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中国商帮报告.pdf

中国商帮报告1 中国 GDP 总量自改革开放元年的 3,645 亿美元增长至2021 年的约 177,300 亿美元，社会财富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底蕴深厚的晋商、徽商，承前启后的浙商、粤商、苏商和闽商，快速发展的鲁商、豫商、京商、沪商，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代表性商帮，而商帮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在。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观察者，胡润百富此次聚焦各大主流商帮，携手广州温州商会发布2022 年中国商帮报告，洞察商帮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贡献，激励企业家推动、促进当地乃至国内外区域文化的丰富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兴旺。受篇幅限制，我们的这版报告主要聚焦于六个商帮。晋商和徽商是传统商帮的代表，我们将关注他们留给后世的历史启示。2021 年胡润百富榜中，浙商 335 人上榜，连续四年位列全国总人数第一，粤商、苏商、闽商分列二至四位，因此我们认为，浙、粤、苏、闽构成当代中国的四大商帮，我们将对这四大商帮进行剖析，观察他们强大兴旺的原因，进而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多有益的启发和参考。本次报告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各个商帮的差异，因为有了差异，就有了百花齐放的基础，就能够相互借鉴、优势互补，最终形成中国经济的蓬勃局面。传统商帮的晋商和徽商就是风格完全迥异的两个商帮。晋商在北；徽商在南。晋商重利，做生意特别精明灵活；徽商重名，崇拜儒学的同时恪守传统道德礼教。晋商崇拜关公，关公是山西的精神图腾；徽商重视公关，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典型代表。晋商依附官僚，但自己不一定要做官；而徽商自己就想做官僚，许多人经商的目的就是最终能进入官场。晋商重视地缘，乡举避亲；徽商重视血缘，宗族抱团。现代商帮更加需要我们的观察和借鉴，比如粤商，他们勇于冒险、大胆变革，他们“借鸡生蛋”、灵活变通，他们有着不竭的斗志，还有着普济的情怀。再比如苏商，他们有着稳健谨慎、低调隐忍的处事观，绅商相通、坐地行商的经营观，也有着开放包容、共同富裕的责任观。闽商也在快速复兴，他们笃信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理念，所以他们有无所畏惧的胆量、自我发奋的拼劲。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浙商，不仅因为他们是当代中国第一大商帮，更加因为他们内部也是风格迥异。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相对接近。首先，他们起点较高，因为历史上就有传承。第二，他们的文化基础好，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第三，他们的经济体量比较大，资产偏重。但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也有区别，宁波商帮更加国际化，绍兴商帮更加本土化。宁波商帮更加开放、灵活、创新，而绍兴商帮相对低调、务实、稳健。温州商帮和金华商帮比较接近。首先，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商帮，底子比较薄。第二，他们没有太多的精英气味，非常草根、吃苦耐劳，因此也勇于闯荡。第三，他们的资产比较轻，许多是轻工业，经营比较灵活，个体经济比较发达。而温州商帮和金华商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金华商帮比较精细、审慎，做事也比较独立。温州商帮则比较粗放，勇于闯荡，抱团意识极强。通过这份报告，您可以了解商帮兴起的背景，传统商帮消亡的启示，当代商帮的转型特征和蓬勃发展的原因，各大商帮的各自特点和发展经验，商帮对当代社会的突出贡献，以及中国商帮未来的发展趋势。祝您阅读愉快！开篇胡润 Rupert Hoogewerf胡润百富董事长/首席调研官 2目录胡润开篇01.报告亮点04.1.1 商帮的界定1.2 商帮的兴起背景1.3 传统商帮的特征1.4 商帮的现代化转型第一章 中国商帮的缘起与发展06.2.1 传统两大商帮之晋商2.2 传统两大商帮之徽商2.3 现代四大商帮之浙商2.3.1 温商2.3.2 甬商2.3.3 越商2.3.4 婺商2.4 现代四大商帮之粤商2.5 现代四大商帮之苏商2.6 现代四大商帮之闽商第二章 中国主要商帮代表12.123 关于胡润百富集团71.关于广州温州商会70.研究方法与版权声明72.附录 专访摘录44.3.1 中国商帮的当代价值3.2 中国商帮的未来趋势第三章 服务当代，继往开来40.46 41商业团体的兴起离不开强大的国力支撑和开放的营商环境传统意义上的各地商帮从明朝兴起，得益于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进化，带动经商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而推动更多商人的聚集，形成商帮；明代中后期全国领土统一，鲜有战乱，交通条件大为改观，因此大规模的商品高效流通，推动商人结成群体；白银货币化提高了结算效率，推动了商品的高效流通和运转；明朝商业税率偏轻或相对变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改善了经济活力；世人的思想日益多元开放，认可经商的价值。因此，共同推动祖国强大、不断优化经商环境是商业人士共同的使命。