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妇儿医疗健康科普白皮书.pdf

妇儿医疗健康科普白皮书2025前 言每一位父母，都希望用最科学的知识守护孩子的健康。然而今天，当他们拿起手机寻求答案时，面临的常常是海量信息的冲撞与矛盾。在专业医学知识与家庭健康决策之间，似乎依然横亘着一道无形的沟壑。妇儿医疗健康科普白皮书 正是为了弥合这道沟壑而生。我们希望通过一次系统性的梳理与调研，理解当前知识从专业体系抵达家庭场景的全过程，并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今天，为何一个统一、可信、易用的妇儿健康知识体系依然难以建立？我们的调研从宏观格局延伸至微观实践：审视了体系与政策的导向，洞察了医生在数字平台上的耕耘与困境，也倾听了千万家庭在信息洪流中的真实选择与深层焦虑。我们发现，挑战并非源于某一方的缺位，而在于系统性的“错配”专业的严谨未能有效转化为公众的信任，优质的内容未能精准匹配真实的需求。因此，本白皮书的全部努力，都指向一个清晰的愿景：推动构建一个真正以家庭需求为中心、以专业可信为基石、以智能协同为支撑的妇儿医疗健康科普新生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弥合信息差，更要重建信任链。未来，我们期待看到：医生的专业价值在体系内得到实质性认可，使科普成为可持续的临床延伸；内容的科学质量拥有清晰可辨的标识，让优质信息在算法中脱颖而出；技术的创新应用始终以安全与辅助为边界，成为可靠的知识导航；家庭的真实困惑能够被有效捕捉并反馈，驱动知识体系的持续优化。这不仅是信息的整合，更是责任、信任与智慧的连接。本白皮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与所有关心妇儿健康的同仁一道，共同夯实这条通往健康未来的知识之路让科学的育儿知识，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每一个家庭自然而然、触手可及的可靠支持。核心发现基于对宏观格局、政策响应、供给生态与用户行为的系统研究，本报告按章节脉络形成以下核心发现：第一章：我国妇产儿健康体系的总体格局与现实挑战当前，我国妇儿健康服务体系正经历一场深刻转型，需求核心已从“规模型增长”全面转向“质量型提升”。尽管关键健康指标居于全球前列，但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结构性不均”问题依然突出，服务体系在适配并引领“高质量、体验佳、可及性强”的健康需求方面，面临系统性挑战。第二章：政策框架与治理响应：妇儿健康传播的制度脉络国家通过 健康中国行动 等顶层设计，已将“健康科普”提升至公共健康治理的核心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涵盖内容、渠道、评估的政策体系。然而，研究发现，宏观政策在向医疗机构与医生个体落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执行断裂”，政策愿景尚未充分转化为医院内部可操作的激励机制与资源分配方案，导致一线实践与制度要求之间形成落差。第三章：平台生态与医生科普实践：数字化供给的新通道1.平台功能分化，形成“效率-信任”双重通道：数字化平台已成为健康信息供给主渠道，但功能高度分化。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凭借其强算法与高流量，在大众化触达与即时性信息供给上优势明显；而微信生态（公众号/视频号）则依托其社交信任与机构属性，更多承担起构建深度专业认同与闭环健康服务的功能。2.医生实践嵌入平台逻辑，机遇与挑战并存：绝大多数医生已积极利用平台进行科普，但实践深受平台规则影响。他们既借助平台放大了专业影响力，也普遍面临算法偏好与专业严谨性之间的张力、内容传播的潜在舆情风险，以及因缺乏专门培训而导致的“不会做、不敢做”等现实困境。第四章：用户视角：母婴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与信任机制1.渠道选择呈“分层-兜底”结构：线上渠道（特别是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已成为家庭获取健康信息的“日常默认”选项，而线下专业医疗系统则在疾病诊断、用药选择等高风险决策中，扮演不可替代的“最终信任锚点”与“风险兜底”角色。2.生育决策演变为“系统风险评估”：家庭生育决策的核心逻辑，已从传统的意愿和基础经济考量，转向对教育养育长期成本、托育资源可得性、伴侣支持结构等家庭系统性承载力的复杂评估，呈现出强烈的规划性与风险规避特征。3.对新技术服务持“审慎的便利”态度：家庭对线上问诊与AI工具的使用，已超越“图个方便”的初期阶段，进入“敢不敢真的靠它”的信任评估期。信任的建立严格依赖于服务的正规性、明确的专业背书以及清晰的责任边界。第五章：未来趋势与行动建议：构建智能化、共创型健康传播体系1.医生角色转型需系统支撑：医生群体已普遍认同从“治疗者”向“健康传播者与治理节点”转型的职业方向，但这一转型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内容、技术、政策三方协同的系统性支持，而非仅靠个人热情。2.未来生态建设的关键方向：破解当前发展瓶颈，需共同探索构建一个“可信可用”的支撑性生态。这主要包括：在制度层面，探索将科普价值科学纳入专业评价体系；在行业层面，推动建立妇儿垂直领域的高标准内容认证与平台算法伦理；在技术层面，为AI等工具划定清晰的“辅助”边界与安全红线；在社会层面，构建需求驱动的精准反馈与共创闭环。总结论：本报告揭示，妇儿健康科普领域的主要矛盾，在于已被充分激活的社会需求、专业意愿与技术潜力，与滞后、割裂的系统性支撑生态之间的不匹配。未来的发展，必须从依赖零散、自发的“点状突破”，转向致力于构建一个激励相容、标准清晰、权责明确、技术向善的协同生态系统。我国妇儿健康体系的总体格局与现实挑战1.1 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妇儿健康需求从 “规模型”转向“质量型”1.2 服务体系质量持续提升，但资源结构性不均尤为突出1.3 国际对比:硬指标优异，但体验型服务仍有差距1.4 总结1001008013015政策框架与治理响应:妇儿健康科普的制度脉络2.1 国家战略导向:从健康目标到妇儿健康科普体系建设2.2 健康教育与科学传播的政策体系:从内容供给到治理能力的重构2.3 执行层面的结构性差距:从政策要求到现实落地的断裂2.4 从政策到行动:数字化转向引领健康传播的新阶段2.5 总结0160190210220232ontents3平台生态与医生科普实践:数字化供给的新通道3.1 平台传播生态的纵向演进:从信息到服务的升级3.2 平台横向比较与健康信息传播特征3.3 医生线上科普生态的三层结构：以抖音为例3.4 总结024026030040用户视角:妇儿人群的健康信息行为与信任机制4.1 数据说明与样本画像：这是谁的“用户视角”？