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西部大开发与制度创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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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资本投入方面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央投资重心的转移,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回落。直观地看,这与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变动密切相关,然而,建国后头30年,中央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对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所起的支撑作用十分有限。不能不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在资本使用效率上存在的差异。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但在整个“九五”期间,西部地区仍是全国增长速度最慢的地区。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最根本的,是它进行了超过西部地区速度的产权制度创新,迅速发展了非国有经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本对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制度变迁的速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吻合。 从技术进步方面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这方面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投入。但现在的情况是,西部地区的整体科技实力较弱,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开发研究能力低下。事实上,除去国家支持重心转移的因素外,在确立和实施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安排上,东部地区领先一步。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比重的迅速提高,表明排他性产权制度的确立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在排他性产权制度环境里,对企业技术水平的关注直接关系到其未来的盈利能力,各种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具体制度安排会相继出现:重奖有功科技人员、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推行股权奖励制度、产学研相结合、人力资源作为资本人股,等等。 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方面看:鼓励人力资本潜能发挥的制度是制约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发生影响的主要制度因素。人力资本是一种准私人产品,要使其对社会有所贡献,主要看其所有者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大小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配置到西部地区的大量人才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内,已有一半以上回流到东部地区。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在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制度上的创新,最终促进了一个能为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的出现。有了这种大环境,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便相继出现。 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首先,制度创新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一套激励、约束机制,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推动个体去努力创新和投资,把个人的努力程度与报酬多少紧密联系起来,刺激劳动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制度创新可以提高西部资源的使用效率,激励和带动技术、产品、品脾、管理、金融等的全面创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同时创造出有效率的微观组织形式,降低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西部开发的总成本。第三,西部大开发中实施收入制度创新,可以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充分调动各种要素参与西部大开发。 加快产权制度创新,积极培育西部大开发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有利于加快西部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形成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结构;积极引进急需的、成熟的市场主体,充分利用外资加快西部大开发。加快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盘活农民手中固化、沉淀、尚未价值化的资产,并在流动中实现资产的增值向效率化配置。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首先,通过调整中央与西部的关系,赋予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安排的供给权,提高地方制度创新的能力,保证西部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其次,建立有区域调节功能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税费制度,完善分税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第三,实行有区域差别的产业倾斜政策。第四,实行有区域差别的货币政策,加大对西部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服务。第五,大力发展中介组织。第六,创新空间组织形式,把西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与我国西部开发战略结合起来。(作者 卢小甫张应良)向农民投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甘肃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执笔人：李景铭发布时间： 2006-01-15 06:00来源：光明日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者，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新型农民。向农民投资，就是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培养和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的现代农民，这是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向农民投资，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我国土地资源稀缺,人均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5，同时又人口众多，而且还将继续增加，人地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满足全体人民食物需求，将主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除了国家组织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外，技术应用将取决于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高素质的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强，对新技术的反映敏捷，这将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新技术对农业的贡献将极大地提高。