2关注制度建设、发展实体经济、扩展人才选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传统商帮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明清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商帮一般被认为是晋商和徽商，“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但是，近代以来，两大商帮陆续衰落，给后代商帮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传统晋商虽然做出了相当多的机制创新，但在对内运营机制方面缺乏内部竞争机制；在经营范围上，晋商始终停留在“一买一卖”的商品交易和“一存一贷”的金融业务中，投资实业极其有限；在人员选用上，晋商重视乡里关系，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徽商则过于依赖官府给予的盐业垄断地位，缺乏自主创新；面对新的时代新机遇，因循守旧，沉迷过去，最终痛失发展机遇；另外，徽商的崇儒心理根深蒂固，无论生意大小，总是被做官为仕的观念所牵绊，因而经商时难以做到心无旁骛、精耕细作。3浙商是当代中国第一大商帮，浙商不是“一个菜”，而是“一桌菜”，温商、甬商、越商、婺商各具特点、百花齐放现 代 浙 商 是 中 国 商 人 的 翘 楚，2021 年胡润百富榜中，浙商 335人上榜，连续四年位列全国总人数第一。浙商善于把劣势转为优势，以“掠夺精神”开创天地。浙商内部百花齐放，因此浙商不是“一个菜”，而是“一桌菜”。温商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崛起的年轻商帮，他们敢打敢拼、团结共荣、吃苦耐劳、不断创新，温州人走到哪，哪便是市场。甬商融贯古今、会通中外，他们稳中求进地引领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是传统十大商帮中较少做到成功转型的。越商刚柔相济、外圆内方，“勾践原型”是其最根本的内核，同时也引入了稳健、内敛的元素。婺商的特征是于细微处见真章，历来对细节有很高要求，他们总是能从小事入手，从小处创新，从微末小趋势中发现大商机，最终成就大事业。报告亮点 45 5 4果敢勇猛、灵活思变的粤商，低调务实、理性包容的苏商，爱拼才会赢的闽商，与浙商一道共同推动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根据2021 年胡润百富榜，粤商增加 16 人至 309 人，保持第二；苏商增加 33 人至 168 人，保持第三；闽商增加 1 人，达到 100 人，保持第四。粤商、苏商、闽商和浙商一道，构成当代中国的四大商帮。当代粤商秉持“模仿创新”发展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勇于冒险、大胆变革，他们“借鸡生蛋”、灵活变通，他们有着以商场为战场的不竭斗志，他们还有普济的情怀，2021胡润慈善榜中粤商人数排名第一。明清洞庭商帮，成就了当代苏商的魂魄，一代又一代的苏商在摸索中不断优化江苏模式。苏商有着稳健谨慎、低调隐忍的处事观，绅商相通、坐地行商的经营观，也有着秉持开放包容、共同富裕的责任观。由于历史原因，闽商在海外极其强盛，到了当代，国内的闽商也已成为重新崛起的东南经济支柱。闽商笃信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理念，所以他们有无所畏惧的胆量、自我发奋的拼劲，同时也践行着无所保留的反哺。5现代商帮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商帮的文化精髓与传统作风，同时正在重塑现代商业世界，为全社会带来福祉现代的商帮，弘扬着中华传统美德，向社会传播着“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内涵。许多地方性的商会承担融资担保的任务，实现内部或者外部的资金统筹和调配目标，为其信用不足的成员提供融资服务，孵化了众多优秀的小微企业。同时，各地商帮是处理企业内外关系的润滑剂，可以为民营企业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运营效率。另外，各地商帮在各地招商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升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是，各地商帮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凝聚着国内企业家向心力和战斗力，推动我国市场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6不断迭代优化、与时俱进，中国企业家们未来势必联合成为“中华商帮”，共同拓展国际市场未来的中国商帮将呈现以下三个趋势：商帮运作将逐渐摆脱会费依赖，更加市场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帮将经营重点落在“集体性投资、合作消费、政府及第三方购买服务”三个方面。商帮内部不再是同一业务类型的抱团取暖，而是相互协作、资源互补，向立体化、生态化、协同化的整合型道路发展。考虑到各自所在的区域特征和产业优势，同一根基、不同注册地的商帮将更多地合作和互补，地域商帮（本地和异地商帮）也更容易实现“一地多帮”。中国商帮的概念将突破某省、某市的地域限制，而是拓展到国家层面、民族层面，他们将联合国内的其他跨行业、跨地域的企业，形成扎根于中国的“中华商帮”，共同迎接国际竞争和挑战。6 6第一章中国商帮的缘起与发展图片来源：Getty Images7 1.1 商帮的界定 传统意义的商帮：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集团清人徐珂在他编撰的清稗类钞中写道：“客商之携货运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他所说的“客帮”非常接近于本次报告的主题：商帮。在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张海鹏和张海瀛对商帮的定义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 相亲相助 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织、计议的一种既 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在 2012 年出版的当商帮已成浮云中，徐志频认为“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组成的帮派性组织。”