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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封 线

报告题目： 《 中国式英语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 》
一、书目信息：
书 名
《中国式英语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
作 者
Kingsley Bolton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号
978-5321-39774
出版时间
2011年4月
字 数
275，000
开 本
890*1240
页 数
399
价 格
33.00

二、评分要求
全书内容提要不能超过全文三分之一。报告内容语言流畅、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观点和论述要完全一致，行文简洁明了。心得真实，无抄袭与剽窃现象，如发现抄袭与剽窃现象，取消成绩。总分为100分。

三、教师评语
请根据写作内容给定成绩，填入“成绩”部分。
阅 卷 教 师 评 语

成 绩

评阅教师签字：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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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史
王丹丹
提要： 本书将有关香港和内地英语的描述和分析方面的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资料搜集起来，加以论述。本文以社会语言学方面为背景，适当地借助一系列其他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强调一个重大主题：英语在中国有着一段漫长但却几乎无人记录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与广州、澳门海洋贸易的发端期。这次早期的接触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互动过程，反过来又和后期的发展衔接起来。本文就广州英语和香港英语的发展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广州英语 香港英语 中西交往
一、作者简介
金斯利.博尔顿是著名语言学家，多年从事英语文学、语言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英语系主任并在香港大学英语系任教二十多年。现为香港城市大学英语系主任、首席教授。主要著作有《世界英语和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史》、《亚洲英语》等。
二、写作背景
《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从社会语言学和历史的角度详尽并具有见地的论述了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金斯利.博尔顿从刊物和回忆录中通过分析语汇表、数据和各种有趣额的材料，发掘出17世纪外国商人进入中国以来鲜为人知的中国英语发展史，合理的揭示了中国内地的洋泾英语和香港英语的历史联系，概括分析了英语在中国内地的发展现状。学术界认为，《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在世界英语文献中独一无二，极具学术价值而不乏趣味性，是研究中国英语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和接受的就是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史，与此同时，作者将其位于更宽泛的亚洲多元英语语境之中。第一章试图对亚洲多元英语、“新多元英语”和世界多元英语的当前研究途径提供一个批评性的纵览，其中包括英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语言社会学、应用语言学、别琴语研究、词典学和批评语言学等。还评估了这类学科分支是否与关于香港和内地英语的谈论有关。
第二章涉及香港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社会语言学描述。该章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立足于英国殖民最后十七年（即大致从1980年到香港回归的1997年）中的社会政治细节。该章的前半部分讨论这些年的香港社会政治史，描述一个移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它还叙说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香港身份故事，而这通过电影、电视、音乐和印刷媒体的世界性及混血文化反映出来。该章后半部分从历史及当代的视觉谈及香港社会的语言背景，以便解释香港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特殊动态结构。
第三章的研究和写作旨在理解中国南方英语“被人忘却”的部分。作者研究的很多文本都是驶往中国的早期海洋贸易之旅，广州贸易的叙述，以及中国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的日记和其他内容。还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材料制作了一大批内容为“别琴语”和“中国海岸”英语的英美词汇表，不仅揭示了语言变化的过程，而且阐明了中国别琴英语的话语内涵。除此之外，还挖掘出中国南方的一部英语史，它始于17世纪早期，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继续使用“Canton jargon”，最后形成了目前的“香港英语”。
第四章回到当下，讨论当代香港英语的地位、功能和特征。该章纵观了得到承认的香港英语的社会语言学背景，并力主采用“范式转换”，为其开创更多创造可能性的论点。在讨论承认香港英语的必要标准后，还考虑了香港英语的意识形态问题和讨论语言问题时地方投诉传统的分量。后半部分讨论了这个语言变异体在文学和非正式语境下的创造性。作者认为，承认香港英语的理由不光是要承认语言的特征，而且要接受与香港英语相关话语的新空间或多重空间。
最后一章，即第五章，作者力图把中国南方英语史与全中国的英语史结合。我在该章纵览了中国从晚清到当前的英语教学情况。显而易见，中国从晚清的自强时期，民国的基督教会学校。1949年后的教育史，到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当今，也都有其自身的英语史可讲。目前，能把过去挖掘出来足矣，因为中英语言接触已有370年的历史了。
四、广州英语
（1）.定义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广州英语是从“澳门葡语”脱胎而出的。这是由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的一种语言。广州英语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而且这种语言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语言的发源地和早期的主要使用地都是广州。
（2）.形成原因
1.清政府为了贯彻闭关政策，“禁止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将胆敢向化外夷人教授‘中华上语’语言的当地人斥为卖国贼”，这就使各国人士不能合法掌握中国本地语言作为正常的交际语言。这种强制性的国家禁令使得中国人和“外夷人”有了语言上的沟通障碍。
2. 其次，西方人学习中文困难太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入门教科书，根本没有可以学习的材料，加上没有语法书和常用词汇之类的读物，使很多人放弃了学习中文的尝试。当时根本没有可以教授中文的学校或机构，种种原因使得外国人学习汉语难上加难。
3. 再次，中文的方块字非常难记，学习这种语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想要学习和精通汉语的人大部分是外国的商人，加之汉语复杂难懂，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一门语言上。
（3）语言形式
