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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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致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1.在1978年，只有9.5%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工业活动，非农部门所创造的收入只占到整体农村收入的7.6%，乡镇企业的数量大约为152万。而到1996年，有29.8%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当地的工业部门之中，34.2%的农村收入来自于非农收入，乡镇企业的数量也上升到了2336万。乡镇企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出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1978年乡镇企业的产出占农村社会总产出的21.2%，1995年这一比例则提高到77.2%.1978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1%，1997年则变为57.9%.乡镇企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惊人，1986年其出口总额占全国总出口的9.2%，1997年则达到了45.8%.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致了中国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呢？在农村工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呢？本文通过分析1978-1997和1970-1997两组不同时间跨度的分省数据样本，试图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计量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发展战略在改革前后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1949年的农村作坊和副业产出为11.6亿人民币2.建国后，副业生产迅速上升。到1954年，有1000多万农民从事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2亿。195557年间，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始，副业生产发展缓慢，1957年的产量为22.9亿仅占农业总产出的4.3%.大跃进使农村工业基本限于停滞，1963年社队企业的产出为4.1亿。农村工业化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是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赶超战略的后果（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偏离了中国自身的禀赋结构，为了战略的推行，农村品的价格被人为低估，以降低产业工人的生活成本；利率被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以使重工业的资本成本得到控制。此外，农村合作社也极大地妨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Lin ，1992；Wen，1993），农业剩余被进一步降低。这些均造成了农村资本积累的缓慢，从而使农村工业无法得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初始资金。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起步是从1970年开始的，1978年以后则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期。我们大致上把1970年至今农村工业的发展分成下述五个阶段：（一）1970年至1977年1970年8月所召开的中国北部农村工作会议上，加速农村机械化成为了会议重点，这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城市工业在文革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实际上也为农村工业的增长提供了市场空间。社队企业的产量从1970年的92.5亿提高到了1976年的272亿，年增长率达到了25.7%.按照1970年不变价，1978年的社队企业的产量为493亿，从业劳动力数量为2830万人。当然，此时该项产出仍然只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出的21.2%，就业规模只占农村劳动力的9.5%.客观地讲，70年代农村工业的增长仅仅是由于城市工业因文革而遭到破坏，以及中央的农村机械化政策，但后者对于中国农村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不过，社队企业在70年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其对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遵循。这一时期，农村工业化集中于杨子江和珠江流域，在这些地区劳动力相对于土地更为充裕，所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要比农业的利润率高。当然，该时期农村工业的发展与80、90年代相比仍然受到了多方面的政府干预。（二）1978年至1983年1978年到1983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迅速推广。体制改革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在这一时期农业产量的实际值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Lin （1992）估计，该时期农业增长的60%是由体制改革创造的。由于农业的发展牵扯了农民的精力，因而1978年到1983年间，农村工业并未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虽然这样，该时期的农业发展却为乡镇企业的迅速兴起提供了最初的资本3积累。（三）1984年至1988年1984年到1988年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飞阶段。1984年前后，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开办各种形式的企业提供了初始的启动资金，同年政府取消了农业合作社，并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1984年，乡镇企业的数目达到了607万个，是1983年的4.5倍。1985年，这个数目进一步提高到1222万个。新建立的企业大多是民营的，1984年私营和集体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9.3%，1986年则又上升到88.6%（Chen，1988）。另外，价格双轨制的建立使乡镇企业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必要的生产资料。（四）1989年至1991年1989年到1991年间，伴随着宏观经济的紧缩，政府的政策观念对乡镇企业开始采取保守的态度，农村工业开始出现了衰退。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1988年的23.8下降到1990年的22.1，乡镇企业的数量也从1988年的1888万个下降到1990年的1850万个。该趋势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得以逆转。（五）1992年至今该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在政府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导向的状况下，呈现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其后，乡镇企业基本上处于平稳增长的态势。尽管97年前后，乡镇企业的数量趋于下降，但总产量和从业人数却一直在上升。