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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党课讲稿范文(通用12篇)
领导力是一种行动过程，在特定条件下引导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实现特定目标。其中，实施指导和影响的人被称为领导者，接受指导和影响的人被称为领导者。某些条件指的是环境因素。领导力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讲党课讲稿的文章12篇,欢迎品鉴！
【篇1】讲党课讲稿
今天召集大家上节党课，主要讲的是“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党的光辉形象靠党员的共同努力来增彩，党的利益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我们要警示自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牢牢树立执政为民、廉政为民的思想观念，以党风廉政建设和个人廉洁自律的实绩赢得领导和各级部门及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做到常思贪欲之祸，常除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之德，真正做到上不负党，下不负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篇2】讲党课讲稿
同志们:
今天开展一次廉政党课教育。根据##党支部统一安排，今天由我围绕反腐倡廉这个内容，和大家进行一次交流，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在思想上受到一次警示、警醒和教育，进一步牢筑思想防线，自觉增强“免疫力”，深化反腐倡廉建设。
一、坚持问题意识，保持清醒头脑，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一要充分认识当前腐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当前的腐败现象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腐败“集团化”。个人腐败向团伙、集团腐败发展，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如中xx系统的贪腐等，都是集体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例。二是涉案人员职务“高端化”。近年来，中央查处了xxx……。三是腐败“部门化”。主要特点是“公权私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四是腐败“年轻化”。由以前的“xx岁现象”逐渐变为现在的“xx岁现象”“xx岁现象”，年龄愈来愈小，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五是腐败“基层化”。小官巨贪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所作所为令人瞠目结舌。六是腐败“家族化”。个别官员利用职权，在干部任用、工程项目、招标采购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外，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不讲大局、不讲党性的现象还仍然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淡薄，执行纪律走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不作为、乱作为、差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慵懒散浮拖，等等。可以看出，过去几年反腐成绩虽大，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二要正确看待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三是市场经济下的“勾当”。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多元利益主体在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少部分不法商人，想法设法通过贴近权力阶层获得好处，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导致腐败问题发生。四是干部队伍精神“缺钙”。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部分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很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心态浮躁、贪名图利。五是制度建设存在“盲区”。警示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
三要正确认识和判断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说法，甚至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之中。第一种是认为“越反越腐”。最近几年，我们党查处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于是就有人说“腐败越反越多”了。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分析的。查处的腐败案件逐年增加，并不等于腐败越反越多，而是反腐的力度在逐渐加大，腐败分子的存量愈来愈少。第二种是“唱反调”。国外查处了腐败问题，有人说“体现了自由、法治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处决了x、x等高级干部，一些人却说“共产党连高官都腐败了”。未查处腐败的高官时，有些人攻击我们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查处了x、x、x……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又说这些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评判都是偏执的，是没有根据的错误认识。第三种是认为“影响发展”。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6.1%，有些同志就会说，以前我们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是反腐败导致的，有些甚至还说餐馆生意不好、经济不景气都是八项规定引起的。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不反腐败，任由腐败滋生蔓延，社会就会动荡，生产力就会削弱，那才会影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甚至亡党亡国。当前经济放缓是国家政策的调整，是由快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于以上这些错误的认识和观点，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是非分明、站稳立场。
二、坚持政治意识，把握党纪精髓，做到守纪律讲规矩
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首先要学规矩、知规矩、懂规矩。党的纪律、规矩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二是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党纪就是红线，处分就是惩戒。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都是党员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规矩。三是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当前，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些都是党员干部必须自觉遵守的规矩。党员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四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对我们这么大一个执政党来讲，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不仅有成文的规矩，还有大量的不成文规矩。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这些是成文的规矩。这些成文的规矩不可能囊括所有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可能穷尽对党员干部思想和行为应当规范的所有事项，还必须以不成文的规矩作为补充，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动上自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起考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和规矩的基础，是坚持党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前提，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自觉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三、坚持责任意识，贯彻党章党规，常态长效践廉倡廉
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大至一个国家，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国民的行为，小至一个单位，需要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成员的举止。新党章党规的颁布，从制度上规范了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然而“知易行难”，如何贯彻落实才是关键。如何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如何才能抵得住种种诱惑?必须要“重修养以强魂，祛贪欲以守节”，方可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一要“知”与“行”结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贯彻落实党章党规这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重要基础性法规，首先必须要抓好对党章党规的学习，要逐条逐句学，原原本本学，全面、透彻、深入地领会其精神实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仅是知道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不够，还必须将形成的理念用于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自觉践行。要强化信念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心中要始终清楚什么人可交，什么人不可交;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在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交友”不慎出了问题，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我们党员干部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同学、战友等，也有属于自己的个人关系空间。但是，我们结交朋友，必须从保持清正廉洁的角度出发，把握好交友的度。尤其是当我们由于地位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些新朋友，我们更要留意，认真分析一下对方是不是别有用心、另有所求，是不是看中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当心了。因此，既不能排斥正常、健康的人际交往，也不能滥交朋友，更不能把朋友关系异化为酒肉关系、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在人情交往中要做到既讲感情又不徇私情。要多与那些品行端正、正直坦诚、敢说真话、直言不讳的人交朋友，形成事业上相互支持，感情上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二要“自律”与“他律”结合。一定要守住第一道防线，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一个古代官员乘轿子进城遇雨，看到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只挑干净的路面走，“择地而行”，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由此便“不复顾惜”了。他把这件事讲给另一个官员听，另一个官司员很受震动，表示“终身不敢忘”。这个故事说明，人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往往就放松了戒备。反正鞋已经脏了，一次是脏，两次也是脏，于是便有了惯性，从此便“不复顾惜”了。我们有些党员干部也是这样，他们起先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能够做到清正廉洁，偶然一不小心踩进“泥坑”，就从此放弃了自己的操守，破罐子破摔了。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诱惑，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令智昏，势必走上以权谋私的邪路，最终误党、伤国、损民、害己。所以要经常用党章党规为自己的行为敲警钟，不断强化自律意识，做清正廉洁的带头人，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管住自己的眼，不该看的不要看;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要去。要像古人那样“一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尊、自励，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自觉防止私欲膨胀。这样才能做到“绝非分之想，拒非分之物”，不为物欲所惑，不为人情所累。
三要“勤小物，治其微”。能否正确对待小事，能否防微杜渐，是共产党员的基本修养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细节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有个寓言说，有个偷针者和偷牛者一起被游街，偷针者感到委屈，发牢骚说：“我只偷了一根针，为什么和盗牛贼一起游街，太不公平了!”盗牛者对他说：“别说了，我走到这一步也是从偷针开始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小变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腐败分子，其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开始的。胡长清第一次只是接受了不法商人赠送的两支毛笔，后来发展到接受他人的宴请、金钱等，再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竟肆无忌惮地索要起来，最终被判死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都是至理名言，一定要牢记。新党章党规内容比原准则大大减少，精简意赅，要言不烦，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了新的规范，要求我们广大党员，要“勿以恶小而为之”，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注意，管好自己的“癖好”，管好身边人的“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谨记，越是小事越要留心，越是独处越要小心，越是顺境越要清醒，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抵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自觉加强自我警示，做到警钟常鸣，提高思廉践廉自觉性。
同志们，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永葆政治本色，不断提高廉洁自律拒腐防变能力，是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终生课题。希望同志们能倍加珍惜为党和人民工作、为事业发展添砖加瓦的良好机遇，倍加珍惜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期盼，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扎实的群众观念、服务意识、崭新的精神面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篇3】讲党课讲稿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