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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6篇】
第一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在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
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
据传，古时中国的三弦乐器经由琉球(现在的冲绳)传来日本，这就是日本的三弦琴。三弦琴琴长约80公分由两部分构成，即共鸣箱(兽皮蒙在木框架上做成)和带有三根弦的琴杆。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建筑的形式亦不例外，尤其是中世纪的日本建筑。其可分为三大样式，即和式建筑、唐式建筑、及天竺式建筑。而其中所谓的唐式建筑即是源于中国宋元一带的建筑样式。而宋元文化中又以禅宗对日本的中世文化影响最大故唐式建筑又称禅宗式建筑。此时中国文化的传入不但丰富了日本的宗教文化，更使日本的建筑文化迈入一个新纪元。也使日本的各种艺术表现不论是建筑，庭园，传统茶道，甚至是能剧的表现都充斥着高度禅意，创造了一个寂静且充满冥想的空间，使人心更加的清澈，单纯。
由此看来，日本文化的基石则源自于中国。小到吃饭的筷子，大到建筑无处不渗透着中国文化的色彩。
第二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在日本思想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文化与思想》一书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律令制订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在福冈县志贺岛发现的金印、在《魏志》上留有记载的卑弥呼，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日本的当权者积极向大陆派遣使者，通过与大陆强国保持联系来维持对国内各势力的权威。长期以来，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和先进技术，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文字的传入了。现今失传的《魏略》是早于《魏志》的史书，在《魏志》的注释里有从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节关于倭人的记述如下：“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大意是说，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四季的区分，仅仅通过春耕秋收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中国经三国时期、晋朝而进入南北朝时期，日本的王亦开始向南朝诸国派遣使节，《宋书·夷蛮传》中附录了记载倭武王征服诸国、统一国家业绩的《倭王武上表》。在倭国国王的对外交往中文字被正常地使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铁剑上镌刻着前后八代倭王的系谱，由此可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汉字的使用远在佛教传入的几个世纪之前便开始了，而佛教在日本的接受和普及也正是以良好的汉字汉文知识为背景才成为可能。由于文字的传播和普及，高度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得以传入。稻荷山古坟发现的铁剑上刻着“辛亥”纪年，如将此辛亥年确定为公元471年，那么日本在公元5世纪后期便拥有了与中国相同的纪年方法。《日本书纪》中记载了钦明天皇十四年，百济的历法博士来日，推古天皇十年(602)，百济僧人观勒传入历书。这样，在公元7世纪前期，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便传入日本，在年月日历法计算方面，日本终于进入了“中华圈”。中国传来的历法中将太阳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春天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天分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天分为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天分为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分为十五日，如此井然合理的自然观在日本民间被广为接受。此外，另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组合，形成甲子、乙丑等六十个组合，按其顺序来定年、月、日，稻荷山铁剑便是此例。
日本汉字与汉文的学习
在与中国、朝鲜的国际交往中传入日本的汉字，是在中国形成并成熟的表意文字。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读法和写法，掌握每个汉字的意思。当时的渡来人能够直接阅读汉语文章，但是生活在与汉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日本人，开始根据每个汉字的意思来标记日语的符号，并且还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来标记固有名词。这样，汉字便兼具了汉语的发音——“音”，和表达意思的“训”，如此一来，日本人便可以用“训”来阅读汉语文章，“训读”方式得以快速发展。将构成汉语文章的一个一个文字，尽可能地用“训”来读，同时配合日语的语序，便能够快速用日语进行汉语文章阅读，后世，这种被称为汉文训读的特殊的外语解读方式逐渐得以成熟和完善。对于汉语文章中的文字，该文字是用“音”来读还是用“训”来读，与之相应的记号标识，以及汉字转读为日语时必要的指示助词和活用词尾的符号，这些都被制定出来并规定了详细的使用规则。在汉语文章中加入的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及各种各样的记号，一般都用朱笔标记并且统一称之为“训点”。学习中国典籍的日本人，在跟随老师学习“训点”后便能够解读中国文章了。另外，“训点”方式后来也产生了博士家训点、东大寺训点、兴福寺训点等诸多流派。“训点”在佛教经论的解读方面也被广泛使用，此后，随着片假名的普及和送假名的使用而得以逐渐简化，进入近世以来，返点、送假名等应用的成熟促成了汉文阅读方式的最终定型。伴随着汉文训读方式的产生，用日语思考、用汉文记述变得简单，此外，使用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进行表记、与使用表意文字的训读组合，再加上日文的书写，使得自古以来流传民间的歌谣和日文歌曲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汇集了四千五百多首歌的《万叶集》、记载了日本神话和皇室传承的《古事记》以及记录了地方风土和传承的《风土记》都先后被编纂问世。汉字灵活多样的使用方法，赋予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以极大的活力，在此期间完成的《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等书籍，构成了此后于十世纪全面展开的日本古典文化的重要基础。
日本律令的制定
六七世纪日本的当权者们通过学习隋、唐的制度，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构筑了统一的国家，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对中国律令制度的摄取。现在所知最古老的律法是1975年在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发现的千片竹简中所载的秦律，其中也引用了比秦更先进的魏国的律法，据此可推测，在战国时代的中国，法律的制定曾经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汉代以后，在儒教的影响下，律法中的令逐渐受到重视。规定犯罪及相应处罚的律，规定官僚机构等国家制度的令，以此二者为主体的律法体系在西晋时期得到整合。隋、唐的统一国家继承了此前的律法制度，律令在唐朝前期便达到了完备成熟。高祖的武德令，太宗的贞观令，高宗的永徽令、麟德令、仪凤令，武则天的垂拱令，中宗的神龙令，睿宗的太极令等，历代皇帝都会适度改定律令，玄宗在开元年间曾经三次改定并实行开元令。在日本，从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中期开始推动律令的编纂和实行。最初的是天智天皇的近江令，此外还可以举出天武天皇的净御原令，当然围绕此二令的制定和实行还有些许疑义。律与令得到完备的是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和其后元正天皇的养老律令。日本的律令虽然是以唐的律令为范本编纂而成，但并非唐律令的翻版，其中一些部分强调了当时天皇超脱的个性及重视天皇的宗教性禁忌等。新罗、渤海等国家当时全面接受了唐的制度而并未进行本国律令的编纂，与此不同，日本虽模仿唐制但却独立制定了本国律令并积极推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律令的依据是国家社会的基本性规范——礼，其根本是作为礼的补充来进行制定完成的。与此相比，在当时对于礼尚未完全自觉的日本，模仿学习中国的律令无疑还是存在较多困难的。例如，有关婚姻的法律条文，中国与日本的家族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模仿中国律令制定的条文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有很大脱节，最终成为纸上空谈。在经过四次编纂的律令当中，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没有传下来，由于养老律令的推行，大宝律令在天平时代初期散佚，但是在平安时代完成的养老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等内容，大宝律令的许多条文得以复原，一般认为，大宝、养老两律令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异。
