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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民族文化的消解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 ”
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城市化速度超世界两倍，世界一半城市化的人口都集中在中国。在如此的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如食品问题、交通安全、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层出不群，透过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发现这些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的疏忽、商人的投机倒把而是一个民族道德层面的缺失与精神信仰的危机。
帕克指出，城市话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成，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城市化也不仅是一堆硬性的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景和外在风貌的统计数字和物质景象，它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是一种心理物理过程，所以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类聚居聚居方式的转变，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 逐渐淡化的地域观念影响了中国的“伦理特性”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首先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在文化形态上的不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呈现多样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民始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 其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其基本底蕴的,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它贯穿古今, 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是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顽强的文化。
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每一个民族各自的性格特点与文化传统，作为大陆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是伴随着“家族”形式来构成国家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文化结构从根本上不同于海洋性国家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以经济活动为目的就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因此西方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以“家族”观念为社会组织形式的中国文化形成了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文化模式，对同一祖先的认同对同一地域文化的认同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牢固的信任关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和共同的社会习俗。 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它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观念才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伦理特性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所谓“天”的概念，历代帝王也有祭天的仪式，但就其实质来看，这里的“天”不过是自然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天道”，实际上也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国城乡差距不断增加，使得人们的流动性增加，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而促使人们的家乡观念越来越淡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变得不稳定。他们无论与故土或是迁居地都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他们虽然在城市居住，但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有本能的排斥心理，由于在城市中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又常常处于心理严重受挫和失衡状态。城市生活让他们既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心理的平衡也使他们失去了过去赖以生存的环境长期处于心理严重受挫和失衡状态，他们的种种辛酸和不满却无处倾诉, 心理严重扭曲, 于是往往将他们的处境归咎于城市生活, 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城里人身上, 一旦陷入困境, 一些人就会铤而走险, 做出许多危害社会的举动,以此来 自谋平衡。小则破坏公共设施, 小偷小盗, 大则杀人越货、打家劫舍, 严重破坏了城市生活秩序, 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广州市二沙岛开发的事例,便是个典型的个案。1984 年, 该岛被征用, 全岛居民全部转为城市户口, 并按规定领取了数目相当可观的安置费。这些农民一夜之间拥有了金钱和城里人的身份, 结局却并不美妙。 一年过去后, 有误入歧途至钱财一空者, 有因不谙经营之道而濒临破产者, 至于那些花天酒地、赌博的人早已两手空空, 身无半文了。随之社区生活也出现了混乱, 偷盗、打斗、赌博等各种越轨行为也增多了。这样的现象不但广东有, 全国各地都有, 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可见伴随着城市化得加速度，对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提出的巨大的挑战。

2 自然环境的破坏消极了传统文化的社会氛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正是由种庄稼的悠久历史培植起来的。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爱土、敬土、安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与依靠。因此，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在战乱的时候便梦想有一个“桃花源”。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对土地始终保持着一种叶落归根的情结，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白居易的一首《朱陈村》对此作了典型的描绘: 家家守村业, 白头不出门。生为陈村民, 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 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 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 少长游有群。 生者不远别, 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 坟墓多绕村。这种五谷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 而且也是城市文化的基础,是城市中官、工、商、兵、士等各阶层共同拥有的文化。那些流传至今的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民间文化习俗, 无不散发着浓烈的乡土色彩, 很少有提供关于城市文化意向的元素, 从中不难窥出其作为农业文化本质之一斑。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

从欧洲工业革命算起,发达国家现在所达到的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是长期努力、自然增长, 甚至是几经曲折、辉煌与伤痛同在的结果。而中国提出城市化,也不过10来年时间,急追紧赶,城市化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目前已达到37%的水平,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过全欧洲的总和。城市化以超常规的速度提高,人为的因素很多,甚至与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脱节。急速膨胀的城市使“城市病”提前到来。一系列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经济社会大量出现。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与中庸。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讲求分别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和而不同”，就是讲各种不同质的事物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如果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够达到“和”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最佳境界。