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了乡镇企业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其整体的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率也稳步提高（Wang and Yao，1998）3.另外，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私有化。据估计到1998年末，县或低于县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80被私有化（Zhao，1999）。二、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若干特征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特点4：第一，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大多数资本最初来源于农业剩余，而后来源于乡镇企业自身的积累。国有银行体系所提供的信贷是非常少的；第二，乡镇企业的经营主要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尽管沿海地区的某些乡镇企业目前已经开始朝着资本密集型的方向发展；第三，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多样化的，不过九十年代以来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均开始向私有制企业的方向转变；第四，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在多个方面均发生着联系，乡镇企业可以从城市企业那里获取技术、设备、人员以及市场渠道，并最终形成城市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第五，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地区间的分布是相当不平均的。例如，上海乡镇企业产出在农村社会总产出的份额为86%，而西藏只有4%.下文的分析将说明，对于农村工业发展特点的总结，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背后所隐含的决定因素。（一）资本积累在改革初期，有两个因素对乡镇企业初始的资本积累起到了贡献。第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逐步削弱，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相对缩小。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地提高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农业产出和收入。这两个因素引起了农村储蓄的迅速上升，例如1993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是1978年的25.9倍。在融资渠道方面，乡镇企业主要依赖农户的储蓄和从非正式金融市场中的借款。1993年到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国有银行大约将其90的贷款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尽管我们缺少足够的数据，但仍可以确信FDI 在乡镇企业的融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Wang（1997）的研究表明，来自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等地的FDI 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1995年，乡村一级的企业中有28.1%的产出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5.（二）产业结构显然，中国的国际分工应当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政府所推行的赶超战略使基本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从而为乡镇企业的起步提供了便利。1952年到1978年期间，轻工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在大多数年份不到总的工业固定资本投资的10。1978年到1992年间，农村和城市的消费支出以年平均6.5%和5.8%的速度增长，而1952年到1977年间，增长速度则分别只有1.8%和3.0%6.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使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则不占有优势。即使同是生产消费品，由于城市的生产成本较高，乡镇企业仍然占有优势。在1978年到1996年间，乡镇企业的人均净资本存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国有企业的20%，乡镇企业每万元产值所雇佣的劳动力是国有企业的几倍。不过，近年来这种要素投入的结构开始改变，乡镇企业人均工资的水平和国有企业开始缩小7.乡镇企业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其在出口中的地位日益提高。1986年，乡镇企业的出口仅占中国总出口的9.2%，但在以后的10年中其保持了20.6%的年均增长速度，从而在1996年达到了47.9%的份额。乡镇企业出口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也从1986年的3%，上升到了1995年的8%.（三）产权改革1984年，政府废弃了农村合作社制度，并开始了城市改革，这些措施加速了私有的乡镇企业的发展。1984年的乡镇企业中有69.3%是私有的，到1987年则上升到了93.6%.尽管私有企业的规模要比公有企业小，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公有企业更重要。九十年代以来，企业的私有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7年乡镇企业59.2%的就业和51.2%的产出都是由私有企业提供的。同时，农村公有制企业则开始呈现出与城市国有企业相类似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Zhang，1997）。当然，农村公有制企业也承担了一些非经济的功能，例如创造就业等（Yao ，1999）。这样，就引致了其相对于私有制企业的低效率（姚洋，1998）。Liu ，Wang and Yao（2001）和Yao （2001）则就乡镇企业在私有化改革绩效方面的地区差异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解释。（四）与城市工业的关系在发展的初期，农村工业就和城市工业存在紧密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是农村工业获取技术的唯一来源。从这方面上讲，城市工业约偏向于轻工业，那么其对农村工业的外溢效应就大。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向乡村的转移开始采取另外一条方式，即与城市企业建立合作。Yan 和Zhang （1995）的研究表明，与同等规模的企业相比，与外部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其产品更为标准化，劳动生产率更高，拥有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更多地投资于技术创新8.在八十年代晚期，随着农村工业的增长，城市工业开始感觉到了压力。在八十年代城市改革之前，城市工业为国家计划所控制，包括原材料供应、信贷、和产品销售渠道。松散的财务控制，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其每单位税前利润所占用的贷款一直是乡镇企业的7到10倍。而外部环境相对紧张的乡镇企业却学会了如何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生存。