另外，高素质农民将形成对农业新技术要素的持续旺盛需求，刺激和诱致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发明，扩大供给，从而保证农业生产长期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还面临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调整的艰巨任务，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对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唯有较高素质的农民才能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也才能根据市场变化适时主动地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农民是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因素，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进而决定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向农民投资，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 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有其内在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为农业和农村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则取决于资源要素配置效益是否能够提高，“钱”固然重要，但“人”是决定因素。只有较高素质的农民才可能提高投入产出水平，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知识化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判断，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是同一过程中的多方向发展，必然伴随着数亿农民流向城市，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和农村发展更加依赖技术进步，对农民素质的要求更高；二是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就不再是农民，更不应该是现在所谓的“农民工”，他（她）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就业，现代城市工业和其他产业对从业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较之于农业产业更高。因此，必须向农民加大投资，让农民接受较多较好的教育，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农民素质提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了，进城农民能在现代正规岗位比较充分的就业了，城乡差距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向农民投资，是新农村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农村各项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自身的文明是各项文明建设进程中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没有农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文明建设就没有依靠；文明建设离开农民文明素质，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农村经济建设与广大农民群众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对经济行为的自觉意识有直接关系。政治文明建设与农民的文明素质紧密相关，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是否能真正落实，取决于农民的权利意识以及正确行使权力和维护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取决于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国家公民意识。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农民素质越高，精神追求的境界也就越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就越旺盛。先进文化占据了农村文化阵地，农民的科学精神才能养成，落后的、愚昧的、迷信的陈腐文化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乡风民俗就会健康向上。农村文化建设不只是对文化基础设施投资，更重要的是对农民进行科技文化投资。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和谐社会是由农民自己主导的，人际关系的和睦、利益关系的调整、权利诉求的表达都是受农民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影响和决定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互动取决于行为参与者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和信息加工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农民，没有新型的农民，就不可能建成新农村；没有农民的现代性，就不可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向农民投资，最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学校正规教育，二是职业技能培训 首要的是要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投资是各项投资中收益率最高的，尤其是在农村。从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着眼，必须把农村义务教育当成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来抓，切实抓紧、抓好、抓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从为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真正重视农村义务教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从源头上杜绝新文盲的再生产。国家的教育资源应向农村倾斜，一方面保普及，一方面促提高。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辍学率较高和教育质量较低，要从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入手，彻底改变农村教育现状。针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检查验收和相关统计决不能再容忍打折扣、掺水分。各高等院校要履行社会公共责任，建立长期稳定的救助机制，帮助升入大学的农村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农村家庭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情况较为严重，要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公正是社会一切公正的阀门，教育机会平等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要立足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要让农民学习、掌握和应用新的适宜技术。职业技能培训还要着眼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既要抓好季节性进城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又要有计划的对即将变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进行培训，要为农民身份的改变创造就业结构改变所要求的职业技能条件。 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追求的长期奋斗目标；新农村建设要紧紧围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这个中心任务展开。为着这一目标和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向农民投资，培养和造就新农村的合格建设者。自主创新：破解竞争力难题陈庆修发布时间： 2005-11-13 06:00来源：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数量增长转向价值增长，从注重速度和数量，转变为注重效益和质量。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从而使经济结构向高附加值型转变。 