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论文-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doc

淮阴师范学院毕业论文毕 业 论 文学生姓名学 号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专 业经济学题 目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指导教师副教授/硕士2015年5月15摘 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加强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促使其健康发展，已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以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找出了淮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规模、成员素质、内部管理、合作基础和政府扶持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扩大规模、提升能力、规范管理、加强合作、加大扶持的发展对策，以促进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更好发展。关键词: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Abstract: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in the country. Therefore,strengthen the researchofnew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to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has becomean important task for promoting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In this paper,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huaian cityas the research object,through the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find out the shortageof huaiannew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exist in the organization scale, the quality of members, internal management,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and government support,and put forwardto expand the scale and enhance theabilityand standard management,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increase developmentsupport,to better promote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in huaian city.Keywords: Huaian, Emerging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目 录1 前言32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33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43.1 组织规模小43.2 组织成员素质低53.3 内部缺乏有效管理53.4 合作基础薄弱63.5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64 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64.1 扩大组织规模74.2 加强组织培训74.3 规范管理84.4 巩固合作基础84.5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9结论10参考文献11致谢121 前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纷纷掀起了建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热潮，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其数量一度达到鼎盛之势，乃至于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以及保持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为了相同的利益，广大农民在保持产权相对独立、土地承包关系确定的前提下，自发组织起来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进行自我服务的经济实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桥梁以及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纽带，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和市场进行对接的核心，是多元化的经济参与主体，也是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可以合理分享交易利益的组织。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就是为了解决个体农户的经营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了让它顺应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提升其市场地位, 提高新型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新型合作组织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农民的收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然聚焦人们更多的关注。但是目前由于受我国曲折的发展历程、特殊的国情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合作组织尚处于发展程度较低的起步阶段，与其他国家或发达地区相比，淮安市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组织规模小、成员素质低、缺乏有效管理、合作基础薄弱、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1因此总结和完善国内外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验，对于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2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是江苏省即长三角北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淮安市农业资源丰富基础条件优越，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市兴办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与日俱增，覆盖亦由点及面，逐步呈现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2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了扶持“三农”的重要性，文件内容涉及财政、制度、配套设施、资金、教育、税收等方面。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淮安市各县区把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当作一项重要的政务来抓，不断加大其合作深度，深化改革力度，突出淮安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特色，对规模相当、发展较为正规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淮安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从财政补贴、项目安排、技术服务、信贷扶持、产品开拓等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截至 2014 年底,据淮安市工商局统计在册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合作社总数达 1896个,仅 2013 年全年新增 381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带来的效益改变了农民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观望心理，纷纷入社，入社成员达到 15.6万户，其中农民数量占其 86%。同时也带动了非成员农户的发展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 数据来源：淮安统计年鉴目前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体运行形势良好，发展较为规范，其中有21个县级示范社，7个市级示范社，1个国家级示范社即淮安市楚州区的浦马蔬菜专业合作组织， 数据来源：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带动了农民收益的增加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实现淮安市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增添动力。33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我国现代化的农业市场日趋成熟。在经济发展态势大致稳定的环境下，为了扶持“三农”加快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建设，淮安市政府及时把握了发展机遇，积极推进了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虽然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总体发展前景良好，数量可观，但由于现阶段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之种种因素的制约，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3.1 组织规模小目前, 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仍然呈现“组织规模小、经济实力弱、服务内容单一”的状态，并且大多数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跨行业、跨区域的规模，只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同一乡镇地域范围内进行简单的合作。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有限,这也使得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很难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这样的农村合作组织势必会缺乏市场竞争力。