4.2 信息获取路径与渠道选择：线上成为 “日常默认”，线下承担“风险兜底”4.3 生育过程中的决策与挑战：生育不再是“愿不愿意”，而是“扛不扛得住”4.4 对线上问诊与健康类AI的信任与期待：从“图个方便”到“敢不敢真的靠它”4.5 总结0410440510480564未来趋势与行动建议:构建智能化、共创型健康传体系5.1 医生角色转型与职业再定义：从“治疗中心”走向“健康治理节点”5.2 健康科普内容的创新与标准化5.3 技术赋能与AI的应用前景5.4 行动建议：构建可持续支撑体系的几个可能0570590620655001 1进入低生育与深度老龄化叠加的阶段，我国妇儿健康面临的已不再是“生得多不多”的问题，而是“生得是否安全、养得是否有支持”的结构性转变。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生育年龄明显推迟、高龄妊娠与慢病合并症增加，使母婴健康需求从以规模为主的数量型扩张，转向以风险管理、连续照护和家庭支持为核心的质量型需求。本章基于国家统计与权威监测数据，从人口结构变化、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医疗资源配置及区域差异等方面，系统呈现我国妇儿健康体系的整体格局与现实挑战，旨在为理解当前母婴健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后续健康科普与服务体系讨论提供数据基础和现实背景。1.1 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妇儿健康需求从“规模型”转向“质量型”过去十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持续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直接影响妇儿健康服务的需求形态和运行方式。与以往不同，当前的人口变化并不仅仅表现为出生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是体现在多个关键人口要素的同步变化之中：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育龄女性规模明显缩小、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使妇儿健康服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妇儿健康需求正在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核心的模式，逐步转向以风险管理、连续照护和综合支持为重点的质量型需求。也就是说，尽管出生的孩子变少了，但围绕孕产妇和儿童的健康问题并没有随之减少，反而在复杂程度和服务要求上不断提高。妇儿健康服务不再只是“接生和看病”，而是需要覆盖孕前、孕期、分娩、产后以及儿童早期发展的全过程。出生人口持续走低：生育率下降成为长期趋势从最直观的指标来看，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十分清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883万人，此后连续多年下降，2019年降至1465万人，2021年降至1062万人，2023年进一步降至902万人。2024年出生人口虽小幅回升至954万人，但整体仍处在历史低位水平，仅为2016年的一半左右。与之对应，出生率从2016年的13.57下降到2024年的6.77，而死亡率则在同一时期我国妇儿健康体系的总体格局与现实挑战002 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并不仅仅是生育意愿变化的结果，更与可生育人群规模的变化密切相关。近几年数据清楚显示，育龄女性（1549岁）数量仍在稳定下降。短短五年间，育龄女性规模减少超过 2000万人，且下降节奏平稳、方向明确，尚未出现企稳迹象。这意味着，出生人口下降并非单一年度或短期现象，而是建立在人口结构持续变化基础上的长期趋势。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数量（万人）合计：32229年龄数量（万人）15岁 17岁 19岁 21岁 23岁 25岁 27岁 29岁 31岁 33岁 35岁 37岁 39岁 41岁 43岁 45岁 47岁 49岁16岁 18岁 20岁 22岁 24岁 26岁 28岁 30岁 32岁 34岁 36岁 38岁 40岁 42岁 44岁 46岁 48岁7106336706557228108719801236 12639519259289408669921139121070264868271775079890912511170110794710588549079641090117030060090012001500保持相对稳定，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自2022年起转为负值。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出生人口持续收缩的新阶段。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188313.577.046.535.583.783.321.450.34-0.6-1.48-0.997.067.087.097.077.187.377.877.7612.6410.8610.417.526.776.396.7717651523146512021062956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0500100015002000出生人口（万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年份03-36912158.52902954003 我国育龄女性人数变化（根据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得出，例如2020年14-48岁女性数量到2021年就是15-49岁女性数量）育龄女性规模的持续收缩，意味着即便在政策支持和社会倡导的推动下，出生人口也难以出现大幅反弹。从服务规划角度看，未来妇儿健康体系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低出生规模、低波动”的常态环境，而不是周期性的大规模出生高峰。与此同时，全国妇幼保健院（所、站）数量在过去十多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在3000家左右。这意味着，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并未随出生人口减少而同步缩小规模。从生育行为层面来看，总和生育率是判断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明显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水平，也低于通常认为的1.5警戒线。