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走马看商帮中把商帮的定义做了进一步精简：“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清代灭亡之后，传统意义的商帮已经灭亡。解放之后，经历了公私合营、“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旧的商帮已经连根拔掉，新一代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与历史上的商帮并没有实体或法律层面的传承关系。现代意义的商帮：依法组建的地域性、互助性、非营利性商业联盟时至今日，新生代商人的血脉中依然流淌着民族商业的使命，在科技力量日占上风的全球化经济中，我国的各地商帮也将智慧、精神、道德打造成和谐统一的商帮文化。今天的商帮，在精神文化上延续了古代商帮的精华部分，在形式上，逐渐演变为了各地方商会。由商帮演化过来的各地商会，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一般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2019 年 1 月，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帮助我国的商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当代的商会主要分两类：一种典型的商会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另一种商会是地域性商会，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家、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自愿组成的组织。综上所述，胡润百富对现代商帮的定义如下：现代意义的商帮，是以地域为纽带，以互助为宗旨，依法组建的保障全体成员利益发展的非营利性商业联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81.2 商帮兴起的背景 萌芽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商帮的萌芽期始于唐宋。唐朝开始出现了市和坊的概念，市即是集市，坊指居住区。唐朝是市坊分开，宋朝则是市坊混杂，商业区与居住区的结合，间接促进了从事商业贸易的人越来越集中。唐宋时期虽然没有后世商帮以血缘或地域为纽带的明显特征，但唐宋已有了抱团打拼的雏形。宋代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国家未能统一，造成了两个后果：中国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交通运输受限，参与交易的卖家和买家人数受限，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宋代官方限制许多产品的商品贸易，例如西夏对宋禁马，而宋对西夏则禁兵器、粮食等，这无疑阻碍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难以出现商帮。商帮真正的确立和兴盛是在明清时期。张海鹏、张海瀛先生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指出，“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 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 商 而无 帮。”生产力发展、领土统一、支付便利、轻徭薄赋、思潮多元的社会环境推动商帮崛起传统意义上的各地商帮从明朝全面兴起，是因为明朝的社会环境为商帮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一，资本主义萌芽有利于商人集团的兴起。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部分产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进化会带动经商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能力较强的商人慢慢地积累大量资本，并在当地拥有较强的号召力，进而推动更多的人因利益而聚集过来，形成商帮。其二，明代中后期全国统一，交通条件大为改观。范金民教授在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提到，伴随着道路交通的畅达，商品流通日益兴盛繁荣，商人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可以说,交通条件的改观，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推动着商人结成群体。其三，白银货币化提高了结算效率，推动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越是经济发达的商品流通之地，白银的货币化对其越为有利。明朝赋税一概征收银两,简便了征收程序,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展开，也有利于商帮群体的产生。其四，明朝商业税率偏轻或相对变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这有利于商人实力的增加和商人集团的产生。明廷征收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较之宋元两代较轻。其五，世人的思想日益多元化。特别是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不断批判道学家的虚伪，也改变了当时人的三观。经商，不再是件不光彩的事。甚至在明朝嘉靖年间，还有商人因为卖的丝绸多，而被嘉靖皇帝赐予官职，这更助长了世人经商的风气。图片来源：Getty Images9 1.3 传统商帮的特征 亲缘关系是中国传统商帮的重要根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乡土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血缘/亲缘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之一。