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 摘抄.docx

拉丁美洲配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 加莱亚诺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傲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
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十六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人一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可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

拉丁美洲继续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为富国的石油、铁矿、铜矿、肉类、水果、咖啡、原料、粮食的产地和仓库。

现在谈论合理的价格是一种中世纪的观念，我们正完全处在自由贸易时期……”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

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

在东南亚，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长的努力中，节育环与炸弹和筱弹争相施用。在拉丁美洲，将未来的游击战士扼杀在子宫内，要比将他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卫生、更加有效。

一位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曾预言:“从给我们造成不幸的美国产生摆脱不幸的出路，这是令人奇怪的。”

历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据赞成和反对的往事来预告未来。

今天，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空旷的索卡洛广场上，天主教堂盗立在特诺奇蒂特兰最主要的庙宇的废墟上，市政厅建在被科尔特斯纹死的阿兹特克首领夸乌特莫克的住宅上。

富饶山丘的宝藏变成了银锭和银块，有力地哺育了欧洲的发展。自从皮萨罗成为库斯科的主人之后，“其价值等于一个秘鲁”成为对人或事的最高赞誉，但自从发现了波托西山丘之后，拉·曼切的堂·吉诃德告诫桑丘时说的谚语是:“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

到十七世纪中叶，银矿出口已经占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矿产出口的99 %以上。

从新殖民地掠夺来的贵重金属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发展，甚至于可以说，使欧洲的经济有可能得以发展。

富有的帝国有一个贫穷的宗主国，宗主国虽然穷，但对繁荣的幻想却像越来越膨大的肥皂泡。一方面王朝到处开辟战场，一方面贵族挥霍无度。在西班牙土地上，教士和武士，贵族和乞丐像物价和金钱利率疯涨一样在增长。

十七世纪末的一份法国文件使我们了解到，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宗主国有十分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时西班牙只掌握了同大洋彼岸“它的”殖民属地进行贸易的5%，全部贸易的近三分之一掌握在荷兰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四分之一是属于法国人的，热那亚人控制了20%以上，英国人控制了10%，德国人控制得少一些。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

那个被豪华和浪费搞得疲弱不堪的波托西如今只给玻利维亚留下对过去辉煌灿烂景象模模糊糊的记忆，留下教堂和宫殿的废墟以及八百万具印第安人的尸体。

十七世纪是流氓、饥饿和瘟疫的时代。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卡尔·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悲剧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国际集中化进程的牺牲品，而且在以后它们还得为自己的工业落后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得在一个充斥着业已成熟的西方工业的产品的世界中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从金属时代到以后提供食品的时代这一长长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要以它所生产的东西为特征，而它所生产的东西，又是欧洲所希望的。穿洋过海的大帆船底舱中所运载的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一种志向，一种命运。

（波托西）这个城市给予世界的东西曾经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它拥有的东西却最少。

根据亚历山大·冯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计，从1760到1809，年的仅仅半个世纪里，由于出口白银和黄金，墨西哥外流的经济款项就相当于现在的约五十亿美元。

恩格斯曾经说过，美洲的白银和黄金就像具有腐蚀性的酸剂一样，渗透到欧洲垂死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毛孔，那些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效劳的矿山企业主们把印第安人和黑奴变成了欧洲经济无计其数的“国外无产者”。

里尼昂·伊西斯内罗斯大主教否认灭绝印第安人一事，他说:“那是他们为了免交赋税藏起来了，他们糟踏了所享有的自由，在印加人时期他们没有自由。

罗德里戈·德洛艾萨修士说道:“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就像海里的沙丁鱼一样。正如其他的鱼要追捕和吃掉沙丁鱼一样，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在迫害可怜的印第安人……”

面对矿井和村落领主的暴行，拉斯·卡萨斯用他热情的一生捍卫了印第安人。他常说，印第安人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同基督教徒在一起。

教皇保罗三世的圣谕颁布四百二十年之后，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通报全国所有的法官，“印第安人同共和国其他居民一样也是人……”

暴力和疾病是文明的先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同白人接触仍然如同和死亡打交道一样。