尽管最新年度数据尚未公布，但在育龄女性数量持续下降的现实条件下，生育率短期内出现明显回升的可能性较低。350003400033000320003100030000202020212022202320242025322293177131375310443077730591年份育龄女性人数（万）我国妇幼保健院（所、站）历年数量变化（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量32003150310030503000年份3044314430983078306330773080307130523032303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004 各地区出生率 单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高低这种地区差异并非偶然，而是与人口流动、城市化水平、年龄结构和家庭形态密切相关。西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农村人口和年轻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家庭结构仍以多代同堂或亲缘支持为主，生育行为对住房、教育和育儿成本的敏感度相对较低；而在东部超大城市和高度城市化地区，人口流入虽多，但婚育推迟明显，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不断上升，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受到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多重制约。地区分化显著：低生育背景下的“结构性不均”在全国总体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各地区之间的生育水平呈现出明显分化特征。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平均出生率为6.77，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14个省份的出生率高于这一平均水平，其中有10个省份出生率超过8。从全国范围来看，出生率在不同地区之间拉开了明显差距。一方面，西藏（13.87）、宁夏（10.97）、贵州（10.74）、青海（10.11）等省份出生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北京（6.09）、上海（4.75）、江苏（4.98）、浙江（6.17）等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出生率普遍处于全国低位，部分省市甚至低于5。这一格局表明，在同一低生育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区并未呈现“同步下行”，而是形成了差异明显的区域分布。南海诸岛005 以上海为例，其生育特征在全国具有高度代表性。根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2024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72，处于国际公认的超低生育水平；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81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2.58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上海的生育行为呈现出“少、生得晚、风险更集中”的特征。对妇儿健康服务而言，这种结构并不意味着服务需求减少，相反，高龄初产妇比例上升，使单个孕产妇的风险水平和管理复杂度明显提高。与上海形成对比的是广东。2024年，广东新生儿数量达到113.3万人，出生率为8.89，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占全国新生儿总数的近八分之一。作为高度城市化和人口流入大省，广东在低生育背景下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出生规模，体现出明显的区域特殊性。这一现象与广东持续的人口净流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以及部分地区仍较强的家庭和宗族支持网络密切相关。对妇儿健康服务而言，广东既需要应对较大的分娩和儿童保健“绝对量”，又开始面临高龄妊娠、流动人口管理和区域内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服务压力呈现出“量与质并存”的特点。以贵州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另一种结构特征。2024年贵州人口出生率达到10.74，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东部省份。在全国整体低生育的背景下，贵州等地仍处于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且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这种结构意味着，当地妇儿健康服务一方面需要应对相对较大的出生规模，另一方面还面临基础医疗资源不足、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有限、妇产科和儿科专业人力紧缺等现实问题，呈现出“出生量不低，但服务能力相对薄弱”的双重压力。总结来讲，2024 年我国出生率在地区之间呈现出显著分化：东部超大城市和高度城市化地区以“超低生育、晚育和高风险集中”为特征，而西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相对较高出生水平与基层服务压力并存”。这种“地区城市”的结构性差异意味着，妇儿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模式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思路东部大城市更需要精细化、高水平和连续照护能力，而中西部及基层地区则仍需强化基础服务供给、产能保障和资源覆盖，以应对相对更高的出生规模和更薄弱的服务基础。老龄化加速推高家庭照护压力，间接挤压育儿与生育能力我国老龄化进程在近十多年持续加快，且带来的家庭赡养与照护压力正在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94万人，占总人口的8.9%，此后老年人口规模与占比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老年人口规模扩张和比重上升同时发生，“需要被照护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变大。