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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87叶秀山书法艺术之社会学观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城邦(政治)的动物,这就是说,人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人作为有意识的群体性的动物这一特性带来了不同于自然生物学的社会学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作为有意识的群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准备阶段当然是很远古的,但成熟期的发展却是比较晚近的事。人认识(你)自己经过了很漫长的时期才形成了一门科学,但即便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的各科交叉关系以及它要引用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使得它的发展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早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情形在它的主要人物、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表现得很明显。他对远古时期的宗教、巫术、神话的人类学的研究,使他成为那个阶段不可跨越的人物。社会学重视人类学对远古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在初民阶段,人类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往往很能清楚地表现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特点。事实上,为了解人类早期生活特点,掌握早期人的生物自然特性固然重要,但从社会学角度掌握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学提供了正确的基础性的武器,西方无论哪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史家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否认或忽视马克思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崇高地位。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社会生产实践、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根本性的学说,为社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社会学研究在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实际上当然是统一在一起的,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分析起来,还是有多方面性的。首先,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物质性交往关系,为了维持生命人要共同谋取食物,为了延续生命和人种,有两性的关系,于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生产劳动集团就成为远古时期的社会的实际物质形态,是由实际需要决定的,必定要产生的社会组织。这是社会存在性的,即没有这种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人不仅仅是动物性的群体,不少种类的动物也有自己群体性的自然结构和组织,但这种组织是无意识的,而人类的社会是一种有意识的群体组织。就人类学和社会学来看,所谓意识,在远古的时代就已有科学与宗教两个方面。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民族的调查表明,这两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原始民族中界限是很分明的,但它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要为物质的生产服务。不可能想象实际也决非如此,原始人会当真靠宗教和巫术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事实上,原始民族只有在防止意外灾害和知识不够的情况下,才乞求巫术和宗教。丰收和成功后之仪式,一方面反映了正常的喜悦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原始民族对天恩的崇拜。但天恩是知识界限观念的反映,即在原始民族看来,意外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渡过了难关,得到了成功,不但是人力(知识),而且是人力未及的一种恩赐。知识界限的观念,是远古初民知识水平低下的产物。然而,在初民围绕粮食或猎物手舞足蹈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意义纠葛在一起：一方面是知识和技能的喜悦,另一方面是对天恩这种超出当时知识界限的感激,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于做成了的事(成品),大概都有这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这种对成品(成功)的喜悦与知识谋划不同,与宗教性祈示不同,也与实际享用这些成品不同。后者是一种物质性交往,而这种喜悦乃是最原初的审美的喜悦,那种庆贺成品的活动乃是最原初的艺术活动。最初的庆贺对象本是实实在在的捕获(或收获)物,在庆贺结束之后立即就分而食之。但既然这种庆贺本身并非实际物质之交往,所以人们大可不必以真物作对象,只要能供观赏的代用品当也可以起到那种作用,逐渐这种对象只是有象征的意义。于是,画出来的、刻出来的、塑出来的,都可以成为艺术的审美的对象。这种对象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但却能供人欣赏。