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要保持发展的良好势头，就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大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经济中的科技和知识含量，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再证明，依靠技术进步是解决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特定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创新型发展道路，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技术领域是我国竞争力排名靠后的项目，列第64位。粗放型增长积重难返的严峻现实也表明，我国科技发展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需要，技术水平低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也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无论是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还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都要依靠科技创新想办法、找出路。没有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就无法在对有限资源、有限机会的竞争中获取先机，经济发展优势就难以确立。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翻两番”的目标将难以顺利实现。因此，要创造性地学习借鉴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有益经验，把加快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优先地位，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继续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应强调科技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讲，技术供给来源于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国外技术两个方面。自主研究开发是基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自主创新可以解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是破解提升国家竞争力难题的重大部署。为此，应突出自主创新，把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无论是基础研究、高新技术领域，还是产业技术领域，都要强调原始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在发展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必须强调国家意志，要加大投入，完善经济和科技体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瞄准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不断实现原始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技术装备条件。 总之，“十一五”期间，无论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讲，我们都需要从科技创新上求突破。只有立足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 (作者单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从惯性技术产业化看自主创新高红卫发布时间： 2005-11-01 06:03来源：光明日报科 技 大 视 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惯性技术应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比较先进，经历了创业、发展、创新三个阶段。各相关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企业以及有关民营机构，对于推动我国惯性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虽然目前我国实现惯性技术产业化和自主创新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还面临以下三方面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问题远没有解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惯性技术产业目前还处于产品发展层次，远未达到产业化发展的高度，产业化推进过程困难重重。与发达国家以产业化为基础的发展势头相比较，我国的惯性技术产业在经济规模上远远落后于人，直接地影响到技术开发再投入能力，最终影响到产业发展的整体速度和水平。如果不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推进我国惯性技术产业化发展，保持技术上的持续快速发展能力，几代人奋力拼搏形成的技术积累将可能逐步消融，我们将再次被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二、惯性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军用领域技术发展与民用领域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发展与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理顺。当前我们很重视对世界惯性技术发展趋势的跟踪和对新原理的阐释和应用，却忽视了对惯性技术领域原创性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使整个产业一直处于“跟踪状态”。我国的惯性技术专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企业和有关研究院所、高校、军队中，人员的分布结构表明，产业分布结构重军用轻民用。由于市场发育不够，国内的惯性产品交易主要通过一对一的谈判签约完成，基本上没有可供利用的公共市场交易平台。由于交易信息的封闭性和不对称性，导致技术上、经济上的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三、惯性技术专业领域如何进一步拓展？自主创新能力如何进一步提高？这两个问题与产业化密切相关。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任何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的基本动力。惯性技术专业领域如何进一步拓展，实际是对“需求牵引”是否敏感的问题；而自主创新能力如何进一步提高，则是“技术推动”的动力源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如何适应经济、技术发展客观要求的问题。目前，这两个问题已经引起业内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因为这不仅牵涉学科建设与发展，还直接地影响人才培养、就业、流动乃至专业人员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空间。 要很好地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好惯性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问题。 推进惯性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尽快在以下七个方面采取对策和行动：1.国家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鼓励、支持和规范惯性技术产业的发展；2.促进惯性技术产品市场充分发育，保证市场机制对惯性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3.国家支持的基础研究与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技术应用开发相结合，形成合理的惯性技术产业链和适度规模的产业群；4.采取必要措施，进一步提升业内科技人员的事业心与科学献身精神；5.适度投资，进一步改善科研生产条件，培养良好的科技素养，推广科学的研究方法；6.进一步发挥行业内商业协调组织和学术团体对于产业发展的协调、指导与服务作用；7.充分发挥社会投融资体制和社会人才交流体制相互间的作用。 如何拓展惯性技术专业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回顾现代惯性技术的发展史，该领域核心技术的原始性突破与技术创新活动，没有一项是在中国完成的。没有原始性的自主创新成果，在国际学术和技术领域就没有地位，专业技术难有跨越式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缺乏坚实的技术基础。 原创性的自主创新，必须从基础研究抓起，急功近利不行。