日本大学的制度
构成律令之根本的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别重视能明辨是非的官吏对愚民的指导和教化。因此，在律令制度的运营机制中，官吏们被要求学习诸多经典、深化知识结构、修炼个人品德，如此，具有卓越的文笔才华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在世界上的古代中世国家中，文笔技能的供求多与宗教组织相关，寺院、修道院的神职人员随侍帝王左右、起草诏书，制定各种法律作为审判的标准，书写年代记使权力行使正当化，制定行政事务的规范。但是，中国早早地便将文笔技能世俗化，在宗教组织范围之外培养民众的文笔能力。在诸多方面模仿中国并将其制度化的日本，把汉字知识作为外来文化的核心，因此，祭祀神祇的固有宗教与文笔之间并无关联，文笔才华与能力由国家机构实现了自给。集中于大寺院中的佛教僧侣们虽然具有高超的文笔技能，但与国家的文笔事物之间是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律令国家的机构当中，与外来知识学问相关的部门有：设置于中务省下的阴阳寮、式部省下的大学寮以及归属于治部省的玄蕃寮。阴阳寮主管天文历法和阴阳道的技术、利用高深的专业知识进行占卜。治部省的玄蕃寮主要保管僧尼名册、履行监督寺院一应事务的职责。大学寮主要负责购读中国典籍、培养具备儒教思想的律令官吏。大学寮依据大宝令以教授儒教经典的明经为本科，设置博士一人、助博士二人负责教学传授，学生四百人。学生们首先需要学习汉字发音和书写方法以及简单的算术。在修习完基础科目后，进入本科学习明经科目。明经课程中首先学习《孝经》《论语》，然后在《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七部儒教经典中选取一部修习至精通。除此之外，还有学习其他专业性知识的学生，例如为了培养具有专业律法知识的官吏还开设了“明法”科目。进入平安时代后，大学寮的明经由于抽象性的理论论争较多逐渐为上层贵族所疏远，而培养律法专家的明经也同样缺乏学术魅力;以中国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讲读为中心来获得有关中国广博知识的“记传道”以及学习宫廷贵族文学修养基础的《文选》《白氏文集》等诗文的“文章道”引起了学生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
日本汉文学的兴盛
在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化的贵族们中间，通过汉字创作汉诗、书写汉文成为当时的时尚。完成于公元751年的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宫廷活动中64人所创作的共120首汉诗，与收录了日本诗歌的《万叶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表明了奈良时代的文化重心集中体现在汉诗文和佛教等外来文化层面。在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时代，汉风文化达到顶点。公元814年(弘仁五年)成书的《凌云集》是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集，共收录24位作者的91首汉诗，其后同样奉嵯峨天皇敕令编纂的《文华秀丽集》完成于公元818年，收录28人的共148首汉诗，此后更有完成于公元827年(天长四年)的淳和天皇敕撰汉诗集《经国集》，共收录178人的917首汉诗。可以说，这一系列敕撰汉诗集是在奈良时代达到顶点的中国文化摄取在九世纪初开花结果的具体体现。体现这一动向的还有高僧空海(774—835)。年轻时，空海便写就了《三教指归》，通过文学方式表现了个人的思想阅历和认知。其后他于公元804年入唐，在唐期间努力修习诗文，归国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文。空海的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为后世所熟知，另外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阐述其独特的文学论，编纂日本最古老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模仿中国的传统编纂而成的日本正史，在《日本书纪》之后还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史书，支撑此类编纂工程的正是盛行于平安时代的“记传道”学问。与“记传道”同期并吸引贵族阶层关注的是“文章道”，代表这一潮流的人物是菅原道真(845—903)，作为学者而闻名后世的菅原道真也曾作为政治家活跃于朝廷政坛，后因藤原氏的打压而失势;从其被收录于《菅家文草》《菅家后集》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其诗文已经摆脱对中国诗文的单纯模仿而打开了日本风格汉诗文的世界。菅原道真在国史编纂方面也发挥了自己卓越的才华，他将六国史的记述进行条目分类并重新编成《类聚国史》，作为支撑日本贵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军事和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课题。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
在《论语》的《卫灵公篇》中有一个对话: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什么？孔子断然拒绝讨论“军旅之事”，是孔子真不懂军事吗？这恰好说明了孔子对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文武之治，正反相关。在人类社会，军事政治一体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无政治则无军事，明矣。
经历了春秋战国无数残酷战争的灾难，道家对于人类战争提出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警告：
道家对于战争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好战的思想和军备竞赛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哲学总结和政治评判：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从来没有好下场。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止戈为武”。一切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以“杀伐为能”、互相伤害，争斗是非输赢，追求利益之短长，得失利害永无止境，冤仇相报永不罢休。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庄子《应帝王篇》提供了一个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
《庄子·内篇·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第四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历程
（一）萌芽成型时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3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整个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商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但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争客观规律认识的局限，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国家经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战争指导思想；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下有序，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荣时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古代军事大发展的时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使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扩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不断涌现，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三）充实提高时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秦以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作战。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测水之战等这样大规模、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诸葛亮的《隆中对》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其中汉初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后来的《李卫公问对》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统完善时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历经宋、元、明、清（前期）4个朝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火器逐渐普遍使用，使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宋朝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当政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叶开始重视武事，开办武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成为我国古代兵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书总共有1815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而且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地概括了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逻辑性较强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源