乔亦婷在从亲缘、地缘、业缘角度论古今商帮中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多是局限于父子代际因袭，家族式或家庭式是传统工商业核心的组织形式，家族、宗族关系又进而扩展为同乡同籍的关系。并且，古代社会信息不透明，信息传递存在障碍，不可测的风险较多，于异地经商时，其不安全感自然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集合个体力量，特别是基于共同的语言、风俗、信仰的同籍商人，是增强安全感的一个有效方式。在这种诉求下，逐渐形成了会馆、行商等，并形成了更大的商帮集团。诚信是中国传统商帮发展的文化基因深受儒家诚信思想熏染的中国传统商帮，一般都会以人品为重。在他们的商务活动中，坚持诚实守信、以诚立业，在经营活动中以信取人重承诺、守信义，铸就了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价值理念。梁小民教授认为，商帮诚信的建立手段，一靠道德说教，二靠制度。从道德的层面上，各商帮都推崇诚信为最大美德。一种方法是树立诚信的偶像作为榜样，例如晋商是把关公作为诚信的榜样，倡导“关公崇拜”。二是用传统文化来教育人，例如徽商极其重儒，非常重视阅读儒家经典。在任何时代，道德说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起到更大作用的还是制度。但是，当时并不存在作用于全社会的法律或其他制度安排，有的只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制度。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把前一种建立在普遍社会制度之上的信任称为高层次信任或无限信任，即可以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这种信任才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后一种是建立在局部性制度之上的信任，也称为低层次信任，或有限信任，即只相信自己熟悉的人，传统商帮中诚信建立的制度基础就是后一种。依赖官僚资源是传统商帮的顽疾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商会会长伍继延认为官商联结是传统商帮的一大特点。商人通过攀缘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一些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与政治的融合。依赖官僚资源，讨好地方官员，对各地商人及商帮具体有以下好处：第一，通过与官员发展良好关系有助于在当地获取一些商业资源，尤其是某些资源的垄断经营权。第二，可以利用与官员的关系，变相影响官员制定对自身更有利的政策。第三，借助和官僚的关系，可以在商业领域获得更高的话语权，赢得更多的商业合作关系。虽然商人结交官员会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是对商帮而言，总体收益依然普遍大于成本支出。梁小民教授还指出，传统的官商勾结有三种方式：方式一，在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市场上实现钱权交易。如果把一个家庭放大为一个家族，这种结合则更容易实现。徽商中一种做法是，在自己家族内找若干个善于读书的孩子，由整个家族供其上学，当官后为整个家族服务。方式二，对官员行贿。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一种形式。例如晋商各商号票号都有自己相好的官员，这些官员不仅平日提供相助，而且关键时候能代商发言。方式三，商人买官。买官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凭着官员的身份可以进入官场，虽然所买的都是虚职，但凭这种身份进入官场寻找权力的卖方，还是有利益空间的。所以，晋商、徽商做大之后都普遍会买官。通过依附官僚资源，商帮可以获得额外助力而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路径依赖也削弱了自身的环境感知力与抗风险能力。例如徽商靠政府关系获得了盐业垄断权，坐享其高额利润，结果内功不修，直接导致其在晚清时期的衰亡。梁小民教授认为，商帮诚信的建立手段，一靠道德说教，二靠制度。10 从依赖人治转向规范制度传统商帮中，儒商精神主导各大商帮文化。儒家核心思想是“仁”，无论是组织内部的管理，还是商帮之内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协作，他们都主要依靠儒家思想进行指导，强调“人治”。现代商帮的主体是企业家。在现代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及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企业必须积极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进与创新，推动经营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所以，越来越多的商帮除了秉承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关注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以各地商会为表征的现代商帮，是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法人资格的最终确认，使各地商帮最终确立了法律主体地位，真正拥有了法律赋予的仲裁权利。从商贸运输转向全产业链覆盖传统商帮中，晋商的地位较高，山西商人曾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清朝后期，宁波商帮也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发展迅速。