老年抚养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国家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老年抚养比为13.1%，2023年老年抚养比为22.5%。短短十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近十个点，更直观地体现了照护压力的上升。006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万人）比重%老年抚养比%年份在“老年人口明显增多、照护仍以家庭为主”的现实结构下，家庭的时间、金钱与精力资源将被更多地投入到老年照护之中：一方面是日常照料、陪护就医、慢病管理等持续性支出与时间占用；另一方面是照护责任对家庭情绪与压力水平的长期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生育水平走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照护压力更容易从过去的“多子女分担”转为“少子女集中承担”，使中青年家庭更容易陷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对年轻一代而言，这种结构性挤压会直接影响其对生育与育儿成本的判断：可支配资源被老年照护占用，育儿支持不足、照护冲突增加，进而影响生育决策的可行性与育儿能力的稳定性。65岁及以上人口数及老年抚养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妇产医疗风险结构显著上移：从“常规分娩”转向“高风险管理”尽管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但妇产医疗服务所面对的风险并未随之降低，反而在多个关键维度上持续上升。近年来，高龄孕产妇比例明显提高，妊娠合并慢性疾病的情况更加普遍，不孕不育与辅助生殖需求快速增加，同时围产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从“边缘议题”走向“核心问题”。这些变化共同作用，使妇产医疗服务的风险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服务重点不再是以常规分娩为主的规模化接生，而是转向对高风险孕产妇的识别、管理和长期支持。首先是高龄孕产妇比例的持续上升，显著提高了妇产医疗服务的整体风险水平。2016年我国“二孩”政策实施后，高龄产妇数量急剧上升。2019年国家抽样调查显示，高龄产妇比例上升12.49%。高龄妊娠本身并非疾病，但高龄产妇由于卵巢和子宫功能下降，患妊娠并发症的风险大于适龄产妇。研究发现，高龄产妇患妊娠糖尿病的概率是适龄产妇的2.77倍，患妊娠期高血压的概率是适龄产妇的1.55倍。而这些疾病正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在分娩总量下降的同时，单个孕产妇所需要的医学评估、产检频次、监测手段和应急准备反而更多，妇产服务从“流程化接生”转向“精细化风险管理”。05000100001500020000250000510152025007 与此同时，不孕不育发生率上升与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孕产人群的结构。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指出，年龄大于35岁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其不孕症发生率会逐渐增加，其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之后的累积妊娠率和活产率会降低，流产率会增加。虽然辅助生殖显著提高了妊娠成功率，但也同步放大了孕期管理和围产期风险，使高危妊娠在整体孕产人群中的占比不断提高。这进一步推动妇产医疗从“普遍性服务”向“重点人群管理”转变。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孕产妇在围产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已然不在少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在孕期和产后并不罕见，且在高风险妊娠、辅助生殖、少子家庭和照护压力较大的家庭中更为集中。心理健康问题虽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传统医学指标上，但对孕产妇依从性、产后恢复、母婴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具有长期影响。这也促使妇产服务逐步从以生理安全为底线，向兼顾心理支持与家庭适应的综合照护模式转型。总体来看，在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妇产医疗服务正在面对“人数减少、风险上升、服务更复杂”的现实格局。高龄化、慢病化、技术介入增加和心理需求上升，共同推动妇产医疗风险结构整体上移，也为妇儿健康体系在资源配置、服务能力和专业支持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孕产妇死因构成情况变化 单位：%（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6201720182019202020222021年份051015202530产科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心脏病羊水栓塞008 1.2 服务体系质量持续提升，但资源结构性不均尤为突出虽然我国近年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大幅减少，但从妇幼健康领域的核心指标来看，整体服务能力并未因此削弱，反而呈现稳步提升趋势。数据显示，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关键指标在过去十余年持续下降，已处于全球较低水平，并不断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筛查率以及儿童健康管理率等覆盖性指标也保持在90%以上，说明妇幼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和规范化水平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高危孕产妇管理、新生儿重症救治、出生缺陷干预、孕期与产后连续照护等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使我国在面对生育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和病例复杂度上升等挑战时，能够保持较高的母婴安全保障水平。