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改编与中国化——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小红帽》在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接受.pdf

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5 5 翻译、改编与中国化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小红帽在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接受赵渭绒 车宇凡 内容摘要:欧洲经典童话 小红帽 于1 9 0 9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 小红帽 汉译本和大量以该故事为基础、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改编作品。本文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梳理 小红帽 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和改编史,分析其在跨文化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从而证明现代中国对西方童话的接受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立足自身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再创造,这一接受过程最终是与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民族文学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对 小红帽 的中国式接受进行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一国文学如何接纳和吸收另一国文学,并最终将之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关键词:小红帽 现代中国 变异 译介 接受1 6 7 9年,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夏尔佩罗以“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为题,出版了后世一般通称为 鹅妈妈故事集 的童话集,其中收录了包括 小红帽 在内的八个短篇故事,这便是 小红帽这则脍炙人口的童话最早的书面版本。1 8 1 2年,这则小故事经过格林兄弟的改编和整理,被收入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从此逐步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童话之一。1 9 0 9年,孙毓修开始为商务印书馆主编 童话 丛书,在第一卷中就收录了根据格林版编译的 红帽儿,这是“小红帽”的故事首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小红帽 的译作和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5 6 衍生创作不断涌现,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得到了充分的介绍。赵景深在 童话学A B C 中写道:“中国的小孩,看过孙毓修童话的,对于 大拇指 和 红帽儿 一定非常熟悉。”张若谷在回忆童年阅读经历时也同样说:“像 大拇指 三问答 无猫国 红帽儿 小人国 等,这许多美丽故事的一切人物,都是我日思夜梦中的良友好伴。”足见 小红帽 在当时中国传播之广泛,它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西方童话之一。然而,文学的接受不是文学的外贸,一国文学接受另一国文学的时候不是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接纳。正如季羡林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创造出那样一个美的寓言或童话以后,这个寓言或童话绝不会只留在一个地方。它一定随了来往的人,尤其是当时的行商,到处传播,从一个人的嘴里到另外一个人的嘴里,从一村到一村,从一国到一国,终于传遍各处。因了传述者爱好不同,他可能增加一点,也可以减少一点;又因了各地民族的风俗不同,这个寓言或童话,传播既远,就不免有多少改变”。对 小红帽 在中国“旅行”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整理,我们会发现,在现代中国对 小红帽 接受的整个过程中,这则故事的人物、情节乃至主题始终是变动着的。在这种变动的背后,潜藏着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传统文化、思想潮流和现实语境的隐约身影,中国读者所见,不是一个身处法国太阳王时期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姑娘,而是一个处在华夏动荡不安时局中符合中国人心理需要的小女孩。由中国学者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次概念性变革,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注意力从寻求同质性转向寻求异质性。换言之,除了同质性和同源性,变异性赵景深:童话学A B C,世界书局1 9 2 9年版,第9 8页。张若谷:关于我自己(一),申报1 9 2 8年2月2 6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 9 1 91 9 4 9),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8 9年版,第4 5 2页。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5 7 和异质性也成为了变异学关注的焦点。只有当这四者被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比较文学学科才能令人满意地建立起来”。这一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上,并进一步揭示纷繁复杂的变异现象下不变的文学规律。