欣赏活动之所以又不同于科学的概念式的活动乃在于它本不是为了直接控制自然的经验技术,对捕获来的猎物,猎手们当然可以观赏,即使毫无捕猎经验的妇孺也都可以欣赏；何况,欣赏还有一种知识尚未达到的天助成功的庆幸在内,所以艺术活动作为一种不同于实际的意识形态性的活动言,在远古的时候,就既不是一般的知识活动,也不是一般的宗教、巫术活动,而是有自己的特点。原始人固然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用复杂的社会学理论把这种区别说出朵云朝花夕拾(文摘)DOI:10.16769/ki.31-1067/j.2023.01.0072023.01188来,但在实际上,他们对这里的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原始人绝不会拿画饼来充饥,但画出来的饼因为它不能吃,所以反倒有更长久的观赏价值。于是,在社会的各种价值中,就有了艺术审美价值的地位；在各种有价值的物品中,艺术品也占有了一定的地位。我们看到,以前说到的科学宗教艺术都是一种意识性的活动,它是与实际性活动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物质性活动相对应的,是为这个活动服务的,那末这种意识性活动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知道,所谓意识活动与人的语言活动分不开,人之所以有意识,是因为它有语言,或者严格一点说,语言是意识的核心。语言问题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是怎样产生的,人类为什么会有语言这些问题有关的学说很多,但还没有一种大家都同意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产生的,有的学者则认为语言是因有情感的发抒才产生的。看来,像艺术理论一样,语言理论也有模仿说与表现说之分。然而,尽管语言的实际起源没有一定的共同意见,但语言的社会作用还是很清楚的。从社会学、人类学来看,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当然,我们应该指出的,语言工具说也并不是普遍接受的,因为有一派哲学家认为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本源性的,但这是一种哲学观点,我们在谈到哲学部分时会讨论这种说法,而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即从一种科学性的观点来看,语言是社会交往工具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我们说过,人的社会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有实际性的关系,有意识性的关系,语言虽然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声音振动的传播,但却是思想性意识性的交往关系,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声音的振动,而是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听到语言,并不是感觉到声音,而是理解意义,因此,语言是一种思想性、理智性的活动,它要交往的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思想,是由语词和语法组成的语句。因此,从社会学来说,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性、科学性的活动。不错,正像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所指出的,语言是一个家族,虽同属语言,但却可以有陈述祈使命令感叹之分。命令祈使句是让人活动,因而可以是实际(实践)交往的环节。其实任何思想性的交往,都可以并且广义地说,必然是实践交往的环节,但仍不能完全抹杀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区别。说和做的界限在没有受过特殊哲学训练的普通人心目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语言既是意识性思想性之关系,那末,按上面所说,这种关系在原始的阶段大体可分科学与宗教以及介乎二者之间,或综合二者的艺术三个方面,语言又属于哪个方面？笼统看起来,语言与这三个方面都有关系。语言可以作科学的工具,也可以作宗教的工具,当然更可以作艺术的工具,而这三者本身既已是工具,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工具的工具,是元工具纯工具。语言指示、描述客观对象时,是知识性的,语言祈祷天恩时是宗教性的,语言歌颂成功时是情感性的。语言在科学宗教艺术的运用中,它的功能是表现得相当专一的,即都是思想、意识性的,不是物质实践性的,即使祈祷天恩也并不像命令(叫)他人做事那样马上转化为物质实际活动。人的知情意都是思想性的,而不是感觉性的。与语言相对应的文字同样也是人类的高级的思想、意识性活动,同样也有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可以成为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工具。我们前面说过,艺术作为庆贺人力天工的思想、意识性活动,它的对象本不必为实物,而可以是画出来、刻出来的于是,也可以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这样,说或写出来的事只要不是概念性知识,或宗教性符咒,自然都可以作艺术观。这一点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尚有另一个方面,说和写本身为什么也可以作艺术观,因而有歌唱(诗)与书法的艺术种类？为什么说和写会在某种意义下不作工具来对待,而本身成了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完整的东西？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到上面提到的围物而舞的情形,我们看到,不仅物是为观赏雀跃的对象,而且舞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性活动来说,本身也有观赏价值,不仅舞者得到审美的愉快,而且观者也可以分享这种愉快,所以舞为最原始的表演艺术。