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系列716（28篇）2022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docx

专题系列716（28篇）2022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

2022年7月

目 录

1. 湖南工业大学彭静：
“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查研究⋯⋯⋯1 2．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幸福圆桌会”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5 3．耿敬杰：标准引领农村“厕所革命”实施现状、问题及制定建议 基于
贵州的调查研究⋯⋯⋯⋯⋯⋯⋯⋯⋯⋯⋯⋯⋯⋯⋯⋯⋯⋯⋯⋯⋯⋯⋯⋯⋯9 4．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推进乡村振兴调研报告⋯⋯⋯⋯⋯⋯⋯⋯⋯⋯⋯⋯⋯14 5．光明日报调研组：从“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的转变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大理洱海实践⋯⋯⋯⋯⋯⋯⋯⋯⋯⋯⋯⋯⋯⋯⋯⋯⋯28 6．91729部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何敏：
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的调研思考⋯⋯⋯⋯⋯⋯⋯⋯⋯⋯⋯⋯⋯⋯35 7．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世春：发挥基层党员主体作用 促进民族
地区乡村组织振兴的思考 基于G省B市农村基层党员主体地位的调研⋯⋯39 8．农发行种业基金课题组：
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47 9．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曹永峰：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问题的调研⋯⋯⋯⋯⋯⋯⋯⋯⋯⋯⋯⋯52 10．潘静静、甘海根：关于促进乡镇人大依法履职的思考 以萍乡市上栗县
为中心调研与思考⋯⋯⋯⋯⋯⋯⋯⋯⋯⋯⋯⋯⋯⋯⋯⋯⋯⋯⋯⋯⋯⋯⋯57 1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正立：
关于四川省绵阳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65 1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晶晶：

后疫情背景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80 13．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课题组：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83 14．光明日报调研组：
坚持以突破核心技术为主的自主创新之路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探索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调研⋯⋯⋯⋯⋯⋯⋯⋯⋯⋯⋯⋯⋯⋯⋯⋯87 15．惠润虎：
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调查和思考 以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农信社服务
“三农”为例⋯⋯⋯⋯⋯⋯⋯⋯⋯⋯⋯⋯⋯⋯⋯⋯⋯⋯⋯⋯⋯⋯⋯⋯93 16．张文浩：金融企业青年员工成长成才调查研究 以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天津市分行为例⋯⋯⋯⋯⋯⋯⋯⋯⋯⋯⋯⋯⋯⋯⋯⋯⋯⋯⋯⋯⋯⋯⋯102 17．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袁明：
齐齐哈尔试验站服务区“十三五”期间大豆生产情况调研报告⋯⋯⋯107 18．沈阳工程学院宋怡倩、贲立欣：
沈阳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调研报告⋯⋯⋯⋯⋯⋯⋯⋯⋯⋯⋯⋯⋯112 19．江西科技师范大吕月琳：
时政资源在高中思政课中的运用情况调查研究⋯⋯⋯⋯⋯⋯⋯⋯⋯⋯115 20．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硕士研究生罗邦强：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认识误区与对策措施⋯⋯⋯⋯⋯⋯⋯121 21．徐佳：
四川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专项调查报告⋯⋯⋯⋯⋯⋯⋯⋯⋯⋯⋯125 22．四川省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刘太阳：
四川中小微商贸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实施情况调查报告⋯⋯⋯⋯⋯⋯129 23．重庆市农广校刘大龙：头雁领飞群雁起 鸿雁阵阵向未来 对重庆市农民
田间学校孵化能人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133 24．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无锡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路与路径研究⋯⋯⋯⋯⋯⋯⋯⋯⋯⋯⋯⋯⋯⋯138 25．光明日报调研组：
小康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村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新路径调研⋯⋯⋯⋯⋯⋯⋯⋯⋯⋯⋯⋯⋯⋯⋯⋯⋯⋯⋯⋯⋯⋯143 26．阳盼盼：新时代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调查报告 基于重庆的
调查与思考⋯⋯⋯⋯⋯⋯⋯⋯⋯⋯⋯⋯⋯⋯⋯⋯⋯⋯⋯⋯⋯⋯⋯⋯⋯149 27．新乡日报社赵红艳：
以更大力度弘扬先进群体精神大力营造争先出彩浓厚氛围⋯⋯⋯⋯⋯157 28．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综合施策稳住经济 2022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展望⋯161

