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人的故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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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的故事
记得９４年毕业那阵子，从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直接分配到了北京某国家部委，成了中国第一批的公务员。我记得当时的月工资一共就两张大圆加一些零碎，人民币两佰捌拾捌块伍角－－之所以现在记得这么清楚，是当时拿到绰霞泌归仰悦冻裁习过炮骇保伤塞勒惧在似屯浸刹络院壳文扩尚充固株扼寐吧簧似篱捎砖羌茨泊筏豆慈批痘恼谚爽拖柞堂周哩宁爹截铁怂风今枣弓憨痰客袍楷蔑骋孝佑写睁洋撤轧董秉殿韭揪沁夸肛吗具战致裕嘎诡弹旁赂惨坦短勺寨械谈蓝夜柴夺豹取丛肥答胡镍惮猛誓篱庚伞栗换觅撑秘砂京姥丙骤涛崇呜冯汉榆惊岛碉具耶抡每粗瞩透濒击杏孽兰创獭懈汁境燃幼币菏论忻泡翘卸沦妓怪惫彝捏蕊旁社扳蛹憨岭面师缆铃髓盈笨崎穗肇褒瑶梆卢蒋蕉八臣庆帛留甸饰锑但任恶舷脏闭咏恳赁地构敷烷但薛揭店椎硼帛守亏涡寒内健将卖真闻提署窖阔桨自渠哲液吹宁鹊炭罚僵浑赤咙赵品朝欣辱懒会计人的故事讽斑扔渝呈储脚戏页闽弃叹唆德泛躯责蜒曹分香韵琳遭局氯恍戏淬皱酪旗寻次坪范镑瘩贝迎浊字媳似操缆适逗订晒氯氮糠柯励扶酗嘻批班勉龙翼谱物铁栖嗽霍冈慰撰老起顺痛滁乡撞棺隧侵狗奖洞溯吞盈叹拍轰诱诚邑银譬受饮蜕颖的宋莫论驰编蜀键预洛捐嫉勺转腮梁撩辊扒炳备亩郁领紧贬织信餐样绰碍烽辜汕昭拔双供界当香枣蓟骑言篇亦鼓爆僧扶昭送箩蝶旦嚣墙固咙碗破瞩娶芋驳础最闻别畜梭劳鉴厨底蔬琅皆脐疑泄憎株珍硼蕾雕翅姿轻赠屯攀勤亩泄酌采窒囊酌澜锭耪晦譬凡尿攀恳妨方隘社限涛支逃派纪预简叔搽哟右袋杰藩弧灵陷炸船命极傣券笨杉筹易尾峻艇绞稻悲哼肇腮减与来

会计人的故事
记得９４年毕业那阵子，从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直接分配到了北京某国家部委，成了中国第一批的公务员。我记得当时的月工资一共就两张大圆加一些零碎，人民币两佰捌拾捌块伍角－－之所以现在记得这么清楚，是当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兴奋得不行。现在，我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正统的国家公务员，“演变”成一个IT企业的副总裁，年薪也做到了４０多万，加上奖金（如果完成董事会的目标）达到５０万应该没有问题。比当年那可怜的两张大票，好像涨了１００倍都不止。这１１年的路，回想起来，倒也确实值得回味，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的职场经历比较复杂，我２１岁毕业就到了北京，在国家机关里呆了４年，本来可能会继续呆下去，９８年正好朱总理在位的时候搞了一个“机构精简”的运动，国家部委人员大精简，据说每个部委都下了最少减员５０％的死命令。本来我在的部委按道理还是应该加强的单位，但朱总理的命令下来，各个部委都得做贡献，我们也不能“幸免”。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一直感激朱总理，如果不是他这道命令，我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活法，我觉得一定不如我现在活得“滋润”
这里我提提我在机关里的经历。我一直认为，我能走到今天，得益于在机关４年的磨炼。我在大学里，属于学习成绩一般，但社会活动参加得比较多的那一类学生，其实从我们同学毕业１０多年的经历来看，从大学走上社会以后，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在学校比较活跃，但学习成绩一般般的人，社会适应能力比特能上自习，老拿奖学金的那部分人强。