本文试图结合这一理论,考察 小红帽 在中国的命运,分析这则欧洲童话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变异,由此可以一窥西方童话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与变异问题。一、2 0世纪上半叶小红帽的“中国行”尽管“小红帽”的故事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但如今已知最早的书面记录则见于夏尔佩罗的 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近代以来最知名的版本收录于格林兄弟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国大多数 小红帽 汉译本都是以这两个版本为依据的。从佩罗版翻译过来的译本有葛孚英的 小红帽子、胡端的 小红帽子、叶云的 小红帽子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戴望舒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全本 鹅妈妈的故事,该译本1 9 2 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对原作忠实度很高,译者在中国文坛又颇具声望,所以它至今仍是 小红帽 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版本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译者都并未一字不落地译出全文,各家在述及野狼吞噬小红帽的结局之后,都无一例外地略去了原作最后一段韵文体的训诫,其中包含有这样的内容:“甜言蜜语,舌灿莲花的人,跟随年轻女孩进她们的屋子,直到床边。但注意啊!众人皆C a o,S h u n q i n g,T h e V a r i a t i o n T h e o r y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L i t e r a t u r e,S p r i n g e r-V e r l a g,2 0 1 3,p.x x x.法 夏尔佩罗:小红帽子,葛孚英译,妇女杂志1 9 2 2年第8卷第7号。法 夏尔佩罗:小红帽子,胡端译,汇学杂志1 9 3 2年第6卷第9期。法 夏尔佩罗:小红帽子,叶云译,黄钟1 9 3 6年第8卷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5 8 知这就是最圆滑的狼,最危险的一种狼。”此处删节虽然看似不影响对故事主要情节的理解,却实际上彻底掩盖了法语版 小红帽 性爱寓言和道德教训的本质。作为一则“不为儿童而写的童话故事”,小红帽 在结尾处用卫道士的口吻严厉地警告年轻女子保持贞洁,这种对性道德的直白宣扬不仅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同时也不适用于对年幼孩子的教导,权衡利弊,只能删去。对此,戴望舒在 鹅妈妈的故事 的序引中诚恳地告罪道:“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中国现代翻译家们为了本国儿童的成长、儿童文学的进步,其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与此类似的改动还有对法语原作血腥气息的淡化。佩罗版 小红帽 比较令人难以接受之处无疑是小红帽最终命丧狼口的阴暗结局,对此,汉译本一般采用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比如戴望舒译为:“这凶狠的狼便扑到小红帽身上,将她吃了。”一笔带过,尽量简化。更有甚者,戴望舒去世后,其译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 9 5 5年出过一个新版,其中小红帽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扭转,改为在危急关头被冲进来的樵夫拯救,这已经完全与格林版的情节同化了。纵观2 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在接受和译介 小红帽 时,经常会立足于自己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个人主观感受,各自进行一些独特的改动。但是在安排女主人公狼口脱险、转危为安这一点上,各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担心法国 美 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 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杨淑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3年版,第3 2页。同上,第2 3页。法 夏尔佩罗:鹅妈妈的故事,戴望舒译,开明书店1 9 2 9年版,第x i i i页。同上,第2 7页。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5 9 原作的情节会令儿童读者毛骨悚然,难于接受,故不得不擅作主张,加以修改。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在民族心理的层面,诚如王国维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身处乐天的文化中,中国读者所偏爱的是锄强扶弱、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一个弱小可怜的女孩子并无大错,却要被恶狼残忍地吞食,此等结局与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对于结局的期待实在是相去太远,故不仅难被小读者接受,也让成年的翻译家们反感。这一结局在汉译本中隐身,也可让我们窥见民族心理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汉译本 小红帽 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格林版 小红帽 对佩罗的故事做了重要修正,小红帽祖孙终因猎人出手相救而化险为夷。格林童话本就在世界享有盛誉,且这个故事结局较之佩罗版的结局更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因此也就更受汉译者的青睐。