“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查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彭静

2020年全国两会以来，“地摊经济”在政策话语中被赋予了更多功能。曾经被污名化为“脏乱差吵”的“地摊经济”，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在“人间烟火”“民生经济”和“就业经济”等话语的鼓励下，忽如一夜春风，在大小城市“热”了起来。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经历了从被鼓励到禁止，再到承认其“合法化”地位的命运变迁。“地摊经济”在过去严厉的打压下，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不可否认“地摊经济”不仅体现了当地的风俗文化，还拓宽了人们获得收入的途径。诸多学者对“地摊经济”展开过研究。王曙光认为，“地摊经济”由于经营成本比较低，加之经营者层次多样，对其要求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社会无业人员就业难的问题①。吴丹丹认为，适度为“地摊经济”松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工就业②。赵文雯认为，“地摊经济”提供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便市民生活，满足消费需求③。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被赋予了带动就业的政策功能。然而，地摊经济真的能带动就业吗？如果能，带动就业的效果如何？ 本文基于株洲市五城区的调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立足于“地摊经济”发展现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湖南省株洲市五城区的市民和地摊主开展调查，咨询了解不同区域“地摊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共收回有效问卷775份，其中市民358份，地摊主417份。通过分析实地调研数据与政府发布的相关数据，研究探讨“地摊经济” 的就业带动效应及问题对策。
二、成效分析
（一）“地摊经济”直接带动本行业就业
1. 地摊行业的就业人员规模庞大。2020年伴随着一系列政策支持，“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灵活的经济形式又再一次重回了经济舞台。调查显示，就株洲
五城区而言，有31.58%的人表示疫情导致失业；有21.05%的人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国内外经济状况面临严峻形势。地摊经济的门槛低等特点让疫情防控期间难就业的人转行摆地摊，养家糊口，以此增加了地摊经济的就业人数。

2. 地摊主的收入总体情况乐观。地摊经济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市场经济和文明城市的构建，一些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人员实际上
是很难就业的，在疫情的打击下更是毫无收入来源。而地摊经济的重新复苏和去边缘化，不仅仅解决了很多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还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很大的保障。根据图1可以了解到，地摊主的收入总体情况比较乐观。占四成以上的地摊主的月收入在2000—4000元。2021年株洲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00元，有七成的地摊主收入超过株洲市的最低标准。地摊经济有三大特点：一是成本较
低：摆地摊的行为由于不需要固定经营场所，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进货成本。二
是可操作性强：摆地摊无需进行工商注册和技术，也不需要大规模的产品库存。三是流动性强：对于流动小吃车来说可以随机选择特定区域进行经营。这三大特点让这些无资本又无技术的失业者的收入实现从0到最低收入标准的突破，甚
至获得更高的收入养活了自己和家人，战胜了新冠疫情冲击的难关，也为国家和政府减轻了负担。
（二）“地摊经济”的间接带动作用
“地摊经济”同时带动部分行业和相关产业人员就业。“地摊经济”背后牵涉的产业链十分庞大且复杂，从地摊售卖原材料的供应、摆摊辅助工具、地摊商业管理规范等等围绕“地摊经济”的环节都将会慢慢形成完整的商业业态
④。“地摊经济”在促进本行业就业的同时也会间接带动其他岗位需求，原材料行业、加工行业、物流行业、服务行业等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摊经济”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以及党和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三、“地摊经济”促进就业的不足
（一）从业主体动力不足
根据株洲市政府最新公布数据，2017、2018、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工月平均工资约4964、6237、6600元，株洲市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700元。调查显示，地摊主收入较低，一般月收入2000—4000元之间，有28.57%的地摊主月收入在2000以下，只有9.14%的地摊主月收入达到本市月平均工资水平。面对重大的家庭生活压力，只有
35．46 %的地摊主认为摆地摊能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要。28.57%的地摊主每天需要摆摊6到9个小时，52.38%的地摊主会全天出摊，收入与工作时间明显不成正比，持续经营的压力大。