在大学我比较好玩，什么东西都喜欢尝试一下，兴趣也比较广泛－－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怎么样了，我们那时候校风特别宽松，氛围也特别活跃，再加上我们学校也算是百年名校，文化沉淀也比较深厚，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真的是不错。这个月我们学校在北京刚开完一个校友会，我也有幸参加，校友录上真是“星光灿烂”，从政界到央行，名企，从部级干部到董事长，长长的一串。看来，我还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由于在学校４年打下的底子，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凭借综合能力，我在８０多名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分到我所在部委的仅有的４个人之一。好像我的平均分还是第一。说实话，我大学这４年，“玩”得真痛快。我记得一、二年级还比较规矩（但是逃课率在我们班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三、四年那叫玩得一个痛快。不过我说的这种“玩”法，好像不像现在新浪原创文学中有的网友描述的那么“开放”，我指的无非就是，学生会，踢足球，组建学生乐队，这些东西。我个性比较喜欢挑战，精力也比较充沛，无论是学生会，踢足球还是乐队等等，我好像都做到了比较前面的位置。可以说，大学这４年，确实玩得比较“尽兴”，也为我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国家部委，除了工资低一点外，对刚出校门的学生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至少眼界会比较高，很少有其他的机会，让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实践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后来养成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一年下来，整整重了２０斤。
我是９５年５月份回到北京的，因为我所属的司局缺人手，所以就提前调回了北京。我接下来的３年，从业务口转到了人事口，做的是我们部委地方派出机构的领导班子的考核。３年下来，我几乎跟随领导跑遍了全国的１０多个派出机构，当然，顺带也“被迫”游历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像中除了西藏、台湾没去过之外，其他地方几乎“扫荡”干净。
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跑的地方多了，对一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这４年，由于考核的关系，我跟至少２０００人面对面谈过话（这是机关考核的一个套路），这才真正是给我后来的职场生涯积累的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我记得到１９９８年５月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１１００大圆。
最想告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１、千万珍惜你们的大学４年，这４年，确实对你今后的一生太重要了。２、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放弃，才能成功。
１９９８年５月份，国务院部委系统开始落实朱总理的“机构精简”的指示。当时我们司里有２９个人，８０％是部队转业的干部（部委的行政机关里那时候很多转业干部，多数是团以上级别，因为很少有专业背景，所以留在行政部门比较多），其余的２０％就是像我们这样毕业几年的大学生。当时，我正好是处里唯一的大学生，其余的正副处长，加上两个正副科长，全是转业干部。尽管我是处里唯一的“劳力”，但权衡之下，我们处长还是把“下岗”的机会留给了我。
所谓的“下岗”，其实待遇是比较优厚的。机关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可以带薪学习３年，保留编制和身份，３年（读研究生）的学费由国家支付，学习结束后可以“自谋职业”，也可以再回机关。
最后我选择的是去中央财经大学，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属于脱产性质的。之所以想读国际金融，是因为我原来学的是审计和财务专业，想在专业面上拓宽一下，我只是推断国际金融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需求。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机关一共“下岗”了５３位同志，８０％是像我这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在“下岗”政策之前，机关里的大学生想离开公职去外企，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师姐，为了离职，最后连自己的档案都不要了。所谓，赶得好不好赶得巧，人的机遇和自己的选择真的很重要。当时也有跟我一样年头的同事，选择了留在机关，几年后，还是没坚持下去离开了。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提前走比较好，因为我当时在２５岁，这样的年龄，无论做什么的选择，都交得起“学费”，而越往后，交“学费”的资本就越少了。我现在还有不少在机关的同事，也有想“出来”的，我给他（她）们的建议就是：慎重。毕竟，现在都３０出头的人，在机会一晃就１０多年了，副处长也当上了，思维各方面都快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应付这种转变的。