除孙毓修收录在 童话 中的 红帽儿 之外,还有刘海蓬和杨钟健收录在 德国童话集中的 小红帽,泰伦翻译的 小红帽,陈骏收录在童话集 跛老人中的 红斗篷姑娘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 9 3 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魏以新译本 格林童话全集,这是中国第一个格林童话全译本,也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最优秀的译本之一。格林版的各个汉译本大多保存了原作风貌,只有一点不尽相同。格林兄弟在讲述主要情节之后还附加了另一个故事,学聪明了的小红帽后来和外婆联手,用计谋将另一条图谋不轨的野狼淹死在石槽中。周作人曾评说道:“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 0 1 0年版,第1 0页。刘海蓬、杨钟健:德国童话集,文化学社编译所1 9 2 8年版。德 格林兄弟:小红帽,泰伦译,学生杂志1 9 3 0年第1 7卷第8期。德 格林兄弟:跛老人,陈骏译,开明书店1 9 3 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6 0 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学者固然感念,但展现在小读者面前就不免有些累赘。比如陈骏的译本,原本就是为了给低年级的学童提供读物,实在不需画蛇添足,徒增孩童负担,所以众多译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略去了后一个故事。除此之外,小红帽 在2 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有很多其他译本,它们并未说明自己所依据的原作。有些版本,比如杨晋豪的 红巾娘和韦玉的 小红帽,虽未加说明,但情节与其他译本大同小异,来源应当是相似的。但还有些版本则与众不同,本文在此将对Z L和泰伦的翻译略作介绍。在1 9 1 3年的 学海杂志纪念册 上,一位不知名的翻译家以Z L的笔名发表了文言文版的 红帽儿,该版本古色古香,极似中国古代传奇。译者将男主人公由狼替换为了狐,且凭空添加了女主人公在旅途中相继施恩于蜜蜂、小鸟和老妪的内容。最后红帽儿在被狐狸追赶的时候,蜜蜂与小鸟纷纷飞出阻挠狐狸,并唤来了猎人,帮助小红帽脱离了险境。季羡林说:“寓言或童话,传播既远,就不 免 有 多 少 改 变。但 故 事 的 主 体 却 无 论 如 何 不 会 变 更的。”这从Z L的这个译本中也可见一斑,虽然故事的细节多有不同,但女主人公“历险脱险”的主要结构是不变的。而泰伦在译完格林版 小红帽 后,还翻译过一篇奇特的 红帽女郎与狼 发表在 学生杂志 上。该文讲述林间的老狼原本是文雅的骑士,在邂逅小红帽后坠入爱河,与之喜结良缘。但婚后的小红帽并不安分,她无尽的欲求不仅夺走了老狼的住所与积蓄,还使之陷入无尽工作的苦海之中。最终,老狼只能在“痛苦和失望的火王根泉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 9 8 5年版,第7 8页。佚名:红巾娘,杨晋豪译,民间月刊1 9 3 2年第2卷第2号。佚名:小红帽,韦玉译,小主人1 9 4 0年第4卷第1 7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 9 1 91 9 4 9),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8 9年版,第4 5 2页。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6 1 焰中”幻想着如何“捉住小红帽而把她大口地吞吃了”,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小红帽就那样地把狼吃掉了”。这个译本将佩罗版和格林版中的两性关系彻底倒置过来,完全颠覆了原先的主题,且与日后流行于大洋彼岸美国的众多女性主义版本的 小红帽 遥相呼应,实在令人称奇。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大部分中国作家在译介 小红帽 时,是比较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度的。他们熟读原文,在充分把握了原作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安排的基础上,以本国语言将这个故事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但是他们的翻译绝非仅仅在语言符号层面做机械的转换,更非逐字逐句地直译。中国翻译家对于 小红帽 版本的选择,对于原作内容的删削与增添,都显示出他们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和现实诉求。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眼中,他们所从事的翻译事业是一项需要极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艺术活动而绝非单调的技术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倾向在日后的翻译及改编中还会不断地加强。二、形似神异的改编:以陆洛的歌舞剧版小红帽为例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文本在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种种变异。古斯塔夫勒庞就指出:“不管是语言、宗教还是艺术,总之,文明中的一切要素,都不能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转移给另一个民族。”提出“理论旅行”的赛义德也认为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的情形是很有趣的。他指出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直是“情景”,它是时间、空间和历史文化诸因素在生活世界的具体整合。所谓理论由此及彼的旅行,佚名:红帽女郎与狼,泰伦译,学生杂志1 9 3 0年第1 7卷第1 2期。L eB o n,G u s t a v e,T h eC r o w d AS t u d yo ft h eP o p u l a rM i n d,T r a n s.T.F i s h e rU n w i n.M i n e o l a,D o v e rP u b l i c a t i o n s,I n c.2 0 0 2,p.4 5.