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阅读资料.doc

8年级《儒林外史》阅读资料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 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 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 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张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张俊民谢过，去了。”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 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 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 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
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
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其 “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儒林外史中作者塑造匡超人这个人物形象的用意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以下废话.　　吴敬梓详细描写了匡超人蜕变的过程,目的是揭示其蜕变的社会原因,他笔锋所指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制度,它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展到了极致.这种认识,使作者对匡超人的描写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本质.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以此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了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儒林外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尽管科举制度弊端百出,但是读书人舍此并无第二条进身之路.在匡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读圣贤书却品格卑劣者举不胜举：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等.匡超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学问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只能在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而迷失了自我.因此,吴敬梓把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归结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其次,势利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从讥讽势利起始,到谴责势利为结,对势利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具有长久的历时性”.匡超人只认提拔他的李本瑛为老师,而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可一旦传说他所拜的老师李本瑛被参而可能连累他时,又认为真是“晦气”“老师”和“门生”这层关系是以对自己是否有益来确定的.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势利之风遍及各个阶层,历久而不衰,但仔细读来,作者所描写和谴责的势利现象又多出现于士林和官场.在吴敬梓笔下,无论是秀才如匡超人、进士如王惠.整个社会都被势利之风所浸染.如此描写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吴敬梓出生并生活于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际,他由此而饱尝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产生了对势利社会的无穷愤慨.　　匡超人变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蜕变的根源.吴敬梓对他予以讽刺,目的是对造成这样畸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给以揭露.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他能够在清朝的盛世的现实环境中正视封建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现,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够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原因.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吴敬梓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细致地勾画出一个比较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格沦丧的悲剧.　　其一、匡超人是书中的一个否定性人物,吴敬梓在确定其主导倾向以后,还写出了他暇瑜混合的一面,寄托了自己的爱和憎.对堕落以前的匡超人,作者就用饱含赞颂和感叹的笔触,细细地描写了他的事亲孝顺的行为：漂泊在外时对父亲的牵挂；在兄长面前的谦卑；细心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而在匡超人步步走向堕落时吴敬梓却毫不留情的给予讽刺：中了秀才后的势利；狠心逼妻回乡；潘三被捕后的翻脸无情；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的吹牛撒谎等等.在作者客观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匡超人,他先前的淳朴让人赞叹,而他的变质既让人惋惜又让人憎恶.　　其二、冷静的讽刺描写.这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中,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语言含蓄,对人对事都是白描的手法.讽刺场面越热烈,作者的笔触就越冷静犀利,这种冷静的文字是作者深沉哀痛,力透纸背之作.比如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对着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是这种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目中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潘三固然作了许多坏事,现身陷缧绁是罪有应得,但匡超人却不应弃之不理.想当初潘三待匡超人也不薄,被捕后也未将匡超人供出来,此时匡超人不念半点旧日情分,其心如蛇虫螫毒.可见这种冷静的笔法能起到最大限度的艺术效果,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情绪.　　其三、在谎言世界里揭露人物的丑恶嘴脸.他本已娶妻郑氏,却在李“恩师”问及可曾婚娶时,“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只这三个字的谎言使他又得娶李“恩师”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外甥女,又得了极其可观的数百金的装奁,享了好几个月的天福.在匡超人进京途中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大肆地吹牛撒谎：“我的文名也够了……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者‘先儒匡子之神位’.” 这被牛布衣一语点破：“所谓‘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在这样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揭开匡超人那麒麟皮下的马脚.这使匡超人这一形象更有概括性.　　其四、对比的方法.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吴敬梓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比如说匡超人在遇见马二先生时的毕恭毕敬与他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说马二先生的选本是“理法有余,才气不足”的对比,揭开了他吹牛撒谎的嘴脸；匡超人对潘三前后态度的变化,讽刺了他的虚伪无情.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这一鸿篇巨制中塑造了很多命运相似的人物形象,诸如前面开篇的周进和范进,两人都有同样落魄的前半生,而后半生却青云直上,进而成为曾毒害自己的科举制度的忠实卫道士.而对应于匡超人,文木老人又塑造了一个叫做牛浦郎的人物形象,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诸如停妻再娶等等.不同的是牛浦郎出生市井,而匡超人出生于农村而已.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在阅读中加以比较.这里就不加赘叙.　　吴敬梓是中国讽刺小说的艺术大师,他在小说中以批判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写尽了儒林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丑态.匡超人正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吴敬梓的嫉世之深,可以从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中窥得一斑.
