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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简析
刘研 法学122 12221040219
2000年4月11日，布鲁塞尔初审法院的调查法官，依照比利时1993年立法,在比利时法院起诉刚果民主共和国其时在任的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耶罗迪亚努多姆巴西，罪名是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罪行和反人类罪。布鲁塞尔初审法院的调查法官基于对反人类罪的普遍管辖原则，签发逮捕令，该逮捕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发出。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比利时在1993年立法基础上发出的逮捕令违反了国际法上关于一国外交人员享有外交豁免特权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于2000年10月17日向国际法院起诉比利时，请求法院宣布比利时撤销国际逮捕令。在刚果提出诉讼不久后，耶罗迪亚被停止所有的官方职务。
2000年12月8日，国际法院就刚果诉比利时通辑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关于外交代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的管辖豁免权在国际法中已经明确的建立起来，且已得到了各国的普遍承认。由此法院从习惯法角度判决比利时签发的通辑令违背了比利时对刚果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侵犯了刚果政府外交特权和刑事豁免权，因而其必须撤销其签发的国际通辑令。
在该判决中，法院强调国际习惯法对外交部长豁免权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其能够很好的履行国家政府职能，而不是保护其个人利益。基于外交部长职权的内容与性质，外交部长在国外应享有完全的豁免、具有不可侵性，这样才能防止外国政府阻碍其履行职能。同时，外交部长豁免权的使用不应该区分个人行为与官方行为，任职前的行为与任职期间的行为。关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是否能排除外交部长管辖豁免的问题，法院认为国家实践表明国际习惯法中不存在国际犯罪可以排除外交部长管辖豁免的例外规则。法院同时分析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法庭、卢旺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对官员豁免与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这些排除官员管辖豁免的规则仅适用于国际法庭，不能认定在国内法院中也存在类似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国际法院坚持了传统国家豁免理论，明确了国际习惯法中属人豁免与国内法庭的关系，明确认为国际犯罪不能排除属人豁免在国内法庭的适用。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忽略一系列有关防止和惩治严重国际罪行的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承担的或起诉或引渡的义务，而且延伸了国家的刑事管辖权，但管辖权的延伸并不意味着豁免的放弃，当然也包括外交部长的特权和豁免。同时，外交部长的特权和豁免也并不意味着，无论他们犯有多么严重的国际罪行，可以免受国际社会的惩罚，当然，由于本人的特殊政治地位，可能阻碍起诉程序的顺利进行，但从刑事责任的角度看，并不能宣判本人无罪。
在特殊情况之下，外交部长的特权和豁免并不能阻碍起诉程序的发动。因而法庭认为特殊情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所属国正在对本人进行审判;第二、所属国已明确放弃刑事豁免权;第三、退出政府公职之后，不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第四、建立了特定的国际刑事法庭，正在对本人进行国际审判。
虽然时间流逝已经度过了15年，但是该案件对国际法的发展以至于对21世纪国际政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判决以判例的形式确认了一国政府外交部长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对外交关系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重申了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等国际罪行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本案中，尽管比利时签发通缉令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但并没有宣判他无罪，国际法院强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处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该判决重申和发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和规则。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案件的判决协调了国际强行法冲突的问题。就本案来说，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外交特权和豁免是强行法规则，而预防和惩治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也是强行法规则。法院在处理强行法冲突问题上，一方面，承认了刚果政府外交部长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另一方面，重申了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国际社会或国家的惩治。正如判决书中所说的，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和管辖豁免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管辖权并不意味着豁免的放弃，而豁免权的放弃并不意味着管辖权，特别是本案中刚果政府并未放弃豁免权，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更无权通缉甚至审判外交部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法院的做法为以后处理类似的强行法冲突问题，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样式，从而发展了强行法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不容忽略的是，本案的判决主要集中于对国际法规范冲突问题的解决分析。该判决并没有对普遍管辖权的问题做出正面的论述，但是通过其肯定在任外交部长外交豁免权的不可侵犯性的态度中，我们不难看出法院坚持外交豁免的绝对性。如若国际法院能够明确普遍管辖排斥外交豁免这一观念，依据国际法院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可以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比较强的推动力的，因而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法院的判决又是保守的。然而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这种保守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有关国际规范冲突问题的解决和研究，还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