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6 2 本质上就是从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放送国的文本和理论要进入接受国,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扭曲和变形以适应新的情景,这种变形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首要内容。随着“小红帽”故事的不断译介,这则童话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作家予以参酌借鉴,产生了一批衍生创作,比如梦梅的儿童剧 茹克勤、李季的儿童故事 小红帽等。创作毕竟不同于翻译,不必考虑对原作的忠实度问题,所以有些作家便在原作的基础上另行敷衍,踵事增华,使其脱胎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作品,与原作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变异。其中,陆洛于1 9 4 2年发表在 战时教育 上的歌舞剧版 小红帽 因为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风云和现实需求做出了生动及时的反映,所以特别值得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当佩罗与格林兄弟的童话跨越千山万水,脱胎为陆洛笔下的歌舞剧的时候,它所面对的不再是太阳王时期或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读者,而是身处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群众。情景的剧烈变化使得“小红帽”的故事必然发生“本土化”、“抗战化”的变异。陆洛一方面对原作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予以充分借鉴,另一方面又联系战时语境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新的要素,使之贴近中国的现实。将佩罗与格林兄弟的原作和陆洛的改编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人物、情节与主题上呈现出的差异。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来看,欧洲的小红帽固然是个善良纯洁的好姑娘,但同时也有些愚蠢和软弱。面对狡猾的野狼,她没有丝毫防范意识,她的粗心大意不仅害死了外婆,还让自己身陷险境。格林版的小红帽死里逃生,也是因为猎人伸出援手,若非如此,祖孙俩终究难逃一死。陆洛笔下的小红帽继承了她的欧洲原型轻信梦梅:茹克勤,河南教育月刊1 9 3 4年第4卷第3期。李季:小红帽,公教白话报1 9 4 2年第2 5卷第2 1号。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6 3 于人的脾性,害外婆死于非命,但面对飞来横祸,这位中国小女孩显出了欧洲女主人公所不具备的可贵品质。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老人,她哭喊道:“外婆!啊呀,血!啊呀!外婆被谁咬死了!(哭)(拭泪)哭,没有用,还是想个什么办法,替外婆报仇!”遭遇巨大的悲剧后,小红帽没有沉浸在恐惧和悲伤中,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化悲痛为复仇的动力。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陆洛笔下的小红帽虽然同样天真单纯,但在灾难面前,她显然表现得更加成熟与坚强。可以看见,陆洛在改编 小红帽 的时候基本沿袭了原作的角色设置和人物关系,但也在人物的具体性格上做了较大改动,使得这部歌舞剧拥有了更强的民族性、现实性和时代感。时代背景是解读小红帽形象变异的关键。从1 9 3 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激化。1 9 4 0年陆洛创作这部歌舞剧的时候,日本已开始全面侵华,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在战争初期的那种乐观主义消退,普遍出现了迷茫悲观的倾向。面对严酷的环境,中国的小红帽不能再像幼稚的欧洲姑娘那样任人欺凌,也不能再消极地期待猎人的拯救。在陆洛的剧本中,小红帽客观地分析敌我力量的差距,冷静地与朋友商量对策,集思广益,寻求大家的帮助,并在最后的交战中勇于充当先锋,与恶狼缠斗在一起。陆洛笔下的女主人公固然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但也是一个英勇的小战士,这一身份设定与欧洲童话中的人物原型是根本不同的。在情节层面,佩罗的小红帽因为对野狼疏于防范而酿成大祸,不仅害死了外婆,自己也被野狼吞噬。格林兄弟的小红帽运气较好,因为猎人的救助而免于一死,这本质上是一个小女孩“遇险获救脱险”的故事。而陆洛的小红帽虽然也因疏忽大意给自己招致祸患,但她面对灾难时沉着冷静、目标明确,最终团结大家的陆洛:小红帽,战时教育1 9 4 0年第5卷第1 0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6 4 力量打死了恶狼,不仅替外婆报了仇,也为大家赢得了安全幸福的生活,这里的情节结构是“遇险自救胜利”。对于这一结构上的变异,凯瑟琳奥兰丝汀的观点颇有启发性,她总结道:“童话故事常使用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桥段,或说模式在受欢迎的童话故事中,女主角经常是被动、顺服的。睡美人、白雪公主和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却都处于等候、睡觉或像死人般的状态,等着王子(或猎人、樵夫)来拯救她们脱离困陷在城堡、玻璃棺材或野狼的肚腹。”童话负责教育顺服的女人与孩童,神话却颂扬英雄的伟业,“英雄之旅的主要情节,就是考验勇气。英雄追寻自我的过程充满危险,但却前途无量。通过考验 太重要了,这是 英雄的同义字”。所以童话描写的往往是琐碎的生活事件,而“神话英雄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方面的意义,代表全人类的胜利”。