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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森林的树木：探索性学习，移动技术和知识型工作者的角色整合行为
JEAN-NICOLAS REYT 麦吉尔大学 BATIA M. WIESENFELD 纽约大学
角色整合是许多雇员新的工作场所。移动技术的普及（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越来越可穿戴，几乎总是活动在移动技术“上”使保持角色边界独立和清晰非常困难。我们借鉴边界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假设角色整合行为将人们的思维从具体地思考他们的工作转变为更加抽象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关于安然高管邮件档案的研究结果和与知识型员工的多波场研究的两个实验，提供角色整合行为之间的正相关的证据，更高的解释水平和更多的探索性的学习活动。
在现代工作场所，社会角色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联系正在转变。无处不在和快速发展的移动技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以及越来越多的可穿戴式移动设备，如手腕技术）让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任务上能够工作。知识型工作，包括熟练的精神劳动，一般是信息密集型的，已经最敏锐地被这些能力所转化，因为他们增加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移动的工作实践和工具已经改变了工作和组织的要求，规范、喜好和能力，但是一般在更大的角色整合方向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所有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工作（例如Mazmanian，Orlikowski和Yates，2013）。此外，由于普遍存在的“携带你自己的设备”政策，知识型工作在混合着商业和非商业用途的个人设备上进行（Cisco, 2013）。简而言之，这些技术对逐渐缩减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角色界限产生了影响，致使角色逐渐融合、情境化、重叠和组合（例如Mazmanian，Orlikowski和Yates，2005；Middleton，2008；Schlosser，2002；Towers，Duxbury，Higgins和Thomas，2006）。
知识型员工，可能体会到这些角色整合的压力最强烈，也属于精神心态和智力能力与他们的工作特别相关的雇员。他们往往是主要负责指导组织努力学习的员工。组织的学习对于适应环境，尤其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非常重要。角色整合如何塑造知识型员工在工作上思考和表现方式？角色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对心理资源和需求适应征税。我们利用边界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和组织学习研究，它们在有界限的合理行动（Simon，1955）和有限的心理资源概念中共享共同的概念基础，去表明角色整合行为可能影响知识型员工的精神心态。特别地，这些行为可能会提高员工的解释水平，当人们尝试适应过度重叠的角色时导致更多抽象的思考。我们认为更高的意识，相应地，可能促进探索性学习行为（例如新技能和能力的发展使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
（我们要感谢Martine Haas和我们三个匿名审稿人，他们是纽约大学，进展中的组织行为学研讨会的成员，在他们早期的手稿版本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
我们在四项研究中实证探索了角色整合、解释水平和组织学习活动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一项使用大量邮件全集的档案研究中，我们建立了角色整合行为和解释水平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在两项实验中，探索了角色整合和解释水平之间，解释水平和探索性学习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在实施了四个多月的多波场研究中测试了角色整合、解释水平和探索性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多波场中的知识型员工使用移动技术从事角色整合（见我们假设和研究的概述图1）。
