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中的苏轼.doc

课本中的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唐、宋是两个极其辉煌的时期。诗词两种文学样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并取得了名曰“唐诗、宋词”辉煌的成就。散文方面更有唐宋八大家高屋建瓴。而苏轼作为宋朝文坛继欧阳修之后的第二位领袖，则代表了宋朝文学总体成就的最高水平，在诗、词、文三个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因而，苏轼不但受到后世文人的广泛喜爱，更多次被选入各阶段语文课本。现在，我将从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苏文、苏诗、苏词四个方面，尽量利用学生已经学过的苏轼的作品，论述苏轼的文学成就。进而走近苏轼，理解苏轼，为鉴赏诗词打好基础。一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苏轼（10371101）北宋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 “三苏”皆位列唐宋八大家，与“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齐名。苏轼自幼饱读诗书，也广读诗书。在北宋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在北宋不仅以八股文为择才途径的科举制度下，苏轼不必像明清两代士人那样只着眼于儒家经典，一心只为写好八股文、为科举及第而纯功利性的读书。他可以广泛的涉猎儒、释、道三家的传世名作。其弟苏辙就曾记述他的读书过程为：“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吾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广泛涉猎儒、释、道三教思想，更加欣然接受。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这三种思想是相同的，进而将他们融汇贯通，皆为己用。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体系为根本，辅之以佛、道两家思想的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同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还将这种“儒、释、道三家，三位一体”的哲学观念尽情至性的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例如：他把儒家出仕为国、建功立业的诉求写入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并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发出年事已高、壮志难酬的慨叹。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了苏轼藐视人生中坎坷、曲折；看轻生活里顺利如意的处事态度，使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跃然纸上。而赤壁赋第四节中的那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正是认识到万物无尽后，进而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自适的道家思想在其作品中正在熠熠闪光。所以正是这种执着于人生，又超然于物外，更平等对万事的人生态度才彰显其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司马迁曾作过这样的论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历史也证明：名垂青史的传世之作，耀眼辉煌的千秋功业，往往是在主人公政治失意、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身体残疾、身陷囹圄等逆境中铸就的。苏轼也逃不过历史的宿命。他平生受到两次重大的政治迫害，第一次即所谓“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时又谪放儋州（海南），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两次重大的政治变故，使苏轼壮志难酬的同时，也使他有时间来反省自己。对于文学家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奇功确实是在屡遭贬谪的逆境中建立的。比如两篇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均作于黄州任上。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则是其密州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生态度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原则，使苏轼在官场与文坛之间来去自由，使其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得以充分的展现。二 苏轼的古文和辞赋以及四六较欧阳修“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创作主张更进一步，苏轼认为写文章应该“文道并重”。“文”，即文章的物质外壳，是指文章的言辞和表达方式。“道”，即文章的思想内涵，是指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或观点道理。苏轼认为：文章首先应该优美，应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而并不局限于明道、载道（说明道理的工具）。而是由人创造出来，用以激发阅读兴趣，进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其次，文章中的“道”也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儒、释、道”三家的“道”，甚至可以说是世间事物的所有规律。这与苏轼“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苏轼主张文章应该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重道轻文等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统一文风。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表现在行文方式上就成为对前辈文学家行文风格的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比如：苏轼古文中的雄放精神和磅礴气势，是因袭了纵横家的文风；他古文中丰富的联想和自然流畅的语言则继承了庄子的笔触。表现在思想内涵上，则使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感，使其古文极具表现力。总体来看：兼容并包，博取各家之长的文学创作思想，使多种思想、多样风格集于苏轼一身。而苏轼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写作风格面对不同的表现对象而如空气和水一般变化自如。苏轼擅长写议论文。其史论颇有纵横家之气，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虽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但论述技巧高超，中学生常习之，应受益匪浅。其政论风格与史论相似，但随其阅历渐深，纵横家的习气逐渐减弱。至后期已渐趋内容上的有的放矢，言语上的深切沉重，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但议论文中的杂说、书札，题跋三类更能体现苏轼非凡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活泼、议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艺术感染力和逻辑说服力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喻一文。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更是将叙事、抒情、一轮三种功能整合的水乳交融。其中石钟山记堪称此类文章的典范。石钟山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以论说为主的一篇游记。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景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勾勒出一个幽美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纵观全文，通篇围绕“石钟山”名称的由来，根据实地的考察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议论透彻、记叙准确、抒情真挚，情景交融又直接配合议论。叙事、抒情、说理可谓配合的天衣无缝。此外，苏轼的古文不但博采众家之长追求按需而变的风格外，还以“辞达”为准则。即当行即行、当止则止。很少缀词累语。这种写作风格在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代表的笔记小品中表现的最为突出。