从软弱无能、坐以待毙的小女孩到坚强勇敢、主动抗争的小战士,佩罗和格林兄弟的小故事被改编为陆洛的歌舞剧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童话蜕变为神话的过程。面对胶着的战局,陆洛满怀着对于国家的感情和对抗战前途的希冀,将一则欧洲的枕边故事处理为了中华民族的战争寓言。陆洛对佩罗和格林兄弟的作品做了较大的改编,这种在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层面产生的深刻变动注定了歌舞剧版 小红帽 将会表现出与欧洲童话迥然不同的主题。作为法国王室青睐的知识分子,佩罗创作 小红帽 的意图是宣扬1 7世纪的宫廷道德,这道德将婚姻视为财产交换,而女性的贞操就是贸易中的筹码。百余年之后,格林兄弟站立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写作的口吻中少了几分卫道士的严厉,多了几分对儿童的关爱,但主旨还是归在维多利 美 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 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杨淑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3年版,第6 6页。同上,第6 7页。同上,第6 8页。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6 5 亚时代的家庭道德:纪律、孝顺、以父亲为一家之主及顺服。这说明2 0世纪之前欧洲的小红帽必须压抑自我,向父权表示臣服,才能收获幸福的生活。但中国的小红帽则必须通过自我觉醒和主动斗争才能争取生存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战士的斗争与西方英雄的斗争是形似神异的,后者在个人主义的指导下总是独自开展和命运的对抗,他们坚持以个人的力量通过考验,前者却生长在集体主义的土地上,选择通过群众路线取得胜利。歌舞剧第二幕的结尾,孩子们唱起了一首 打狼歌:“手拿着刀枪和棍棒呀,嘿呀,小朋友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呀哩,为了大家的安全。大家起来赶得儿豺狼,咳咳咿呦咳咳呦,为了救自己,大家起来赶得儿豺狼!咳咳咿呦咳咳呦。”当他们在歌声中义无反顾地出征时,私人的恩怨就被转化为对集体的热爱与维护。战争给人们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人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当时的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一搏?是各自为营,还是团结一致?小红帽选择后者并成了一名出色的战斗者,她个人的报仇行为和保卫大家的集体意识相融合,也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三、小红帽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文学休戚与共对 小红帽 在中国命运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童话在现代中国的接受与变异问题。钱锺书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如鲁迅所说 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无论是太阳王时期的宫廷道德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规范,都与处在动荡格局中的现代中国太过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作家势必要根据自己的陆洛:小红帽,战时教育1 9 4 0年第5卷第1 0期。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8 6年版,第9 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6 6 情况对 小红帽 进行创造性的改变,上文提及的陆洛的歌舞剧即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小红帽 在进入中国的半个世纪里被不断地“中国化”,产生了逐渐融入接受国儿童文学创作理念的深层次变异,这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关注点。变异学范畴下对“接受”的研究重在“探讨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在异国的流传和接受,研究它被保留、拒绝、过滤、变形等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变异学不仅要对变异现象进行整理和归纳,还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变异何以产生。勒菲弗尔强调“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对 小红帽 变异现象产生的原因的探讨,必须紧紧围绕着作为接受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学思潮和现实需求来进行。1 8 9 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天朝上国的迷梦被彻底粉碎,中国迎来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性,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小红帽 就在此时初入中国。但是,在2 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拥有较强的势力。不少文人认为尽管在火器实业上中国的确落后于西方,但在诗词歌赋方面中华文明仍具优势。与儒家道统迥然不同的西方伦理令中国文人深感震惊,他们从中国旧道德、旧伦理出发,提出必须对原作进行删削:“译本小说,每述兄弟姐妹结婚之事,其足以败坏道德、紊乱伦常也,尤甚。愚以为译者宜参以己见,当笔则笔,当削则削耳。”所以当时在中国译坛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意译派,译者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法,即“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意译派中较为激进的译者不仅随意曹顺庆:南橘北枳,中央编译出版社2 0 1 4年版,第2 2 4页。