本研究在许多方法上对现有的文献做出了贡献。我们通过探索角色整合活动（例如解释水平）中一项关键的认知机制潜在的影响和扩大角色整合结果的范围扩展了理论研究的边界。尤其鉴于此前的研究集中于角色整合态度的结果，如工作满意度，承诺和工作家庭冲突，我们认为角色整合可能有迄今未知和尚未探索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含义。我们还对探索性学习研究做出了贡献。探索性学习能够通过认知过程适应，但是现存文献在这项工作中很少检验认知理论。我们通过评估知识型员工的精神心态的内容（与具体相对的抽象层面）促进文献发展，同时与他们的学习行为相链接。我们还超越解释水平理论目前主要关注分散物体和事件的心理表现去考虑关键的社会角色的心理表现，从而拓展了解释水平理论。通过这样做，我们为解释水平如何塑造组织行为创建理论提供了一个平台。
边界和心态
个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身份。角色因时间、空间和社会互动合作而被情景化。比如，人们在工作期间在他们的办公室中扮演他们组织成员角色，但是在家里扮演他们的家庭成员角色。角色身份因具体的态度和行为模式而各具特色，他们被设计去适应每个领域内的规则和期望。比如，在家里，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可能会敏感和亲热，但是在办公室里，雇员可能是彼此竞争和独立的（Greenhaus 和 Beutell，1985）。经理可能会服从于苛刻的顾客和老板，但是在下属中占据主导地位。
边界理论是越来越多的管理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该分支描述划定角色身份的界限，人们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领域中扮演不同角色，人们如何从一个领域转变到另外一个领域内（Ashforth, Kreiner和Fugate,2000；Clark，2002；Kossek，Noe和DeMarr，1999；Michaelsen和 Johnson，1997；Nippert-Eng，1996；Rau和Hyland，2006；Rothbard,，Phillips和Dumas，2005）。边界理论指的是人们如何做出“微”角色转变，那些与日常活动有关的的角色转换，如“工作”和“家庭”角色，在工作中从主管转变为下属，从团队A转变到团队B（Ashforth等，2000）。传统上，当人们从一个社会领域转变到另外一个领域时，前后关系上的线索使相关角色身份突显出来（Turner，1982）。因此，一个雇员，工作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或者进入会议室向客户做一个展示，为了避免行为上的不符，必须要转换“认知装置”（Louis和Sutton，1991）以适应新领域的期望。当与特定角色相关的期望被误解或者被侵犯时，出格的行为（比如与同事的深情、对配偶或上级专横）可能会发生，这经常与良好的信誉和社会关系有关。
根据边界理论，角色可能随一个在心理和行为上从高度分散（即清楚分离的）到高度集合（即重叠联合的）的连续区域内改变（如 Ashforth等2000；Edwards和Rothbard, 1999；Hartmann，1997；Nippert-Eng，1996）。当角色更加分离时，占据人一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更加清晰和独立了。比如，工人可能会奉献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设备给每一项任务。相反地，当角色更加一体化时，某些人生活一部分的各种责任相对更加重叠和联合在一起。比如，同样的智能手机被用来工作和个人活动（有时候同时使用），工人可能在看孩子的足球游戏或与同事在不同的团队项目参加客户会议的一个团队项目时，写一份工作邮件。总之，当从一个社会领域内脱离，转而从事另外一个领域时，角色连接（如行为、态度）被隐喻为“离开门”，此时角色会高度分离（Olson-Buchanan和Boswell，2006）。然而，当观察者和工人他们自己发现从内容和行为区分一个工人操作属于何种社会领域非常困难。
