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平阳志》作者考.pdf

2023年第5 期总第5 3 期史志学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NO.5.2023Serial No.53洪武平阳志作者考高瑞艳（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海淀1 0 0 0 4 8）摘要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该志被发现时已是残书，全书并无编纂者信息。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认为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经考证，明洪武年间平阳府至少修有两部府志，一为现存洪武平阳志，另一部为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且张昌平阳郡图志成书于洪武平阳志之后。洪武平阳志作者不是张昌，应为序中所载之“二贤守”。关键词洪武平阳志方志古籍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此志现存前九卷，三册，比对内容，全书应该不到二十卷，记事止于洪武十一年（1 3 7 8）；因志中残序有“洪武王戌春三月”，洪武壬戌为洪武十五年（1 3 8 2），故其成书于明初的洪武十五年三月稍前，随后刊行。统观此志残本之版式、字体，应是明初刻本。该志史料价值较高，存有1 4 幅明初平阳府及所辖州县地图，当为山西晋南地区现存最早的方志地图，且该志所存部分州县地图为明代平阳府州县地图唯一一份。府图中不仅清晰地标列了各州县地理位置，还标注出壶口、盐池、汾河、沁河等标志性的山川人文景观；州县图中更为详细具体，公、寺观、渠堰等几乎无所不包。此志所引旧志署有平阳旧志平阳志（临汾县）旧志（洪洞县）旧志（浮山县）旧志（浮山县）图经（岳阳县）旧志（平阳）郡县志等名，皆为明代以前方志。这些志书在明中期以后逐渐散，今均已不存，其所征引的旧志条目价值弥足珍贵。此志亦有重要的校勘和辑佚价值，所记载的部分史实可以订正后世当地志书一些讹误。20世纪8 0 年代，时北京图书馆在整理古籍时发现洪武平阳志，当时已是残书，翻阅全书，并无有关编纂者的记载。稍后，祁明所编山西地方志综录中记日：“【洪武平阳志（明）张昌修明洪武十五年刻本北京（存卷1-9）。”2(P91)王菌在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为洪武平阳志撰写提要，亦称该志作者是张昌 3 JP253。然而在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两书出版之前，作者简介：高瑞艳（1 9 9 5 一），女，山西乡宁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山西地方史、中外文明交流史。1旧志名均采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之说。2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 M.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出版,1 9 8 6.3刘纬毅.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M.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8.48-高瑞艳洪武平阳志作者考李裕民先生在山西古方志辑佚中认为明洪武间张昌修纂的是平阳府志：“平阳府志，五册，明洪武间张昌修，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著录。（见乾隆临汾县志卷八）。”4)查乾隆临汾县志：“张昌，字思广，修平阳府志，所著有存斋稿。”2(PI14T）又查文渊阁书目“旧志”，载有三种平阳府志，即“平阳府志四册；平阳府志四册；平阳府志二册”3 JP250。山西古方志辑据乾隆临汾县志认定张昌是洪武间平阳府志的作者，但对于该志册数记载有误，文渊阁书目中所载三种平阳府志最多为四册，洪武平阳志现仅存三册，内容有佚，故该志原书应为四册，并非山西古方志辑佚所说的五册。由于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是翻检山西地方文献时较为权威性的工具书，于是洪武平阳志为张昌所修似乎已成共识。一、洪武平阳志作者并非张昌张昌（1 3 1 4 一1 3 9 2），字思广，元、明间临汾人。洪武初被授予国子助教。著有存斋稿5 0 卷，今不存。明人刘璟评价日：“其貌古雅，其神精明，存心乎六经，以礼义而淑我后生。游情乎山林，仪式乎洋簧。”4(4 3）据明清山西地方志书记载，张昌确实曾有修平阳府的方志。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张昌，临汾人修平阳郡志。”