A n d r L e f e v e r e(e d.),I n t r o d u c t i o n,T r a n s l a t i o n/H i s t o r y/C u l t u r e A S o u r c eB o o k,R o u t l e d g e,1 9 9 2,p p.1-1 3.铁:铁瓮余烬,小说林1 9 0 8年第1 2期。V e n u t i,L a w r e n c e,T h e T r a n s l a t o r sI n v i s i b i l i t y A H i s t o r y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R o u t l e d g e,1 9 9 5,p.1 2 1.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6 7 删削原作,甚至还增添原作中所没有的段落,以此阐发自己的主张。Z L的文言版 红帽儿 讲述女主人公相继施恩于蜜蜂、小鸟和老妪,并最终在他们的帮助下脱离险境,以此说明善恶有报,不可轻忽。Z L在译本最后总结道:“此篇虽属寓言,亦足证因果说之不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固然也。谨译之,以为好欺务诈专事奸宄者鉴,并光明正直宅心诚厚者劝也。”一则带有情色意味的性爱寓言居然被改造为劝善儆恶的醒世传奇,西方童话中的异质因素已经完全为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所同化。这种引申虽然不符合原作主旨,但更易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和欣赏。1 9 1 9年之后,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相继开展与胜利,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革命”的开展令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深入人心,中国的封建道德在与现代思潮的斗争中落败,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传播给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春天。“历史学者阿里耶斯指出,所谓儿童期和青春期是人类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儿童被当作缩小的成人对待,其活泼的天性受到封建礼教严格的约束。直到近代反封建反传统的民主思想兴起,儿童的个性与幸福才得到重视。1 9 1 8年,鲁迅在 狂人日记 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其弟周作人从反封建思想出发,竭力鼓吹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指出“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仍是完全的个人”。中国的新文化人极力提倡儿童文学,肯定文学作品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只有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佚名:红帽儿,Z L译,学海杂志1 9 1 3年,第1 11 2页。美 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 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杨淑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3年版,第4 3页。周作人:儿童问题之初解,见钟叔河编 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九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9年版,第2 1 2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6 8 具有和成人同样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现代人。五四时代的作家大量译介西方童话,并且不再让它们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滤,而是尽量保留原作中的西方现代精神。戴望舒收录在 鹅妈妈的故事 中的 小红帽“是从法文原本极忠实地译出来的”,该版本词句优美、行文晓畅,是为 小红帽 最优秀的汉译本之一。同时,为了保有孩童活泼的天性,培养他们成长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戴望舒和他同时代的其他译者不约而同地删去了佩罗原作中的道德训诫。无论是对原作保持忠诚,还是大胆地删去不合时宜的道德说教,这些选择中都渗透着五四作家变革中国教育、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良苦用心。中国儿童文学和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翻译进程本应沿着“儿童本位”的道路自然地发展下去,但这一历史进程被日本侵华战争截断了。从1 9 3 1到1 9 3 7年,中日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发展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纷纷退出了舞台中央,“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此刻最紧迫的任务。国难当头,儿童文学当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当时影响极大的 小朋友 杂志在1 9 3 1年分别推出“抗日救国特刊”和“讨论小朋友们救国的方法”两期专题,要求少年儿童尽到爱国的责任,努力建设强盛的国家。茅盾在 关于“儿童文学”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第一要务是要让儿童认识现实人生。