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侨情-、侨乡文化.doc

侨乡侨情
侨乡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侨乡人不固步自封，善于接受外来文化中对自己发展有用的东西，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没有把它视为异端，而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与之共存，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侨乡文化在当今文化冲突激烈的社会下却还越来越浓烈的原因吧。
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三千多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华侨华人众多的独特优势，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成功之路。可以说，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广东大地30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都离不开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帮助。
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侨乡，华侨历史悠久，华侨文化积淀深厚，广东文化中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思想文化，都打上了浓重的华侨文化的烙印。华侨文化是岭南文化形成自身特色的催化剂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东华侨文化最典型地代表了华侨文化的本质特征：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本质，并不单单是一部“苦难史、创业史、爱国史”，更关键的是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特质，这是华侨文化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生命之源。广东侨乡文化是一种主动的开放、学习、接纳。“侨”而不崇洋媚外，不全盘西化：“乡”而不迂腐，不顽固，凸显出侨乡文化形成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性。因而，在中国侨乡文化研究领域具有独特性。
广东江门市，包括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市以及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史称“五邑”。江门五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名人辈出，艺术成就卓著。如岭南第一人——陈白沙，天才学人——梁启超，一代国学宗师——陈桓，还有爱国典范——司徒美堂，中国始创飞行家——冯如，以及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陈宜禧等，他们在为国家的建设，为侨乡的发展都做出了无限的贡献。在这片有着浓烈侨乡风韵的沃土上，文化艺术园地百花争艳，文化活动十分活跃；群众性的文艺创作繁荣兴旺，艺术（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影剧院、文化中心、广场舞台等各类公共文化设施逐步完善，成为广大群众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和丰富文化生活的主体阵地；文化市场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专业艺术团体开展体制改革，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活力增强；侨乡文化现象、各类文化研讨活动取得丰富硕果；戏剧、曲艺、歌舞、书画等方面的对外交流活动逐年发展，增进了侨乡人民与海外侨胞的友谊和联系。
江门五邑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侨乡文化。江门五邑侨乡是惟一的广府文化和北美(欧)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形态，其特征是“异质文化交流”，是本土文化与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结合的产物，是中华古老文明同西方先进文化的碰撞与接轨，不论从经济、建筑、文教、交通，还是从社会心理、行为、观念、信仰、制度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文化本质存在着较大距离，表现了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体现了侨乡独特的人文景观与非侨乡的巨大差别，因此，江门五邑侨乡文化最能代表中国侨乡文化的本质特征，江门五邑侨乡文化景观最能典型地展示侨乡的风貌；也正因为如此，江门五邑被国务院批准以“中国第一侨乡”在中央电视台《魅力城市评选》节目中亮相，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更让江门五邑获得了华侨华人文化和侨乡文化代言人的资格。
华侨们不但成了侨乡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股强大爱国力量。海外华侨人作为来自文明古国的移民，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品质，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促进了居住国的经济发展；同时，身为异乡他客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又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祖国独立与强盛，是海外华人华侨生存、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因此，他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拳拳的赤子之心，为祖国的强盛与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奋斗。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既有像陈少白、邓泽如那样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的著名革命家，又有像司徒美堂、黄三德、伍盘照那样以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华侨支持孙中山，为革命捐枪助饷的爱国侨领；既有像杨纪堂、杨西岩那样变卖祖遗产业，毁家纾难的赤诚爱国者，又有像李雁南、劳培那样杀身成仁捐躯报国的忠义之士。以他们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人，在思想上、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辛亥革命》中秋瑾所说的“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死非并不足惧，牺牲亦并不足惜，但牺牲之壮、之烈，牺牲之价值，竟让我在这一刻里喜极而泣。”在抗日救忙时期，海外华侨们又与祖国同胞一道共赴国难，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们纷纷捐款、捐物，组织抗日救亡组织，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换取了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们的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的更好，他们的壮举在华侨抗日救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但是华侨问题也牵扯着中国人民的心。华侨们上百年来都为祖国的独立、建设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华侨问题仍然未得到妥善的处理，或许华侨问题牵涉到的不只是我们中国政府对待华侨人的归国问题，还牵扯到华侨居住国的利益问题。1955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内迫害、排斥归侨、归眷问题，给华侨们带来巨大的伤害。追踪其缘由，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错误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的对侨民、侨务的全盘错误。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下，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周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而当时尤为激烈敏感的问题就是走资派问题，毛泽东大举宣言，要打倒走资派，夺回属于人民的政权，所以当时凡是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人事都一概严处。在当时“侨”与“地、富、反、坏、右、资”并列，成为“黑七类”，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为华侨大多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所以“海外关系”被认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海外关系”就成为被公开宣称的罪名了。由此，归侨侨眷受到防范、遭受打击，成为专政的对象。侨务工作遭到全面否定、遭受重大摧残。文化大革命使得很多华侨们痛心疾首，也遭受了很大的迫害，使得华侨友人们不敢归国，国人们不敢与华侨们有联系，也不敢回国投资创业，建国时期党和国家制定的侨务政策被全盘否定，侨务工作几乎限于瘫痪。
华侨们想想当年自己的父辈兄辈甚至自己曾为之不懈追求，不懈奋斗的新中国所付出的努力和血汗，现如今变成了迫害自己的杀手，怎不感到悲痛呢，他们辛苦奋斗了几十年期待的新中国又变成了一片政治乌云笼罩的恐怖的社会，怎么能让他们的父辈兄辈感到慰藉呢。
到1978年后，中国政府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侨务的错误的处理政策，开始重新审视华侨华人们对我们新中国建设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开始对内落实新的归侨、归眷政策，加强侨务立法、侨务研究，使华侨们有所归，有所安，开始接手华侨们在国内探亲、旅游、创业等，中国侨务又开始出现新的春天。1992年春，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面临着历史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时，邓小平再一次精辟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还确立了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他不仅恢复、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各项侨务政策，保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强调恢复和加强侨务机构建设，而且还把侨务工作提高到我国经济建设、对外开放总体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把我们与华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的关系，视为通向世界的桥梁，打开与国际各方面交往的重要通道。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侨务思想，明确指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这无疑给当时的侨务工作亮起了一盏指路明灯。这些新的政策让华侨华人们重新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重新纷纷归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华侨们也不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从国外带回来了先进的科学理念，先进的管理模式，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经济发展，科学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近百年来，华侨华人们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看出，我们要正确处理侨务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侨务政策，让华侨华人们继续为我们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侨民们的大力支持，侨民们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侨民们将会发挥着并继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