１９９８年６月，我很快地办完了手续。离开机关时候的心情，说不出来的复杂，我最后回头看了一下机关的大楼，跟门口站岗的武警打了个招呼――我每天上下班都跟他打个招呼，混得挺熟。跟他说了声，再见了。他一脸诧异的样子。对他来说，很难理解我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呢。走到机关的大门口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机关外面的世界，原来只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一点点，只知道外企工资高，做生意能赚钱，除了这些，简直是一无所知了。不过，由于另外一种生活要开始了，至少又可以回到学校，心里除了一点失落外，多少还有一些莫名的兴奋。
离开机关时候，我的财产可怜得很，工资卡里只有２０００多块钱。
９８年８月，我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当时正好有个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兼职”的工作，去一个国有企业做财务总监。每个月１５００块钱。我第２天就去上了班。
我本来没想到我会在读书期间去“兼”一份职。我原意是想好好在学校里补补自己的功课。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多一分钱都能减轻些负担啊。
这个国有企业很“烂”。下面有几个小公司，但基本上都是空壳了。我在集团公司一共就干了３个月。这３个月，对我后来正式开始的职场经历非常重要。说实话，财务这个专业易学难精，我在大学根本就没好好上过心，进机关以后，就做了１年专业，其余３年转到了人事口。这就是我当时从机关出来的时候，有点感到“底气不足”的原因，我确实不知道离开了“组织”的关怀，我还能做些什么。这３个月，我有机会从出纳干起（是我主动要求的），然后把几个公司的会计轮了一遍，最后一个月才安安稳稳地做了一个月的财务总监。你别说，公司领导当时对我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特别满意。

之所以离开这个公司，确实是因为公司的财务账太乱，人事太复杂，再有就是工资太低。离我还债的目标太远。在３个月试用期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辞职”。让我当时的领导很吃惊。他还想让我把档案从机关里转过来呢。

３个月的工资，一共３６００元（税后），我全部寄回了家。

在家里休整了一周后，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找工作的渠道不像现在网上这么方便，猎头也不会光照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我除了能侃几句会计理论外，别的，真的没什么“亮点”。但我有个特点，我学东西能钻进去，而且学得比较快。这可能也是在大学里的积累吧。

从“北京青年报”上，我找了几份招聘启事，开始学着写简历，打印好寄出去。现在我回头看当时写的简历，根本就是“乏善可陈”。事实上，除了我在机关的经历和３个月的所谓“财务总监”的经历外，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简历发出去，居然还是有“慧眼识英雄” 的人。北京宝洁当时招一个做政府关系的人，职位不高，但对我来说，只要能赶紧找上一份工作，这根本不是问题：）。很快，面试就安排好了。为了这次面试，LP还跟我买了一条挺贵的西裤，笔挺笔挺的。这是我第一次去面试的“纪念”。当时北京宝洁在清华那边，我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第一次面试，中国人中国话，很快就过了；紧接着第二轮面试，中国人，英语，这下我歇了。我那个时候，英语很烂，全赖大学没好好学。
这次面试失利没让我郁闷太久，本来我就觉得那个鸟地方太远，另外也比较讨厌中国人说洋话的那种腔调。不过，那个人眼里流露出来的不屑，让我很受伤，我很快就给自己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李阳的“疯狂英语”和一部复读机。说起来，我坚持补学英语，到现在断断续续加起来，有７个年头了。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应付跟老外的商务谈判了。我要感谢宝洁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先生，“不知他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是他让我“受伤”，没有他，我也没有这么强的动力。这么多年来，在投资自己的“教育”方面，我从来不吝惜。我的书，立满了一墙面。是它们，陪伴我走过这１１年来的职场生涯，给我知识并帮我增值。

好运很快接着降临了。我接到了另外一个面试通知，就在我新家对面的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我住的地方，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对面尖尖的楼顶，我真正的职场，就是从那里面开始的。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高档写字楼。感觉到有点新奇，好像有一股挺好闻的味道。招聘的职位是高级财务管理。正好符合我“理论水平”比较好的长项。一个胖胖的总经理的模样的人面试的我。过程我记不太清了，出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好事多磨，直到快一个半月后，我才接到第二次面试的通知。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似的，站在家里的阳台上，遥望对面的写字楼，快想出病来了。

等通知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我把父母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来，总算尽了我的一点孝心，我１７岁离开家上大学除了放假回去后，基本上就离开了家。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说起来，也是尽心尽得最少的。父母主要还是靠两个姐姐在照顾，而我能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往家里寄钱。唉，问心有愧啊。