沈琼枝：古典小说中罕见的独立女性形象！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女性观念，因此江南地区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发生萌动，如注重才情，敢于表现自我；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漠视贞节观念；大胆的想象并付诸行动追求自身的幸福等等。《儒林外史》的婚礼描写对此有所透露，体现出明清时期女性的独特性。

在传统社会中，一切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备受压迫，没有独立的地位，形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抹杀了女性独特的才智与作用。在明清时期，一些女性开始有了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敢于显露自己的才华，并在与社会开明的文人名士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沈琼枝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作者在描写她的婚礼时表现出她的自尊自重、有勇有谋。沈琼枝是“幽榜”中唯一的的女性，而且是全书中唯一具有完全姓名的女性，这足见作者对她的钦敬之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不受“富贵”之利所诱，不为“权贵”之势所折腰，具有追求独立的自觉意识与行动，不甘于伏低做小，不屈于受人摆布，令人赞叹，“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放射出叛逆思想的耀眼光芒。”
沈琼枝淡漠富贵，具有自尊意识，绝不肯伏低做小。当沈琼枝与父亲沈先生来到扬州时，父女二人都以为宋盐商是要娶妻而不是纳妾，是要他们择吉过门的，结果宋家只是打发家人来吩咐“把新娘就抬到府里去”，如此草率，与他们所想的婚礼有着天壤之别。
这时，沈先生对女儿说：“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做正室了。这头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在父亲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沈琼枝能自己拿主意。
她是一位有胆量、有计谋的女性，立刻分析了情况做出了决定，对父亲说：“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模样看待我。”
她敢于亲自去探个究竟，随机应变。可见她一向是独立自主、很有主见的。 她照样装饰起来，头戴冠子，身穿大红外盖。到了宋家以后，家人都叫她“新娘”，她也不言语，只是心中拿定主意，立即要请老爷出来理论，一直走到大厅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
“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我就没的说了！”
沈琼枝丝毫没有新媳妇的怯懦与娇羞，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一针见血的指责与有理有节的抗争。
家人都吓了一跳，老爷知道后也红了脸，因为对于他们“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的人家”，早把娶妾当做家常便饭，早己习惯了那些妾们对他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不想忽然出来一个如此大胆敢和他叫板的沈琼枝，自然都觉诧异。
宋盐商总归还是心虚，没有立刻去见她，沈琼枝也就权且在他极幽的院落里住了几天。等一直不见父亲的消息后，她便猜测道父亲可能早被安排走了，果不出她所料，沈先生因知县早被宋为富收买己被押解回常州了。
所以，沈琼枝再次发挥她的聪明才智买通了丫环，从宋家逃了出来。又因为自己能诗善画，便在南京挂牌“精工顾绣，写扇作诗”，自食其力。
武书对杜少卿说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裨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
她并不看重盐商的钱财和豪华的院落，用杜少卿的评价就是“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她淡视钱财，表现出她有自尊自重的意识，即使再优裕的物质条件也改变了她那颗不屈的心，也不能让自己的尊严被践踏!
沈琼枝的形象，不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继承，更是一种颠覆、创新与发展，这说明吴敬梓用他敏锐的目光开始注视女性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真正的“人”的价值。

综观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出现，多为爱情婚姻而设计。即使如崔莺莺、杜丽娘那样敢于追求自身爱情的女性，最终也逃脱不了依附男人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无非以两种面目出现，要么是贤妻良母，是男性心目中标准的女性形象；要么是淫妇荡娃，是男性批判贬低的对象。总之，女性形象都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浸染着男性意识的图解。”
具有独立见识、自主自立的女性形象极为罕见，《儒林外史》中沈琼枝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新型的形象作了填补。她的独立个性让人耳目一新，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奇女子形象。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晚年的作品，那是他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痛苦思考和敏锐观察的结晶。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揭开，底下的虚伪、奸诈、可卑、可笑的丑态便暴露无遗。尤其是儒者，一向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但在吴敬梓那里，他们可恨、可笑、可憎、可怜。吴敬梓用艺术之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讽刺性画像。他们自私自利、庸俗虚伪、附庸风雅，以做八股为业，其余一概不懂。更有甚者，以八股为敲门砖，一旦高中，便仗势欺人。但吴敬梓身处文网严密的年代，所谓康乾盛世时的许多文字狱，他是耳闻目睹的。因此，他把时代从清推到明，借明代说清代。书中的时间尽管标以明代，但所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都是清朝的。其中许多人物事件都是以作家的亲族朋友及其所作所为为原型描写的，如庄绍光原型为程廷祚，马二先生原型为冯粹中，杜慎卿原型为吴檠，杜少卿乃吴敬梓自况。