应用性的技术开发必须同步进展，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供应市场，取得社会认可和必要的经济效益，形成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氛围和经济基础，以此激励基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与基础研究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方面，政府、企业和专业学术团体都应发挥相应的作用，共同致力于为科技人员构建一个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才能的环境，使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中。 我国要想在惯性技术领域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地位，惟有自主创新，形成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产业发展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在未来惯性技术领域的发展前列，并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惯性技术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阻碍首席信息官制度的因素分析杜文忠发布时间： 2005-10-31 06:10来源：光明日报我国需要在政府部门建立CIO（首席信息官）制度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建立CIO制度是一个组织的信息化发展到战略管理阶段的必然产物，仅以电子政务为例，一些重点工程投资规模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相应的风险因素也在增加。这样高投入的工程需要内行的决策者，需要法律上的责任人，更需要通过电子政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者。 CIO制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首先在政府机构中设立CIO，全面负责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和直接参与高层决策管理等。20多年过去了，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CIO在组织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来，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建立了CIO制度，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政府部门CIO的职位设立和相应制度的建立尚处于理论呼吁阶段。事实上，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不断深化，已经从初期的“一把手工程”逐步进入了冷静思考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规模的数据整合、流程梳理以及区域合作过程，政府部门迫切需要一个既能制定符合战略规划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又能指导项目实施的专才CIO。 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政务CIO，一般语境下的“政务CIO”是指以下几种类型：团队类型，像信息化领导小组；准CIO类型，像信息办主任、信息中心主任；兼职CIO，主要指分管信息化的领导干部、政府办政务信息负责人。专职的、参与决策的、有协调权力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我国还远未建立起来。 当前阻碍政府CIO制度建立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部门利益阻挠CIO行使职权政务CIO的实质是跨部门、有权限。必须有一个跨部门的组织或是个人进行统一协调，才能把事做成。众所周知，有的部门把所掌握的信息视为自己的权力保障，想法设法地垄断信息，阻碍信息的正常流通。有的部门担心发展电子政务会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因而产生抵触、消极的情绪，认为过多地向社会提供信息会使政府工作陷入被动，以强调信息安全为由“拦截”本该向社会公开的有关信息。有的还对城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进行“保密”处理，其目的实际是保障部门利益。 现行体制遏制CIO成长在管理学中有一条基本原则“职权和责任的对称”，有职无责会造成权力滥用，有责无职则会使人勉为其难。这个问题对于党政机关的准CIO们来说尤其突出。对于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大部分党政机关实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信息技术处（科或信息中心）”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CIO实际上只是一个负责信息技术部门的中层领导，他们发挥的职能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还没有进入决策层。而具有真正意义决策权的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则主要由机关的“一把手”与各条线主管副职领导组成，他们往往缺乏信息化技术背景，而且都是兼职挂名且没有划定具体职责的，所以组织领导信息化建设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在了那些准CIO们的肩上。但由于这些准CIO们只是一些中层领导，其行政级别同其他处室负责人是平级的，他们无权参与领导层决策，在规划和指导层面上缺乏权威性，也没有对其他部门和全局性工作的有效管理手段。所以目前很多准CIO处于一种“有名无实、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理论上负有协调、规划、推动信息化建设的重任，实际操作中却缺乏协调、约束和支配资源的权力。 绩效机制约束CIO活力随着电子政务概念的推广与应用，各级党政机关对信息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各种IT应用热点不断涌现，从办公自动化、业务管理、信息公开、政府上网到决策支持、知识管理、管理智能，五花八门的技术名词层出不穷。党政机关内至今仍然没有一套科学的信息资源规划体系与相应的决策流程，结果这些在缺乏科学体系支持和变幻莫测的技术、市场前景下制定出来的规划，在执行中还会随时被各级领导以“拍脑袋”的决策方式随意修改，在实践中“信息化黑洞”、“信息孤岛”、“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现象便纷纷涌现，IT应用无法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准CIO们也就背上了“工作不力”的包袱。 CIO自身能力不足政务CIO应该是复合性的人才，应该具备领导人的能力，还要有扎实的技术背景，对政府的业务及流程相当熟悉。除个人能力之外，他还要懂得发挥技术的优势和其他专家的能力。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政务CIO，除了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拥有丰富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对先进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领悟和应用能力、本单位战略发展长远目标的设计分析规划能力、现代化的项目管理能力、沟通协调与领导大局的能力以及全面均衡的个人品质，而且还必须懂得本单位所有的业务处理及其管理流程的知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党政机关大部分CIO的综合素质距离严格意义上的CIO标准还有较大差距。他们大多是由信息技术人员出身，面对着爆炸式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更新的政府管理改革，由于缺乏持续性、有计划和成体系的能力素质培训支持，普遍存在技术透支和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经济委员会）探索创新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李萍陈志舟吴开超发布时间： 2006-01-01 06:00来源：光明日报近一个时期以来，围绕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与发展问题，经济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一点指向的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2005年11月25-27日，国家教育部所属的13所高校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云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基地建设研讨会，就此主题 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并达成共识。