换言之，虽然“生得少”成为新的常态，但“生得安全”“养得健康”的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夯实，妇幼健康事业正在从数量型扩张迈向质量型提升。这一趋势表明，我国妇幼服务体系正由以往的“规模应对”向“精准、高质、连续”的现代化服务模式加速转型。核心健康指标持续优化：我国妇幼健康水平进入较高区间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历年数据，我国妇幼健康的核心安全指标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改善，呈现出稳定下降的长期趋势。无论是孕产妇死亡率，还是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整体表现处于国际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23 年妇幼核心指标：孕产妇死亡率：15.1/10万婴儿死亡率：4.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2从20102023年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妇幼健康指标改善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10年，孕产妇死亡率为30.0/10万，婴儿死亡率为13.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4；到2023年，这三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5.1/10万、4.5和6.2，降幅均超过一半。这一变化说明，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重点已从降低高死亡风险转向在低位区间内持续优化，标志着妇幼安全保障体系已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009 孕产妇保健情况 单位：%（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年份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系统管理率84.185.287.689.59091.591.689.689.990.392.792.993.6产前检查率94.193.79595.696.296.596.696.596.696.897.497.697.9产后访视率90.89192.693.593.994.594.69493.894.195.59696.5住院分娩率合计97.898.799.299.599.699.799.899.999.999.999.999.999.9市99.299.699.799.999.999.910010099.9100100100100县96.798.198.899.299.499.599.699.899.899.899.999.999.9妇幼健康服务覆盖率高位运行在核心安全指标持续改善的同时，我国妇幼健康服务的覆盖水平也长期保持在高位。数据显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率以及住院分娩率在过去十余年中持续提升，并在近几年稳定在较高水平。到2022年，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已达到93.6%，产前检查率接近98%，住院分娩率在城乡均接近或达到100%。这些指标意味着，绝大多数孕产妇能够在孕期接受规范化管理，在分娩阶段进入医疗体系，在产后获得基本随访支持，妇幼健康服务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闭环管理模式。20102023 主要妇幼指标变化趋势（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0201520192020202120232022孕产妇死亡率(/10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0510152005101520253035010 综合来看，孕产妇与儿童健康管理指标的共同特点是：覆盖率高、提升过程稳定。这反映出我国妇幼健康服务已建立起从孕前、孕期、分娩到儿童早期发展的连续服务链条，并通过制度化安排不断向基层延伸。区域差异依然存在：东部接近满覆盖，西部与农村风险更高尽管全国层面的妇幼健康指标表现良好，但区域差异依然明显。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多项妇幼服务指标已达到或接近满覆盖水平，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在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和儿童健康管理率等方面普遍处于全国高位，说明优质资源的长期积累和信息化建设显著提升了服务可及性和规范性。相比之下，部分西部地区仍面临较大挑战。例如，西藏在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检查率和儿童健康管理率等指标上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基层服务能力仍较为薄弱。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覆盖率上，也反映在实际健康结果中。儿童健康管理指标同样呈现出持续改善趋势。新生儿访视率从2010年的89.6%提升至2022年的96.7%；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由81.5%提升至93.3%；7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也稳定提升至94.9%。这表明，我国儿童健康服务已从“基本覆盖”逐步迈向“高频随访和持续管理”，儿童早期健康干预能力明显增强。