5 P565)万历平阳府志亦载“张昌，元进士修平阳府郡志。”6 P30)康熙平阳府志：“明张昌修平阳府郡志。”7(P62)前述乾隆临汾县志载张昌修平阳府志。明清部分山西地方志书中有张昌修志的记载，但对于张昌所修志书的名称记载却并不一致，有平阳郡志平阳府郡志平阳府志三种之多。明人刘璟曾为张昌撰写墓志铭，志文完整保存在其文集易斋稿中，现摘录并句读如下：张思广墓志铭按公名昌，字思广，生于元延祐甲寅十一月十一日亥时，世居平阳，临汾人。生甫八岁，动止端重，发言有理趣，祖父大奇之，使就乡校，能日记千余字。年十五，诣关中，从师董实夫先生，学举子业。逾年而悉其义，为经义策赋，皆下笔立就，众莫不敬伏。年十八，授鲁斋书院山长，丁内艰而归。后举乡贡进士，将入廷试，乃慨然叹日：“吾斯之未能信，何为者耶？”遂归。益研旧闻，增益其所未至，悉以圣贤道义心术为本，弟子日众。公孜孜训诱，未尝厉声色，李（当为“学”1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 M.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出版,1 9 8 5.2(清)高等修;吕宗等纂.(乾隆)临汾县志(卷八):文苑 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四十六册).凤凰出版社,2 0 1 1.3(明)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 M.商务印书馆,1 9 3 5.4(明)刘璟.易斋稿(卷七)M.中科院图书馆藏清钞本.5(明)李侃修;胡谥纂.山西通志(卷十):人物 M.中华书局,1 9 9 8.6(明)傅淑训,曹树声纂修.平阳府志(卷八):人物 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三百三十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3.7(清)孔尚任总纂.平阳府志(卷二十三):人物 M.山西古籍出版社,1 9 9 8.-49-2023年第5 期总第5 3 期字）者益裕（当为“浴”字）其德，服其教，多所成就。时郡守知其贤，以礼延致郡库，教子弟几四十年，率多显于时者。时元政日紊，先生益无仕。圣朝混一九有，洪武三年，以博学儒士应召赴京，奉命山西搜采野史。进奏毕，于礼部讲究礼仪。未几，以疾归。六年春，复召至京，见太祖皇帝于奉天门，亲问出处，闵其年耄，授以国子助教。他日奉旨试诸生于奉天门，中选者八十余人，本斋生居多，遂升上舍，前后教者四百余人，多授职者。九年，复以老疾，奉旨赐诰命冠带致仕，胄监措绵（当为“绅”字）先生多为诗文，以荣其归。十七年，考试山西布政司乡贡科举，中选者高铎等一百三十二人。公之采择，皆先义理而后词藻，去取以公，众悉惬服。于后，重修平阳郡图志。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廿三日亥时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八。按墓志铭所言，张昌：“洪武三年（1 3 7 0），以博学儒士应召赴京六年（1 3 7 3）春授以国子助教九年（1 3 7 6），复以老疾，奉旨赐告命冠带致仕十七年（1 3 8 4），考试山西布政司乡贡科举于后，重修平阳郡图志。”2(4 3 6)故言，张昌修志属实，然其修志时间在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洪武平阳志大约成书于洪武十五年左右，这与洪武平阳志成书时间明显不符，晚于洪武平阳志成书。此为其一。其二，据墓志铭所载，张昌年少师从关学大师董实夫，“逾年而悉其义，为经义策赋，皆下笔立就”，年方十八，便任鲁斋书院山长。归至临汾，又被聘请郡学，教授子弟。明初以博学儒士征辟，随后，被明太祖亲任国子助教。致仕后，又担任山西布政司主考官。张昌晚年，“外和易而内有守，与世无染而益务著述，有存斋集五十卷”。存斋集现已亡，幸山西地方志书中还存有张昌所著部分文3 。从其诗文可看出，张昌此人文采出众，文学造谐极高，“其诗古淡易直，出于自然。其文理趣条畅，断断然主义理而有法度。余率类是”2 1 P430。而洪武平阳志志文记载简洁明了，记人记事皆寒寒数语概括，文字简练直白、通俗易懂，且多引用前代史书、志书，与张昌文风不相称。此为张昌非洪武平阳志作者的第二点理由。故而推测，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与洪武平阳志不是同一志书，洪武平阳志的作者理应不是张昌，除非张昌在洪武年间先后间隔几年修纂了两种平阳府志书。史志学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NO.5.2023Serial No.53二、洪武平阳志与张昌平阳郡图志据洪武十五年所刊张昌新修华池神行祠记碑文（以下简称神行祠记）记载：平阳东七十里有山日龙角山，有两峰东西对峙。东峰之颠有池日华池，周围二丈，水深三尺，冬夏恒不，上有神祠，是为池之主。西峰亦有山神祠，山北下三里，有老君观，乃唐高祖武德三年所建，即晋州人吉善行见老子之处。历代相传，遂为胜境。