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学最需想象力
作者: 罗志田
史家不能因为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须发挥历史想象力，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以我的陋见，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学科中，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遗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即曾如此对我说）。这是我们大学历史教育失败的表征，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自反省。此事要紧，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史学勿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钱锺书曾半带挖苦
2、地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这是“它的艺术的责任”。简言之，“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然而集部书中究竟“文学”成分多些，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不过，当年学了唯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
3、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史学不仅“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应当是不错的。
梁启超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偏史学，他说：文学和史学，看似关联密切，其实两者“各走不相同的方向。史学最重科学精神”，而纯文学则“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正因“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在梁启超的时代，“科学”受尊仰的程度不输于今日。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说革命，并写过小说，后来则更多从事于史学。以常人的眼光看，“神经太健康”而近于“科学”的人，恐怕太过无趣，却正是一些史学中人和史学之
4、外的人对史学的“想象”。
换言之，说史学勿需想象力的，不一定是负面的看法，有些毋宁是正面的肯定。他们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凡事能证实即可。不过，实证的基础是史料，而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盖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有此不足之感，则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觉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胆大敢言外，也婉转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
明确了史料不足是常态，就需要重新思考史学之所能了。根据史料以实证的方式“考定已然”，恐怕只
5、是史学的第一步。孔子曾说：夏殷之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所谓“征”，一般的解释就是以史料证实之意。但不足以证实的，也还能有所“言”。这一点至关紧要，可惜过去的人不够重视。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是慎言，而非不言。
胡适就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正因“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由此看，胡适并不满足于“知其然”，郭沫若显然误解了他。
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史无明文，便以为实无其事。作曲者可以于无声处表意，画家可以不着笔墨而传神，史家亦然。若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历史就真正被割断了。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用蒙思明的话说：高明的史家，“不仅能够根据史料知道历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去知道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别提倡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寻觅往昔的真相，以连接那些可能割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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