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儿童文学不得不走出内在的幻想世界,直面残酷的现实环境。诚如王泉根所说的那样,“文学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解放、民族生存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时期,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话因其忧伤的情绪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而遭受批评,比如 法 夏尔佩罗:鹅妈妈的故事,戴望舒译,开明书店1 9 2 9年版,第x i i i页。朱自强、罗贻荣编: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5年版,第6页。翻译、改编与中国化2 6 9 茅盾就说:“在材料方面,千万请少用些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所以,中国作家如果还想以 小红帽 这类童话为创作资源,就必须进行一些创造性的转化。在这方面,陆洛的歌舞剧 小红帽 提供了一个典范。陆洛在改编的过程中,虽然明显得益于原作的刺激和启发,却没有对主题、情节等进行简单的挪移,而是切合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诉求,有所选择,有所发挥,有所创造。这部剧本分三个阶段,分别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引起大家同仇敌忾的心理,指明面对绝境,唯有团结抗争才有出路,鼓励大家保持乐观,正义的战斗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该作于1 9 4 0年发表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 战时教育 杂志上,而陶行知曾在1 9 3 5年和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当时发表的宣言里即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陆洛的作品似乎是在与此遥相呼应。经过作家的创造性接受,欧洲童话 小红帽 以歌舞剧的形式获得新生,激荡出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意图明确,效果奇佳。它确实是抗战时期一部优秀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根据米兹梅尔斯的观点,儿童文学研究应当涉及“具体的作品究竟是在回应怎样的文化话语和问题”。彼得杭特也同样强调,儿童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必然要和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紧紧结合在一起。从以上对 小红帽 在中国译介、接受和变异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 0世纪上半叶,小红帽 汉译本及其衍生创作的情节安排、故事主题和教育意义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传递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形塑王根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 9 8 9年版,第3 9 9页。M y e r s,M i t i z.M i s s e dO p p o r t u n i t ya n dC r i t i c a lM a l p r a c t i c e N e wH i s t o r i c i s ma n dC h i l d r e n sL i t e r a t u r e.C h i l d r e n sL i t e r a t u r eA s s o c i a t i o nQ u a r t e r l y1 3.1(1 9 8 8)4 1 4 3.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 7 0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当我们以变异学的视角对这些变动加以分析,会发现它们其实一直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代文学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小红帽 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小红帽 的中国式接受,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思潮和现实需求相结合的再创造活动,是赋予文学作品以新的生命和文化含义的过程。这说明 小红帽 乃至所有西方童话 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异问题不仅是实证与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审美和历史文化的问题。从变异学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文学作品在异国的接受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种研究思路将发掘文学作品在被翻译和改编的过程中被遮蔽的因素,较为全面地揭示文学变异的性质和意义,并将最终促进我们理解中西不同的文明体系,有效实现跨文明对话。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比较文学方法论与话语建构研究(1 9 7 82 0 2 0)”(2 1 BWW 0 2 1)的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双一流”人才专项青年杰出人才培育项目(S K S Y L 2 0 1 8 2 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赵渭绒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车宇凡 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