同理,说的事固然可以成为艺术欣赏对象,说本身也可以成为这种对象,写的事可以成为欣赏对象,写本身也可以成为这种对象,对社会而言,不仅有2023.01189实用的价值,而且有审美的价值。我们说过,艺术为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意识性活动,作为艺术的说可以有介乎历史与宗教之间的神话(史诗),作为艺术的写也可以有碣石钟鼎碑铭这样一种介乎历史与宗教之间的艺术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艺术宗教的界限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古代的宗教仪式失去了宗教的意义,古代的祈祷文可以失去宗教的性质,但却可以以艺术的形式存留下来,供人观赏,就连神的住所庙、寺,也大半成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各种艺术的存留物。如今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切远古物品,既失去了实际应用的价值,也失去了宗教的价值,但却极有艺术价值。社会历史的实际发展,可以把一切都转化为艺术,书法艺术史上存留下来的历代书家通信手札,当年固然主要是实际交往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今一件件都成了艺术的珍品。文字原为记录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因为把语言记录下来,是为了以后的交流,归根结底是为了传递信息而影响人的行动,所以语言和文字都是为实际行动服务的。因而就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本有一种社会的实用价值,语言文字都是社会十分有用的工具。就实用的意义来说,文字晚于语言很久才出现。文字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的历史,它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按人类学、社会学的历史考察言,人类的文字出现于青铜时期,而新、旧石器时期没有任何文字的证据。然而人类的语言却始于最为远古的时代,而人类保存意思(话)的方法当不始于文字。最为远古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遗迹)都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的事。当然,这些遗迹所说的话是很含混的,要用大量的想象去填补,因而是极不明确的。古人必定试用了许许多多的办法把要说的话(事)保存下来,所以有结绳、结珠、契印等等的记号以资记忆。结珠结绳这类的记号也已超出一般记事或记数的符号,而接近了语言的符号,有些原始民族的结珠结绳可以读出成本大套的事来。然而,所有这些记号式的符号都缺少一种结构把语言的音节化为可见符号记录下来,保存起来,如何把可听的化为可见的,以可见的方式把可听的语言忠实地记录下来,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自然的解决,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实际上有意义的声音与有意义的道道(轮廓)之间本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只是为建立可见的道道与可听的道道之间这种内在的、意义上的、结构上的联系,人们付出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确定下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性的形式。人们势必试着用图画来记事,用刻划勾出事物的轮廓或以不同颜色涂出的轮廓是最初的记事图画符号,也是最初的绘画艺术作品。据专家们的发现,旧石器时代已经有非常写实的动物壁画,可是这种勾画技术与文字最初并无关系,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自然地发现勾画与意义的关系,但可见的画与可听的声音之间却离自然的关系太远而不易发现。然而绘画毕竟可以记事,而事是可说的,只有说(语言)才能把事表达清楚,所以绘画与文字之间又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世界各民族早期的文字,都有象形的特点,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文字是要把可听的语言记录下来,因而它的形只是音节的符号,而不是事物形象的符号,所以作为语言记录的文字虽有形而重在音,归根结蒂是音符,通过音符来起意符的作用,即文字是可以还原为语言,或者只有通过还原为语言,才表达意义的。同时,文字既以可见的道道记录语言,人类远古时期的划道道的趣味必不能完全消失,这些道道的组合固然是音符,但它本身也还可以保留意符的作用,即在这些道道中表现出一种自身的意义来,而与它作为音符的语言的意义无关。我们在前面说过,划道道原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一种表现,这种本源性的兴趣是不会完全消失掉的,就像语言声韵本身的意义不会消失掉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说,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包括拼音的文字在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审美的作用。欧洲古代的文书,同样要写得一手好字,不但求整齐,而且要求美观。然而,我们也应该指出,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唯有中国的文字,才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部类,这里的社会原因,是我们不能不努力加以研究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部类大体上是相同的,如绘画、音乐、舞蹈、诗歌、文学、戏剧,如今还有电影等等,但唯有书法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东方民族中日本和朝鲜都有书法书道,虽然各有特点,但究其根源,都是受中国的影响,是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下自己发展起来的。