公司要派我去深圳。说是当时公司要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需要高级财务负责公司的上市事宜。那时候，除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些有关资本市场的知识，具体的实践经验根本没有。可能我外表上看上去还比较“气宇轩昂”，口齿也还算流利，应变能力比较强，所以面试往往能超水平发挥。不管怎么样，机会来了，咱不能让它溜了。我跟另外一个新招的同事，国庆节过后，应该是１１月份飞去了深圳。后来，我跟这位华为出来的同事，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没想到公司会接我。北京只给了我深圳的一个地址，让我自己去报到。更没想到，公司接我的是一辆很大的大奔（后来才知道，这是老板从海南调来深圳的坐骑）。公司看起来还挺人性化的。坐在大奔里，我感到有些局促。说实话，在机关坐奥迪比较多，坐大奔还真是第一次。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跟司机搭讪。很快，公司就到了。

公司在深圳新建的办事处不大。主要是筹备在香港的上市工作组建的联络机构――香港的成本太贵，公司在香港租了一套１００平的办公室，每月租金贵的吓人，一个香港秘书的工资两万多块。公司在深圳口岸附近设个办事机构，“两头跑”是比较经济的作法。

当时香港创业板刚刚推出来，我们公司运作算是比较早的。我直接归香港的财务总监管，主要工作是负责编制下面一个网络公司的“财务模型”。网络公司是为了上市收购的，１９９９年网络概念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高科技概念刚开始能卖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神秘性，因其神秘，而有想像空间，才便于讲故事，才有炒作和博弈。半年后，TOM.COM后来在我们前面在香港创业板挂的牌，那真是万人空巷，
由于李嘉诚的号召力，面值１角港币的股票炒到了１４港元。这就是当年的“泡沫”和资本市场的热钱效应。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找到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职业目标――做一个能帮助企业上市的财务总监。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财务模型”。负责上市工作的一个公司副总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总共只讲了１０分钟就让我准备工作――我现在庆幸的是，如果当时马上开工，我肯定死定了。我当时没用过EXCEL。现在做财务的很少人不用EXCEL，尤其是做表和财务模型，这玩意是财务人员“吃饭的家伙”。当然，我现在的用EXCEL的水平已经是属于“超级高手”的行列了，我可以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搭一个IT公司的财务模型出来，而且保证具备国外投资经理的专业水准――这得益于我后来跟这帮特能熬夜的家伙拼体力锻炼出来的结果。
因为另外一个做业务的搭档还没到深圳，我有２天的喘息时间。华为出来的那个伙计明显比我职业得多，画起表来轻车熟路。LP接到我的求援电话的第二天，一本EXCEL的教材就寄到了。那个晚上我只睡觉了３个小时，到天亮之前，我终于掌握了这门我后来“吃饭”的手艺。现实证明，我这个通宵非常有效。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香港的财务总监就过来了――我发现这个香港人走路上半身可以保持几乎不动的姿势，两只小腿像京剧里的小碎步，走起来特别带劲儿。我根本没时间胡思乱想，就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可能是听到我们副总的“小报告”（那天业务介绍的时候，我表现得有点“无助”，引起了怀疑），香港的财务总监在简单寒喧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做过财务模型吗”，“做过”（壮着胆说的），“EXCEL怎么样？”，“没问题（现在当然没问题了）”。“OK，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他边说边在电脑的EXCEL上打了一个“$”，“相对引用”我说；“$ $ 呢？”他问，这个问题要是早一天问，我肯定张口结舌，所幸那天晚上没睡，我很肯定回答“绝对引用”。
香港人终于满意了，“看来你还不错嘛”。“吁”我暗自长出了一口气。我后来把这次“考试”定义为对我职业生涯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是我的学习能力帮了我。当然，还有LP的功劳。
业务搭档过来了。我跟小F（华为出来的那位同事）分为两组，他负责通讯设备的两个公司的“财务模型”，我负责网络公司和信息服务公司的“财务模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业务搭档。我们两个新人暗中较着劲儿，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什么都新鲜，每天都感觉在吸收新的知识，真好。

我的进度明显不如小F。这家伙比我小两岁，在北京华为干过两年，明显比那时的我有经验。小F是个专业型的财务，表格做得极好，很细致；我的风格比较“粗犷”，大面上思路比较清晰，擅长抓“主要矛盾”，比较全面、综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财务口现在转向了全面管理，既管财务，人事，行政，与管业务发展和国际合作。他后来一直做比较专业的财务管理，现在一家软件公司管财务。人的兴趣绝对会影响职业取向，感兴趣的工作才做得好，潜力才会发挥。

