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doc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
摘 要：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普与教育对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活跃水平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我国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从业地域差异，对金融知识教育普与的需求和意愿也各有不同，本文尝试采取规范分析方法系统构建“传统农业生产者”与“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并运用西安市实地调查数据通过引入probit回归模型，对“传统农业生产者”与“进城务工人员”参加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意愿进行较深入的计量研究，进一步揭示其参加金融知识普与教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机理，为深入有效地开展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寻找科学有序的工作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
一、调查方案与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主要是以常年在农村地区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或农闲进城务工的农民为普与教育对象，为其提供金融基础知识与金融工具使用技能的宣传、教育、培训，使其成为掌握一定金融基础知识和能使用银行卡等简单金融工具的劳动者，从而方便其生产生活、促进农村地区资金融通与金融基础设施改善。因此，调查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以下简称“传统农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间隙进城务工人员(以下简称“进城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分别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
考虑到辖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按城市郊区、发达郊区县、一般郊区县3:2:1的比例，选取12个乡村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现场访谈，尽量保证被调查传统农业生产者人群的广泛性、科学性。其中城市郊区为未央区、灞桥区、雁塔区的6个偏远农村（每个区选取2个村庄）、发达郊区县有阎良区、高陵县2个县（区）的4个农村（每个区县选取2个村庄），一般郊区县有蓝田县的2个农村。调查共涉与292户农民（均是从事农业耕种的农民，年龄最小的为初中毕业后下学务农的18岁青年），发放问卷253份，回收232份，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79.05%。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选取以上6个县乡镇的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确定样本群体之后，随机抽取一个建筑工地的人群作为调查群体。12个县一共抽取了300名进城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240份，其中有效问卷230份，合格率为96.0%。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有效,调查过程中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选取了不同的调查方法。考虑到“传统农业生产者”中可能还存在文盲与半文盲的情况，对“传统农业生产者”数据的采集主要是通过调查人员逐题解释获得的。而“进城务工人员”问卷数据的获得则主要是在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后，由调查对象按要求自行填写。除了这两套调查问卷之外，还深入到田间地头、村委会等地对各类农业人口进行随机访谈。对调查获得的全部数据用spss13.0计算机软件对其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一）两类调查对象样本基本情况的频数分析
200个传统农业生产者中，男性占65.5%、女性占34.5%，年龄集中在25-45岁。他们中67%已婚并有子女，61.1%的家庭成员为3-5个，并且69%的农民家庭经营主业为传统种植业，家庭年均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占75%。这批农民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6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7.5%，只有2%的人接受过比较全面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43.5%的人接受过1次以上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还有56.5%的人一次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也没接受过。他们大多数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希望了解怎样辩解真假人民币、怎样办理存取款更改密码等一般的银行业务和人寿保险业务。他们对金融基础知识充满渴求，但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公益性、中立性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从而导致他们对事关自身经济利益安全的教育培训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少，导致宣传教育培训资源短缺。
230名被调查的进城务工人员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4.3%和46.6%，比较均衡。这些务工人员基本来自当地偏远农村家庭，在家务农的时间占30.2%，闲暇外出务工的时间为69.8%。这部分人由于城镇生活、工资结算、汇兑等原因对金融基础知识教育非常渴望，除3%的务工人员表示完全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没有兴趣外，大部分人都认为金融知识普与教育能够提高财产安全防范水平和便利城镇生活。其中，21%的务工人员愿意接受专门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52%的人表示可以考虑在工余光顾金融知识宣传场所。
（二）调查对象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需求的差异性分析
如前面分析所示，传统农业生产者自身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有着浓厚兴趣，而进城务工人员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更是非常渴望，但他们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的需求存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内容需求的不同。调查统计数据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对新型支付工具使用知识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其所占比重高达55.21%，如银行卡的使用和安全防护、电子汇款、信用卡的申领、个人信用记录、手机支付、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人身意外保险等知识和技能。而如何辨别真假人民币、如何给远方亲友汇款、如何办理存折存取款业务、如何设置和使用密码、如何办理信用贷款、如何购买保险增值保值等是传统农业生产者最希望得到的金融知识和技能。两个类型的农村居民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的结构偏好，反映出农村与城镇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和金融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更进一步表明我国农村居民金融基础知识宣传普与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其次，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的地点有不同的要求。传统农业生产者大都希望就近得到有关普与宣传教育，其中73.3%的传统农业生产者希望能够在本村村委会或者利用庙会、逢集场所接受普与宣传教育，而只有2.7%的传统农业生产者愿意去乡镇参加普与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则对宣传普与教育地点没有太多要求，银行网点、街头宣传点、工地等地点都可以。因此，在对不同农民群体进行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时，要根据这种差异需求选择更为合适的场所，才能保证受众参与的广泛度。