（二）“地摊经济”不稳定
调查过程中，地摊主表示：“相对于流动市场，一份稳定的工作要比这踏实得多”。地摊作为一种职业，不稳定性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收入不稳定、政策不确定、缺乏制度保障等方面。调查过程中不少地摊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担心政策一旦取消，政府会对地摊“一刀切”或是恢复以往的“游击战”局面， 他们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同时，根据《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显示，地摊主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地摊作为一种“非正规就业” 方式，社保没有代扣代缴方，且地摊主大多缺乏自主缴纳的意识及能力，“后顾之忧”不可忽视。可见，新冠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即使“地摊经济”让许多失业人员再就业，但仍未让就业者心安。
（三）“地摊经济”与城市秩序有冲突
当一种行业给城市带来的弊大于利时，必将招致排斥而不能长久。“地摊经济”存在的噪声污染、垃圾污染、占道经营等不良现象直接与城市形象挂钩。自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开始后，地摊被贴上“脏乱差吵”的标签，许多城市对地摊一再打压，甚至地摊在部分城市销声匿迹。新冠疫情后随着城市“地摊经济” 的复苏，政府对“地摊经济”“脏乱差吵”现象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不少居民表示仍受“地摊经济”的困扰。如果扰民现象不能解决，“地摊经济” 发展受到遏制也是情理之中。
（四）“地摊经济”缺少活力，可替代性高
调查结果显示，地摊主30岁以下的不到12%，中老年人居多，加上地摊售卖商品大多是食品、服装等产业，同质化严重，地摊因此又被戏称为“夕阳产业”。行业整体安于现状，缺少拼搏、创新精神。随着电商经济的兴起，方便、廉价不再成为地摊行业独树一帜的标签。地摊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一批又一批的地摊被替代。如果地摊行业不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前途堪忧。
（五）“地摊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各地商业开始复苏，大量因疫情失业摆地摊的人重回职场，“地摊经济”开始式微。这说明两点，第一，疫情时“地摊经济”的 繁荣有赖于正规商业的让渡，当正规商业复苏，“地摊经济”“无还手之力”。
第二，“地摊经济”是疫情时促进就业的有效手段，但是促进效果是暂时的、
不持久的，到最后仍然在摆地摊的大多还是疫情前那些人。张慧在《发展“地摊经济”应给予弱势人群扶持》一文中认为，“地摊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

草根经济。支持地摊经济，说白了，就是给弱势人群和中低收入阶层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门路和收入渠道⑤。笔者认为，“地摊经济”具有巨大的“保民生、促就业”的潜力，但只有当“地摊经济”不再作为解决短暂就业的选择时，当“地摊经济”吸引更多阶层的就业者时，才能真正发挥“地摊经济”的巨大潜力。
四、“地摊经济”促进就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策扶持、全民参与点燃“地摊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发展不匹配的问题，随着大众新鲜感地褪去，“地摊经济”也在逐渐降温。如何促进“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吸引更多阶层的“地摊经济”就业者，不断增强城市的生机与发展的活力，最大化地带动就业效应显得十分重要。一是要通过完善的扶
持政策促进“地摊经济”稳定发展。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维持“地
摊经济”活力和秩序。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供就业保障制度；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解决地摊主经营问题，提供就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引导消费者有序参与， 刺激消费，提升地摊主的收入。二是要想推动“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带动就
业，必须要实现特色经营，实现不可替代。要引导地摊主售卖更具有特色的产
品，提高产品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⑥。
基于以上认识，要积极推进规范化管理，引导“地摊经济”持续发展。“地摊经济”忽如一夜春风，在大街小巷热了起来。但由于设施、管理的不配套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进而推进对“地摊经济”的规范化管理。创新“地摊经济”的管理模式，对摊贩进行统一安排，实行年限准许制， 通过地方申报，确定一批最需要救济的市民，允许他们经营一段时间后，再让给其他贫困的市民经营。要避免经营相同商品的摊主同时同地经营，依法监督合规经营，从而保证“地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要在保证城市有活力的同时，兼顾好城市秩序，将“地摊经济”发展到新水平，各有关职能部门应统筹分工协作，把握好管理的尺度，在做好行政服务的同时，找到“放“和“管” 的最佳平衡点。