人们知道，曾从直升机和轻型飞机向印第安人扫射，给他们接种天花病毒，向他们的村子投下炸弹，也曾赠送给他们掺马钱子碱的白糖和掺砷的食盐。这件丑闻发生在1968年。

在圣周中，在玛雅人后代的游行队伍中，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集体受虐狂。他们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甸旬前进，在重现耶稣走向受难的各各他山的漫长的爬行过程中，他们也像当时鞭打耶稣那样鞭打自己。在痛苦的吼叫声中，耶稣的死亡和埋葬变成了自己的死亡和埋葬，—象征着那美丽而遥远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没有复活节的。

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执行了一条很有远见的政策，它用巴西的黄金来偿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基本产品，从而能把它自己的投资集中用于工业部门。由于葡萄牙的这种历史性的慷慨，技术革新才能够很快、很有效地进行。欧洲的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了伦敦。

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从加那利群岛带去了最初的甘蔗根，把它种在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

但是从种植园的内部结构来看，它的一些主要特点是封建性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自给自足的。另一方面，它使用奴隶。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重商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就这样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实体中结合在一起，但是国际市场是各种权力的中心，从早期开始，种植园体制就成为这个中心的组成部分。

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每种产品对那些国家、地区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命运，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瞬间的命运。矿产生产区也确实走了同样的道路。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作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

蔗糖毁坏了东北部。沿海潮湿的地带，受到雨露的滋润，土地非常肥沃，有着丰富的腐植土层和矿盐，从巴伊亚到西阿拉覆盖着森林。正如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所说的，这个热带林区变成了一片大草原。

从殖民时期就传下来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习惯，就是吃土。缺铁造成贫血，东北部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碰运气还可以吃一些干腌肉，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就吃泥土来弥补。

勒内·迪蒙说:“但使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罪魁祸首却并没有被关进这些监狱里，因为监狱的钥匙在他们手中。”

卡尔·马克思1848年说过:“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察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颗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国际分工并不是由圣灵的功绩或恩赐而形成起来的，是由人创造的，确切地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而形成的。

古巴被附属国地位砍去了双腿，自己走路绝非易事。

蔗糖使人们记忆犹新地回忆起过去受奴役的情景。在过去，蔗糖是不是一种命运?后来是不是变成一种惩罚?现在能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

美洲国家组织—它的记忆力是驴子的记忆力，因为从来不会忘记在哪里吃东西—给人侵者打气，派新的力量来推进侵略。

靠奴隶们在加勒比的牺牲才有了詹姆斯·瓦特的机器和华盛顿的大炮

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蔗错大大推动了英国、法国、荷兰以及美国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同时又破坏了巴西东北部和加勒比诸岛的经济，加重了非洲历史性的衰落。欧、非、美三角贸易是以向甘蔗种植园贩卖奴隶作为主要支柱的。奥古斯托·科钦曾说过:“一颗粒糖的历史是有关政治经济学、政治和道德的一堂完整的课。”

亚当·史密斯曾说过，由于发现了美洲，“商业被提到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永远不会达到的光辉灿烂的水平”。塞尔希奥·巴古认为，欧洲商业资本积累的最巨大的动力就是美洲的奴隶制，而这资本又构成“赖以建立现代巨大工业资本的基石”。

据当时的一个人贩子说，这些黑人以为“他们要像绵羊一样被送到屠宰场去，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吃他们的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有错。多头皮鞭也难遏制非洲人不想活下去的绝望情绪。

古巴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起义。有些奴隶集体自杀。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说，他们“用永久的罢工和无止境地逃到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主子。

天主教的传教士胡安·佩尔皮尼亚·伊皮贝尔纳特向黑人传教时说:“可怜的人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奴隶而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奴隶只是你们的身子，你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有朝一日，你们会飞到幸福者的天堂去的。”

兰赫尔曾经说过，“我们委内瑞拉人生来就是为出售可可，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兜售外国的便宜货。”那些靠可可起的寡头同高利贷者和商贾们一起，构成了“代表落后的三圣一体”。

厄瓜多尔经济主要依靠香蕉、咖啡和可可的出口，但这三种产品却总是不断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据官方资料统计，十个厄瓜多尔人中，就有七个人缺乏起码的营养，厄瓜多尔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咖啡同所有热带产品一样，其价目图表的曲线总是同癫痛临床表现的曲线相差无几。但如果把咖啡的价格同机器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相比较，咖啡价格的曲线则呈直线下降趋势。

咖啡的受益者与其说是生产国，不如说是消费国。在美国和欧洲，咖啡带来了收入和就业机会，动员了大量资本;然而在拉美，咖啡给生产国带来的只是低微的收人，而且还加重了其经济的畸形发展。

那些富国一边在宣扬自由贸易，一边却在对穷国实行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

（哥伦比亚）这次爆发的农民战争从1948到1957年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

据统计，在战争中，丧生者达十八万人。把成千上万的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这场战争，恰恰就发生在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经济发展高涨时期。由此可见，一个阶级的财运亨通能够说是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吗?

