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大事表.doc

国有企业改革大事件总结

目录

一、 引言 1
二、1978年之前 3
三、 初步探索 4
（一）初试放权让利 4
（二）扩大放权让利的试点范围 5
（三）全面实行放权让利 6
（四）完善放权让利制度，提出所得税制度 7
四、制度创新的端倪 8
（一）党书记和厂长 8
（二）承包制的苗头出现 10
（五）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1
（一）国企在90年代的背景 11
（二）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观察我们所做的努力 12
（三）制度创新全方位的铺开 13
1.转换经营机制，破三铁。 13
2.建立并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制度 13
3.完善所得税制度建立新的所得税制度 15
（四）抓大放小 15
（六）总结 18

一、 引言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都是我们国家各项改革中及其重要的一环，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国企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围绕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在改造，国家从1949年至1978年之间也做了一些尝试，但是受强烈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做出太大的变动。
1960年颁布《过营业工业工作条例》，强调积极性，后来因为“反对资本主义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中被否定掉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未因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真正停止过，从建国到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一直都在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当前国企改革只停留在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的整体认识阶段，还没有细化到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而对每家国企使命进行界定、进而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具体操作阶段，这难以实现“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目标。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关注国企改革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来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精细化分类改革”，我国国企改革与发展应该进入“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新时期。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被定位为弥补市场缺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二、1978年之前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紧缺经济时期。在农村，1956年农村合作社成立到1982年农村包产到户结束间，逃荒饿死的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城市，由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国家物资紧缺，城市内一致实行票证制度，有计划的安排着每一个的生活。严重短缺的经济状况一直困扰着国家的决策者们，因此无论从国家的哪一个方面，改革都是势在必行的。
在国有企业方面，不对，那时候应该叫做“国营工业企业”，也凸显出其弊端。指令计划式的经济模式，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显得尤为突出。企业领导由国家直接任命，员工干多干少都是一样的工资且不存在下岗的担忧（那时候还没有下岗一词）。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卖给谁，在现在看来都是企业根据市场自己判断执行的，在那个时候却需要等待国家的计划和指令。那时候的国营工业企业完全成为了政府的附属而已，不需要自主更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重任，出了问题有国家给你兜底。职工生产没有积极性，没有上班制度作为激励，职工更是执行计划的机器而已。
截止到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了78.5%，其余的为集体工业企业，而那时候中外合资企业更是不知道在哪里呢。
国家也自然意识到这种“统销统购”的计划指令性经济模式实不可取的，也尝试的做了几次挑战。但每一次不是因为强烈意识形态所打压，就是只在计划体系内做了些“上收”或者“下收”变动，根本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制度改革。
三、 初步探索
（一）初试放权让利
在十年文革期间，人民饱受饥饿的困苦。“四人帮”被打倒后，很多在文革被打压的企业也找到了缓机，紧缺的经济时期眼看就可以过去，初始的物资刺激让整个国营工业企业也闻到了改革的味道。
1977年，中央会议要求全国公有制企业都要像大庆管理局学习。
1978年5月，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下，《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为改革做好了舆论铺垫。
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尊重价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不要总在行政系统内做收放的变动，忽视了企业应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会议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此会议正是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说来奇怪，但是好像又是国家政策改革的传统。真正率先走上改革之路的并不是中央的企业，而是地方企业首次发动的。
四川率先在六家国有企业中试行“放权让利”：这六家企业改革被认为是打响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炮。其主要措施为“放权让利”：简单来说就是释放经营决定权和允许企业将一部分利润留成。
基于两个重要的因素，国有企业改革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方式：第一，当时的国家经济正处于商品的短缺经济时代，政府鼓励生产来满足国内紧张的需求；第二，当时的国有经济仍然是占有绝对主体的地位，私营和外资都没有发育起来。所以，国有企业的决策者们首先从直观中比较得出放权让利这一改革方式。
