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合同案例.doc

案例一
涉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纠纷案例

　　编辑时间：2010-06-18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英国某公司向绍兴某公司下订单，要求绍兴公司制作一批带有该英国公司商标的笔记本，英国公司已经支付了30%的预付款，并出具了相关表明该公司拥有该商标的权利证书。2008年10月，该批货物做好后，一共分四次发运，第一批货已经到达英国某港口，第二批和第三批在海运途中。第四批在绍兴公司的仓库，正准备运出。
 2008年11月第一批货物运到英国某港口后，英国公司付款赎单提货后表示，第一批笔记本的颜色有问题，要求绍兴公司将其余三批货物打对折。绍兴公司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笔记本颜色可能存在问题，绍兴公司同意打点折扣，但并接受将该剩余三批货物打对折处理。双方经多次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绍兴公司最后决定通知船公司把在途的两批货物运到英国港口后，再运回中国。

案件分析：

 绍兴公司运回货物后，把该案提交浙江调解中心。绍兴公司表示该公司未能保存笔记本样品，这四批笔记本的确可能存在英国公司所提出的颜色问题。经浙江调解中心调解员分析，基于第二批和第三批货物已经很快要到港，绍兴公司如果运回货物，一则要承担来回运费的损失；二则，该笔记本上有英国公司商标，绍兴公司就算运回中国也不能直接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该三批笔记本，因此建议绍兴公司暂且先不要着急做决定把在途两批货物运回。另外，浙江调解中心指出绍兴公司如果不想打对折将剩余三批货物卖给英国公司，最经济便捷的方法就是卖给另外一个英国买家。但是由于该批笔记本上有该英国公司的商标，该英国公司对该商标享有专用权，转卖看起来并不可行。英国公司打对折的要求虽然过分，但可能是绍兴公司面临的最经济、最能减少损失的解决方式。
 绍兴公司最终无法冷静、理智地接受现实，接受英国公司提出的打对折的要求。其把货物运回中国，对笔记本上的商标做了相应处理后，低价销售（该笔记本2.3英镑每本卖给英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仅以4.5元价格销售），损失巨大。

专家意见：

 外贸订单涉及到知识产权时，国内的制造商就要特别小心：一是要对该知识产权进行检索，看是否与中国或者目标销售国的在先权利有冲突。此时，如能拿到国外买家的权利保证文件，将有助于将来在出现知识产权权利纠纷时，保护己方利益。二是在确定国外买家的权利后，对合同中的货款支付方式、质量条款、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条款要特别注意作出有利于己方的约定。这是因为如上述案例所示，产品打上了他人的商标，万一国外买家一旦以各种借口不要这些货物，国内制造商也不能轻易将该货物转卖给他人，或将货物在国内销售。相对于普通的国际贸易，这种涉及使用国外买家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国内制造商的权利就更容易受到限制或者损害，因此国内制造商就应该通过尽可能多收预付款、约定严格的违约责任和有利于己方的质量条款和纠纷解决方式等方法来保护自身利益。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浙江调解中心（供稿）