边界理论认为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必须设定不同类型的角色边界去管理他们角色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Ashforth等，2000）。角色分割和整合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与他们对角色边界的影响有关（Ashforth等，2000）。更大的角色分割需要建立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互动合作的，相对不可渗透的（“厚的”）边界，想要跨越这样的边界需要相当的努力（Nippert-Eng，1996）。因此，角色的中断和模糊是不太可能的，相对分离角色中的运动比更加集中角色的运动更加罕见和显著（不仅仅是角色被观察者，也包括观察者）（Ashforth等，2000）。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整合使得角色边界越来越小，更加具有渗透性。这让人们顺利地从一个角色转变到另外一个角色，但是这导致角色重叠和模糊不清，增加了造成混乱、干扰、角色“污染”的可能性和竞争性需求（如这样一些情形：星期六的晚上，和你的配偶在外面享受晚餐时接到了来自上级的电话）（ Ashforth等，2000；Rau和Hyland，2006）。
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网本）和移动计算（如云储存）是角色融合重要的推动者，尤其对知识型员工来说。他们通过周全地拓展与工作相关的任务的界限来完成这些，而这些工作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执行。定量（如Leung， 2011；Richardson和Thompson，2012）和定性（如Jarvenpaa，Lang和Tuunainen，2005；Mazmanian等2005；Towerset等，2006）研究已经描述了与移动科技使用相关的模糊行为的边界，包括重叠谈话（如Cameron和Webster，2005；Schlosser，2002；Tarafdar，Tu，Ragu-Nathan，Ragu-Nathan，2007）、中断（如Fenner和Renn，2010；Renneker和Godwin，2005)）和多任务（如Benbunan-Fich和Truman，2009）。但是，移动工作研究还没有探索这些整合行动的认知和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结果。
边界理论文献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描述边界管理战略（如Ashforth等，2000；Nippert-Eng，1996）、边界历史（Edwards和Rothbard，1999；Rau和Hyland，2006)）、雇员对分割或一体化的偏好以及这样的偏好与组织水平政策如何相互作用（如Kossek，Lautsch和Eaton，2006；Kossek 等，1999；Kreiner，2006；Rothbard等，2005），致力于边界管理战略和描述员工控制他们角色一体化行为的偏好。但是，最近的证据表明移动技术产生了一个“自主权悖论”，该悖论表明员工角色一体化行为被社会规范所制约，员工合作伙伴的行为和偏好限制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策略和偏好表现的能力（Mazmanian等，2013）。最有可能的是，员工角色一体化行为是一种复杂的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功能，强大的情境（如社会规范、社会合作伙伴的期望与行为、激励）使个人努力的欲望和边界偏好减弱，然而弱化的和模糊不清的情境让个人偏好能够起到支配作用（Weiss和Adler，1984）。
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真正的“角色边界”指的是人们采取的需要努力的主动行为，以更加分散或更加一体化方式设定角色边界（Kreiner,Hollensbe,Sheep，2009；Nippert-Eng，1996）。这项研究假定角色边界是重要的心理（Ashforth等，2000）。然而，我们对于如何设定更加一体化或更加分散化的角色了解很少，这种角色设定塑造人们思考他们心理表征的方式。我们建议为了了解角色一体化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知识型员工工作行为，我们必须要探索角色设定如何塑造人们将他们的角色概念化的方式。
解释水平理论（如Trope和Liberman，2010）是一个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为理解个体的心理表征提供了词汇和强有力的概念基础。该理论表明心理表征在层次上结构化，特定领域内的心理表征以从更加抽象（高解释）到更加具体（低解释）的连续为特色。低水平解释是具体的和情境化的，捕捉到了外围信息，因此服从于目标特色。相反地，高水平解释是抽象的，纲要式的，脱离语境的，捕捉到更加外围的目标特性，因此取决于更高概念层次，关于度、通用含义和价的定义。古谚语说“很难看见森林的树木”，反映出这样一种区别：看见森林反映出更高的解释，而看见树木反映出更低的解释。这则谚语也突出了贸易赛事与有界的理性有关的解释：为了看见森林，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能力去看待每个单独的树，当检查一棵树时，我们失去了注意整个森林的能力。