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集成了欧阳修骈散结合、去除排偶、限韵的文赋传统。在吸收诗歌抒情意味的同时，更多的融入了古文平直疏散的笔法，使骈散结合的更加自然而融洽。两篇赤壁赋就是苏轼辞赋的代表作。如前赤壁赋沿用主客问答的赋体常见形式，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最后得到的结论兼具感叹人生苦短、期望建工立业的儒家思乡（第3节）和认为时空万物无限，进而轻视有限时空并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第4节）。同时也描绘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议论精当深刻。堪称叙述、抒情、议论三者有机结合的优美的散文诗。第一节就又这样的写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使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似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超然物外的道家哲理做好了铺垫，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的四六文也同样体现了行云流水的风格。前期在翰林院制诰时典故众多、辞藻华丽、浑厚、雄大的风格，后期被贬谪外放时真切感人、情深意切的风格代替。四六文的代表作应以谢量移汝州表首当其冲。总体来说：苏轼的“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在后代跟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但若仅从文学角度考量，那么苏文无疑实施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第三节 苏轼的诗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所以，他的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遭遇的思考都毫不掩饰的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这种久立于文坛，已发展成熟的体裁最为酣畅淋漓。与杜甫相似，苏轼始终吧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对封建社会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做的荔枝叹从唐朝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讽刺。与杜牧的过华清宫（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漂泊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宠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为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涵着深刻的道理，他也乐意将这些经验、道理写入诗歌，与后人一起品味、分享。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生动的讲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这些诗将深奥的哲理通过生动、鲜明的意象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获议论分析所得。在生动、自然、浅显、平易的文辞中深入浅出的将人生哲理娓娓道来，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诗歌中的人生态度主要是长期深刻思考人生所形成的对沉浮荣辱持有的旷达、乐观的精神。虽然苏轼的诗歌也会反映出逆境中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是着力表现他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这方面的例子，最恰当的当属苏轼被贬惠州时所作的食荔枝二首（之二）。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诗中所蕴涵的就是仅为鲜美荔枝便愿永远成为“岭南人”的乐观、旷达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思想有三：一、在渴望得到朝廷信任，希望建功立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坚毅且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显然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二、受道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天地无限，轻视有限时空的生存态度。三、佛家思想发挥重要作用的：以平常心面对一切变故的处事原则。虽然苏轼的诗歌中表现出的人生态度相对固定于以“儒、释、道”三位一体为基础的乐观、旷达的精神。但苏轼诗歌的表现力依然惊人。与苏文相似，对于苏轼也几乎没有不能入诗歌的题材。不论什么题材苏轼往往都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就诗歌的语言艺术技巧而言，苏轼依然本着翻新出奇的精神，将这些表达技巧运用的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其中最拿手的当属比喻、用典、对仗三种。他用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用典故信手拈来、左右逢源、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时更是精工巧制、生动活泼，构思常能打破常规。如饮湖上初晴雨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一句对仗极为工整：“水光”对“山色”；“潋滟”对“空蒙”；“晴方好”对“雨亦奇”。第二句先用比喻，将西湖比喻成西施。又用西施喜爱化妆的典故，用西施的“淡妆”和“浓抹”来暗喻西湖的“晴”与“雨”。全诗将西湖写的栩栩如生，人情味十足。运用表达技巧真正达到了水中着盐的境界。至于艺术风格，苏诗也和苏文一样主张兼容并蓄。多元化的人生态度造就苏轼多元化的审美情趣。使他能够欣赏并接收乃至借鉴何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倾向。其中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风格的融合。比如写景时，苏轼就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题西林壁）与阴柔之美（饮湖上初晴雨后）相互渗透，互相调节从而出现了如惠崇春江晚景般“清新雄放”的风格。使苏轼的诗歌中有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综上所述，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的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思想内涵的深度四个个方面，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兼容并包的艺术兼容性使不同风格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为后世文人创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提供了依据、方法和途径。第四节 苏轼的词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轼对词题发展的贡献，超越了苏文和苏诗。在苏轼之前，柳永是第一位专力写词的文学家。柳永一生“奉旨填词”。他推动了词体的发展，使词发展成一种成熟的体裁形式。苏轼在柳永的基础上，进行了对词体的改革。其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为：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和开拓词境。就表现功能来说：他创造性的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表现爱情的词变革为表现性情的词。他使词像诗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同时，他让词的抒情主人公除了红粉佳人、绮筵公子外，又加入了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了的仁人志士。经过以上两个方面的革新，苏轼改变了词体原有的柔情软调，为建立豪放词派打下坚实的基础、开启了南宋辛弃派词人的先河。就思想内涵来看：与苏诗一样，苏词也常常表现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对事物规律的思辨。如“人生如梦”就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他的词作之中。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人生如梦”；醉蓬莱中有“笑劳生一梦”； 南乡子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中有“万事到头都是梦”； 西江月中有“世事一场大梦”。