广州英语主要是一种口头交际语言，因此，发音就成为它的首要因素。它之所以被看成“粗俗难懂的土语”，首先就因为它在发音方面与真正的英语有相当的距离。在没有专门学习场所，没有标准英语的教材，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情况下，主要由下层人士使用的广州英语在发音方面的偏差，是无法避免的。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的特征，而英文单词中却包含许多元音，成年人几乎无法正确地说出一个有3到4个音节的词，特别是几个辅音在一起的时候。如thing，在广州英语中便发成“听”。从一般情况来看，汉语单音节的发音特征确实对学习英语这种充满多音节词汇的语言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发明和使用广州英语的基本上都是广州地区的各色人等，这又使 它的发音带上了广州方言的特色。广州方言缺少b、v、d、r、st等音素，这样在广州英语中就分别以p、t、l、sz等取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读不准，如将nephew读成广州话中“捏罢”的音。其次是不能将一个单词或词组的所有音素全部发出，如red发成“劣”的音，辅音d不见了。再次，在一些以t、ch、k等结尾的单词后面增加某种尾音，如want发成wantchee，catch发成catchee，make发成makee，send发成sendee，等等。
广州英语最常用的词汇在400个左右，有一种广州英语的“词典”《红毛通用番话》，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刻印于广州。这本小册子收集了这种语言的词汇约380个，分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共四项。这种奇特语言的词汇量是有限的，而且以贸易和日用为主。从《红毛通用番话》可以发现，名词的数量最多，占三分之一以上，涉及贸易物品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物俗语门”和“食物杂用门”，基本上是由名词构成的。其次是数词，“生意数目门”收录了70多个，包括常用数字，和各种计量单位（如“一两”、“一尺”、“一条”、“半斤”之类）。再次是一些常用动词，（如生、死、来、往之类），以及交易中常用的买卖用语（如贵、贱、轻、重、红、白）。副词、介词基本上没有。也收录了一些短语，如“几多钱”、“照样”，这些所谓短语，有些比较准确，有些则不然，如“你买”，注音是“呶加利”，相当于you carry，显然是出于自己创造，与正宗英语无关。广州英语的关键词汇量不大，中国习语普遍存在，因此让英国人的耳朵听起来很糊涂，再加上发音糟糕，就是这种混语成为最独特的一种交流形式，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既然是一种主要作为口语存在的语言，广州英语的特色当然体现在具体的适用当中。亨特形容它是一种“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这也是当时外国人对它的基本评价。有一些句子严重偏离英语。例如英语问候语“How do you do”在广州英语中竟演变成“Can do”和“Can do ,lo”,非常匪夷所思，以致让得到问候的外国人认为是一种侮辱。简言之，广州英语是一种按照汉语的特征和习惯来表达口语的。摘录一段广州英语的典型对话作为例证：
广州英语对话 笔者译文
中国人：Chin-chin, how you do, longtime my no 请请，您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hab see you.
外国人：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 before time my 确实很长时间了，上次我没到你这个店来
no have come this shop.
中国人：Hi-ya, so,eh! What thing wantchee? 哎呀，真的，呃！您想要什么?
外国人：Oh, some little chow-chow thing. You have 噢，我想要些小东西，您有生姜蜜饯么？
got some ginger sweetmeat?
中国人：Just now no got, I think Canton hab got velly现在没有，我想广州很少有这种蜜饯。
few that sutemeet.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老练的外国客人为了能够和中国商人交流，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广州英语，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因为那个会说广州英语的中国人听不懂真正的英语。
广州英语的使用者
这种没有句法、逻辑不清、词汇有限、读音不准的广州英语，是鸦片战争前100多年间中外交往的主要媒介。广州英语主要在广州使用，它的流行之地还有广州附近的“黄埔和伶仃”。广州英语充当所谓“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主要是在中外贸易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使用广州英语的人包括通事、店主、买办、杂役以及部分行商等等。正是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使用广州英语，直接和外国人接触。外国商人和店主的对话，证明有些店主会说广州英语。广泛学习和使用广州英语的语境可能就发生在向外国船只供应货物和服务的中国领航员、水手、商人和工人之间的互动中。日常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和杂役等，基本上都必须能够以广州英语与服务对象沟通。至于与外国人交涉的杂役人等，也因生计需要，或多或少学会一些广州英语。这些人（特别是通事）是以广州语言为主要生活技能、以提供语言服务为主要职业的一个群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职业原因，通事应该是英国水平最高的一群。没有一个通事曾经向外国人寻求帮助，或者想过接受英语方面的任何课堂英语。他们从与外国人的对话中，从词汇书和本地教师的教导中拾掇词句。他们虽然没有掌握正规的英语知识，但他们凭借对广州英语的熟练应用，不仅活跃在中外贸易的各种场所，而且还成为中外交涉中必不可少的桥梁。中国人对学习这种语言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他们对贸易的兴趣。
五、广州英语的发展
再早一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南方的澳门和香港建立。这些学校中比较知名的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1839年在澳门开办，1842年迁至香港）和英华书院（1843年从马六甲迁至香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维持了仅十年，但在当时教育了一批早期中国现代化人士。如《英语集全》作者唐景星以及容闳和黄欢，据说都是西方大学的第一批中国毕业生。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创立，如圣保罗书院、中央书院等等。这些学院的创立为外国传教士传教提供了便利，也为中国学习英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随着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国不再是那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不得不向他国敞开大门。因此，英语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受欢迎。很多高级官员也学起英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正式的接触标准英语的教育。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建立的13所新教教会大学对英语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深刻感悟
读了《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让我对广州英语和香港英语以及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此之前，我对英语是怎样传到中国，以何种方式，为什么得到发展的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对英语和英语教育充满了好奇。而且经过学习英语发展史这门课之后，我越加的对英语的历史感兴趣，我想我还会读相关的书籍及资料，因为我真的对这段历史很好奇。读了这本书，我受益颇丰，对英语发展史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接下来的研究生学习中，我还会继续深入研究英语历史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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