至于其他传统商帮，盈利方式更多的是依靠从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所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商帮主要从事商贸运输，而在实业制造方面则涉及较少。现代的中国商帮，则已经将当代商业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充分的覆盖。美国曾经可以做到全产业链通吃，而其之所以让出了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宝座，放弃了全产业链，是因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必须要像中国这样有10亿人口以上体量的国家，才能够承接下全部生产工艺。中国当代的许多商帮，由许多微型企业组成，其优势体现在采购、质量控制、成品销售全部集中于企业所有者，管理半径短，效率极高，这也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1.4 商帮的现代化转型大多数传统商帮随着封建政府的衰亡而没落。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商帮开始复兴，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新粤商、新闽商、新浙商等现代商帮迅速成长起来，这些商业团体展现出了与旧商帮截然不同的时代面貌。图片来源：Getty Images11 从依赖官僚转向自主创新官商联结是传统商帮的最突出特点。伍继延认为，商人巴结权力也是无奈之举，封建社会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不允许商帮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出现，因此只会出现权力压制商业与商人，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奴仆。商人集团要想做得更强，走向官场仕途就是一条必选之路。现代商帮的发展，则更多靠自身的硬实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商帮和企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同时，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又可以提升商帮整体的产业竞争力。1978 年以前，我国的个体经济零星存在，私营经济禁止发展。现如今，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全国工商联的“2021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 500 强”中，500 家企业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33 万件。当今时代是知识与信息的时代,“转型升级”成了企业及商帮的共识。图片来源：Getty Images11 12第二章中国商帮主要派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213 2.1 晋商晋商，通常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凡从事手工生产、贩运贸易、商品交易及金融业务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为晋商。所以，晋商又俗称“山西帮”。自明初到清末，晋商崛起并纵横商界超过 500 年，经营项目“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发展至清代更是盛极一时，票号的创立令晋商在金融业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一度成为世界闻名的商帮。虽然传统晋商已经随清王朝的覆灭而走向衰亡，但“晋人善商贾”，“晋人长理财”被誉为佳话，至今传颂。明清以来，各个商帮的发展与演变有其独特的规律性。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商帮，因受不同社会环境的制约，其兴衰消长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明清两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石商帮、龙游商帮。明清时代影响力最大的一般被认为是晋商和徽商，因此本报告将着重关注晋商和徽商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启示。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又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根据2021 年胡润百富榜，从企业家的出生地来看，浙商的人数连续四年位列第一，2021 年增加 27 人至 335 人；粤商增加 16 人至 309 人，保持第二；苏商增加 33 人至 168 人，保持第三；闽商增加 1 人，第一次达到 100 人，保持第四。因此胡润百富认为，浙商、粤商、苏商、闽商可以视为现代中国的四大商帮。本报告将重点关注浙商、粤商、苏商、闽商的历史进程、当代发展，以及它们各自的精神文化特征，期待全国的企业家们学习并发扬其优良的精神风范，向上向善，助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4 充分利用政策红利是晋商辉煌的基础 明朝政府推行“开中制”，晋商顺势而上发展盐业开中制的起因，是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而九边距离统治中心南京遥远，后勤补给困难。所以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明朝与山西商人达成协议，由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可获得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开中制的执行过程是晋商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然后官府给予他们食盐运销许可凭证，商人再执此凭证到官方的盐场去领盐，进而向社会销售食盐。