　　作家把这些真实人物及事迹典型化，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的代表。
诚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通过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人生世相，也表现了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中描写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科举迷”，即“心艳功名富贵者”。
　　作家对这类人物，有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讽刺和鞭挞。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没有进学，处处被人嘲笑、挖苦，连个教馆之职也保不住，只好替商人记账。当他有幸进入贡院，一见号板，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听到商人们要凑钱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趴在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又如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屡考不中，家境贫寒，经常被丈人胡屠户挖苦、唾骂。当送捷报的人到他家时，他正穷得在市场卖鸡；邻居找到他，告诉他喜讯时，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仍在卖鸡；后来，被邻居强拖回家。当他看到屋子中间早已挂起来的报贴时，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竟高兴疯了，丑态百出，直到被丈人胡屠户打了一个耳光，才醒转过来。
　　围绕着这两个人的命运变化，作家进一步描绘了广泛的人生世相。周进未考中时，遭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嘲笑、挖苦，前科新中的王举人吃完饭，周进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一旦高中，“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人的势利、趋炎附势竟如此可卑、可笑。范进刚进学时，还遭到丈人胡屠户的训斥。他与胡屠户商量参加乡试时，被胡屠户大骂一顿，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尖嘴猴腮”，什么“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是一旦高中，胡屠户马上改口，叫范进“贤婿老爷”，还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人情的势利、虚伪由此可见。
　　作品还刻画了“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这些人多是由科举得功名的人。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汤知县为了一鸣惊人，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严贡生横行乡里，自己毫无羞耻地涂脂抹粉，自命高雅，实则是乡间一霸。他强圈别人的猪；没借给别人钱，却讹诈利息；霸占弟弟的产业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儒者都是些什么东西。

　　作家讽刺的第三种人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科举失败，无奈之际，便以风流名士自居，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在鞭挞这三种人时，作家也力图塑造正面形象，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如杜少卿，虽是贵公子，却慷慨好施，鄙视功名富贵，崇尚“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不顾别人的讥笑，敢于同妻子一起游山，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
　　还有如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他们都讲究文行出处，轻视举业，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的理想。但作家将这类形象过于理想化，因此，塑造得并不成功。
　　我们读过《儒林外史》，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被讽刺的形象，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儒林外史》才被称为讽刺小说。
　　无一贬词情伪毕露《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非常高超的。首先，讽刺离不开夸张。适度的夸张往往遗形取神，获得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儒林外史》中许多著名的细节都是因夸张的适度运用而让人过目不忘的。周进撞号板，当然有夸张。
　　范进中举，欢喜疯了，也有夸张。还有著名的严监生之死，同样运用了夸张。

　　严监生临死，迟迟不能咽气，老伸着两个指头，众人猜来猜去，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妻子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他妻子忙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一细节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若用平常细节来表现，决不会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现在，只要一提到严监生，一提到吝啬鬼，我们马上就想到“两茎灯草”。这细节何等有力。