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乡镇企业逐渐能够从市场上获取必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开始进入类似纺织等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领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按照市场来定价，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就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上获取了平等的地位。（五）地区差距9尽管乡镇企业在不同省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利用初始条件、地理位置、禀赋结构等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农村工业化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在70年代末，中国沿海的省份相对于内地存在两个优势。一是这些省份的商业化进展要比内地早，此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与上海紧密相关，农村非农收入大多来自生产蚕丝，少部分来自其它副业活动和在本地丝织厂中做工，所有这些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超过了农业收入（Cao ，1996）。长期的商业历史为乡镇企业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企业家才能。另外，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市场渠道、信息和国际资本，例如靠近香港的广东省就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并且，沿海省份在70年代末的工业结构更偏向于轻工业，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三线”建设的影响。要素禀赋是解释乡镇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而其劳动力也相对丰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我们把不同的省份划分为两类：沿海地区和直辖市算作第一类，其它省份算作第二类。结果发现前者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后者的51%-54%.各省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乡镇企业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差异。1987年到1995年间，沿海省份的资本存量平均增长了154%，但内陆省份平均增长了108%.1987年，内陆省份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值只有沿海省份的65%，1995年则进一步下降为54%.这种变化与两大区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动相一致。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要求内陆地区应当专业化于农业生产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而沿海省份则应当专业化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此点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为什么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相对成功的原因。当然，禀赋结构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却无法解释农村工业的发展在改革前后所呈现出不同特征。Lin 和Yao （1999b ）的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尽管禀赋结构的差异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差异，遵循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则更为关键。内地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与严重的政府干预存在密切关系。三、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实证研究是相当丰富的，其中一部分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一般特征的描述（例如，Putterman ，1997；Ronnas ，1996；Zweig，1997）。但大多数是关于乡镇企业与农业、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Byrd和Lin ，1990；Wu ，1990；Wu ，1992a ；Zhang，1993；Lim，1994），乡镇企业效率的测量（Wu，1992b；Wu ，1992c；Wu ，1993；Jefferson，Rawski ，和Zheng ，1996），工资和就业的决定等（Byrd和Lin ，1990；Yao，1999）。在九十年代初期，产权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Byrd和Lin ，1990；Dong 和Putterman ，1997）。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Chen，Watson ，和Findlay ，1990；Wu ，1992b；Zweig，1997），但却很少能在一个比较一般的意义上，解释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发展中所存在的巨大地区差异，并检验文献中各种各样的学说10.本节则试图给出一个较为一般性的实证分析结果。（一）理论假说与变量测量11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这里给出如下几个可验证的假说。其中，检验最后两个假说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1、初始条件：一省在农村工业、国有工业、工业结构最初的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工业部门的规模也就越大。我们在后文的回归中分别选取了1970年和1978年当作初始年份，初始条件则包括1970年（或1978年）的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出（元/人，按各省农业总人口进行平均）、人均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出（元/人，按各省总人口进行平均）、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元/职工），第一个变量用来刻划乡镇企业自身的特点，后两个变量用来刻划国有部门的规模和结构（资本密集度越低，工业结构就越偏向轻工业）。2、市场状况：一省的收入越高、城市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运输设施越便利，农村工业部门的规模也就越大。我们选取了六个变量：滞后的人均GDP （元/人）、城市化比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公路网密度、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前三个变量代表各省对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规模或购买力，后三个表示交通便利程度。由于乡镇企业的产品主要在同一省内销售，因此该省的需求规模可能是决定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变量。3、对外开放度：相对于本地市场规模而言，与国际市场的毗邻度、获取外国资本的便利性等也同样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使用人均出口和人均FDI （元/人）来表示各省的开放程度。