本质上，商人赚的是差价利润（贩卖食盐的销售收益减去输送给边关的粮食成本）。由于盐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古代盐业的特殊性质，使得盐业获利相当可观。明朝官府开放北方贸易，晋商抓住“走西口”的历史机遇明万历十年，蒙古俺达汗内附，创造了北部安定的和平环境，为对蒙、对俄贸易提供了可能。至清初,晋商因满蒙市场开放后,又活跃于潜力无限、利润丰厚的东北边贸市场。他们充分利用山西地处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过渡地带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进入广阔的南北物资交流领域，以内地的粮食、布匹、茶叶、药材、铁器、手工艺品等与牧民交易。这样，山西人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晋商也由最初的贩粮贩盐开始积累资产，经营的地域不只局限于西口，开始涉足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清朝平定西北叛乱后，晋商乘势开辟新市场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以及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清朝中前期，康雍乾三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战事结束后，后勤基地杀虎口成为内地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山西商人反应最快，随即组织面对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在对俄贸易中，当时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绸缎、布匹、药材，换回的是毛皮、呢绒等中国内地富贵人家的必需品。由于杀虎口地区往来的客商越来越多，甚至造成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其实明朝中后期，晋商就已经形成很多地方性的商帮。随着其实力的壮大，在清朝又建立了很多同乡会馆，并且创建了盐行、药行、布行等各行业的一些大商号，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各自的分号。图片来源：Getty Images15 晋商文化：智勇双全、信义为本的关公精神关公为山西运城人，也是晋商的精神文化图腾，晋商的行为处事中处处透露出关云长的风骨，晋商对关公精神的崇拜也被贯彻到其商业活动当中。一双慧眼，洞察时代的需求三国时期的樊城之战，关羽观察到了秋雨连绵、襄江水涨，最终水淹七军、以少胜多。晋商也普遍具有很强的审时度势的能力。明清时期，他们多次利用政策敏感性，兴盐业、走西口、设商镇，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清朝中叶，随着商业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对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业务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晋商于是逐步适应金融汇兑业务的需要，由单一的商品流通开始向金融业转型发展，开始办起不同形式的金融商号，有钱庄、银号、当铺、账庄等。钱庄和银号主要是兑换银钱、鉴别银钱质量；当铺从事典当和放高利贷；账庄借钱给人，收取高利贷。勇于探索，首创一系列商业新模式关羽单刀赴会走东吴，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胆略。而晋商也在当时的封建经济社会中，大胆地开创出了相当多的新制度和新模式。张志文在创新机制变化与明清晋商的兴衰中提到了以下几点：在产权制度方面，最早运用“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股权多元化，大的商号一般都会有多个股东参股。第二是控股管理，商号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即大东家。企业重大决策由大股东做出，其他小股东只分红，不参与决策。第三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晋商“东掌制”经营管理方式，有着明确的权责机制，财东是资产的所有者，对商号盈亏负无限责任，掌柜是商号的经营者，对商号经营负全责。在激励制度方面，首创员工“顶身股”分红制度。“顶身股”由晋商首创。在这一制度下，掌柜（经理人）及伙计（员工）依其智力或体力分别顶大小不等的“身股”。身股并不实缴股金，也不承担亏损责任，却能同“银股”（财东以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形式投入商号的资本）一起参加会计年度企业利润的分红。顶身股制是现代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雏形，是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家的资本联合创富、公平享利的一种形式。在业务模式方面，日升昌票号创办，成为中国票号之首创。山西票号的出现，把账局的业务从存、放款业务扩大到存、放、汇款，其业务特征就是办理汇兑，甲地存款，可凭一纸票据到乙地取款，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商业革命。咸丰、同治年间，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市场，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笃守信义精神，树立明清商帮典范徐州之战后，关羽、刘备失散。关羽不负所托，誓死保护刘备家人，并坚守桃园结义的承诺，只降汉不降曹。深受关公信义精神的影响，晋商能够做到交易不欺不诈、诚信为商、严格自律。近代山西商人主要从事票号和钱庄等金融生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保障。