般由系主任提名。即使雷海宗聘员未成，也应由他而非仅是兼任教授的陈汉章向谢寿康推荐陈庆麒，陈汉章之举不免有越俎代庖之嫌。学生本意是邀请陈汉章多开课，陈汉章却借机推荐陈庆麒，奈何陈庆麒水平不佳招致学生驱赶，此间不免也含有对陈汉章的不满，他实际上承担了连带责任。民国时学生驱赶老师之事不胜枚举。蒙文通在北大上魏晋南北朝史时，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程度较差者不解其意，胡适因此未续聘蒙文通40。方壮猷和谢国桢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期间，所写讲义毫无规划，详略不均，被学生反对而去24154。前文所述中大校长张乃燕聘请教员，就将是否能承受学生攻击作为参考条件。学生作为影响教员聘请及延聘的重要因素，其实起到了对教员资格审定和考核的作用，审核的结果往往不可逆。学生反对教师和学校，或发动学潮，背后有时涉及到政治和权力之争，这不影响学生群体本身就是教育的终端环节，是独立于校方、师方外的第三方，其影响不亚于类似中央研究院等第三方学术评议机构。陈汉章父子离职的另一诱因是雷海宗。1927年 6 月，雷海宗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同年 8 月任第四中大教职，早陈汉章几月进校41。张乃燕和柳诒徵在陈汉章多次推辞史地系主任一职的情况下，为何执意邀其前来而不委职于雷海宗？如果只用雷海宗初出茅庐，难以胜任主任的工作来解释这一问题则很是乏力，第四中大历史上有初出茅庐者担任史系主任的先例。1921 年东南大学成立，史学系主任是只有一年任教经验的徐则陵，而非任教多年的柳诒徵。此事中的关键一环在门户之争，即雷海宗的治学取向偏向于科学实证主义。第四中大作为“信古”的大本营，它与“疑古”的对立极有可能对筹建中的第四中大造成冲击，不利于后续南高学者入史系任教，这通过雷海宗掌系后进行的人事聘请得到了证实。1930 年夏，陈汉章父子及陈训慈离职，史学系教职紧缺，雷海宗委托胡适和梅贻宝邀请顾颉刚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21411。此时距顾颉刚在北大国学门周刊设专号批判柳诒徵已逾 6 年，双方对立早已深入人心。雷氏之举发生在他接替陈汉章任主任几近一年，且罗家伦尚未掌校实行“重北轻南”的人事政策之前，中央大学内部依旧以原南高东大教职背景为主，聘任教师却不顾史系恩怨，可见张、柳在筹办之初，执意等候陈汉章到任，自有长远考量42。陈庆麒不仅师承其父，而且曾在国故月刊发文，父子皆属“国故派”，其与实证主义的治学门径同样水火不容。陈训慈虽是柳诒徵爱徒，但受过徐则陵系统的西方史学训练，他在史地学报时期极热衷于撰写西方史学的文章43。无论治学还是能力，雷海宗眼中陈训慈都胜过陈庆麒。陈汉章为陈庆麒谋取教职的程序不当和雷海宗不喜陈庆麒让陈氏父子失去了转圜的余地，没有系主任的支持，学生的不满就会实打实地落在二人肩上，除离职外别无他法。民国时期，学者为谋生计往往辗转于各大高校任教，空间流动频繁，陈汉章同样为高薪所动，前往第四中大史地系。面对百废待兴的史地系，陈汉章因错过学年预算会议致其在任职前半年毫无建树。第四中大对制度的苛刻执行令陈汉章有心无力，产生“附庸”之念，遂屡生退意。放眼整个民国高等教育史，高校若欲鼓励某系快速发113张亚栋，张 瑜：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展，无一不是投入大量资金，以便引进著名学者，从而驱动相关学科迅速跻入业界前列。吴宓筹办清华国学院，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皆是典型范例。反观中央大学，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聘来陈汉章，却无专项资金用于扩充史地系，陈汉章只得以辞职相要挟，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竟在一年内将史学系推入正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的金字招牌和校长张乃燕的支持固然重要，但陈汉章在此前从未担过一系之长的情况下展露出的非凡人事智慧，不免使人对这位治学思想保守的经史大家刮目相看。学界以往研究中央大学能取代北京大学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落脚点在于政治和地缘因素，而陈汉章担任史学系主任期间的作为证明仅靠首都大学的招牌是不够的，还需全校师生戮力同心。这种齐力协作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陈汉章兼职江苏通志编纂一事，张乃燕和柳诒徵所起的作用缺一不可。修志期间，陈汉章虽有怨言，然仍能按时交稿，不似其他编纂半途而废，足见其秉性有始有终。陈汉章出于个人私情贸然推荐陈庆麒任教中大，终因学生和雷海宗的反对而担负连带责任而黯然离场，这也让人看到大师光环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从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发展历程审视陈汉章，陈氏可谓贡献殊巨，但其任职期间也衍生出一系列的人事问题。陈汉章担任史学系主任期间，缪凤林为何离职，陈氏离职后，缪为何又复职。在陈汉章离职一事中，以往力挺陈汉章的张乃燕和柳诒徵是何态度。雷海宗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他对陈汉章的离职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学界对其在中央大学的经历研究几近空白。根据 1931 年 3月大公报统计的中央大学教员信息，此时系主任是徐子明而非雷海宗38，结合史学的创刊时间，大致可将雷海宗离职中央大学的时间考订在 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2 月之间。拙文于此稍对雷海宗履历做出更新，而最终解决上述问题，需俟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参考文献：1 虞思徵.陈汉章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平议 J.史林，2018(2)：203-209，222.2 刘洪强.“科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以 20 世纪初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为例 J.史学理论研究，2019(2)：120-129.3 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4 柳曾符，柳 佳.劬堂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 钱英才，陈明吉.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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