再次，不同类型调查对象选择金融知识宣传普与教育组织者的标准有所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传统农业生产者参与普与教育的首选对象是亲友或者子女，因为觉得这些群体具有天生的可信赖性和亲近性，语言和讲述习惯更容易接受，相反，他们认为金融机构人员组织的培训有一定的功利性，加之宣讲语言过于专业化和书面化，不容易理解，存在误导嫌疑。而进城务工人员更倾向于务工单位的工头、财务人员以与金融机构的柜面宣讲，觉得更贴近工作生活，更具有操作性和专业性。相形之下，传统农业生产者对选择接受专业人员进行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具有一定的排斥性，他们对熟悉的人进行的普与教育更容易产生信赖，这就要求在对他们进行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时要选好培训的组织者和宣讲者，尽可能的选择从他们身边走出去工作或生活在城镇里的亲属、乡亲，这些才是最适合的组织者和宣讲人。
三、影响因素与其计量分析
（一）变量的设置与赋值
为了更好的佐证上述调查观点，对上述两类不同的研究对象设置了相关的因变量、自变量。首先，对传统农业生产者设置的因变量有传统农业生产者自身学习了解金融基础知识需求与对在城镇务工的亲属参与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的态度和看法。自变量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农业生产者自身特征、家庭特征以与对目前普与教育现状的满意度与评价，其主要目的是观察传统农业生产者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需求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二类是从兴趣、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社会地位、金融基础知识与金融工具运用的技能等方面观察进城务工农村居民对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对工作生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模型变量与其赋值见表1。
其次，对进城务工人员设置的因变量是进城务工人员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需求；而自变量主要有年龄、其他家庭成员的职业侧重、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认识；普与教育时间和方式、可支配用于接受普与教育的时间、在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过程中培训内容、方式、地点等。模型变量与其统计性描述见表2。
（二）模型构建与检验
probit模型是一种广义的线性模型。
最简单的probit模型就是指被解释变量y是一个0，1变量，事件发生地概率是依赖于解释变量，即p（y=1）=f(x)，也就是说，y=1的概率是一个关于x的函数，其中f(.)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若f（.)是累积分布函数，则其为logistic模型。
本文沿用这一模型，来估计不同因素对传统农业生产者或者进城务工者参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确定引入模型的变量对其影响数量，为了得到回归用的计量模型，这里先 (5)
通过相关的计量检验，从中挖掘传统农业生产者与进城务工人员参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影响因素，本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是stata10.0。
在计量检验中一般使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对此类二分选择模型进行估计，但是从式(1) 可以看出，系数因子（β）与其符号只能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取1或0的影响方向，而无法得知其影响程度。因此，仅估算系数是不够的，通常还需求出概率对x的偏导数，表示x 对概率的边际影响。
i=β0+βx (6)
（4）计量结果与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传统农业生产者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与人民币收付有关的如何辨别真假人民币、如何给远方亲友汇款、如何办理存折存取款业务、如何设置和使用密码、如何办理信用贷款、如何购买保险增值保值等简单金融业务上。表3是对292户农民家庭调查的相关情况做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传统农业生产者与其后继子女金融知识普与教育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如下特点。
性别、年龄和职业与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关联。其中，性别系数呈负，说明较男性而言，女性可能更倾向参与普与教育活动；而年龄变量的作用为负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参与意愿随着年龄持续增长而逐渐降低；职业侧重变量的作用为负向作用，这说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参与意愿随着离开土地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增强。受教育程度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这说明基础教育水平会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关信息搜寻能力与其它一些作用途径，有效提高农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参与意愿。
家庭收入状况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对参与意愿的形成起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目前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参与决策受到其家庭收入水平的约束；另外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民参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普与教育时间、质量评价、地点、形式、内容等对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基础知识普与教育意愿的形成起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短时间普与教育的参与概率较高，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农民因受到农业耕种时间的制约，对较为长期的普与教育缺乏耐心，而更偏好时间较短的普与教育；同时，进行普与教育之前就普与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征求农民意见有利于提高参与率；培训信息来源渠道数和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关联；农民的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经历和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关联，对普与教育参与意愿呈现负向作用，说明一旦农民拥有一定的金融基础知识，他的普与教育参与意愿将会减弱。
对金融知识和技能对生产生活作用的认识，在1%统计水平上呈正向作用。这说明农村居民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在对参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上表现得十分慎重，只有在确信对生产生活会产生积极作用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参与。因此，让广大农村居民看到金融知识和技能与农民生产生活的紧密相关程度，有利于其积极参与接受金融知识普与教育。
表4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金融知识普与教育需求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未来经济收益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参与金融知识普与教育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认识（能否在未来带来收益或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在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说明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作用预期越高，进城务工人员越倾向于选择金融知识普与教育与培训。