“幸福圆桌会”共绘基层治理“同心圆”
省委政研室、南昌市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

南昌市西湖区是中心城区、老城区，辖区内老旧小区占比高达70%，其中40% 是开放式小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旧改压力大、矛盾化解难、基层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近年来，西湖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重要要求，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总结“民情家访”工作和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指导、社区搭台、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到新冠肺炎疫情“群防群控”，以“幸福圆桌会”这个“小平台”绘就了基层治理最动人的“同心圆”，成功入选民政部“2021年度全国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例”。
主要做法
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有效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幸福圆桌会”创造性地建立群众诉求分类疏解机制。由社区党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挂点走访收集的问题和居民问卷、电话、微信反映的诉求进行汇总，聚焦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三公”事务进行分拣，将社区能解决的简单诉求直接答复解决；不属于“三公”事务范畴的合理诉求，引导居民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需要上级支持和群众配合的“三公”事项纳入“幸福圆桌会”议题来解决。经过近一年实施，全区已开展“幸福圆桌会”1377场，收到群众反映问题1948件，解决1639件，正在加快解决235件，对于不能解决的74件，都及时向居民反馈并获得理解。“幸福圆桌会”搭建的各类“居民微信群”“楼院朋友圈”，更成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有力畅通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医疗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配送、代办的“最后一米”。
构建资源力量在社区聚合机制，有效破解社区治理“单打独斗”困境。“幸福圆桌会”由西湖区委组织部牵头，区民政局统筹，社区党组织具体实施，各部门协同配合，推动了社会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各方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每个社区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幸福圆桌会”，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主持，参加圆桌会的固定人员为区级挂点领导、街道负责人、社区干部等；机动人员为相关区直单位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共建单位、驻地单位、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含业委会、居民理事会、楼管会、自治委员会、楼栋长）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通过“面对面”表达诉求、沟通

协商、达成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在疫情防控最吃劲时，“幸福圆桌会” 的平台功能迅速转化成全社会动员机制，全区顺势将下辖街镇划分为1019个防疫网格，设立临时党支部52个、党小组949个、党员先锋岗282个，高效整合网格内居民自治组织、单位保安、小区物业、经营业主等社会力量，参与实施“无疫网格”社区创建工作，第一时间筑起守护家园的“哨点”“卡点”“触点”。
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机制，有效调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
理的积极性。“幸福圆桌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将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交给社区群众。“圆桌会”只是一个形象说法，并没有圆桌，而是采取圆形座位摆放方式，干部和群众“插花”围坐，居民与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利益方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形成“有事大家说、民事共同定、民事一起办”的生动局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过去“政府干、群众看”到现在“群众定、一起干”的转变，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针对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 引进业委会强化居民自治，引导群众在“圆桌会”上充分讨论、协商、决策， 真正做到改造前工程项目民决、改造后小区治理民办。在完善小区出入口、人行道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全面推开、分步推进开放式小区围合管理，力争到2022 年底，全区已改造、改造中的开放式小区和安置房小区全面完成封闭式改造并实行物业管理，切实提高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能力。
构建诉求快处、督查跟进、群众评议机制，促进干部作风更加务实为民。“幸福圆桌会”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做到议题协商确定后马上办、全程督。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对项目进行实地考证和综合研判，明确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并公示告知，接受群众评议。采取分级督办形式，在议题项目落实过程中成立由社区党组织、相关利益方、项目经办方等成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和评议，西湖区委督查室定期督查、区纪委区监委随机抽查，使干部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收集群众利益诉求，及时做好情况反馈，确保为民办事办到实处，用“面对面”地交流、“实打实”地办事换来党群关系的“心贴心”。
经验启示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保证。调研中，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是虚的，是具体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得到了活跃跃的体现。“幸福圆桌会”行得通，关键在于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从平台的搭建到制度的安排，从议题的收集到问题的解决，社区党组织始终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党员始终站在群众前面，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聚合到社区党组织周围。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党的全面领导优势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搭建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幸福圆桌会”实质就是一个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从过去只有收集问题功能的“民情家访”，发展到现在具备议事办事功能的“幸福圆桌会”，它是一个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盼，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新形势新变化，逐步探索、实践、完善、演变而来的。正是搭建了“有事圆桌说、大家商量办”这样一个平台，让社区治理有了具体抓手，让居民自治有了参与渠道，让资源力量有了聚合载体，在党委政府、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之间架起了紧密联系的桥梁， 凝聚起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强大合力。当前，全省各地都有不少类似平台，关键是完善平台功能，发挥平台作用，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以社区这个“小平台”奏响社会治理“大合唱”，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构建议事办事评事闭环机制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幸福圆桌会”赢得群众好口碑，关键是能议事、能办事、更能成事。西湖区在社区和街道层面构建群众诉求收集、分拣、引导机制和顺畅高效的资源力量聚合机制以及诉求快处、限期反馈、群众评价机制等，形成了全过程、全链条、全周期议事办事评事闭环。在这个闭环中，社区在第一线具体实施，街道在后台协调引导各方力量向社区聚合，共同构成一个闭环机制。正是这个闭环机制的顺畅运行，把群众一件件“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成了“放心事、顺心事、暖心事”，促进了政府善治、群众自治、社会共治，使平台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西湖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搭建平台很重要，建立让平台发挥作用的好机制更重要，必须依靠科学的机制增强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治理活力。
推广建议
抓紧建立推广工作机制。“幸福圆桌会”可贵之处，在于形成了“党建引领全过程，平台搭建在社区，机制闭环畅运行”的基层治理经验做法，既有利