放权让利，是释放经营权，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多少的问题；又是留成利润，但是必须以上缴国家任务完成为基本的前提。但是，这个事情的放权让利仍然是存在不足，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放权让利的思路是从四川的六家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得到的启发，可以说正是地方的国企改革的成功促使带动了中央对国企改革的宏观措施，这一措施也正是可以避免了但是地方国企放权让利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弊端。但，值得肯定是这六家国企的改革是成功的，是实用的，也为国家后来的政策扩大试点提供了依据。
（二）扩大放权让利的试点范围
放权让利，正是符合DIM的原则，但是这里还是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国企选择的是放权让利而不是私有化。初试放权让利带有明显的实用色彩和机会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与别国的直接发动私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发动私有化的原因：第一，这次改革是地方发动的，并不是由中央进行决策，地方改革出见效果后，才可以继续试行；第二，私有化难度大，在当时的还存在很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就注定私有化的改革阻力巨大，改革的路会更加漫长。
1979年5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在经京沪三市的八个国有企业进行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在试点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赋予企业生产、销售和采购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
但是，放权让利本质说是企业和政府签订的某种合约，这种合约还缺乏完备性，因而还是出现了“可以共苦，不能共甘”的局面。这不得不将政府和企业送到了谈判桌上，因为放权让利的不完善，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出现不能解决，即说到底就是“政企不分”的矛盾。因此，中国的国企改革势必是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权利利益关系中的不断调整间进行发展下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私有化的进程来的更加缓慢。
（三）全面实行放权让利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国企厂长在福建省厂长经理研讨会上，联名向省委书记和省长发布公开信“伸手要权”。
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赋予了十项权利。（与后面的92年十四项权利作对比）
从90年代开始，国务院决定撤销所有行业的“主管部门”。
1984年之后，中央和不少省政府就开始向下级政府下方企业。
经过这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出台后，国有企业改革在放权让利中出现了显著的效果。国有企业的产出增加了，国企职工的工资也得到了明显的增长。此次改革，还是局部的触动了计划体制，尤其是对地方小型国有企业的计划经营体制和所有制。
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改革仍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放权让利，其中的让利部分很难做到量的鉴定，而国家和政府之间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新的问题。国企中，自然不自然的就隐匿了一些利润，导致了上缴国家的利润就变得“吃力”，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产出的多，就得多上缴，所以谁不想多留些利润供自己生产经营使用。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家财政在1979年到1980年出现了300亿的赤字。
1983年，停止了利润分配的制度，就在同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全面试行所得税制度。
1983年，国家将中国人民银行定为中央银行，同时设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同年6月，国务院又决定“拨改贷”。
（四）完善放权让利制度，提出所得税制度
由于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企业隐匿利润，导致了国家财政的赤字，国家最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提出了所得税制度。
“利改税”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税利并存阶段；第二，以税代利。从1984年实行，出了对国企继续征收所得税与调节税以外。还将原有工商税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并加了资源税和城市城建税等税目。
但是，此次改革依然出现了问题。在利润留成阶段之时，政府受到了损失，而在“利改税”后因为所得税定的太高，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个新的政策下，企业显得极为不适应，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企业产出急剧下降。
四、制度创新的端倪
（一）党书记和厂长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简单来说可以说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拉锯，也可以说是政府和企业间的拉锯，亦可以说是代表政府的党书记和代表企业的厂长之间的拉锯。
党书记和厂长的微妙关系的变化正是国企改革变化中的一个缩影，我大致梳理一下二者的动态变化思路。
计划经济时期，二者应该是统一的，我暂时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显示，二者是集权于一人还是，分在两个人身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一人的还是两人的，绝对控制权的就是党书记，而如果厂长存在的话，也只是个附庸罢了。
在放权让利时期，其中的权，就是从党书记中放出来的，随着放权让利的不断深入，厂长从党书记那里被赋予的权利也就日益的增加，直至中央直接下文肯定了厂长的主体地位。
在承包制时期，厂长的位置更是高于党书记，而所谓的厂里核心的党书记也一度被悬空，党书记不能再插手企业生产的决策。
在股份制时期，企业的管理层引入了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这个的权利体系就变得更加约束和发杂。
所以可以说，国企改革很戏剧的就在这两个身份中进行不停的转会拉锯执行。所谓的“两权分离”，就是让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即党书记所代表的政府占有所有权，而代表企业的厂长占有自主经营的权力。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了城市，国企改革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两权分离，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最引人关注的理论，后来这个理论对中国国企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5年，厂长负责制大面积推广。这是对1978年放权让利以来，对原本书记和厂长谁重要的模糊性做了一次清晰的鉴定。