因为仅限于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简单初级的服务,有的只是提供市场和技术信息，因而淮安市绝大多数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都存在科技含量低、增值效益不高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也难以抵抗外界强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样则不易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产业带，也很难发挥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3.2 组织成员素质低 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大多数是由广大农民自发组成的，因而组织成员的综合素质偏低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作为合作组织的带头人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通过层层严格的选拔机制便进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以普遍文化素养低、专业知识欠缺，市场化经济的适应能力弱，然而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综合型人才更是缺乏。除了组织领导者不符合任职资格外，其内部成员的文化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他们基本上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很少有人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对于目前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来说，这种总体偏低的素质实在很难适应现代化农业的生产需求。在以往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组织领头人及成员并不懂得用专业的营销知识去开拓市场，更不会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去组织生产，他们靠的只是常年的农作经验，人才已经成为阻碍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3.3 内部缺乏有效管理第一，制度不健全。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国家对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设立、变更、清算等方面并未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现今淮安市的合作经济组织还没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建议制度以及必要的监管制度，缺乏配套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制度，各方面权、责、利关系不明确，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这必然制约着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必然影响淮安市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步伐。第二，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由于大多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据了解成员们在合作组织创立之初只是象征性的口头约定亦或是签订一些无实质性的书面条约，并没有在工商或民政部门注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合作组织成员只是简单的按照出资比例来进行角色分配和任务担当，淮安市下辖县区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对于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的安排，则是形同虚设，管理决策权大多掌握在发起人手中，利益分配主观、随意。对于农村合作组织中开展的一些经济活动，大多数农户认为这些并无举办意义，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分散，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只是流于形式的民主，因而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低,自由化倾向严重,甚至一些成员认为只要符合自身利益就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就可以退出，毫无纪律感和责任意识。民主的流失，权责的不对等，致使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群众无法感知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优势。虽说成员退社的原因很多，但是承担的责任远大于获得的利益恐怕是广大农民选择退社的最主要原因，如果说我们成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给农民群众带来利益，那么这就与我们的创社宗旨以及与中央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理念相悖。调查表明，没有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则会止步不前。3.4 合作基础薄弱大多数人对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解是有偏误的，他们的认知依旧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主义或者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作为广大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村合作组织，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并未深入地去了解新旧合作组织的本质区别，而是将两者的概念混为一谈，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然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他们认为所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依然属于扩大了的“个体户”的范畴，并不会真正起到联系群众、发展经济的作用。除地方相关部门对新型合作组织存在偏见之外，广大农民群众也对这一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职能、运作及其发展进程不甚了解。他们对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没有热情，态度不积极，有一些了解旧式计划经济的农民生怕穿新鞋走老路，分不清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与过去那种统一的集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组织，其合作意愿也不强，不能真正享受新型合作组织所带来的好处。5现阶段，由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发展初期，合作组织内部关系松散，无法形成真正统一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并且淮安市目前一些地区的合作组织存在频繁改组、解体的现象，这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新型合作组织的信用预期，使得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原有的功能和作用荡然无存。3.5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引起淮安市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首先，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例如：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市场、审批登记、土地利用、企业扶持、产品流通、资金投入、信贷、税收等方面没有提供便利或是相关的优惠政策，使得合作组织的发展后劲不足。其次，各级政府虽然在资金和信贷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但数量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作组织的发展；而对于已出台的一些惠民惠农的方针政策，政府实施力度也不够，难以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提供系统的服务和支持。最后，由于淮安市目前依然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对新型合作组织进行管理和服务的部门，因而出现了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存在多头管理和指导不力的现象。4 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制度，虽然仍有许多不规范值得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的出现符合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做好“三农”工作，增加淮安市经济增长的筹码，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可提出如下的解决措施。4.1 扩大组织规模作为不同于公司制企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应在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兴办符合当地特色，贴合民众利益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和生产经营权。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突破产业、地域的限制，积极谋求多方合作。政府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抓好试点示范，推广典型，稳步推进；通过典型示范，让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长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民众，扩大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面。除此之外，一方面可以让农村专业生产经营大户或者专业的技术干部牵头，依托各地粮站、供销社、基层农技站，将广大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又可以当地的农业生产需要为前提，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加强创新能力，转变经济组织现有的一元职能，从而提供更为全面、多元的服务。6通过已建立的经济组织平台，由农业大户的发展带动周边群众，从而达到集群效应创造规模化的产业绩效。4.2 加强组织培训由于人才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积极组织培训，提高管理者和成员的能力已是刻不容缓。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科技化已是众多领域的标签。