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生命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难以自我把握。这种对人生的命运的理想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感到人生如梦，但却并未否定人生。他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道家的人生态度以及用平常心对待一切的佛家处事原则。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表现了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然自适的心路历程。苏轼的乐观旷达的精神境界和处事态度彰显无遗，是体现其佛家思想的代表作。苏轼的词不仅在内心情感的描述上做足文章，还在词的内容上，不断向外部世界拓展词体的意境：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伸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张先则使词境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而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的日常交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闲居生活（如水调歌头中秋）及躬耕、游览、射猎等活动经历（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而且，苏轼还进一步的将农村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生活与郊野景色，前无古人的引入诗歌；如：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和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就是苏轼所创立的农村词的代表作。苏轼在这两首次中将农村生活的闲适悠然表现的淋漓尽致；将乡村郊野的景色用细腻柔和的笔触表现的无比幽美。然而，苏轼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并不只停留在工笔重彩的细腻柔和、悠远美丽上，他也可以用文字勾勒出一幅幅豪放、阳刚的写意山水。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的景色就是奔放、豪迈的写景风格的最好诠释。综上所述，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而苏轼变革词体的主要武器就是“以诗为词”的写作手法。“以诗为词”是指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以诗为词”的写作手法在苏轼的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2个方面。经过苏轼的发展，词已经变成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的工具。所以词作抒发的是何种情感，什么志向或因何事生发，就必须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短于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开始像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来弥补词体在叙事上的“先天不足”。最终使词的题序和词的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特别是小序，更是苏轼在词中首次使用。苏轼的小序有2个作用：一、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二、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中秋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若无此序水调歌头中秋中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即可以理解成对爱人的思念，也可以理解成对亲人的思念。有此序，我们就可以明确词中所抒发的情感是对亲人的思念，是指向其弟苏辙的。（小序的发展至姜夔达到了顶峰，姜夔的小序已经具备了叙事、议论、抒情的三重功能。在姜夔笔下，有的序甚至长于词本文。有的序更可以作为独立的小品进行欣赏。）在词中大量用典也始于苏轼。苏轼博览群书、学识深广，在作品中广泛用典自然不是难事。所以，他在词中大量用电也是其在诗中用典的延续。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为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但上片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一方面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雄姿；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希望像孙权那样建立不朽功业的愿望。下片用冯唐持节云中为魏尚平凡的思故，即表达了自己希望得到朝廷信任进而建功立业的心情，又蕴涵着对历史人物和自我怀才不遇的隐喻。与此类似的写法还见于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片中有关周瑜的典故。词中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轼的词作不但用典数量多，而且达到了水中着盐的境界。（“词中用典”这种表现手法发展到辛弃疾处渐至顶峰，词的概括性也空前强劲，有的词甚至出现了典故联用、通篇皆是典故的现象。）在词中用典和用序均始于苏轼，是苏轼变革词体的主要武器。这样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事词体的发展影响深远。就风格来说，苏词也不是单一的。虽然词体的改革是苏轼推动的。但他无法回避“词为艳科”的社会大环境。他所收到的教育、所读到的前代词作，大多都具有婉约柔美的风格。这致使苏轼的大多数词作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如浣溪沙（蔌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无论是情感内涵还是描摹景物都温婉而柔和。但苏轼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的风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中秋、江城子密州出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都被后世认为是豪放派词作的代表作。由此可见，宋词中与故有的婉约派分庭抗礼的豪放派在苏轼的笔下以出露端倪。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从全文来看，苏轼典型的体现者宋代“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在文、诗、词三个方面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苏轼的意义有两点：首先，精神层面上：苏轼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生态度，使他进退自如、张弛有度、宠辱不惊、来去自由；使他真正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尽管这个“天下”可能某地人们头顶脚踏的一隅膏丸之地，“穷则独善其身”也许只能寄情于山水、致力于写作。因此，他便成为后世文人景仰的典范。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也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用宽广的审美眼光去审视大千世界。苏轼认为物皆有可观之处，无事、无物、无理不可写入作品，到处都能发现没的存在。而这种审美方式直接造成了苏文、苏诗、苏词的一个共同特点风格的多样化。同时也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两个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推动了词体的改革。结 语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看似复杂无序、高不可攀的苏轼，实际上并不距你我于千里之外。他“平易近人”能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已经或者曾经收录在我们的课本之中。希望学生能够通过此文对苏轼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扎实的掌握。希望对学生的古典文学学习、对提高学生的古典文学休养能有所帮助。统观各个学段的语文课本，其中隶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篇目，基本上能够涵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重点作家和重要流派，主流思想内涵和主要表达技巧。如果能够像本文一样：用课本中的篇目来讲解重点作家、构架重要流派、剖析主流思想内涵、解构主要表达技巧，使这种模式的论文形成一个系列，那将是一部“课本中的文学史”、一部“学以致用的文学史”、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