1986年，中国中央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但是，很遗憾，1989年后，国家还是比较强调党书记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1986年，在两权分离的思维影响下，全面的厂长负责制在国内铺开，并在同年催生了一部划时代的法律法规《企业破产法》。这标志着国企有生有死，有进有退。也侧面显示出，厂长负责制的真正形成。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申请破产。
1988年，正式推出《全面所有制企业法》，确立了国企的法律形态、地位和规定了国企的权利和责任。
（二）承包制的苗头出现
承包制我们都不会陌生，在农村分田到户，又称“家庭联产承包自任制”。但是，承包制发展在企业中还是比较新鲜的，与之前的逻辑一致的是，这次新制度的使用，也是从地方上升到中央的。在那个年代，有个群体叫做乡镇企业，而我们最初的承包制度就是从乡镇企业中发展出来的，其中的所有制属于集体，但是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将以承包进行生产。最有名气当属，关广梅事件和周冠五。
1987年，在全国大面积的推广承包制。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新对此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故有了“杨承包”一说。
当然承包制也是存在问题，我之所以将承包制放到了制度创新上来探讨，是因为从承包制开始我们开始意识到国家企业的改革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形式的利益改革。就如我们此处的承包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释放经营权的问题，但是因为承包期大多都是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很多企业经营者都存在着很明显的短期行为。并且，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变化的更是微妙，政府反在这里处于了下风，在承包制使企业的到利润的同时，国家并没有实现任何的利润。
随着93年国家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对所有的内资企业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同时决定剩余利润都留在企业而不在上缴国家。就是在同年，承包制被停止。
（五）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国企在90年代的背景
国外，我们的盟友和近邻相继解体和巨变，新自由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也不约而同的进入了中国市场。
国内，各项经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金融市场、民营企业和区域经济等不同中国经济的主要几方面多在尝试着与世界经济制度接轨。可以说，苏联的解体确实让中国世界吓了一大跳，92年中国宣布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强调我们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专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一直要求复关到最后入市，我们整整花了15年的时间。9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世界中政策调整最大的年代，因为实行各种改革，我们的商品经济从短缺慢慢走到了过剩。国企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身先士卒，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茁壮成长使得国企产出严重受到挤压，所以，此时的国企领导人们也在迫切的想出求生之道。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探索，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家们发现，改革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了，需要在制度上下功夫。与此同时，受西方制度影响的一些企业家或者经济学者们就不断的提出“产权改革”和“股份制”的方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90年代后成为了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观察我们所做的努力
现代企业制度定义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刚刚提到92年我国正式下文，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的一次全面的行动，其执行力、系统性和影响力都是不可以忽视的。换句胡说，我们初步具备这样的市场经济基础
企业法人为主，这个在8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国家已经赋予企业法人自主经营的权利，国家不参与经营，只保有所有权。
有限责任，在九十年代，应该说是正在发展，因为有钱责任与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从国家兜底承担无限责任，到企业的经营者承担有限责任和按照股份的多少承担相应责任，可以说这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非常科学的部分。
政企分开，这个的的确确在八十年中期已经提出，也消灭了企业的部门管理机构，也消除了企业经营者的政府固官阶，但是直至今日，我们谈到国企领导之时，仍然可以比对其位置与相应的政府位置的对应官阶。相信，这仍是一个问题。
管理科学，国企的人员臃肿，导致了国企负担过大，打破三铁是科学管理中的重要一个步骤；国企高债务运行机制不再可取，在解决高债务问题上实行突破，不仅事关国企的命脉，也关乎金融银行业的发展。
（三）制度创新全方位的铺开
1.转换经营机制，破三铁。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所有制机制条例》
同年，党的十四大，将“国营企业”正式更名为“国有企业”。
同年，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取消了厂长行政级别，取消了主管单位，允许外资进入国企。
2.建立并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制度
从93年其正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解决国企长期以来只负赢不负亏的局面，从而从93年开始切断了国家对国企的补贴机制，开始逐步的实行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制度。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十四届三中后，为了主抓国企改革，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成立。
1993年12月，我国第一部《公司法》出台。
1994年，国务院决定选择100家国企作为试点，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执行工作。
1991年和1992年，上海和深圳分别设立了证券交易所。