《吴子》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2.战争的性质
《吴子》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
3、战争的作用
《司马法》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符合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
（三）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律；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四）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五）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提出了将帅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武经总要•选将》提出考核将帅的“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六）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兵有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
（七）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的。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论等等。
（八）战争保障
1.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
《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六韬・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因此，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地形
《孙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
3.用间
《孙子兵法•用间》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行军须知•用间》则说：“间谍之法，于兵家尤为切要也。”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代表性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现存仅为13篇，6076字，其他的如八阵图、战斗六甲法等已失传。13篇大体可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略速决和伐谋取胜，另外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力量的深刻认识。
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攻防战术和胜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
《孙子兵法》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也是孙武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所结出的硕果，被誉为古今中外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的立足点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条规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指导战争的意义上讲，是先求可胜的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谋略，是指用兵的计谋。《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谋略制胜，它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综合斗争，也是双方军事指导艺术的较量，即斗智。
“庙算”制胜。“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争战前，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能胜敌；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不能胜敌；而何况于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就可以看出来。“庙算”制胜，主要是指战前要从战争全局上——对战争诸因素进行分析对比，决定打不打，怎么打，用什么部队打，在什么时间、地点打，打到什么程度，如何进行战争准备和后方保障，做到有预见、有计划、有保障，心中有数，打则必胜。也就是说，先求“运筹于帷幄之中”，然后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诡道制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军事上的诡道是指异于常规的一些做法。“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在战争的舞台上，如果对敌人讲“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敌所制；如果能较好地运用诡道,造成敌人的过失，创造战机，那就会陷敌于被动。孙武将诡道归纳为隐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及对敌八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而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就是以计谋攻敌的原则和孙武全胜的思想。当然，“全胜”的思想，不战而胜，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孙武还总结了若干作战用兵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示形、动敌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将帅还没有取得士卒的爱戴和拥护就去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心服，心不服就很难使用他们去作战。将帅已经取得了士卒的爱戴和拥护，而纪律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去作战。因此，一方面要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他们行动整齐。这样才能战必胜。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都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信赖的缘故。
（五）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经久而不衰，与它反映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孙子兵法》反映的唯物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认识，冲破了“鬼神论”和“天命论”；二是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三是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军事上的作用。其原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能够正确认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概念和范畴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如敌我、攻守、胜负、迂直、强弱、勇怯、奇正、虚实、分合、久速等，并充分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它的科学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它诞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