圣朝庵有天下，洪武九年令郡县采1志文中疑似讹误之字，以原字后加（或为“改”字）表示。2(明)刘璟.易斋稿(卷七)M.中科院图书馆藏清钞本.3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二集文收录张昌文1 1 篇，诗1 6 首。-50-高瑞艳洪武平阳志作者考贡图志，此山之迹实列其中。今平阳志书所载是也。IP88)按神行祠记中所言“洪武九年令郡县采贡图志”，又言“今平阳志书所载是也”，这即表明张昌作此神行祠记时，平阳志书已修成。此神行祠记碑刻于洪武十五年十二月 2(P64，因此，神行祠记中平阳志书成书时间应在洪武九年到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之间。按现有史料来看，洪武平阳志记事止于洪武十一年，撰序于洪武十五年三月。神行祠记中所涉平阳志书与洪武平阳志是否有所关联，甚至为同一书？按神行祠记中所言平阳志书载有“龙角山”，且有对此山祠庙的记载，查洪武平阳志，有如下记载：龙角山，在县南三十五里，旧名羊角山。唐武德三年，神人见于山下，日老君，故更名龙角。高三里，两峰对峙，盘踞八里。东南峰有华池，嘉润侠（或为“侯”字）庙前有华池，周围二丈，水深三尺，西北峰有孚祐将军庙，山北下三里有天圣观。3 J)张昌所记龙角山东峰有华池、神祠，西峰有山神祠，山下有老君观；洪武平阳志记龙角山，东峰有嘉润侯庙，庙前有华池，西北峰上是孚祐将军庙，山下有天圣观。二者对祠庙名称记载有异。经查考，神行祠记中所载应为俗称 4 IP205。另查洪武平阳志浮山县（图）中明确标有龙角山、华池、加润侯庙等。再结合前述内容推断，神行祠记中所载平阳志书极有可能就是洪武平阳志。按神行祠记中所言，洪武九年，令郡县纂修图志，洪武平阳志便在此背景下开始编纂，应由官方修纂。洪武十五年三月成书，随后便刊行。应在张昌撰写此神行祠记时，即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洪武平阳志已刊行流传。另，李裕民先生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平阳志文收人山西古方志辑佚（此本，以下称“大典本平阳志”）。查大典本平阳志中有如下记载：“义门，在石楼县西五十里元大德年间旌其门。”5 1 P451）此条目记元大德年间旌表义门，但所记朝代为“元大德间”。比对万历平阳府志中对明朝史料的记载“洪洞县治国朝洪武三年知县杨茂相继增修。”6(P132一般来说，本朝修志多用“国朝”代指国号，而在大典本平阳志中出现“元大德间”之记载，即可表明该志修纂1(明)李侃修;胡谧纂.山西通志(卷十四):集文 M.中华书局,1 9 9 8.2王天然.三晋石刻大全尧都区卷 M.三晋出版社,2 0 1 1.3(洪武)平阳志(卷七)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2.4清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中有华池神祠一篇，文中载“在神山龙角山西峰，徽宗崇宁五年十二月赐庙额“孚佑。”这便说明龙角山西峰庙宇，在宋时即称“孚祐”庙，故而推测“山神祠”即为“孚祐将军庙”之俗称。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二十册)M.中华书局,1 9 5 7 年影印本.另宋宣和七年（1 1 2 5）有碑记载“按龙角山在浮山县，因祈雨有验，勅封嘉润侯”，故“华池神祠”即为“嘉润侯庙”之俗称。参见（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十八 M.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8 8 年影印本.洪武平阳志有载“天圣观，在县东南三十二里，唐武德三年神见于羊角山开元十四年增旧祠为庆唐观天圣中诏改庆唐观为天圣”。“神”即老子，有乡人吉善行在羊角山（即龙角山）遇老子，上报唐高祖，高祖命在此建祠，内祀老子。故言“老君观”即为“天圣观”之俗称。参见(洪武)平阳志（卷七）：浮山县。5李裕民辑.山西古方志辑 M.山西省地方志编委员会办公室出版,1 9 8 5.6(明)傅淑训,曹树声纂修.平阳府志(卷四):衙署 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三百三十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3.-51-2023年第5 期总第5 3 期时间肯定不在元朝，应是元代之后。另石楼县元时属州，隶晋宁路，不属于平阳府管辖范围。明初州隶平阳府，石楼县才属平阳府，这亦证明大典本平阳志为明时修纂。因永乐大典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 4 0 3），永乐大典所引平阳志成书时间必早于永乐元年，而建文朝并未有平阳府纂修府志的记载，故而推断大典本平阳志为明洪武年间所修。现摘录大典本平阳志数条内容与洪武平阳志进行比对：1.刁黄岭，在山西岳阳县东一百九十里长子县界。（永乐大典卷一一九八一第二页）刁黄岭，在县东一百九十里。（洪武平阳志卷七岳阳县）2.