活动是在更大程度上定义角色和行为预期的基础（Biddle,1979），因此，将解释水平理论应用于角色也需要考虑行动如何形成通过他们抽象层次定义的层次结构（Vallacher&Wegner,1989）。每项行动都可以被认为与更高级和更抽象的概念有关，为什么执行行动或者行动如何被执行附属的细节，使行动更加抽象化的表现更加具体、核心，使其价值更加具体化，然而更多融合的表现包含了更多细节、特定的和外围的特色（Liberman&Trope,1998;Vallacher&Wegner,1989）。比如，当考虑一项共同的工作角色活动，如参加会议，一个具体和情境化的解释可能是“和同事在会议室开会”，而一个更加抽象和脱离情境的解释可能是“消息灵通”。而后的结果是未获得会议内容等信息的人们也可以通过阅读一本书或者上课来获得信息，但是它包含了大概的意思和行动价，更加核心的信息。总之，抽象的解释反映出个人对于哪种物品或活动的功能是核心的，哪种是次要的内隐的选择，抽象的过程使采取核心措施让目标相关的功能（为什么）实现成为可能，而更加具体的功能（如何）可能归于沉寂（Trope&Liberman,2010）。
解释水平理论已经普遍地应用于人们有形目标的心理表征，如特定的物品、活动或者人（Liberman&Trope,1998,2008; Trope&Liberman,2003）。当角色更加无形的时候，边界理论表明角色与时间、空间和社会互动合作也是有边界的（Ashforth et al,2000）。我们认为这些心理边界使人们在心理上表征他们的角色时更加抽象或者说更加具体，就像他们对待活动，物品和与人相处。另外，边界理论、相关的边界工作概念和边界偏好表明角色边界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角色的心理表征可以被认为是与角色相关的特定领域和被角色的心理暗示所触发，而不是反映人们持续地应用于任何情况的意向的定位，也不是角色持续改变的记忆定位。
我们认为，更大的角色整合行为将引发更加抽象的心理表征，换句话说，更高的解释水平。我们主张两种假设：有限理性和功能性适应。首先，解释水平理论以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为基础。当人们拥有更广阔的精神视野，他们没有尽可能多的细节和复杂性的资源去处理（Trope&Liberman,2010）。事实上，这种动力可能源自于大脑，大脑活动沿的内侧前额叶皮质轴运动，因为心理过程变得或多或少地抽象了（Amodio&Frith,2006）。角色整合行为使角色连接和重叠起来，而不是尖锐地集中于单一角色领域，从而有必要扩大个人范围，将更广泛的前后关系因素考虑在内。这种税收认知资源迫使人们放弃对细节的关注。因此，更广范围内的角色整合需要以更高解释水平的形式更加抽象化。
当角色高度分离，他们是按照顺序扮演而不是同时扮演，这样的背景和一个人的社会互动合作伙伴提供直接行为明确的线索。当他们处在任何一个角色中时，与扮演分离角色相联系的厚的角色边界限制了矛盾线索、缓冲了人的中断和减少了对竞争需求、压力、优先权的关注（Ashforth et al,2000）。因此，角色分离减少了角色占有者对于他们即时、具体和可操作角色的关注。这促使他们通过减少重叠和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不确定性来降低行动的层次结构，角色占有者可以专注于如何在单一角色范围内完成他们的目标。因此，与角色分离行为相联系的厚的边界，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困惑，能够有更加具体和具有可行性导向的低水平的解释。
但是，当角色更加整合在一起，然后多个角色和他们所有的需求同时突显出来，让角色占有者在做出关于如何引导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的选择时感到困难。那些必须应对这些竞争性压力的人们可能依赖心理战略在功能上适应，这些心理战略使他们能够按照重要性排序、做出适当的交易和识别出合作的机会。对这些能力做出更高的解释是有必要的（Trope&Liberman,2010）。比如，更高的解释增加了人们将专注于核心的、与目标相关的特征（Trope&Liberman,2010）、从噪声中分辨出信号（Nussbaum,Liberman&Trope,2006）和在不可剥夺的特色中能够做出比较（Wakslak&Trope,2009）的可能性。让人们设置优先权、做出交易和识别协同作用是一种能力。没有这些能力，更多的整合角色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精力消耗。因此，更高的解释在功能上对那些从事更大角色整合行为的人来说更具有适应性。
假设1：角色整合行为将与解释水平呈正相关（即更抽象的心理表征的工作或者更加抽象的工作的心理表征）。