这个原因,并不是中国人心理结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对写字感兴趣等等,而是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社会之中,是一个社2023.01190会学的问题。我们前面说过,在远古的时期,艺术是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意识形式,文字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也可以从这种关系上去考察。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原始民族尚用远古时期的图形标意办法来记载事情,如美洲印第安、阿拉斯加土人记载猎兽、探路等活动,甚至据说还有以图画的符号来写情书的,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宗教的用途的。我国文字素称象形性较强,但我国古代并未发现图画标意的材料,似也无此等记载,更没有小人书连环画式的材料来说明我国远古这方面的试验,当然我们有结绳记事的传说,但那不是文字。我国文字有证明的是殷商的甲骨文,而现今所发现的甲片,大多用于宗教事务,记录宗教活动,而纯知识性记事性的记录较少。这一方面说明古代文字技术悉为宗教祭司所掌握,是一个少数特殊阶层的专业；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文字从远古时代起,与宗教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与天恩的神秘观念结合得比较紧密。这就是说,在中国远古的时代,文字的宗教性因重于它的科学性的意义,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有相当的关系。可以设想,中国古代的文字,不仅是记录宗教活动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宗教活动的一个部分,是天恩的一种表现。古代中国人长期对于文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过分的崇敬心理,正是远古时期文字作为宗教活动组成部分的一个影子,文化的不普及则使这个影子不能很快消失。如果说,世界各原始民族或民族的远古时期都有各种崇拜如山石崇拜水崇拜等的话,那末我们的祖先也许有一种与祖先崇拜相联系的文字(以及语言)崇拜的特点。甲骨文是把天恩的经验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后来的祭司)来学习、参考,作为科学来看是伪科学,是把非知识的东西知识化,但它在社会上仍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逐渐由宗教的转化为艺术的。从钟鼎文开始,中国文字虽然仍是宗教、祭祀的工具,但艺术性的价值已大大加强,无论铸造、使用都已考虑到观赏的因素。后来一些书家,特别是清代以来的书家较多吸取甲骨文的笔法和结体,也颇为有趣,但甲骨文当初是秘密收藏起来单线直传的,本无观赏的价值,所以中国的书法,作为艺术观,起于金文钟鼎。中国书法艺术趣味的根子虽深入于我们民族远古时期的某种宗教崇拜,它的定型、成熟和发展,却是由后来的文化发展特点所维护。中国的历史上,秦以前以善书名世的似乎不多,所以书法作为一种技艺有高下精粗之分是在秦以后才被人们注意。汉当然是一次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因为那时的文章也已是相当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了。更早的诗经与楚辞当时是口头文学,后来才整理出来,而很长时期以来并没有与书法相结合。书法从丰碑碣石、庙堂宫殿中走出来与诗词相结合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然而这种结合的趋势却又是有内在的原因的,文字能与语言及它们所表达之观念一起来欣赏,则说明必有可结合之处。诗以语言之意境为欣赏对象,这种意境不是概念,而是与诗的语言的韵律统一在一起的。任何民族的语言都可以成为诗的语言,但中国的语言基本上以单音为语词单位,所以在表达诗意方面有其方便、自然之处。我们常引以自豪的中国语言为诗的语言这是西方学者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语言的特点影响了中国文字的特点,中国的字代表一个音节,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词,大部分的字都有相当独立的意义,视觉形象的统一感与语音及意义的统一感是一致的。这种字、词、意的相对完整性使中国古代语言不需要是动词,因而减少语言、文字的描述、陈述性和再现性,而增强了它的表现性。中国语言这种诗意的吟诵性特性,一旦与文字相结合,也就加强了中国文字的艺术性和欣赏性。书法是文字的艺术,文字为语言之记录,所以书法又离不开语言,从秦汉石刻到唐代碑铭,从宋代诗稿到明清楹联,都不能离开语言和文字的内容,离语言谈文字,离文字而谈书法,则失去这个传统古典艺术的本意,而成为别的什么艺术,这无关乎艺术水平之高下精粗,而是艺术之分类问题了。我们已从远古传统、文化发展和语言特点讨论了中国书法艺术之社会根源,而中国对书写技术的艺术兴趣,尚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了的社会文化趣味为其土壤,使其得以生根结果,而且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使书法艺术与其他一切传统艺术一样,不但没有因为时代发展从根本上受到冲击,而且得到精雕细刻的发展。我们这里只要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清代二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使一切古代的传统艺术得到了恢复和发扬。随着小学的兴起,中国书法艺术包括远古以来各种书体都得到了复兴,这不能不说是这一代人对中国艺术的贡献。(来源：叶秀山全集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