出口和FDI 均使用过去三年的平均值，这样做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出口在总出口中占到了相当的份额，而FDI 则容易受到当年总产出波动的影响。FDI 不仅是一省开放度的衡量，而且也是资本可得性的衡量。由于没有FDI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分布的数据，否则就应将其加入到农村地区的可得资本之中。4、人力资本：一省的劳动力受教育和培训的水平越高，农村工业部门的规模也就越大。我们用技术工人占总雇员人数的比率来表示乡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5、产权结构：一省拥有更多的公有制企业对乡镇企业存在怎样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为了表示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我们使用了乡村所有的企业在乡镇企业总产出中所占份额这一指标。6、与国有部门的相互影响：乡镇企业与国有部门的关系是不明确的，但一般认为，国有工业越偏向于轻工业，就越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初始条件相类似，我们使用了分省的人均国有工业企业产出和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1000元/人）这两个指标，以反应国有工业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化趋势。7、要素禀赋：一省拥有更多的耕地，和更小的资本劳动比，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就越小。我们用两个变量来表示禀赋结构：滞后的农村人均资本（元/人）代表资本丰裕度，土地禀赋由农村人均耕地（亩/人）代表。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数据不够准确，所以都使用了农村地区总人口这一指标。之所以要将人均资本滞后是为了防止该变量的内生性。注意，耕地越丰富，就会对农村工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其意味着该省有更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农产品供给的上升也促进了食品加工业的发展。8、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转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的意义在于政府发展战略的转变，从而使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将从根本上加速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我们用时间虚变量来反应这一思想，1979年作为时间虚变量的参照年份。另外，由于1978年至1983年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和不平衡的策略，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庄所占比重（HRS ）这一变量。（二）计量分析我们收集了1978年到1997年28个省的数据，和1970年到1997年15个省的数据，并分别对这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对于第二组数据，之所以仅仅只有15个省，是因为其余省份无法得到1970年到1977年间农村工业的产出数据。即使剩下的15个省，在1970年到1977年间我们也缺少一些关键性的变量，因此只好在回归中放弃。19781997年数据较好地刻划了规范的发展路径，足以检验我们大多数的假说。19701997年的数据在分析长期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这两组数据的回归中，没有使用1996年的数据，因为在该年只有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统计，没有总产值的数据。对于19781997年的数据样本，被解释变量是按各省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当期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出12（按各省农业总人口进行平均）。对于19701997年的数据，上述的许多变量均无法完整得到，如三个反应交通的变量、技术工人所占比重、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我们舍弃了前四个变量，而用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的滞后值来代替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这样做存在两点不利，一是轻工业产值是在全省范围内的加总，而不仅仅涵盖国有部门；二是在中国的统计中轻工业是按照产品分类的结果，而不反应资本密集度。另外，乡镇企业产出的构成在1978年前后是不同的。在1978年前，只有关于工业企业的统计，而其后则包含了所有种类的厂商（如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为了使前后的统计标准尽量统一，在1978年以前我们将农村工业企业的产出和农村副业的产出相加，在1978年及其以后则将所有乡镇企业的产出和农村副业产出相加。另外，为了突出初始条件的影响，我们不再使用省级虚拟变量，而采取了Jin 和Qian（1998）的做法，将28个省分成了6个区域：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北方（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沿海（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南方（湖北、湖南、江西、广西）、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三个大城市与其它省份存在很大差异，因为其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很小。沿海省份拥有工商业发展的悠久历史，也更易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西南和西北是最不发达地区，南部和北部属于中间地带。南部地区作为参照地区。我们对两组数据采用纵列数据（Panel Data）时间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回归，所不同的是在模型II和IV中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模型I 和模型III 中则没有。表1中给出了回归结果。1、基于1978-1997年数据的回归结果除了1978年的乡镇企业产值以外，在模型I 和II的回归中其它变量的结果基本类似。在没有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模型I 中，初始的乡镇企业产值对未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存在明显正面影响。然而当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时，这种影响就消失了。这说明，乡镇企业初始规模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地区性模式。如五个地区虚拟变量所示，沿海省份明显领先于其它地区，三个大城市则落在最后，其余地区介于当中。不过，沿海省份和南方省份的差距并不大（仅为175元/人）。两个西部地区（西南和西北）与两个中部地区（北方和南方）的差异不大说明了，西部乡镇企业的落后并不是由于其固有的“落后特性”，如缺少商业传统或企业家才能等，所造成的。三个大城市落后于南方省份有些出乎意料（差距是1019元/人）13.对于代表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状况的两个变量，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但工业结构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看来规模的外溢效应要远弱于结构的外溢效应，这支持了我们的一个判断：乡镇企业的生产活动集中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在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的相互影响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业结构和规模均对乡镇企业产生正的影响。