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对它的认识必然是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而技能培训则是深化认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具体的培训内容如下：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对象和范围，让人们首先在思想上摆脱概念误区，真正了解什么是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为什么要成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怎样办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次通过宣传教育来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二是可以聘任专业人士，针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业务指导、品牌的建立与推广，产品的销售等方面开设课程，从而提高管理者和经济组织成员的综合能力；三是淮安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也可以与其他地区同类型的组织机构的负责人磋商，开展一些相关的经验交流会，做到取长补短。除此之外，培训的方式也要考究。正所谓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县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受众应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先对一些已成立的先进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试点,取得成效后再逐步推广。4.3 规范管理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成立初期就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创社理念，然而事与愿违，在现今创办的绝大多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已是阻碍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加强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和引导，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规章：首先是要帮助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以法定章程为核心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费用缴纳与使用制度、领导会议制度、内部监管制度等相关制度，明确组织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着重诠释“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含义。其次是要完善经济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处理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再者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向农民提供服务并参与市场竞争，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包括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以及土地、不动产等要素。经济组织可通过会费收取、经营收入、政府注资等渠道规范合法地筹集资金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最后为了提高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效率，针对组织内共同的生产经营项目和具体的合作内容，农村合作组织可以在购置、生产、加工、营销、储运、技术等环节进行分工合作，做到权责对等，加大民众参与度，加强民主监督管理力度，满足广大成员的共同经济需求。74.4 巩固合作基础由于人们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淮安市政府的相关部门有义务对与“三农”有关的政策问题进行推广教育，向广大民众普及新型合作组织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职能、运作及其发展进程的了解。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事关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等问题。在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要明确“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民生大计，把有关农民、农村、农业的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将促进我市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经济发展的众多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倡导市委、县委负责农村工作的相关领导小组能积极主动牵头成立专门的机构组织，进行协调和监管工作。除此之外，地方各级政府应积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力开展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宣传，出台一些激励措施。例如：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农村合作社流转；对农村被征地农民进行农业补助并给予其参加农村合作组织的优先权；允许财政专项资金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组织确保经济组织成员的各项权利，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5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创建、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有关“三农”的事务加大扶持力度。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营销网络及示范网点的设立，积极引导农户及相关企业参与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来。第二，将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相关的生产经营和科技推广项目，优先纳入各级政府的农业扶贫开发和科技开发项目之中，进行扶持。积极响应国家推出的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加大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经济组织，地方财政要给予贴息和贷款优惠，为淮安市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助力。第三，明确各级政府的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对项目、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的整合力度，尽可能的简政放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工商资本流向农村，从而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集中资金用于农村的专项建设，支持农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第四，按照我国的相关税收法律规定，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户或有关的合作组织销售自产的农产品时，可免征增值税；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所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村合作组织，可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于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村合作组织的成员所分得的红利，可免征个人所得税。第五，十八大三中全会对于农村的制度改革作出了最新的指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产业化农业，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对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急需征用土地的农村合作组织，可优先办理用地手续。第六，适当放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条件，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监管力度，避免胡乱摊派、集资、收费现象的产生。8结 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改善农户市场竞争条件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非目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结农户与市场、政府的纽带。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为服务性质的团体，遵循“对内服务，对外盈利”的原则，有利于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的应对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益。近年来，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经成为淮安市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淮安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农户对其缺乏认识，组织制度不完善，民主管理不到位，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解决上述问题，需从多个方面进行完善。不仅要求组织内部不断学习，借鉴经验，同时还要求政府从宏观方面进行支持，共同促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更好的发展。参考文献1陈柳钦,胡振华.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变迁J.学习与实践,2010,6(12):3-9. 2钟瑛.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特征及趋势J.中国经济转型之路,2011,12:25-28.3张冀男,王爱群,郭庆海.长春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09,14(10):18-25.4郭怀亮,魏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障碍分析J.南方农业学报,2011,11(20):15-19.5王延华,王延凤.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问题J.经济研究,2012,14(32):25-29.6孙南萌.江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报,2010,10(3):27-31.7徐旭初,黄胜忠.走向新合作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5-37.8黄海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6-47.致 谢在论文完成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华忠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张老师给予了专业的指导，无论是在论文的选题、构思和资料的收集方面，还是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成文定稿方面，我都得到了张老师的帮助。