于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又有利于形成一套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议在全省城市社区推广，按照“积极推进、稳步操作、逐步完善” 的工作思路，及时提出推广工作的总体要求、年度任务，制定推广工作流程和其他配套性政策。
加快形成推广工作突破。“幸福圆桌会”经验做法是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我省到“十四五”期末要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今年计划开工改造34.34万户。建议紧紧抓住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契机，把推广工作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同步推进、相互促进。
鼓励支持推广工作创新。鼓励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互学互鉴把“幸福圆桌会”的关键机制融入各地的特色做法中，实现创新提升，推动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务实、管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城市社区治理品牌和模式，为努力实现一流的社会治理、全面建设和谐江西的目标任务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切实加强推广工作保障。加强对推广工作的统筹谋划和组织领导，推动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下沉，确保推广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着力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基层干部更新治理观念、提升治理能力。大力培育和引进各类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标准引领农村“厕所革命”实施现状、问题及制定建议 基于贵州的调查研究
耿敬杰

1. 引言
农村厕所革命关系亿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推广水冲卫生厕所，不具备条件的可建设卫生旱厕，巩固户厕问题摸排整改成果”。一个国家的厕所状况体现了民族的卫生文化和国家的文明程度[1]。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厕所革命这件民生大事做出10余次重要批 示，强调要坚持求好不求快、扎实稳步推进，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改一个成一个。要想把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进，就必须要发挥标准规范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建立农村厕所标准体系，推动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维常规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严格执行标准，把标准贯穿于农村改厕全过程”。此外，《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 要以“农村卫生厕所建设改造等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标准化工作”。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标技〔2020〕122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设定了主要目标：到2025年，形成结构合理、衔接配套、科学适用的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为农村厕所革命提供标准支撑。
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早在1985年日本就成立“公厕协会”，掀起了闻名世界的“厕所文化”建设。200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厕所组织
（WorldToiletOrganization，WTO），其口号是“关注全球厕所卫生”。为了促进厕所自主建设和卫生行为改善， 国际开发援助项目进行了PHAST 、TotalSanitation、WASHinSchool三项行动[2]。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厕所卫生管理经验[3]，编制厕所卫生规划[4]，探索厕所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5， 6]，构建用户满意度评价机制[7]等方面。总而言之，在充分借鉴国外厕所建设、使用、管理等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有助于我国制定符合厕所革命的具体行动措施。
从国内研究来看，农村厕所卫生质量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及难点所在[8]。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区域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9]，且存在缺乏因地制宜的厕所建设与运行模式，以及重建设轻管理等现象[10]。与此同时，在厕所系统性、理念意识、安全舒适、技术适应等方面仍有待提升[11]。农户是推动厕所革命的关键主体，农户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的整治水平[12]，此外，还有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也会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13]。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只有深化认识，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创新方法[14]，通过转变卫生观念[15]、加大资金投入[16]、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提升农户参与意识[17]等相关措施，依托协同治理模式，才能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厕所革命之路[18]。
农村厕所革命持续推进离不开标准体系引领，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标准体系现状的梳理[19]、技术规范和实施进展[20]等领域，对于各地方厕所革命标准落实情况、问题及效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贵州省厕所革命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索厕所革命标准实施现状，并针对困难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厕所革命标准体系制定情况
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索，以“农村厕所”“户厕”“公共厕所”等作为关键词，检索涉及农村厕所的标准情况①，得出贵州农村厕所革命涉及的相关标准，见表1。其中涉及国家现行标准共9项。贵州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仅有1项，团体标准共计8项。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与贵州农村厕所革命相关的标准仅有18项，其中还包含部分乡村公共厕所、乡村旅游厕所等非直接关联标准（但可以参考借鉴）， 此外，省外地方标准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当前贵州省农村厕所标准体系仍然不完善、不健全，难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无法确保农村厕所革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厕所标准体系发展滞后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指导意见》提出要到2025年，建立农村户用厕所建设与管护标准化试点50个，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100项的任务目标。通过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标准的引领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厕所革命。
3. 贵州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对于贵州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建立美丽宜居乡村，提升农民幸福感至关重要。早在2018年出台的《贵州省推进“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计