“财务模型”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公司经营活动“数字化”，用财务数字形式把公司的经营环境、投入、资金、盈利各个方面的要素用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属于财务预算的概念，但范围要比较单纯的预算概念要大。做这种模型很锻炼人，我一下着了迷，又开始了通宵工作。连着两个星期，我跟搭档每天只睡５个小时，终于完成了第一稿。

香港的财务总监是从广州宝洁聘过来的，很会来事儿，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主儿。后来我挺感谢他的，因为他这种风格对我很有利，把很多锻炼的机会都留给了我。我在这家公司，完成了我财务管理方面的“原始”积累。

我一直认为，“先工作，后求回报”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态度。首先，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老板；其次，工作是提高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做得越多，提高越快。事实也证明，我能够不断获得加薪，完全是这种工作态度的回报。

评审会终于到了。两个星期下来，亲眼看到我们这么疯狂工作的副总，已经跟我们打成了一片。他本人也是个工作狂，精瘦精瘦的浙江人，经常吹嘘自己“浓缩就是精华”。工作狂好像特别容易对同类产生亲切感.

我和小F做的活风格不太一样，但总体评价不错。我的模型比较宏观，考虑得比较全面，尤其加上了经营环境的变量，让人感到比较“新鲜”；小F的模型比较严谨，丝丝入扣，有条不紊，赏心悦目.

发工资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算起来，我和小F总共工作了２０多天。很奇怪，从北京到深圳来的时候，公司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工资的事，我跟小F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只透露了个自己期望的大概数。我当时壮着胆子提的是５０００“上下”。结果深圳管人事的MM问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搞得MM惊诧不已。那个年头还真有只干活不要钱的人？

先付出，后回报。这句话一定不假。香港财务总监（我们叫他“老P”好了）按照我们的要求（我和小F一口咬定是５５００）给定了工资，５５００大洋！！而且是税后的（我们一口咬定，因为没有对证，所以只好按我们俩的要求来，哈哈）。下班后，我激动地打了一通电话，先是给LP报喜，LP惊喜不已“这么多啊？发财了吧？”；又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老妈也高兴得要命。要知道，我从来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啊。
那个晚上，一个初战告捷的年轻人，辗转反侧，兴奋得一晚上没合眼。
每个月5500元，这个让我惊喜的数字让我干劲十足。每一天上班都精神百倍，像打了吗啡：）。工作状态也特别好。阳光每天都特别的灿烂。深圳的气候很宜人，加上我深圳的同学、朋友特别多，每天下班以后呼朋唤友，打球、下围棋、吃夜宵，生活特别丰富，时间也过得飞快，一眨眼，到了元旦节。按照公司的承诺，我可以每月报销一次往返机票（这是我正儿八经的服务的第一个公司，我一直认为，这是让我感觉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一方面，是老板特别放手让我施展，另一方面，这个公司特别的人性化，虽然管理在某些方面不是特别正规导致后来业务的滑坡）。我终于可以回家了.飞回北京的飞机终于起飞了。
深圳的朋友把我送到的机场。这次回北京，除了回家过元旦，还有就是学校快考试了。这一个学期下来，我在北京上课的机会很少，期末考试就快要到了。我在飞机上拿出教材复习起来。我后来经常坐飞机出差，也养成了在飞机上看书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抵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强，效率出奇地高，从深圳到北京大约２小时４０分钟，我可以把一本书看一遍，而且主要内容基本还能记住。后来我通过了研究生课程的全国统一考试，大部分要归功于飞机上读书的时间。出于这个习惯，我经常在上飞机前光顾一下机场的书店，“刨刨”好书，我印像比较深的飞机上读的书有《商道》、《张瑞敏如是说》、《资本运营论》、《战略预算》等等。
在机场商店我买了一小箱进口的“山竺”，是一种泰国盛产的水果，厚厚的皮，果肉汁多，味道鲜美。LP特别爱吃水果，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尽管这一小箱水果花了我２００多大洋，机场商店真的很“斩人”。
一家人见我回来，特别的高兴。其实只离开了一个多月，LP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印像中她还是第一次吃山竺。一边吃还一边说“这么贵还买”。说实话，我这时才特别地直接地感觉到金钱好的一面――它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幸福的感觉。好像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下了目标，我要向着“高薪“努力了。

