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doc

-范文最新推荐-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一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除马列著作之外，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使毛泽东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毛泽东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版权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勿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 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 正 文 】 一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2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3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7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8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19 /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