家庭其他成员职业对进城务工人员选择金融知识普与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他家庭成员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进城务工者，选择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意愿普遍强烈，这是由于他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得到金融知识的机会很小，从而需要从社会渠道获得金融知识普与教育；而其他家庭成员如果也是以务工收入为主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意愿反而不够强烈，他们可能已经或者认为可以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得到相关的金融知识和技能。
家庭收入水平对进城务工人员选择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具有显著作用。家庭收入越高，进城务工人员越倾向于选择参与普与教育，从而适应其家庭理财和人民币收付需要。同样，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内容对进城务工人员选择参与普与教育具有显著影响。银行卡的使用技能和风险防范、信用卡知识、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真假人民币辨识等内容非常受进城务工人员的青睐，对相关内容的普与教育参与意愿更为强烈，投资理财、国债、保险知识以与普通汇兑业务、传统银行柜台存取款等业务知识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另外，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地点、时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参与意愿，他们更倾向于时间短、地点近、操作性演示为主的普与教育活动。
（四）结论
从传统农业生产者自身需求看，需求内容主要集中在与人民币收付有关的辨别真假人民币、汇款、办理存折存取款业务、设置和使用密码、办理信用贷款、购买保险增值保值等简单金融业务上。影响传统农业生产者自身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需求主要因素是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以与外在的社会制约因素，如培训时间、地点、方式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对金融知识对生产生活的促进作用的认识等。从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关分析看，他们既有对传统基础金融业务知识的需求，又有对新型支付结算工具、部分理财工具、保险知识等的需求。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在未来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其他家庭成员的职业侧重和普与教育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是影响其参与普与教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四、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工作方法和途径的启示
就金融知识普与教育而言，研究受众的决策和行为特征，对受众进行多重细分，找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科学的普与教育方案，可以提高普与教育的受欢迎程度，收到事半功倍的工作绩效。
调查结果初步分析结论和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验证都充分说明：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家庭环境与收入、职业侧重、年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接受意愿、绩效评估、参与方式、内容预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又突出表现为以传统农业生产者和进城务工人员为代表的两个类型，其中传统农业生产者受生产生活环境远离金融资源高度集中的城镇、经济金融信息来源局限、农闲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导致其金融参与度小，虽然对金融基础知识有所需求，但是往往集中在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银行业务上，对保险、证券等金融知识的要求不是非常强烈，相应的，他们对熟人或由熟人推荐的就近进行的短时间实用金融知识普与教育更有参与的意愿，且普与教育成效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群，由于其工作生活环境处于信息来源渠道丰富、金融资源集中的城镇，金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要比传统农业生产者强，他们除了对基础金融知识比较渴求外，对新型支付工具的使用、金融安全防护知识、投资理财知识、投资理财工具的使用、保险知识、征信知识等了解或掌握的意愿更为强烈。总体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要高于传统农业生产者，对通过平面普与宣传工具如板报、招贴、宣传栏、宣传册、报纸进行的普与宣传接受程度较高，普与教育效果明显。另外，受他们在城市的工余时间、交通因素等影响，他们对集中进行的大规模、全内容金融普与教育活动的参与热情也比较高。
上述这些基础的普与教育对象决策与行为特征细分结论，可以帮助我们根据金融知识普与教育对象的细分特征，有针对性的制定合适的普与教育方案，确定合适的普与教育内容、方式、主讲人或普与载体、时间、地点等，从而增强普与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加金融知识普与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稳步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质和农村金融活动的活跃水平，促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农村发展、农业兴旺、农民富裕奠定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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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ural residents’ demands and wills
for the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li feng
(operations office of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02)
abstract:the rural residents’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plays an underlying role in constructing a sound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an activ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the difference of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of different rural residents leads to the different demands and wills for the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the paper tries to use norm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behavior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both engaged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employed by urban industry. by employing the probit model, the paper makes an econometric study on the samples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rom xi’an, further discloses the mechanism of their decisions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at the very last, finds the scientific and well-ordered ways through which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can be extended among rural residents deeply and effectively.
keywords: rural resident; financial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校对：张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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