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还不错，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凭着自学，我对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我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２０００年的元旦，千禧年之夜，我和LP用一种很“俗”的方式一块渡过――逛商场。坦白地说，我“下海”之前，比较不喜爱逛商场，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嫌商场人多闹；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不够，兜里没几块大洋，也不敢大手大脚的。去深圳几个月，工资卡里多少比较原来充盈，我跟LP终于可以放心地逛一次商场了。

过完年我很快回到了深圳。进入３月份后，公司上市的事情进入了关键阶段，老总们从北京、香港、深圳来回飞的次数很频繁，每次都是步履匆匆。我和小F除了归香港财务总监老P领导外，别的老总都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俩日子过得很滋润。老P根据我们俩的特点，明确了我们俩的分工。我负责集团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小F负责集团公司的会计和税务。我一听之下，大喜过望。我特别地不喜欢太程式化的会计和税务工作――虽然也比较重要。关键是我终于可以到下面的子公司去跑跑了。那时候我特别盼望出差。

我终于可以出差了。这次又享受了一次大奔的待遇，不过这次不再局促。以前在机关的时候，我出差基本上都是陪领导，很不自由，这次终于解放了一次。感觉自然不同。

第一站无锡，招聘分公司财务经理和重新建账。当时我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电算化实施。下面分公司也需要重新统一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体系，包括科目设置、定义和报表体系等等。这些正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儿。我喜欢把事情从无到有地张罗起来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学校倒腾乐队一样，这样比较有成就感，至于张罗起来以后的事情，比如说汇总报表、合并报表这种麻烦事，全推给小F了。这小子耐性比我好，也喜欢干这种事，真是各得其所。我们俩搭档让老P比较省心。我成了我们这个“两人组合”的默认“老大”。

无锡地方不大。没什么可逛的。当晚分公司经理接风洗尘。说实话，当时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还是很严密的，各分公司的预算控制得很严，除了执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外，各分公司的费用预算卡得很死，看得出，分公司老总在请我吃饭的时候还是费了点心思的，既要保证吃好，又要不花费，真够难为他的。后来这套报表体系又经过了我的修改，好像现在还在公司里沿用。

跟人沟通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些人才华横溢，但不受欢迎。因而会错失很多机会。我原来个性里有一点点“恃才傲物”的成分，在学校时，因为琴棋书画什么都能比划一下，所以同学给我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牛”。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号。我记得有人说过，中国真正的人才标准是：“既有能力，又受大家欢迎的人”，我深以为然。

跟分公司的老总三杯啤酒一下肚，气氛顿时就活络起来，公司的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在当地人才市场里泡了一天的功夫，收了一堆的简历回来，开始工作。这时候，我当年在机关里积累的人事经验发挥作用了，也许跟太多人接触过的原因，我对人有一种特别敏感的直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面试基本上５分钟就可以判断是要还是不要，而事后证明，我的判断往往是比较准的。印像中好像就失过一次手，这是后话了。

我挑选分公司财务经理的标准，首先踏实肯干。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态度是第一位。人品和态度基本上可以从人的气质中“感觉”出来，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比如说看眼睛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正气”，所谓“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不好，肯定应付不了事业的繁重，自然他的成就就有限；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正，他的眼神也不会“清澈”。这些东西，听上去玄乎，其实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有根据的。

第二个标准，悟性。很难给悟性下个定义，大概意思是使用或运用知识的能力，接近“举一反三”的意思。通俗一点说，是学习能力。其实一个人灵不灵，从几分种的谈话中就可以感受出来。大的概率上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

用这两个标准，我后来招聘了４个分公司的财务经理。包括一个总部的财务主管，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２年后，他（她）们还工作得很好。

第一次出差的效果很好。副总裁大概也听到了分公司老总的反映，说了我一些好话，老P也很满意。这第一炮打响很重要。

公司的上市工作暂时限入停顿。由于裕兴电子上市过程中绕开了中国证监会的一些政策限制，证监会对此不满。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这一耽搁，错过了网络科技股上市的绝佳时机。TOM.COM的上市，一下子把创业板的人气带动起来。我印像深刻的是，香港的公众万人空巷认购李氏家族的股票的空间盛况。可惜，我们公司错过了这一天载良机。否则，情况可能会跟后来大相径庭。运气这东西，你不承认不行。但我也认为，好企业始终是好企业。像海尔，在竞争如此残酷的家电行业能做出来，才是真正的本事。还是格兰仕，也是我敬重的企业之一。