要让该生意长期正常地运转，需要晋商团体高度的诚信精神。在晋商经营过程中流传着这些信条：“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等，这些信条真实体现了晋商恪守诚信的经营守则。关羽单刀赴会走东吴，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胆略。而晋商也在当时的封建经济社会中，大胆地开创出了相当多的新制度和新模式。16 近代晋商没落的借鉴意义近代之后，晋商走向衰落，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中收获以下启示。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倒逼企业自身发展陈科在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探析中认为，晋商的内部经营制度背离现代西方式的商品经济性质。晋商内部运营，有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之下有伙计，而且总号对分号有绝对的权威控制。这样的运营机制是和近现代的企业运营有一致性的。但是，晋商的运营机制缺乏充分的内部竞争机制。身股制虽然激励员工上进，但不是以竞争为目的，而是为了培养业务熟练的、忠心耿耿的技工人员，没有触及商品经济的竞争本质。近代晋商这种严密的封建性机制，屏蔽了晋商内部一切竞争优先的平台，是严格的信息控制、人员控制，这虽然有利于内部团结，但是背离了商业本身的规律。晋商的这种性质，从本质上说还是宗族文化、团结至上、服从第一的封建仆从伦理的表现。任何时代都需重视实业商业领域里的竞争，表面上似乎是销售领域的争夺，实质上是整个工商领域的较量。在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将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转运到另一个地方销售就会获取利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商品，还必须在质量、信誉、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特别是要稳定货源、提高货源质量和规模，这就必须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进行转移。重“商”必须重“工”，没有产业的支撑，商业很难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商业竞争力强盛的重要原因。尽管雄居中国商界百余年，但传统晋商始终停留在“一买一卖”的商品交易和“一存一贷”的金融业务中，投资实业极其有限。总之，晋商始终恋商厌工，他们坚持不投资、不下海、不转化，这导致了其后劲不足。时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广纳人才孙智勇晋商衰落原因探析中提到，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也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地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面对外界变化难以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17 2.2 徽商徽商是原徽州府籍（今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的商人结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自明朝中叶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徽商创造了雄踞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辉煌，其商业资本之巨，经营地域之广，从业人数之众，均为一时之冠，“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大奇迹。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官僚背景是徽商崛起的基础孟凡胜在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中提到以下几点徽商的兴盛原因：交通优势。徽州地处吴、楚、越三地交汇的江南之奥壤。从地图上看，东下行新安江到杭州，西俯冲鄱阳湖至九江，东北方向遥视苏州，西南方向瞻望南昌。各个重镇之间，徽州几在中心节点。通过徽杭、徽饶、徽宣和徽池等各条水道的强大物流成本优势，使得徽州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距离大为减少。同时，徽州物产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粮食产量低，同时木、茶的质优且高产，使得对外贸易的需求强烈。区位优势。中国传统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长江以南相对安定。于是，北方人口、技术和财富形成了几次比较大的南向迁移浪潮。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徽州不断地积累着各类资源。徽州群山围护，形如一城，长江束水横流，是天然的护城河，因此可以将外界的战争隔离。江山的隔绝，区域的安定，使得资源渐渐沉淀、孕育并生发，进一步激活、重整和富庶了徽州。人才优势。历史上一代代的中原衣冠大族间续迁转至徽州，徽州土著与北方移民之间彼此互动，相谐共存，最终鱼水交融，徽州人整体上渐渐知理明道。宋代以后，徽州书院众多，官、私学发达，又有浓烈的理学氛围，因此徽州科举极为兴盛。宋及明清，徽州科第连绵，人文鼎盛，名臣辈出，这些都为徽商崛起和兴盛提供了基础。产业垄断优势。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经营大都受官府影响，徽商主要从事盐、茶、典、木、粮等行业，其中尤以盐商最负盛名。盐业经营利润最高，其受国家高度重视和严密控制。鉴于此，徽商通过担任纲首、总商等职，极力维护自身盐业的专卖地位，其与朝廷交涉很深。