案例二
华硕女孩黄静
背景
　　大学生黄静于2006年2月9日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异常现象，经过华硕售后几次检修后，发现该笔记本电脑内原装CPU被更换为英特尔公司严令禁止用于产品中的工程测试样品CPU。黄静发现之后，委托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多次和解谈判。谈判中，其代理人周成宇提出了要求华硕公司按照其年营业额0.05%进行惩罚性赔偿，数额为500万美元。此后，华硕公司向警方报案称其受到敲诈勒索。2006年3月7日当事人黄静及周成宇被刑事拘留并被批准逮捕。
　　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黄静决定。周成宇则因其他案由被判2年有期徒刑。
　　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发布《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决定对黄静的十个月牢狱之灾进行国家赔偿。　　
　　入狱：四个便衣架走，没有通知家人
　　“你下一步希望华硕做到哪些方面？”11月10日晚八点，一位从上海飞过来的电视台记者坐在黄静面前，话筒执着地伸向她。摄像师几乎跪在旁边的沙发上，捕捉黄静脸上哪怕一点点细微的变化。而这时，黄静已经把头深深埋了下去，双手食指揉着太阳穴。这时，距离6点半采访开始，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那杯从一开始就摆在她面前的水，一直没有动过，记者把水杯放到她面前，她接过握在手里，却仍然没喝一口。
　　黄静的母亲龙女士终于走进来，拍拍坐在旁边看黄静接受采访的周成宇：“成宇，到这就差不多了。”周成宇是龙女士的朋友，他今年出狱后依然是黄静的代理人。
　　被媒体围在中间的黄静仍然是惜字如金。但相比之前，她的状态已经很让母亲龙女士吃惊了：“她已经很配合了，我甚至以为她坚持不下来。”
　　大批记者离去后，没有了镁光灯照射和镜头包围的黄静，在咖啡厅包间外昏暗的走廊上，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慢慢与记者聊天，逐渐地，埋在她心里的那300多个日夜，得以通过一些细节为我们所知。
　　2006年3月6日，是黄静购买了华硕笔记本电脑后的第25天，也是她开始与华硕针对笔记本质量问题进行交涉的第25天。黄静记得，那天晚上，一直代表华硕出面与黄静协商的华硕公司中国业务群品牌总监郑威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让我第二天一个人带着电脑，去他们公司，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而在那之前，黄静和代理人周成宇已经发现华硕使用不合格的工程测试版CPU，并觉得维权无望，宣布不再与华硕进行谈判，下一步将提起诉讼，同时向媒体公开。
　　第二天，也就是3月7日，黄静没有听郑威的话，还是带了周成宇一起，到了华硕公司。跟郑威的这次见面很快又不欢而散。黄静和周成宇走出华硕的办公室，刚刚到电梯门口，突然围上来四、五名便衣，把黄静和周成宇架上就走。“出示了警员证。”黄静记得。
　　当天，黄静被带到海淀区经济侦查大队拘留室。“有大概一个小队的人轮番问我问题。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一个通宵后，黄静被送到位于清河的看守所。这时的她，依然处于“蒙”的状态下，她连因为什么事情而被抓都不知道。
　　入狱的一套程序是必经的。她换上了看守所的衣服，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犯人”，而她在10个月里也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拒绝走关系取保候审
　　“妈妈，你别让我吃馒头，我一见馒头就……”
　　“妈妈，你知道吗？上面是菠菜，底下就是沙子。”
　　“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的，得侧着身子……”
　　“第一个月我瘦了十几斤呢！”
　　这是黄静出狱后极少的几次向妈妈提起在狱中生活的片断。
　　龙女士也几乎不了解女儿在看守所里的日子，她从不主动提起。2006年3月7日女儿被警方带走之后的将近20天里，在石家庄的她与女儿彻底失去联系。“我就觉得她失踪了，没命了，根本没想到跟维权有什么关系。”龙女士说。
　　直到3月底的一天，石家庄警方给她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对外经贸大学读书，她现在正被海淀警方拘留。听到这些，她特别高兴。“人家没有跟我说我女儿到底因为什么被抓的，我也没问，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姑娘还活着。”第二天一早，她从石家庄开车赶往北京清河。她被告知女儿涉嫌敲诈勒索华硕，金额是500万美元。“我当时第一感觉是，这太荒唐了。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我记得我当时还弄不明白呢！”她并没有见到女儿，第一时间找了律师后，只有律师后来见了寥寥几次。
　　黄静在没有获罪的情况下，在里面待了10个月。为何没有采取取保候审的办法让女儿早点出来？
　　“说实话，女儿一进去，好多律师找到我。都跟我说，给他十万，我姑娘就能马上取保候审出来。我都拒绝了。我到现在就花了几千块钱，包括给律师的酬劳和让律师去做一些工作的费用。”龙女士说。