儿童保健情况 单位：%（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年份2010201320142015201720182019202020212022新生儿访视率89.693.293.694.393.993.794.195.596.296.7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81.58989.890.791.191.291.992.992.893.37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83.490.791.392.192.692.793.694.394.694.9011 各地区孕产妇保健及儿童保健情况 单位：%（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系统管理率97.994.392.491.995.59395.794.99591.89792.493.39596.188.5949694.694.592.39495.192.891.377.996.592.991.697.494.4产前检查率98.498.897.498.298.398.498.398.698.398.798.397.498.397.898.296.197.598.298.198.198.698.697.897.398.688.398.698.297.29998.9产后访视率98.297.294.695.596.896.398.69797.897.498.296.296.296.597.493.69697.296.998.297.996.196.795.697.388.797.496.795.198.398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6.796.69392.795.493.495.894.895.89697.291.194.393.895.790.892.994.392.187.289.193.195.293.892.787.995.394.393.295.896.37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99.391.594.493.59594.497.295.399.397.498.493.595.894.196.59294.595.295.993.89494.695.594.394.187.396.594.592.495.995.5012 从城乡对比数据看，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2023年，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为17/10万，高于城市的12.5/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2，明显高于城市的3.9；婴儿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亦呈现相同差距。这表明，在全国平均水平持续改善的同时，城乡与区域之间的风险分布仍不均衡。监测地区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根据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标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合计202215.76.84.93.1202315.16.24.52.8202214.34.23.11.8202312.53.92.91.7202216.685.73.62023177.25.23.2城市农村这种差异具有长期性和结构性，主要源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一是县级和乡镇医疗机构设备配置水平偏低，关键产科急救设备在部分地区覆盖不足；二是妇产科和儿科专业人力短缺，西部地区医师密度明显低于东部；三是高危孕产妇识别和规范管理能力不足，转诊链条不畅，部分地区急危重症转诊成功率偏低。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制约全国妇幼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的关键短板。机构类型差异显著：公立与民营分工不均，妇产科与儿科负荷分化在区域差异之外，不同类型医疗机构之间的运行状态同样呈现出显著分化。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妇儿医疗服务在公立与民营医院之间、以及在妇产科与儿科等不同专科之间，存在明显的资源利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医疗资源总量不足，而是反映了在出生结构变化和服务需求转型背景下，不同机构功能定位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在病床利用率上长期存在明显差距。数据显示，20152019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整体维持在83%85%的较高水平，其中公立医院病床使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而民营医院则长期徘徊在60%左右。医院病床使用率 单位：%（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医院分类总计公立医院民营医院2015年85.490.462.82018年84.291.163.22019年83.691.261.42020年72.377.458.32021年74.680.359.92022年7175.659.7013 在公立与民营医院分化的基础上，不同专科之间的负荷差异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妇产科医院平均开放病床数为57030张，但病床使用率仅为42.69%；相比之下，儿童医院平均开放病床数为 47584张，病床使用率达到67.7%。这一对比清楚表明，在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传统以分娩为核心配置的产科床位需求显著减弱，而以存量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儿科医疗需求则保持在较高水平。这种专科层面的差异反映出妇儿医疗服务结构正在发生深层调整。产科服务高度依赖出生人口规模，当分娩数量持续下降时，单纯以接生为核心的服务模式难以维持原有负荷，床位空置成为普遍现象；而儿科服务则更多面向长期、连续的疾病治疗和健康管理，其需求不随出生人口的短期变化而同步下降。这也使得在同一妇儿体系内部，出现了“产科相对空置、儿科持续承压”的并存状态。综合来看，我国妇儿医疗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资源总量不足，而是机构类型与功能定位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部分民营医院和产科专科机构床位利用率偏低；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和儿科机构仍承担着主要服务压力和风险管理任务。这种分化格局表明，在低生育时代背景下，妇儿医疗体系亟需从以分娩数量为导向的配置逻辑，转向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结构的功能调整和资源再配置。