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但是这种人群的集中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提升的速度太快,成本太高,已经背离了科学规律,报应正陆续降临。各个城市,特别各大城市的超常规扩展,同时也在加速了“城市病”的恶化。可以说,发展得越快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 潜伏的重大危机越多。我们在呼吸什么?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几家研究所联合发表的《中国城市污染控制》研究报告所言:“一些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属全球最严重之列。”虽然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控制城市污染,“中国城市仍然位居全球烟雾最重的城市之列”,“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2003 年11 月广州“中国城市大气治理研讨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说,近20年,我国工业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同时环境污染也接踵而来。城市污染包括烟尘、酸雨、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和细小颗粒物等, 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和反应,形成复合型污染,造成空气能见度低,大气氧化性增强,并以城市为中心形成区域性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特大、超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于中小城市,尤以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为最重。这些细小颗粒物在大气中的寿命长达几天到几周,运动范围有几百乃至几千公里,可以直接进入人的肺部和支气管,引发肺部炎症和呼吸道疾病,尤其对儿童的肺功能破坏较大。《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江三角洲发现母乳中居然也含有DDT毒素。在我国,仅仅是酸雨每年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高达1100亿元。大地难以承受如此之重大城市地面降沉速度加快。2003 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郑时龄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的高楼越盖越多,地表不堪负荷,陆地沉降现象日益严重,平均每年下沉1厘米,已经影响到地铁和高楼建筑的结构。到上个世纪的最后10 年,上海的高层建筑数量迅速膨胀。目前,上海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100多幢,18 层以上的建筑有3000 多幢,另有3000 幢正在兴建或规划中。过去10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建起这么多高楼,浦东的陆家嘴更是聚集了包括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和世界第二高塔东方明珠塔在内的大批摩天大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地球气温的上升,全球海平面也普遍上升,估计到2050年,上海沿岸海平面将升高5厘米,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地面下沉的速度, 上海很可能“下海”。地面降沉不仅威胁上海,对北京等大城市的威胁也一样严重。目前,全国600 多个城市中存在供水不足问题的城市有420多个,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有110 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70 亿立方米。2002 年以来,北京市已经多次出现缺水危机,所有储存的水不够使用一年。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许保玖认为,地面沉降的原因有30%来自高层建筑和重大工程项目本身的影响,其余70% 则要归因于城市地下水的过分开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最严重的地区水位下降可达3米;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也加速了地面沉降,北京东北部的累计沉降量竟高达5.9米,沉降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而北京城区面积仅490 平方公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城市化不仅直接体现为城市规模的迅猛扩展,以利于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城市化的直接主题是工业化,从而加速了对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由此可见, 城市化作为一种催生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格心理、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文系统等新的精神文化机制的媒介, 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现象。将城市化仅仅理解为经济的、社会的变迁, 不如将其理解为文化的变迁更为宽泛和深远。在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 文化作为一种隐于其内的观念系统, 必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稳定的精神架构, 当物质文化发生急剧的变迁时, 这种隐于其内的观念文化的变迁并非与其同时发生。有一种脱节现象直可拖延较久, 有时甚至数年。因此, 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只有从精神层面加强人们对城市化进程的认知，才能避免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在我们国家成功举办，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确城市生活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方便，出门就可以坐车、去超市就可以买到任何我们需要的商品、街上有逛不完的商场、到处可以听到时下最流行的音乐，可是我们同时也要忍的灰尘飞扬的马路、水资源的污染、看不到蓝天听不到小鸟的叫声，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的人类不仅仅失去了那份惬意也在忍受着大自然的的“报复”，极端天气的出现、不断升级的龙卷风频频光顾。
除此之外为了获得利润人们不择手段的去赚钱地沟油、黑馒头、毒血旺等等丧失人类道德底线的行为比比皆是，他们可曾想过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2011级博士研究生 解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