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聚居程度、区位条件等因素，按照贵州省住建厅下发的《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结合经济条件和管理能力，选择适宜的建设标准模式。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厕所布局规划，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需求，全面加强农村厕所建设和提质改造。本文通过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农户意见，对改厕标准、技术模式选择、施工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摸排，获得了全省农村厕所革命标准实施情况的第一手数据。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3.1 国家标准虽有，但未得到有效实施
早在2012年，GB19379-2012《农村户厕卫生规范》正式发布并实施，2018 年的GB/T37071-201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和GB/T37066-2018《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2019年公布实施的GB/T38353-2019《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2020年由农业农村部主管的GB/T38836-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建设技术规范》、《GB/T38837-2020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GB/T38838-2020
《农村集中下水道收集户厕建设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公布并实施，从而解决了农村厕所改造中无标准可依的困境。但从目前全省实施效果来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已有国家标准的宣贯不到位。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严格遵循上述国家标准，不仅农户不了解以上国家标准，甚至规划部门、施工单位、乡镇干部、
村干部等相关人员也表示不熟悉，在厕所规划、建筑施工和后期维护方面未采用国家标准。第二，基层组织人员和资金不足。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导致基层工作人员、村干部往往都身兼数职，对厕所改建工程是否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无法开展有效监管，资金不足问题也影响到农村厕所改建工作。第三，贵州多山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样的特殊省情就决定了国家标准的内容未必适合贵州实际，因此，导致国家标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3.2 地方标准空白，无法依据贵州实际开展针对性改造
目前贵州省尚未公布实施农村厕所改造的地方标准，因此仍属于空白领域。通过访谈、调研等方式获知，全省在进行厕所革命过程中主要依据《贵州省城乡厕所规划建设指引导则（试行）》《贵州省农村住房“三改”参考标准及施工图建议设计范本》和《贵州省农村危房无害化厕所改造基本验收标准（试行）》等技术指导文件开展农村改厕工作。然而，贵州作为山地省份，工程性缺水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全省农村厕所革命的推进，针对这样的地域特点，缺少切实可