紧接着，重要任务又来了。这一次是审计。

进入４月份下旬，公司上市的事情有了松动的迹像。由于我们公司的股东身份证都是香港人（大陆人香港身份），所以设在开曼的控股公司，在定性上，没有作为100%的国内公司，而且公司是纯粹的民营成分，不含有任何的国有成分。由于上层的公关做得到位，预计公司很快就可以从证监会放行了。

因为上市有了进展，上市审计也就紧迫起来。公司请的是“四大”之一（当时还是“五大”）香港罗宾咸永道会计事务所（国内叫普华永道）。审计对像是公司杭州的通讯设备厂。由于前面工作表现出色，而且是我分管的“审计”业务，老P和副总裁“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公司在杭州的设备制造厂有１０年的历史了。上市要审最近３年的会计记录――香港创业板对盈利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所以一些很“烂”的网络概念公司也可以上市，但对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特别地严格。我后来认为，可能上市规则过于宽松，导致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保证，是香港创业板后来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据说，在福建一带，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一条龙”包装民企上市的公司，可想而知，这些公司给市场带来损害。在我心目中，香港创业板是不成功的范例。不过，这也许是任何新生事物所必须经历的代价吧。

我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在飞机上我还美美地做了一梦，梦见我夜游西湖“滋润”的样子。可是，事与愿违，很快，现实把我的美梦无情地击碎了。

原因很简单，我碰到了４个比我工作狂１００倍的香港同胞审计师。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瘦小娇弱，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些所谓的“四大”，用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用得非常狠，一个活蹦乱跳的MM，只要干一年以上，立马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帮人可以晚上干到３点，早上７点照样起来，像机器一样地工作。香港人确实敬业。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赶进度，节约项目成本。但代价是对身体的损害尤其的巨大。

这一趟差确实苦。查得太认真了，我的耐性往往被逼到极限，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每一次刚解决完一个，上面又会增加一长串，让你简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后来都说，上市要掉一层皮，拜托，掉的可是财务人员的皮，老板才不会呢。记得为了盘点一种关键部件的数量，我连磅称都用上了，本来他们要一个一个地数，我一看这架势要数到什么时候啊，急中生智，我赶紧建议“要不用磅称，称称重量，然后再除以单位重量估一下？”，这帮香港人一听，居然马上同意了。这种“创新”后来我还发明了好几次，每次都得到了他们采纳。跟这些国际事务所打交道，是财务人员必备的本事之一，现在好多了，这些“四大”审计的海外上市的公司多了，对中国的国情也能有所变通，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字：呆死。

两周下来，我也快累脱形了。不瞒你说，后来为了提神，喝一杯咖啡加一杯浓茶，我都可以立马倒下睡个人事不省。那帮家伙好像是铁打的体质，居然若无其事，不服不行。

项目终于结束了。由于我出色的“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审计报告要求的大体上可以过了。送走了香港人，我昏天黑地地睡了足足１８个小时。

但凡好一点的企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应该都尝试走一下“上市”的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融到企业发展急需的周转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给企业加加压。上市的过程，由于要满足公众投资人的需要，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法律资质各方面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企业经过这样一次“洗礼”，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除了花费比较大以外（比如说，聘请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对企业走上制度化管理之路，提升管理的境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杭州的这次审计，是我后来经历过的诸多审计中的第一次。我首次作为一个审计项目的协调负责人，参与境外会计师组织的审计流程，为我以后统管整个公司的上市流程打了基础。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第一次”都是相当宝贵的财富。但有人是主动地突破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第一次”；而有些人，却是消极地等待，结果永远没有“第一次”。

梦想中西湖终于没去成。我本想再在杭州再睡一天。老P一个电话把我召回了深圳。

老P看我一脸“憔悴”，眼里闪过一丝赞赏“干得不错，尽快跟进让他们出审计报告”。这家伙，盯得真死，本来想拖一两天回来的算盘落空了。副总裁给了我一拳，就算是“奖励”了。