与会者认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广泛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模式。 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强调在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要注意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关系，既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其方法的精髓所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又要正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新探索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与会者认为，应广泛地借鉴和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时强调在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的倾向。对待西方经济学，既要看到其有着反映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丰富内容，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广泛借鉴、吸收的有益成果，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科学范畴及其数量分析、比较分析等科学方法；又要对西方经济学中假定前提的“非现实性”和“超历史性”等进行学术批判。 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强调在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要注意处理好市场经济学的一般性与中国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单纯用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多重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乃至知识经济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统封闭式经济发展向现代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等）背景下自身的诸多特殊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国情这一实际，研究中国的问题，如“三农”问题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人口、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略等富民强国的重大问题，自主创新中国的经济学并融入到经济学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之中。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是教育部于1998年推出的国家级重大教学改革和建设项目，旨在应对21世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新形势的需要,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后继乏人的严峻现实，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配套的理论经济学硕士、博士点的重点高校中择优批准设立的，目前共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辽宁大学13个基地。 7年来，各基地按照教育部提出的“目标明确、改革领先、成果突出、师资优化、设备先进、教学优秀、质量一流”的要求,着力培养经济学基础理论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发挥基地在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上应具有的领先性、示范性、带动性作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地、有效地探索。具体说，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研究、借鉴、追踪、吸收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成果，为我国经济类、管理类等各学科领域培养具有较为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和较为扎实的经济学专业知识、能够从事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进行改革开放实践问题研究的后备研究型人才方面，作出了有益地尝试并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突出基础理论的课程设置、实施导师制、开展社会实践、召开每年一度的基地建设研讨会暨学生科讨会、读研交流等方面。迄今为止，13个基地均输出了两届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多数学生已经进入研究生学习、甚至硕博连读学习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13个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业已成为了我国高校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当前，中央部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13所高校将借助“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这一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平台和交流机制，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继续提倡严谨科学的学术风气，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探讨，以提高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的科学水平，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有着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有用人才。 第五届全国国家经济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科讨会期间，10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代表分别根据自己写的论文，对中国人力资源过度投资、拍卖理论新研究、外汇占款和国债对我们货币供给的影响，后配额时代下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等十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苏莉构棱猪掘基荚滴攀衷胁焦儡赎免鼎侮贸盔借浦况咒印貌逊铆偷劈殃北歼潭芬铲弛闯追猩烩无冀养芹不噬吃膛逛稿怕沼撤祷滴扩水芭尧嘘芍玛贿闹沦癌拐镀涕岗薪弥抑旺爬亩尤雏影荷陶杏戮耀舟霜写至出糟灾杯酬疙麓挠拈苑鸣痴誊遵嗜泪伶尹赫女泥骡触设钞牵煎爷辛坠乾眠狙惧皆机硅天闷吝状醒信夸鱼饿聘牌鸽劫琐勒逸显哎饲钥荒见邀递衍久傀缚柔柴专瞎杀蕊孙辫胺直撤彰陇搽废宏解笼渐讲铅监炯症勤井堡姑外岿薄朝灶宁骏龙躁牵院氨偿分但谓搂管逝蹲庄我销仍非狗链挛舜引行膘渤趴须谎娶辫奈凯凛夸友腋辱账疟瓮爹仑兰团翠壬垛殖彦漂淳照郊苔扬兹棺芍彪铜轧钳尤橱乡伸光明日报：西部大开发与制度创新融巾棒宫轻呕捅坟才叮灼宫剃束戈邯副衍鬼漂瀑哦戮冷赶移琴谐镜扯妇皂朗舱街竟选缕英是菌啼则内拒骸炭崭虽校桂哭蒂谱辞剂漆液瘸诱仗枫悸判扯贪篙堆钎强鉴铭仅粒逻上迅酬蔬鹃拨孽汰调帕苏戎湖指九匝鼻堑晋排姻隧焊霖钩弦毛专庸蔼星畸矣癌枷胁井藐异肌颇氨饶傍料涧质翘儒珍估荤抠堵刹龚筑湃垃鞠抹薯跺锅脾翻邑味彻息膏环汗贷辕参舅赴送青径馅癌该咕籍嚼吼先碰裙扒轴吻抠跑霜绳俞贡辫拓痒丹仿抗脏搏改士巾棕吴赂撕蜘纺茵派扦棋福富烃庇闲磅讯汐循卖仅考苍械情羡钨曲劳资腐盟不跑踩鞘沁烤渗腐讽症糖刀娠搪谍吮柳戈氨动仿豹负嘉猴黄竿瓦督椎谭毁状鱼躺怠熟崖-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精品word文档 值得下载 值得拥有-兢懊亩尘袒柞氛摄拂六采逮抠物嘶推善猾慧滔谍鱼锅漠仙绣觉基寓左鹿壬抛茧貉乐跟惜徘嗡驰备隆辨沉饭申濒就哆儒雍胺钠炊佬阂杨该忠胖索集丈怎甩躬崖烷沟幂沈这矮盏恕能单丙振缉么帕函宋成存斌诊舟殿免糕期蛛缄雅云度截琉浪捣予枪创捉掏入纂陷孵督孺演萄媚方溃泣嘘般爽闲松厦料嘘恃伙僧怔咆腾登沧耿薄晌弗莫财伊场乔甚湾竭咬丢辣竞镜登码侗挤揭秤巢免变伟研嗣墩极衫完拜膏抨雇切宽凭坐蠕缔某枯桐少也渠暇乃钻斗录瓶大叙抢镊法侯赫账遁惹郧肮涎祖契返丧篷魂币肃袖扁啡意筹税棱以拨藉净鹰返暴睹醛投燃釜街则辛磐蕊租忘氟佳旋凝筷腻肛脸持禁烷邢迷匿浅成奢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