尤其是他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我终生受益，在此表示真诚地感谢和深深的敬意。最后，因本人水平有限，在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请删除以下内容，O(_)O谢谢！The origin of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to the time when the colonists were heavily taxed by Great Britain on everything from tea to legal and business documents that were required by the Stamp Tax. The colonists disdain for this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so-called because the colonies had no vo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xes) gave rise to revolts such as the Boston Tea Party. However, even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in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newly created states was money received from customs and excise taxes on items such as carriages, sugar, whiskey, and snuff. Income tax first appe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2, during the Civil War. At that time only about on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was required to pay the tax. A flat-rate income tax was imposed in 1867. The income tax was repealed in its entirety in 1872. Income tax was a rallying point for the Populist party in 1892, and had enough support two years later that Congress passed the Income Tax Act of 1894. The tax at that time was two percent on individual incomes in excess of $4,000, which meant that it reached only the wealthiest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The Supreme Court struck down the tax, hold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at direct taxes be apportioned among the states by population (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158 U.S. 601, 15 S. Ct. 912, 39 L. Ed. 1108 1895). After many years of debate and compromise, the six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was ratified in 1913, providing Congress with th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 on income without apportionment among the stat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come tax were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 burden and the raising of revenue. Since 1913 the U.S. income tax system has become very complex. In 1913 the income tax laws were contained in eighteen pages of legisl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was more than thirteen hundred pages long (Pub. L. 99-514, Oct. 22, 1986, 100 Stat. 2085). Commerce Clearing House, a publisher of tax information, released a version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in the early 1990s that was four times thicker than its version in 1953. Changes to the tax laws often reflect the times. The flat tax of 1913 was later replaced with a graduated tax.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the War Revenue Act of 1917 imposed a maximum tax rate for individuals of 67 percent, compared with a rate of 13 percent in 1916. In 1924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rew W. Mellon, speaking to Congress about the high level of taxation, stated, The present system is a failure. It was an emergency measure, adop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r necessity and not to be counted upon as a permanent part of our revenue structure. The high rates put pressure on taxpayers to reduce their taxable income, tend to destroy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enterprise, and seriousl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business. Ways will always be found to avoid taxes so destructive in their nature, and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situation is to put the taxes on a reasonable basis that will permit business to go on and industry to develop. Consequently, the Revenue Act of 1924 reduced the maximum individual tax rate to 43 percent (Revenue Acts, June 2, 1924, ch. 234, 43 Stat. 253). In 1926 the rate was further reduced to 25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32 was the first tax law pass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enue Acts, June 6, 1932, ch. 209, 47 Stat. 169). It increa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from 25 to 63 percent, and reduced personal exemptions from $1,500 to $1,000 for single persons, and from $3,500 to $2,500 for married couples.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 (NIRA), part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imposed a five percent excise tax on dividend receipts, imposed a capital stock tax and an excess profits tax, and suspended all deductions for losses (June 16, 1933, ch. 90, 48 Stat. 195). The repeal in 1933 of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which had prohibited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alcohol,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90 million in new liquor taxes in 1934.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provided for a wage tax, half to be paid by the employee and half by the employer, to establish a federal retirement fund (Old Age Pension Act, Aug. 14, 1935, ch. 531, 49 Stat. 620). The Wealth Tax Act, also known as the Revenue Act of 1935, increased the maximum tax rate to 79 percent, the Revenue Acts of 1940 and 1941 increased it to 81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42 raised it to 88 percent, and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Act of 1944 rais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rate to 94 percent. The post-World War II Revenue Act of 1945 reduced the individual maximum tax from 94 percent to 91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50, during the korean war, reduced it to 84.4 percent, but it was raised the next year to 92 percent (Revenue Act of 1950, Sept. 23, 1950, ch. 994, Stat. 906). It remained at this level until 1964, when it was reduced to 70 percent. The Revenue Act of 1954 revised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39, making major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