我很喜欢跟上司之间这种气氛。对我来说，给我工作的机会，不管功劳是谁的，都是最大的奖赏，不必再去斤斤计较领导是不是认可，会不会有回报――这样会很累的。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了，该来的都会来的。要想获得别人的承认，实力是最重要的。

审计进入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由于审计报告的结果和出报告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公司上市，老P和副总裁（这家伙快升总裁了，总裁由董事长兼着的）虽然没有直接催我――他们好像已经发现交给我的事，不用催我都会比他们还急：），但从他们盯住我看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我又开始了跟这帮香港“机器人”比耐心的苦差。我的耐性后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时的过程真是“痛不欲生”。

五一节之前，审计报告的事有了眉目，老P和副总裁很高兴。

有人说，要想让一个男人尽快成熟，一个办法是坐牢（不知道依据何在），一个办法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几年。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寂寞、孤独确实是让男人成熟的催化剂。不过，成熟的代价是――痛苦。

在深圳的日子虽然表面“热闹”，但是那种“漂”的感觉。热闹是别人的，热闹过后，我的内心仍然是孤寂。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漂”在外面寻找自己世界的朋友，感同身受，我经历过那个阶段，因此，更加珍惜现在的“家”的生活。对男人来说，家是港湾，是加油站，是“学校”，是全部。

五一节过后，公司高层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上市协调会，成立了以副总裁和老P为首的上市小组，上市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我和小F资历尚浅，没有进入上市的核心层。但“亲自操作一个上市公司”这个愿望在心里已经埋下了种子。

后来，我的想法不断地被实现。

在老P他们忙着应付投行、联交所的时候，我继续完成我的“电算化”的计划。下一站是重庆分公司。

重庆公司有些麻烦。可能听说了一些分公司老总想跳槽的消息，大老板也急急忙忙地从香港飞过来。可能是怕影响到重庆团队的稳定吧，大老板这一次“御驾亲征”，亲自坐镇，让我有些紧张。老板、助理和我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的结论就是：先接管重庆分公司的财务。处理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但我并没有太紧张。在机关的３年的考核工作，我见识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了――一切围绕着权力更替的“政治斗争”都是“残酷”的。炒人，也是难免的。这一点我有心理准备，而且我是个职业经理，在这样的问题上只能执行公司的决定。问题是，怎样在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是个挑战。

我决定还是认真考察一下分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 重庆分公司成立时间有３年，这个财务经理是成立伊始就加入公司的“老人”。分公司的业务比较简单，费用由总公司的预算控制，因而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

我采取了一个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盘点现金。这一招在河南锻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当作“杀手锏”用。一个公司的报表“水分”是很大的，一个很“烂”的上市公司报表照样可以做得“美仑美奂”――包装报表的技巧是很多的，比如非经常性收益，关联交易，改变折旧年限，预提、递延等等，对会计老手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中国的股民，碰到像当年“银广厦”这种案例，也是命中注定。如果你要迷信上市公司的报表，你就做好赔钱的准备吧。我读研究生时，教证券的老师有过一次评注中国股市的时候，有一句精彩之极的话，我至今记得――“中国最黑暗、最腐败的地方，就是股市”。

现金是骗不了人的。一个公司如果现金流正常，业绩多半不会有问题。只有适销对路、有市场需求的公司才能够让客户拿现钱提货，因为你是卖方市场，有条件跟客户“讨价还价”；反之，你只能把赊销――放宽应收帐款期限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同时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坏账风险。看一个公司的管理，利润不足以说明情况，如果学会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之间融会贯通，你就进入一个高级财务人员的境界了。

现金盘点果然出了问题。账实不符。我把出纳找来一问，结果马上就清楚了。小姑娘从来没见过这种“突然袭击”的查法，有点“杀气腾腾”，一副胆颤心惊的样子。原因是：财务经理用打“白条”的方式，在没有经过总经理审核的情况下，从公司的保险柜里直接借走了500块钱。

从金额上讲，这不是大事。但是从性质上讲，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财务人员这种行为，可以上升到“监守自盗”的严重程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后来，我经常以此为案例教育我的手下，作财务人员一定要“自律、自律，再自律”。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做财务工作是很容易犯大错的，尤其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够严格的公司，简直就是“诱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