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国家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子，就是上市。但是很明显很多企业能力不强的并不具备整体上市的资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提出“分拆上市”。

所谓“分拆上市”，就是将集团公司下面或者大型国企下面的某个子公司或者某个效益好的部门组成新的子公司进行上市，从而从局部为整体带来外部的资金，从现实问题上解决了国企高负债没有资金运转的症状。
但是，分拆上市依然存在着复杂的新问题，例如母公司拖垮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分拆后整体效益都不如以前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以三九集团的分拆最为典型。
但也有成功的，例如1993年的青岛啤酒的境外上市就是成功的例子，不需要数据显示，如今依然是啤酒业的三甲已经证明他的成功。
分拆上市时解决企业自身赢得资金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因为历史证明分拆上市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虽然，国企上市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改革，也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国家还需要不停的改革政策。
3.完善所得税制度建立新的所得税制度
企业不交利，国家不补亏。
93年后国家大力在税制上进行改革。94年1月开始，废除原有的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制度等原有的税收办法，全面的实行增值税制度。企业只需要履行缴税业务，不需要再向管理部门缴纳利润，国家也不再给与亏损补贴。
从此，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简明了，国企不需要再上缴利润，国家也不需要在进行资金注入。从此以后，如果企业发生亏损，主要压力由企业自己承担，若是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则可能要退出市场。
（四）抓大放小
如果说80年后是国企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进入90年中后期就是国企的一个艰难期。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企亏损一举突破40%。
97年，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是大多数的大中型国企实现扭转亏损的局面，是国企走出困境。
在此背景中，早在94年提出的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战略起了大的作用。“放”就意味着“卖”和“非国有化”，中央积极的提出放小促进小型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企，建立优胜略汰的竞争机制，鼓励兼并（这里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议），规范破产，下岗分流（职工身份的转换，打破“三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截止到2000年，这些改革的努力出见成效，国有企业基本上走出了困境。

（截止到这里，我貌似没有能力在理顺国企的改革的思路，总觉得好像改了，又好像没有变动。只能以简单的时间表作为结尾了。）
1996
△国家经贸委宣布“抓大放小”
1998
△国企改革转入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加速阶段
1999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0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央企先后在纽约或香港上市
2002
△十六大指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003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颁布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央企高管职位开始面向全球公开招聘
2004
△国资委选择宝钢等7家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
△从2006年起，国资委加大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力度
△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造完成，各大银行相继上市
△中石油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2007
△央企开始上缴“红利”
2008
△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施行
2011
△中央企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标，大力实施“一五三”战略
△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六）总结
国企改革是一个及其复杂和综合的问题，中国的国企改革远远比苏联的私有化来的复杂的多，中国的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是从始至终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越研究到最后觉得越难把握。
国企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后来的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到企业的组织结构再到如今呼声较高的是国企工资薪酬问题、国企的社会责任问题、国企的垄断问题和国企的腐败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这都是制度上的问题，但是并不可以简单的解决，其中的错综复杂不是我们可以品味的。
我坚持的观点是：
第一，释放一些区域让民营企业进入，竞争机制可以是整个行业的质量水平得到迅速自发的提高。
第二，我认同04年郎咸平的观点，国企一样可以创造出价值，一样可以具有生命力。
第三，我坚决认同公有制为主体，引导其他所有制一起发展。
第四，引入民主，企业内的民主和社会监督制度，打击腐败。
最后再次引入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国有企业改革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而当前国企改革只停留在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的整体认识阶段，还没有细化到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而对每家国企使命进行界定、进而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具体操作阶段，这难以实现“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目标。
未来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精细化分类改革”，我国国企改革与发展应该进入“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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