　　得知女儿被羁押的消息后，龙女士并没有告诉家里人。她只告诉了两个弟弟。2006年的暑假，家人都在询问，为什么黄静没有回来过暑假。龙女士编了个“我给女儿在北京报了个培训班”的借口，拖延了过去。
　　那期间，她通过律师和警方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到那时候我心就踏实了。我让律师去问我姑娘，CPU到底是不是你们换的？我姑娘说不是，我还不知道我自己的姑娘是什么人吗？至于这500万美金的赔偿，当时并没有认定这是不是合法，但我知道这不是我姑娘先提出的。她一说我就有底了，我自己一定不能乱。”基于这样的考虑，龙女士拒绝了所有找上门的律师，她让女儿申请了取保候审之后，也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唯一做的，除了给女儿寄吃的穿的，写明信片，之外就是一个字：“等”。
　　黄静与妈妈的唯一联系只能通过写明信片的方式。写过几次她已经不记得了，也不知道收到的有几封。除了报平安，黄静没有写其他的内容。
　　很快进入了冬天，龙女士给女儿寄了很多很多衣服。“我知道里面都洗凉水澡。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隔天就要洗一次头，我不知道她在那最开始的十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根本没有衣服换。”
　　“开头的几天我完全是‘蒙’的状态，自己干了些什么都不知道。”黄静对当初的回忆已经有些模糊。她也甚少提到里面的“狱友”。通过她母亲的叙述，我们大概知道黄静并没有太被欺负，甚至后来还让她管了一些犯人。
出狱：狱友哭了
　　2006年12月26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黄静发出取保候审通知。“那天我和我两个弟弟开车去了清河。见到她的心情我描述不出来，我只记得我在这十个月里最大的希望就是她保住命，整个人完完整整地出来，就是最好的了。要说其他的什么，都没想过。”
　　黄静两手空空从看守所里出来。“那时候已经是12月底了，天特别冷。
她就穿了一套我给她寄去的衣服，我问她‘你的其他衣服呢？’她告诉我，她把全部衣服都留给看守所里其他犯人了。”龙女士说。
　　“我出来的时候看守所里很多犯人都哭了。她们觉得……太好了，替我高兴。”说到这里，黄静的眼泪又止不住掉了下来。“虽然并不太了解我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们至少知道，不会是我做错了。”
　　在看守所门口见到妈妈，黄静并没有哭。自家的车开了，她才扑到妈妈的怀里放声大哭。龙女士在北京的酒店订了间房，当天并没有回石家庄。
　　“在酒店吃了顿好吃的，然后我带她去贵友大厦买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一整套衣服。回到宾馆好好洗了澡，就换上了，看守所里带出来的我全部扔了。”龙女士说。她想通过这些小事告诉女儿，新生活开始了。
　　龙女士对这个独生女儿的前途考虑了很多。女儿报考大学时，她就选了英语专业，为的是希望她大学毕业后能出国。另一方面，还在北京买了一家公司，黄静是法人代表。这也是为什么黄静会在购机时使用非学生身份的原因。
　　“黄静，之前有传言说你这几个月出国去澳大利亚了，是真的吗？你现在会不会很想出国呢？”很多记者都提了这个问题。
　　黄静摇头。
　　“之前的出国计划都打乱了。这个姑娘特别特别懂事。他们同学大部分都留在北京，要么出国的，她就说她不愿意出去，我也说，要不你就守着妈妈跟前儿吧，我还放心。”
　　黄静被拘留后，龙女士找到学校，以黄静腿骨折需要休养为由，办理了休学手续。“作为一个母亲，不可能主动去跟学校说我女儿出了什么什么事被抓进去了。我只能用以前能用的一些借口。”
　　黄静出狱后，龙女士最想让她接着把剩下的一年大学念完，拿到个毕业证书。黄静自己有些排斥。“我怕同学们知道这件事。”
　　在妈妈的劝说下，黄静最终还是以在家自学，到学校考试的形式完成了大四的学业，在今年7月拿到了毕业证书。　　
　　现在变成了妈妈的生活秘书
　　眼前的黄静虽然化着有点浓的妆，但仍然遮盖不住深深的眼袋。这十个月带给她的变化，除了身体上的头痛、失眠等等之外，还几乎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
　　在和《青年周末》记者聊天的过程中，黄静第一次笑着说话，是讲到出事之前的爱好。“我喜欢逛书店，自己没事的时候就背个包，背个小板凳去书店。大多数书店座位比较少，我基本上抢不到。”
　　没想到读文科的黄静喜欢看生物方面的书。看电视喜欢一些探索时代之类的栏目。“你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有好奇心的人吗？”记者问。黄静笑笑不答。
　　现在，她每天看的更多的是散文。她喜欢冰心。
　　现在的她基本上不出去和朋友们玩了。“有几个好朋友，他们比较了解整件事情，我要做什么决定也会跟他们商量。”
　　龙女士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调养女儿的身体和精神。但让她欣慰的是，女儿性格上的本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我姑娘，你们都想象不到的。之前每年放假回来，牙膏、洗衣粉，都是她给我买齐了，我特别忙，她特别细心。今年7月份毕业以后，家里琐碎的事情都是她来做。她和同龄女孩子相比，做饭、洗衣服、家里什么事情她都会做。前两天还跟我说：‘妈妈，我是你的生活秘书了！’”龙女士说到这里也笑了。她有意识地让女儿做一些事，毕竟自己工作忙，没法一直陪在黄静左右。　　