后者的弹性大概是0.24（模型II）14.关于市场和交通运输状况，滞后的人均GDP 在解释乡镇企业的产品需求方面非常有力。人均GDP 每上升一元钱，在以后的年份里人均乡镇企业产出就会上升1.70元。如按照弹性计算的话，人均GDP 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乡镇企业产出上升1.89个百分点（按变量的均值计算）。相反，城市化比重和人口密度的作用不明显。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密度对提高乡镇企业产出的影响显著，而公路网密度则与之负相关，这有些难以理解。当将此变量排除在回归之外时，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的正向影响消失了。因此，公路网密度和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密度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74）。尽管两类道路密度的影响都不大，不过有路面里程的公路网建设的好坏还是要比普通公路的作用较为明显。在开放度方面，滞后的出口有显著的负作用，而FDI 则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对1970-1997年数据样本的回归中，出口则又存在显著的正面作用。由于70年代的出口规模很小，将起始年份后延，将有助于表现出出口逐步增长的作用。FDI 的显著影响说明了外国资本在为乡镇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重要性。模型II中，刻划FDI 正向作用的弹性系数是0.12，即人均FDI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致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上升0.1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低估了乡镇企业中技术工人的比重，因为农村大量的技术工人并没有得到正式的认证；二是乡镇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的进步主要靠引进设备，且边用边学，所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太重要。只有当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驾驭有形资本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且生产需求的多样化使得应用研究逐步增多时，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才会凸现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采用比重在回归中不显著，该变量只在1978到1983年间发生变化，而在此期间农业改革实际上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短期停滞。公有产权厂商的产出份额对乡镇企业的规模呈显著的负作用。如模型II的估计，公有企业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乡镇企业的产出就会下降0.61个百分点。在禀赋结构方面，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尽管符号是负的。我们在分组省份的比较中曾发现，土地禀赋的差异与乡镇企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密切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多变量回归中消失了。而人均资本的影响则与前文的判断一致，对乡镇企业拥有明显的正面影响。2、1970-1997年数据样本的回归结果在对1970-1997年数据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人均GDP 、人均FDI 、HRS 、人均资本等变量的影响与前文基本一致。这里，主要讨论其间的差异之处。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六、七十年代政府的工业政策过多地受到赶超战略和备战的政治决策的影响，不仅使工业结构过于偏向重工业，且工业布局偏向山区。我们的一些回归结果大致上反应出了这些变化。乡镇企业15初始规模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农村工业早期的发展受到了赶超战略的左右，使之地区发展模式与80、90年代存在较大差别16.城市化比率和人口密度对乡镇企业的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则起到来显著的正作用。这些结果与1978-1997年的数据样本差别很大，从而充分说明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此外，土地的正向影响表明，农产品的丰富在促进乡镇企业的早期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或者说早期乡镇企业在产品结构上更偏向于农产品加工。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正面的促进作用消失了。1970年国有工业规模和轻工业化程度对未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前一组回归相反。70年国有工业规模的作用显著为正，轻工业化程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这说明国有工业规模越大、越偏向重工业的省份，乡镇企业的规模也较越大。与此同时，国有工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动与乡镇企业发展的正向关联却消失了。该现象表明，政府所推行的赶超战略在不同的时期对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农村工业的早期发展和国有工业一样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因此就与政府所扶持的重工业存在一定联系。而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工业则很好地利用了本地的比较优势。国有工业虽然一直未能摆脱政府的干预，但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发展速度也相对较快。因此，改革前后由于政府发展战略的变化，国有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国有工业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影响方式也就随之出现了系统性的改变。滞后的出口对乡镇企业的产出呈现来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更长的数据样本能够更好地刻划1978年以后出口的快速增长。此外，公有企业的产出份额与乡镇企业的规模不再相关。其原因则在于，私营企业在1978年以前是不被容许的。更重要的是，1970-1997年的数据样本揭示了乡镇企业的长期发展趋势，能够发现明显的时期效应。按照该回归结果，我们可将整个时段分为19701983，19841991，和19921997三个期间17.改革措施的变化在对模型IV的估计中得到了体现。1984年以前的时间虚拟变量高度不显著，1984年到1991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则显著性较弱，1992年到1997年的时间虚拟变量高度显著。以1984年作为一个分界点，1984年以前到时间虚拟变量到估计平均值为135.5，1984年以后（含1984年）为771.6.检验两个均值差异的F 统计量为4.01，大于5%的显著水平。以1992年为分界点，1992年以前的时间虚拟变量的平均值为282.5，其后（含1992年）为116.58.检验两个均值差异的F 统计量为16.72，大于1%的显著水平。当然，时间虚拟变量中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仅是政策的变动，所以出现上述吻合不应归结为一种偶合。