　　其次，讽刺更需要写实。鲁迅多次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非写实决不能谓之讽刺。还说，有许多现象，可卑、可笑、甚至可恶，但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往往也不觉得什么，现在经文学家这么一点，就动人。这其实是讽刺文学的更高境界。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就完全是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又如，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时，因“遵制丁忧”，不用银镶杯箸，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仍不肯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筷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里，作家既没有夸张，也没有议论，完全是如实描写，把讽刺寓于冷静客观的写实之中，让读者自己品味，以收到意在言外的效果，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余，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儒林外史》的结构独树一帜。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线索，似乎有许多各不相干的故事组成。实际上，全书却有一条极为明确的思想线索，把这些繁富复杂的故事统摄起来，构成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以达到更广阔地反映社会人生世相的目的。作品可分为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第一回和末一回在全书结构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回是全书的楔子，作家说得很明白：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明确指出第一回具有统领全文、烛照全书的作用。王冕的故事与全书没有直接联系，思想上却不可分割。它通过描写王冕多才多艺，却不慕名利，自甘淡泊的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为全书树立了一个正面理想的典型，成为
　　全书的一盏明灯；又通过王冕对明初颁行的八股科举制度的否定，和“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引出正文。
　　中间53回正文，从周进在山东汶上县薛家集教馆，到南京来宾楼妓女王聘娘削发为尼，前后一百多年，有名有姓的人物一百七十多个。他们的职业各种各样，儒林中人、上下官吏、医卜星相，娼妓窃盗、农工兵商、市井小民，几乎无所不包。地域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西到四川、东到大海。作家企图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时间如此之长、空间如此之广的丰富生活，反映广泛的社会世相，一般的长篇小说结构是难以奏效的，于是作家采取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或称“连环短篇”的独特形式。这是把《水浒传》的“连环传记体”，与短篇小说片段传神的特点相结合而创造的新形式，也是实现作家创作目的的最佳形式。其中各色各样的人生世相都被反映在作品中，如儒林丑态、名士风流、官僚跋扈、小市民的势利等，无所不备。这些故事彼此相对独立，主次分明，又前后勾联，有一定联系。如作品开始，从薛家集办馆请先生引出周进；由周进高中，到广东学道主管考试，引出老童生范进；由范进高中，到汤知县处打秋风，引出严贡生、严监生兄弟……。

　　每个人物在此回是主要人物，在下回又是次要人物。围绕主要人物，作家又刻画了众多的次要人物。为了使结构更加紧凑，作家还安排了一些过渡人物和过渡事件，使作品似断实连。
　　末一回是尾声。开首说：“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与楔子一样，这几个“奇人”与正文无直接联系，却与楔子遥相呼应。他们与王冕一样，多才多艺，不慕名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正文中各色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升华了全书的境界，表现了作家的理想，从而使整个作品成为完满和谐的整体。
儒林外史人物——周进
商人们替周进捐了监生，继续留在当地进货做生意。当年正好有举人考试，周进一击即中，“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团锦簇一般”——考试其实不容易，哪有那么多侥幸，要写7篇文章呢。发榜那天，商人们还在挑选进货，想必周进当时应该也跟在一旁帮着算账吧？科举最关键的一道就是中举，这是你由“士”而“官”的关键。中了举，整个世界的面目都不同了。
中举之后要回家乡感谢知县、启蒙老师等等。县里的小吏们——包括前老板的顾老相公、嫌弃他不来巴结自己的夏城管，纷纷拿着“晚生”帖子登门道喜——人只有面对位高权重的长辈时才自称“晚生”的。全县的人，不是亲戚的也来冒充亲戚——甚至只因为自己亲家也姓周，就有人敢顶着周进亲戚的名号四处横行霸道；原本不认识的也要冒充朋友。原本四处说他坏话的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聚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饭团之类，亲自上门来贺喜。”世态炎凉到这么好笑的程度，也就是周进老成稳重，尚能自持。换了在中举前夕几乎饿死的范进，让他如何不疯！
周进真心是个厚道人，申祥甫去年才害他失业，现在又上赶着来跪舔，不说报复，撵出去不搭理总是正常的。但他全不计较，不光接待，还留他吃了酒饭。
接下来会试殿试一帆风顺，中了进士，再过三年升了御史，皇帝派他去当广东省的院试（考秀才的最后一级）主考官——为了防止营私舞弊，一般都不会派去家乡的。周进就是在这里遇见了范进。
周进在童生试这一关吃够了苦头，一辈子也没考过，最后花钱绕了过去。他不光没有为此心理变态，反而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把卷子都看一遍，不能光听师爷的，争取让别人不再吃自己这样的苦。——多高尚的人啊！
第三场考试，考生是南海和番禺两个县的童生。进考场时，周进注意到最后一个进来的考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当时已经是阴历十二月，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那老童生只穿了件麻布衣服，冻得哆哆嗦嗦——这位老童生，就是全书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范进先生了。麻布透气性极好，所以在古代又被叫做夏布。冬天即使穿不起棉袄，起码也应该穿件棉布的衣服，保暖性多少能好点。范进连棉布衣服都没有，可见是有多穷。
科举考试都是一考就考一整天的，几乎没有时间限制，而一篇八股文不过几百字而已。由于时间极其充裕，所以字迹难看、潦草、错别字、卷面肮脏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都是态度问题而不是水平问题。因为基本没时间限制，所以水平高的考生，写完自己的再去帮别人作弊都有富余——《醒世姻缘传》里的狄希陈，考秀才就是靠表哥相于庭写完自己的再给他写一篇，结果俩人都能考中；水平低的，别人都交卷走了，他还在写，磨蹭得天都黑了，考场门口等着的书童以为他在里面出了事，满世界问“难道我家相公肚子里就连5、6百字都没有吗？如何到现在还不出来？”别人只好说，5、6百字再怎么也有吧，只是一时凑不到一起罢了。
范进是第一个交卷的。周进看他穿的衣裳不光是夏衣，而且已经破了，犹如看见几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