丰济仓，在城西南隅。（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四第三三页）丰济仓，在城西南隅。（洪武平阳志卷九蒲州）比对上述两条目，大典本平阳志记述略比洪武平阳志详细，参见条目一。此外，大典本平阳志中还存有一篇蒲州宫室文章，该文记宋仁宗至和元年河中使君起城作安民堂于衙前之事，现为李裕民收于山西古方志辑佚IP4-47。因洪武平阳志中蒲州内容保存完整，然查阅蒲州所载，并无蒲州宫室这篇文章，亦无安民堂之记载。这足以说明永乐大典中所引平阳志与洪武平阳志不是一书。大典本平阳志存有蒲州宫室一篇文章，还保留临晋县一篇完整碑刻录文，大概其内容比洪武平阳志更为丰富。洪武年间，中央频频下诏令地方纂修志书，洪武九年，中央曾诏天下州郡县纂修志书。洪武十一年，又有旨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建文朝并未有令地方修志条例，可知，大典本平阳志应纂修于洪武年间，且很大可能也为官方修撰。结合张昌墓志铭所言，大典本平阳志极有可能就是张昌所纂的平阳郡图志。洪武平阳志内容简略，张昌在洪武十七年后重修平阳郡图志时，应该参考过洪武平阳志，在该志基础上丰富了志书内容，正如前述张昌“重修”。另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中记有三种平阳府志，均列于辽州志与太原府志之前，而辽州志与太原府志皆为明洪武年间修。三种平阳府志中，前两种记有四册，后一种记有两册，可能杨士奇在编纂文渊阁书目时，两册者已有残缺。结合洪武平阳志征引旧志中有平阳志与平阳旧志，此二志应为明代以前所修。是以推测文渊阁书目中所记三种平阳府旧志，其中一种可能为明代以前平阳府所修旧志，其余两种旧志可能即为洪武平阳志与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之简称。史志学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NO0.5.2023Serial No.53三、洪武平阳志序文探究依上文所论，洪武平阳志作者并非张昌，大概无疑。且张昌所作之平阳郡图志相比现存之洪武平阳志内容更为丰富，并为永乐大典所收。然论之于此，洪武平阳志作者似乎无定1李裕民辑.山西古方志辑 M.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出版,1 9 8 5.-52-高瑞艳洪武平阳志作者考论。故依现存志文序言作一探究。洪武平阳志现存残序一篇，序之前文已毁，现仅保留一小节，录之如下：铁盐品桀然毕具，编成乃命工刊行。执禹贡为冀州，其治在平水之阳而日平阳。诗本晋也，而谓之唐，盖以其俗尚犹有尧之遗风，故也。于戏！尧舜之世，去今远。观夫虞夏及商，贤圣禅受，治道兴隆，今昔同运，其丰功丕业著于方策，布于封建山川土地，可以想见其人，惜乎图志尚不能以有传也。二贤守独举其未备于数十百年之下，庶几国都封建，世代文物，凡所纪载，实始表章。我圣朝之典制，崇古惟新，后之览者或有所采撼，则二贤守之于斯，岂为无补也。夫洪武壬戌春三月甲子金华朱材可谨识。M(P2-3)该序落款为“洪武壬戌春三月甲子金华朱材可”，前文已有言，洪武壬戌年即洪武十五年，由此即可知洪武平阳志大概成书于此之前，序文成后便付梓刊行。此序落款为朱材可2，序中最需注意者当为“二贤守”：“二贤守独举其未备于数十百年之下，庶几国都封建，世代文物，凡所纪载，实始表章。我圣朝之典制，崇古惟新，后之览者或有所采，则二贤守之于斯，岂为无补也”。观此文，实可知修此志者当为“二贤守”。然“二贤守”究竟是谁，序中未及言明。但大略可推知，“二贤守”当有官职在身，以“守”平阳。复观古之方志，以地方最高长官作为总纂修者例子颇多。是以推测“二贤守”应该也为洪武年间平阳府两位知府。结合上文所言，洪武平阳志于洪武九年开始纂修，大约于洪武十五年成书，其间有两人出任平阳府知府，一为徐铎，“洪武八年以户部侍郎改任平阳知府，溶（浚）永利池，改建临汾县学”1 3 P423。23)。“徐铎，江西南昌人。”4(8 1)二为孙仲昱，“洪武十二年任平阳知府，甫期尝致灵芝”1 3 1 4 2。“孙仲昱，十二年任。”“孙仲昱，籍贯未详。”4 IE8.231此二人任职期均在洪武平阳志纂修时间之内，是以此二人当有相当大可能为洪武平阳志纂修者，即为序中所言之“二贤守”。结语洪武平阳志发现较晚，除文渊阁书目外，明清公私藏书目录皆未著录。该志发现时已是残书，1(洪武)平阳志:序 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2.2光绪永康县志艺文中提及此人，原文载：“洪武元年四月壬戌，余与朱君材可、何君彦诚、族弟国明、族子伯贞、思恭六人者，会于石泉之麓今我与诸君子无官守之责五人者乃皆谢日，当相与戒之酒。竟以杜少陵愿吹野水添金杯之句，析而为韵，各赋一诗。章既就，乃书此语序绪卷首，以相愧厉云。”（光绪)永康县志(卷十三)：石泉分韵序 Ml.成文出版社,1 9 7 0,据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重印本影印.此文作者为吕文荧，浙江金华永康县人，师从朱长史右，长于古文辞。金华贤达传中有其传。吕于洪武元年四月壬成相邀朱材可等五人游石泉，后六人分韵作赋，吕氏著此文为序。