1.3 国际对比：硬指标优异，但体验型服务仍有差距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在妇幼健康“硬指标”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多个核心安全指标处于全球较好水平，甚至优于部分发达国家。这表明，中国妇幼健康体系在基础医疗保障、风险识别和急危重症救治方面具备较强能力，能够在大规模人口背景下有效保障母婴生命安全。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围绕孕产与育儿过程的心理支持、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和社区化服务等“体验型”“支持型”环节仍存在明显差距，妇幼健康服务在“安全之外”的质量维度仍有提升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妇幼健康核心“硬指标”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无论是孕产妇死亡率还是婴儿死亡率，中国妇幼健康体系在基础医疗保障、风险识别和急危重症救治方面已具备较强能力，能够在大规模人口背景下有效保障母婴生命安全。2022年两种医院床位利用情况（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医院类型妇产科医院儿童医院平均开放病床数/张5703047584病床使用率/%42.6967.7014 孕产妇死亡率国际对比（国际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组织）婴儿死亡率国际对比（国际数据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2023）地区/国家中国城市农村日本（2021年）韩国（2022年）英国（2024年）美国（2019年）婴儿死亡率（）4.52.95.21.72.33.95.6地区/国家中国（2023年）城市农村美国（2023年）英国（2023年）日本（2023年）孕产妇死亡率（每十万）15.112.517.01783但国际对比的意义，并不仅在于确认“安全水平是否达标”，更在于观察：在死亡率已经较低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如何进一步提升孕产与育儿过程中的支持质量和生活体验。在这一层面，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而差距并不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本身，而更多体现在社区支持、家庭服务和连续照护体系的完善程度上。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方面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其妇幼健康体系的重点并不止于医疗安全，而是高度强调“产前产后育儿”的连续支持。日本普遍实行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母子健康管理制度，孕期即开始由社区保健人员介入，产后提供上门访视、育儿指导和心理支持服务。母子健康手册制度实现全国统一覆盖，使孕产妇在不同阶段都能获得清晰指引和稳定支持，减少了对单一医疗机构的依赖。英国的经验则体现了社区化服务在妇幼健康中的核心地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中，助产士和社区护士是孕产服务的重要承担者。孕产妇在产后短时间内即可获得社区助产士上门访视，围绕母乳喂养、产后恢复、心理状态和家庭适应提供持续支持。这类服务并不以“治疗”为导向，而是以“陪伴和支持”为核心，有效缓解了孕产妇在出院后可能面临的照护断层和心理压力。北欧国家在妇幼健康领域同样强调社区和家庭层面的支持。以瑞典、挪威、丹麦为代表的国家，将孕产与儿童健康服务深度嵌入基层社区体系之中，家庭访视、父母教育课程和公共托育服务高度普及。孕产妇和新生儿不仅被视为医疗对象，更被视为需要社会系统共同支持的家庭单元。这种模式在降低焦虑、提升育儿信心和减轻家庭照护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妇幼健康体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保安全”的能力上，而在“全过程支持”和“社区化服务”方面仍显不足。当前，孕产妇和家庭在医疗机构之外可获得的系统性支持相对有限，心理支持、家庭访视、托育衔接等服务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稳定、均衡的服务网络。这种差距虽然不会直接反映在死亡率等硬指标上，却会深刻影响孕产体验、育儿信心以及家庭对生育风险和成本的整体感知。015 1.4 总结综合本章关于人口变化、区域差异、机构类型分化以及国际比较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妇儿健康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疗安全问题，而是在低生育背景下逐步显现出的结构性失配问题。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生育基础收缩和家庭结构变化，使妇儿健康需求在规模、结构和内容上发生了系统性转变，但服务体系的配置逻辑与运行方式尚未完全同步调整。从需求侧看，妇儿健康服务呈现出“总量下降但复杂度上升”的特征。一方面，出生人口减少直接削弱了以分娩数量为核心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高龄妊娠、慢病合并症、辅助生殖以及围产期心理问题增加，使单个孕产妇和儿童所需的服务更长期、更精细，也更依赖连续支持。这种变化意味着，妇儿健康问题已经从“如何接生更多孩子”，转向“如何为更少但风险更高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持”。从供给侧看，资源并非整体不足，而是分布和功能错配。一方面，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东部超大城市呈现超低生育与高风险集中并存的特征，中西部和部分农村地区则面临出生水平相对较高但基层能力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机构类型分化突出：公立医院和儿科机构持续承担主要服务负荷，而部分产科床位和民营机构资源利用率偏低。这表明，当前妇儿医疗体系存在“有的地方闲、有的地方紧”的结构性矛盾。国际比较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性质。中国在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核心安全指标上已达到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