我们在本文中将之解释为中国政府发展战略转轨所产生的总体影响。表1：回归结果(略)四、结论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1、乡镇企业的初始规模没有太明显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地区特性，这反应出农村工业发展模式上的变化。此外，对区域虚拟变量的估计说明沿海省份的地区优势十分突出。2、乡镇企业的规模受制于农村市场的大小。在拉动乡镇企业增长的需求因素方面，滞后人均收入的影响最大。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均有一定的影响，但国际贸易的作用只有在长时间的样本才体现出来。而FDI 则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3、计量检验的结果不支持关于人力资本的一般看法。这或许是由于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不够充分，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村工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缘故。4、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当然在70年代则有所不同），从而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5、国有工业的影响在四组回归结果中存在明显变化。1978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证明国有工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对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但在1970-1997的数据样本中，类似的效应消失了。作为初始条件（1978年和1970年），国有工业的作用在两个样本中几乎完全相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于政府所推行的赶超战略在不同的时期对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具有不同的影响。6、时间虚拟变量在1970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中也揭示了上述观点。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逐步与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相吻合，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禀赋结构对农村工业化的地区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特别是人均资本的影响十分显著，而人均土地的作用只有在1970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中才体现出来，即农产品加工及其相关行业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不再占据优势。不过，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禀赋结构是一个外生变量，而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因素就更为关键。因此，改革开发以来农村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和地区差距的加大，固然是由于许多地区在发展工业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更在于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1更准确的讲，本文的实证分析涵盖了所有的农村非农产业，工业企业仅仅是乡镇企业的一部分。2本部分中所引用的数据未经特指均来自Byrd和Lin （1990），第9和10页。3需要指出的是，92-94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攀升，造成1996年以后，企业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目前乡镇企业的增长和农村非农收入的提高（林毅夫，1999c ）。另外在这一时期，乡镇集体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和基层政府的盲目干预是无法分开的，从改革的角度上看在一定程度上走了回头路。林毅夫认为，在现有生产能力过剩的前提下，短期内只有通过重新启动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考虑到财政政策的能力范围及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即所谓“新农村运动”。4因篇幅所限，本部分的讨论省略了对于乡镇企业发展特征的详尽数据分析，以及这些特征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比较研究。更为全面的研讨可参见Lin 和Yao （1999a ）。此外，本部分所引用的数字如未加特指，皆源于此文。5这里包含了独资和合资两类企业。6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pp.155.7另外，在1978年，乡村一级所有的企业轻工业产出的61.2%，和重工业产出的93.1%都是由资源依赖型的企业提供的。到1996年，在轻工业的产出中资源依赖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到52.9%.8显然，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在技术上劣于国有企业，但这一缺口日渐缩小。Wu（1992）的计算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TFP 指数及其增长率。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平均低49%，而前者技术效率的增长却大大高于后者。结果，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在1980年低61%，而1988年该缺口缩小到41%.Wang and Yao（1998）计算了1995年大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多数是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效率缺口是35%.9农村工业在地区发展上的不平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毅夫（1998）指出，农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拉大，主要是各地劳动力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造成的。与此同时，农村内部的人均收入差距是造成各省总体人均收入差距的上升最快贡献因素（相对于城乡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而言）。当然，城乡差距仍然在绝对份额上是造成人均收入差距的主因，但其份额却由于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呈缓慢下降趋势。10Jin 和Qian（1998）的论文应当算是这方面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但他们所使用的数据样本时间期限太短（1986年到1994年），因此无法概括乡镇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演变。另外，Lin 和Yao （1999b ）认为，使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该项实证研究与许多支持“模糊产权”学说的论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1数据的详细说明可参见Lin 和Yao （1999a ）一文的附录。12回归中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