另有一则，“处士之先出于汉槐里，令云槐里七世孙沉当为东阳太守，后移守临海。其孙填复守东阳，始自平陵来居东阳，东阳今为金华，金华之朱氏皆其后也。”（明)程敏政辑.明文衡1 0 0 卷(卷九十二):朱处士墓表 M/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借印无锡孙氏藏明嘉靖卢焕刊本.朱氏材可是否在洪武年间为官平阳，现地方志中皆无记载。3(明)李侃修;胡谥纂.山西通志(卷八):名宦 M.中华书局,1 9 9 8.4(明)傅淑训,曹树声纂修.平阳府志(卷三):职官 MI/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三百三十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 3.-53-2023年第5 期总第5 3 期未有编纂者的记载，有关研究者认定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然据张昌墓志铭所载，张昌于洪武十七年后重修平阳郡图志，这与洪武平阳志序文所记“洪武王戌春”有时间差异。又据张昌现存诗文与洪武平阳志志文文风比对，张昌文风自然，文学造谐极高，而洪武平阳志记述简洁，且多引用前代史籍，二者文风不符。结合山西古方志辑一书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平阳志条目及文渊阁书目所载三种旧志推测，洪武年间应修有两部平阳志，一部成于洪武十五年三月，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一部为张昌于洪武十七年后重修之平阳郡图志，与洪武平阳志相比，其内容更为丰富。永乐大典中曾征引其部分内容，现为山西古方志辑收录。而依洪武平阳志序文所言“二贤守”很有可能即为此志作者，但因序文残缺，“二贤守”之人暂不可考，根据洪武平阳志修志时间与万历平阳府志所载洪武年间平阳府知府名录，推测徐铎、孙仲昱可能为朱材可序中所言之“二贤守”。故言洪武平阳志作者并非张昌，该志作者另有其人，当为序中所言之“二贤守”。张昌重修而成的平阳府志书名称应为平阳郡图志，而成化山西通志、万历平阳府志康熙平阳府志及乾隆临汾县志中对张昌所修志书名称记载却有平阳郡志平阳府郡志平阳府志三种，皆不精准，与前此成书的洪武平阳志容易造成混淆。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地方志综录等对洪武平阳志作者记载有误，应予以纠正。史志学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ChorographyNO.5.2023Serial No.53(责编：张文娟）A Study on the Author of Hongwu Pingyang GazetteerGao RuiyanAbstract The Hongwu“Pingyang Gazetteer is the earliest extant engraved local gazetteer of Shanxi,possessing a high literary value.When the gazetteer was discovered,it was already incomplete,and there is noinformation about its compiler.According to the“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Shanxi Local Gazetteers”and the“Abstract of Shanxi Literature Catalog,the author of the Hongwu“Pingyang Gazetteer”is identified as ZhangChang.However,upon further examination,it is clear that during the Ming Hongwu era,Pingyang Prefecture hadat least two official gazteers.One is the extant Hongwu“Pingyang Gazetteer,”and the other is the“PingyangCounty Illustrated Gazetteer compiled by Zhang Chang,which was completed after the Hongwu“PingyangGazetteer.Therefore,the author of the Hongwu“Pingyang Gazetteer”is not Zhang Chang but rather the“TwoVirtuous Governors”mentioned in its preface.Key words Hongwu Pingyang Gazetteer local gazetteers Antique-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