同时，徽商也通过捐献、报效朝廷大量银两，获得职位，成为官场中人，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障了徽州盐商的官商地位，徽商由此获取了巨大的垄断利润。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8 徽商文化：贾而好儒，讲信修睦 尊儒业儒的求知意识许顺进等在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研究中提到：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的美名，程朱理学在徽州拥有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使得徽人在外出经商时依然是“尊儒”有加。“贾而好儒”成了徽商的一大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徽商是一个儒味很浓的商人集团。在徽商的人员构成中，以“业儒”出身者居多。他们或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弃儒从贾，或在“张贾”获利之后转而“业儒”，或“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亦贾亦儒。其二，徽商热衷于延师课子、捐资办学、振兴儒业。在徽商中，“富而教不可缓也”是共识，因此，当他们经商富裕之后，多不惜重金而延师课子，捐资办学。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徽州书院之盛无疑是徽商慷慨资助的结果。其三，徽商崇尚儒道经商。由于自幼受到儒学教育，大多数徽商能“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人于信义，不失儒风”。因此，儒家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徽商的经营理念当中，成为大多数徽商的经营哲学。诚信守诺的优秀品格儒家的诚信观始终贯穿于徽商的经营艺术中，崇尚信义、以质取胜、薄利竞争、以诚待人、以信服人成为众多徽商的信条。正是这种诚信为本的经商作风，使徽商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信任。所以，徽商经营之处，顾客“绾毂归之”、“归市如流”，从而造就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谈。徽商的儒商本质使其身体力行了儒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以“诚信为本，以义为利”为徽商精神核心。他们高度重视商誉，不惑于眼前小利，放眼长远，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精工细作，以品牌、质量、诚信建立起商业信誉的无形资产，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涌现出许多深受顾客信赖的老字号商铺，如王致和、张小泉等等。勤俭的徽骆驼精神叶显恩在论徽商文化中提到，移居徽州的中原士族，一方面对自身原先优越文化的传承产生危机感，一方面直面尚待开发的重峦叠嶂、几乎无发展农耕潜力的生态环境而困窘。这双重困境迫使他们在这片“依山阻险，不纳王租”、“勇悍尚武”、“断发文身”、“火耕水耨”的新环境中，铸就了勤勉俭朴的精神，亦即后人所称的“徽骆驼”精神。勤与俭，本是儒家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训诫。安贫乐道、内圣外王、入世拯救，是儒家传统的精神。徽商以勤与俭作为崇奉的信条，载于家法、族规，用以规范族众，他们将勤、俭写入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时时自省。图片来源：Getty Images19 近代徽商没落的历史借鉴近代徽商的没落，首先有外在无法抵抗的因素，例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与太平军的财富掠夺、战乱造成的市场萎缩、对交通的阻梗而导致贸易流通不畅。当然，更值得借鉴的是当时徽商的自身原因。打造自身竞争力，避免路径依赖徽商的发展高度依赖与官府相关的资源垄断行业，而刘灿华在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中提到，晚清王朝自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更无力保护商人利益。商人赖以庇护的政治势力自身难保，官商结合的纽带随之松驰。失去官僚政治庇护的徽商，随着社会变革巨潮的冲击，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同时，晚清时期，国门被迫打开，各种国外经济形式进入，现代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徽州盐商的垄断地位也遭到竞争的挑战。两淮盐法的改纲为票，使盐商垄断特权一夜尽失，失去依靠的徽州盐商在竞争面前很快黯然失色。需要勇于面对、积极应对新变化晚清社会历经千年未有之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徽商面对社会的转型，囿于传统的心理，因循守旧，痛失了发展的新机遇。例如，近代银行业进入中国后，徽商没能跟上转变，还在做传统典当业、传统钱庄。当时朝廷让徽商来做银行，但徽商依然拒绝，等现代银行业崛起，典当行之类就被时代远远抛弃。刘灿华认为，徽商前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官府资源，使得其原有的内驱力消退，开拓进取的意识消沉，而追求平稳安定生活的心理不断增长。一方面，徽商致富后，生存的压力消失，不再成为决定行为的活跃因素；另一方面，晚清政局动荡，商潮东渐，竞争压力增大，徽商无所适从。徽商深受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心理的深层结构具有坚韧性，已内化于其人格和行为之中，表现出坚持自己所习惯的心理倾向，而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做事业，务必用心耕耘、心无旁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