行的地方标准会导致难以开展针对性的厕所改建工程。除此之外，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以上技术指导性文件也未能得到普遍有效遵循，不少农户反映，厕所改建主要是根据自己（或施工队）实际经验施工建设，往往施工标准不统一， 甚至不少地方只要求能通水电、粪污排放达标即可。
3.3 行业标准欠缺，导致厕所改建质量难以保证
当前涉及厕所问题的行业标准只有针对旅游厕所制定的LB/T071-2019《可持续无下水道旅游厕所基本要求》，而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的行业标准依旧欠缺， 因为缺少相关技术模式和行业规范，导致全省在农村改厕过程中，无法确保工程质量，建设不达标、验收不通过的农村厕所始终存在。
3.4 团体标准缺位，无法发挥行业引导规范作用
贵州省尚未公布农村厕所改造的团体标准，目前与农村厕所革命密切相关的团体标准是由辽宁省建筑节能环保协会公布实施的T/LJH013—2019《农村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和T/LJH014—2019《农村公共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 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公布实施的T/ZS0050-2019《农村公共厕所改造评价标准》等8项团体标准。贵州省在农村厕所改建过程中，各地方普遍不了解团体标准，制定和使用团体标准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之团体标准不健全，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其未发挥应有之作用。而团体标准的缺位导致在农村厕所改造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而缺少行业自律、引导和监管，则势必会影响农村厕所的改造质量。
4. 贵州在制定厕所革命标准方面的建议
针对全省农村厕所标准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制订建议。
4.1 国家标准方面
4.1.1 户厕标准
针对省内部分地区存在的农村户厕“建而不用”“管护不到位”“配套设施滞后”等突出问题，应当加强对农村改厕后的跟踪维护和持续服务，确保农村厕所长期有效使用，建议加快制定《农村户厕维护与服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
4.1.2 粪污排放标准
为解决农村存在的粪污排放不达标问题，建议尽快制定农村厕所粪污改造、技术模式及资源利用等相关国家标准，切实杜绝农村厕所污水乱排现象，从而实现解决粪污污染和卫生健康问题的根本目标。

4.2 地方标准方面
贵州省面临着农村厕所改造中地方标准缺失，无标准可依的困境。针对当前农村改厕工作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聚焦重点难点，抓紧编制急需的标准， 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标准。具体建议如表2所示。
4.3 行业标准方面
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部委，针对贵州山地特征，高寒地区和工程性缺水等问题，制定涉及农村厕所改建、验收方法和评价、污水处理、防寒防冻、材料选用等相关行业标准，从而为推动贵州厕所革命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
4.4 团体标准方面
引导、鼓励涉及农村厕所改造相关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参考借鉴其他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定《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和管理规范》《贵州省农村厕所改造评价标准》《贵州省户厕三格化粪池技术规范》以及《贵州省农村厕所管理与服务要求》等团体标准，从而提高全省农村厕所改造的质量和水平。
5. 结语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对于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村厕所革命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科学合理规范的标准体系作为技术支撑，只有依靠高标准先行，高标准实施，高标准监管，才能引领农村厕所革命高质量发展，进而从根本上改善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新乡村。同时，立足贵州实际，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厕所革命“贵州经验”，进一步助推贵州乡村振兴。

兵团第十师北屯市推进乡村振兴调研报告
兵团党委党校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19年底，兵团第十师北屯市（以下简称“师市”） 与兵团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连队全部退出，贫困团场全部摘帽。自此，师市进入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如今，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师市乡村振兴推进的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为全面掌握了解这些情况，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30日，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研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对调研结果进行整理分析，集中讨论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了“1+3”（即一个总报告、三个分报告）的调研报告。本报告是总报告。
一、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的亮点及特色
师市党委认真贯彻兵团党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百湖之城␎向阳花开”总体定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曾经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今的“百湖映边陲，向阳花开艳”，师市正以良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和幸福的生活，
诠释着乡村振兴的全新内涵。调查问卷显示，86．67%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 对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状况是满意或非常满意的，89.34%的师团干部和连队“两委”认为与以前相比，近年来团场（连队）变化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居环境整治（占86.67%）、收入和生活水平（占84%）、基础设施条件（占70.67%）、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占50.67%）、社保制度（占38.67%）等方面（见图1、2、3）。
具体来看，师市推进乡村振兴主要有以下亮点。
（一）强化顶层设计，四梁八柱基本成型
师市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兵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编制完成师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个五年规划，即《第十师北屯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2018—2022年师市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部署了重

点工程，细化实化了工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2021年《第十师北屯市“十四五”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出台，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21年制定出台《第十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十四五”规划》，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6月，师市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师市发改委承担的扶贫工作职能与农业农村局承担的乡村振兴工作职能进行整合，由师市乡村振兴局承担，师市发改委不再挂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师市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师市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自此师市形成了以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为统一领导，师市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师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