　　“这是我女儿最后一次见媒体”
　　11月10日临出门见记者前，龙女士提醒女儿，把自己打扮打扮。于是黄静化了个精致的妆，拿了一件蓝色的外套。这已经是她衣橱里最亮色的衣服之一。
　　“她从看守所出来以后气色一直不好，但她不愿意让人看出她精神不好，出门化妆已经形成习惯了。”龙女士说。
　　今年9月22日，海淀检察院下发了《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至此，黄静和她家人终于可以说自己是清白的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终于能站出来面对媒体的原因。为了说服女儿接受媒体采访，龙女士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但最后把黄静说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华硕这两天的声明。华硕在11月4日“四点声明”中坚称有问题的CPU在送修前就遭到掉包，但并未给出证据。
　　“朋友都支持我站出来。他们站在客观的角度说，要是不认识我的话，也会对现在这个状况提出质疑。那既然我是对的，华硕现在这样说我，我怎么能还不站出来？”
　　采访临近结束，媒体们已经陆续离开。龙女士很着急地找到代理人周成宇，希望他交待媒体尽量保护黄静，不用正面镜头，并做技术处理。
　　在这之前，已经有媒体自己找到黄静家门口，希望能说服黄静接受采访。“我很生气，我一直是保护自己姑娘，不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扛着摄像机找上来，这算什么？”龙女士最终还是没让女儿和媒体见面。
　　“我不会再让她见记者了，这是最后一次。”当过十几年兵的龙女士大手一挥，做了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这是11月10日上午。前一天，黄静的代理人，也是和黄静同时被警方拘留了的周成宇给此前曾经表达过对黄静的采访要求的记者都通了消息，今天黄静能站出来接受大家的采访了。
　　见面地点被定在了一个酒店的大堂咖啡厅内。《青年周末》上午赶到时，黄静一直没有离开妈妈的身边。也是上午从北京赶来的一位年轻女律师握着黄静的手，不停地对她重复着差不多的话：“没事儿，大家都是关心你的。”
　　采访并没有很快开始。黄静的妈妈龙女士腰病犯了，黄静要陪妈妈去医院看病。周成宇忙着接待陆续抵达石家庄的记者，告诉我们，黄静会在下午5点回到咖啡厅，接受采访。将近6点，黄静和母亲才来到咖啡厅，这时，十几名记者已经摆好机位，坐定等待了许久。但他们并没有马上进来，而是在旁边的小屋又待了将近半小时。律师和代理人一直在劝说黄静，打消她的顾虑。“不会又和上次一样，不露面就走了吧？”一位央视的记者说。
　　幸好，黄静这次没有再退缩。
　　《青年周末》记者此前试图通过电话与黄静交流，但没有如愿。“之前跟两家媒体记者见面时黄静一直在落泪，她妈妈不想让黄静再受这方面的刺激。”周成宇说黄静短期内应该不会跟媒体见面了，答应再去替记者“申请一下”电话交流，但是“这个电话的交流必须是在代理人或者律师的陪同下，用我们的电话打给她。”
　　周成宇要求记者发一个“申请短信”过来，争取在下午五六点钟落实与黄静通话的事情。
　　黄昏时分，周给了记者黄静的MSN地址。
　　“在看守所警察认为她拒不交待问题，把她的手和脚拷在一起好几个月。出来后到现在走路都不……她现在身体也不好。”在与黄静MSN连线前，周成宇嘱咐记者，因为在看守所受了很多委曲，黄静情绪极不稳定，问话时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碰她的伤口，不要提“华硕”，不要问在看守所的事情。
　　记者加了黄静。十五分钟后，她上线了。
　　但是，不论记者以何种方式与黄静套近乎，她几乎都是以“嗯”、“哦”这样一两个字回复。
　　“对不起，我现在听到华硕这两个字我都感觉恐怖。”这是黄静通过MSN对记者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之后，《青年周末》记者与黄静又约了饭后8点时继续上网聊天，但黄静再也没有上线。　　
　　“我们认为司法是公正的”
　　从黄静母女的叙述中，记者发现从黄静被警方带走的那天，他们就没有得到最公正的对待。黄静母亲在20天后才知晓女儿的下落；37天以后，当黄静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时，她也没有见到检察官，而若非龙女士每天向警方了解情况，她恐怕也不会在第一时间知道女儿被批捕。
　　但当记者们就“公权力运用是否失当”的问题询问黄静母女时，她们却很一致地表示：“司法是公正的。”“海淀检察院做出的《刑事赔偿确认决定书》是很不容易的，里面明确地写明海淀区检察院侵犯了黄静的权利。这之前你们谁见过检察院自己承认错误的？”代理人周成宇坚持认为，是华硕在报案过程中虚构证据，从而妨碍司法公正。
　　检察院核定出国家赔偿金的最后期限是11月22日。周成宇和黄静的律师估计不会超过两万元。
　　“后悔发起了这样的索赔吗？”记者问。
　　黄静摇摇头。“我只后悔买了华硕电脑。如果是别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支持她维权的。”
　　十个月的牢狱之灾和荒废的两年时光，她也不知道能从华硕身上讨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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