石油卡特尔于是采取了一项新的价格政策，致使石油价格不断下跌:“市场规津”被奇怪地颠倒过来:随着工厂、汽车和发电厂成倍地增加，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断增长，可是，石油价格却一再下跌。出现的另外一个悖论是，虽然石油价格在下跌，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却普遍上涨。原油与石油副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秘鲁失去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省和几个重要的海鸟粪岛屿，但是北部沿海一带储藏的海鸟粪仍归秘鲁所有，秘鲁农业使用的肥料也仍主要是海鸟粪。但1960年以后兴起的鱼粉热断绝了鲤鸟和海鸥的生路。大部分捕鱼公司是美资企业，它们很快就把秘鲁近海的鳗鱼捕捞一空，制成鱼粉运到美国和欧洲，用作猪和家禽的饲料。渔船每次出海捕鱼，鲤鸟和海鸥总是紧追不舍，它们一次比一次飞得远，一次比一次远离海岸;返回的时候，它们往往因力气用尽掉进海里。还有一些海鸟并不尾随渔船。1962到1963年间，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鲤鸟在利马的主要街道上追逐食物。它们一旦飞不起来，就会饿死在街上。

巴拉圭贫穷促使人民移居国外，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

在阿根廷举借贷款的时代，财政部长说道:“我们不具备对外国商人，特别是对英国商人采取对抗措施的条件，由于我们欠这个国家巨额债务，一旦关系破裂就可能造成大灾难……”由此可见，利用债务作为讹诈工具并非是美国新近的一种发明。

投机交易使自由国家失去自由。

在铁路兴旺时代，除了占有铁路线本身和有权修建新支线外，英国铁路公司还常常得到铁路线两侧大片的租让地。这些土地成为铁路公司绝妙的附加生意。1911年赠予巴西铁路公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使无数茅屋被烧毁，居住在租让地内的农民被驱赶或横遭杀害。这正是点燃巴西争议暴乱‘的导火索，这场暴乱是整个巴西历史上人民怒火最旺的篇章之一。

罗伯托·坎波斯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很显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聪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来是运动员，有人生来是残废。世界上有大企业和小企业。有人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时期夭折，另一些人则毫无意义地渡过漫长的一生，简直是一种犯罪。在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贷款机制也不例外。主张民族企业在使用外国贷款方面应该与外国企业享有同等权利，显然是不了解基本的经济现实……”根据这一简短、但内容丰富的资本主义宣言的论点，弱肉强食法则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法则，世界上不存在不公正，因为我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只不过是宇宙残酷的和谐的表露，也就是说，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它们穷。我们生来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就是说，一些人注定要顺从，另一些人注定要统治别人。有人引颈待毙，有人投绳拉索。这部宣言的作者是在巴西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人。

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儿童死亡率高得与海地不相上下的国家，援助却孕育出一个寄生的商业资产阶级，使官僚集团膨胀。用这笔援助修建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 其他一些耗费大而毫无效益的东西。

在生产那些可能无法与穷国竞争的产品时，富国确实利用了关税壁垒以此来保护本国的高工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智利政府的代表不无道理地抱怨说:“发达国家允许我们向他们出售喷气式飞机和计算机，但是不让出售我们在优越条件下生产的东西。”

世界上的科学很少属于全世界，从客观上来说，它被幽禁在先进国家的国境线内。

拉丁美洲的少_学培养出少量的数学家、工程师和程序设计师，但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流亡他乡。我们很阔气，把我们最优秀的技术员和最有才干的科学家提供给美国.

尽管拉丁美洲劳动力过剩，尽管一些国家的失业人数逐渐占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仍进口专为减少劳动力而设计的生产技术.

玻利瓦尔早已作出精确的预言，他说，美国好像是由上帝指定来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播下贫困的。
Xueyaqibeijing 201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