关于解释水平影响的理论和研究表明因果关系是典型的相互关联的关系，比如：距离提高了解释水平，但是更高的解释形成了心理距离（Trope&Liberman,2010）。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也是经常互相关联的，因此就像工人可能通过更加抽象的方式心理表征他们的角色去应对来自角色整合，规范的和社会的压力。也有可能以抽象方式心理表征他们角色的工人更有可能去整合他们的角色，如以更加综合的方式运用移动科技。但是，基于角色理论，我们期望这样一种基础的因果关系方向：角色行为形成解释。特别地，角色是形成的行为的组成部分，该行为是典型地由人们在一个给定的情境或者情况下实施的（Biddle,1979）角色理论认为人必须是社会化的角色，他们的行为通过与这些角色相联系的期望和规范而形成。同样地，角色整合行为必须做出改变去遵循规范，顺从他人的期望来与社会角色协商谈判（Kreiner et al,2009）。总之，角色从社会性和内容上限制约束，从而比认知要少单独的可控性。因此，我们预计从内容上定义角色整合行为影响解释水平比反向更有力。
解释水平和探索性学习活动
认知表征已经被证明是重要的组织行为现象一项关键性的决定因素（Fiol&Huff,1992; Huff,1990;Tversky&Kahneman,1986; Walsh,1995）。特别是有限理性已经催生出了一项关于组织学习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分支（Levitt&March,1988）。学习指的是日常工作和创造、获取、转移和运用知识的过程的发展（Nonaka & Takeuchi,1995）。这些活动可能直接针对改善现存的产品质量和进程或者发展出新的产品即在个人层面上又在集体层面上。因此，组织学习很重要，因为适应非常有必要。现有的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区分开发活动（即从经验中学习去提高和改进现有的过程）和探索性活动（即发现、创造和体验新的机会；March,1991）。开发专注于提高平均性能，而探索与产生方差有关，其中有适应性的多种替代方案可供挑选（March,1991）。之前的理论（Gavetti&Levinthal,2000）表明探索性学习相对于过程（即利用认知而不是经验过程评估可供选择的事物）和考虑替代方案（即探索性学习考虑更广泛的系列选择和那些从之前经验中发散开的）是不同的。探索性学习比开发性学习更加稀少，因为它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成功的概念比较低（March,1991）。
关于探索性和开发性学习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论（Gupta,Smith,&Shalley, 2006），一些学者将他们定义为竞争（比如March,1991），另外一些学者将他们看做是正交的（比如 Katila&Ahuja,2002）。探索性学习尤其与创新有关，创新是知识工作重要的结果，是组织生存的关键（Levinthal&March,1993）。心理表征被认为尤其与探索性学习相关，有时甚至被称为“认知选择”（Gavetti&Levinthal,2000）。特别地，鉴于开发性依赖于不断强化的学习过程和之前的经验（即尝试采取行动，体验他们的结果，然后修改行动方案），而探索性采用对于世界的认知表征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系列的真实的和假想的替代品（Gavetti&Levinthal,2000）。基于这些原因，我们专注于员工工作角色的心理表征如何与他们探索性的学习活动相联系的。
有关学习的文献已经考虑到了心理表征何种程度上参与学习（精神心态更多地参与探索性而不是开发性学习，因为替代选择在认知之前产生，Gavetti&Levinthal,2000）一般，它没有考虑或者系统地评估什么类型的心理表征参与学习行为。用来评估探索性学习的研究方法包括个人和集体行动的档案研究法、模拟研究法和少量的定性案例研究和试验法（Gavetti,Greve,Levinthal,& Ocasio,2012），但是这些研究普遍提供的是认知粗糙的替代变量或者模拟不同心理表征的影响而不是衡量它们。此前的研究没有考虑个人心态的形成（从更加抽象到更加具体）是否会塑造他们从事的学习活动。
解释水平理论提供了一个描绘人们心态的内容和后果是如何变化的概念模型。我们认为更高的解释水平与更高层次的探索性学习活动相关，因为抽象性认知对类推推理过程非常重要，这使做决定的人会产生假想的替代选择和从他人经验中间接学习，这两者都是探索性学习重要的资源（Gavetti,Levinthal,& Rivkin,2005;Huber,1991）。关于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已经反复证明更高的解释让人们在精神上卓越现在，这使他们能够假想和间接获得（见Trope&Liberman,2010的评论）。也就是说，为了想象和在认知上评估一系列偏离自己经验的的替代品，有必要创造一个简化的心理模型，抽象出肤浅的特色而专注于核心方面。支持这一主张的是来自于创新认知研究的经验证据（如Ward,1994）。这项工作表明代表更加抽象的性能比那些在特定情况下抛锚的具有更少地限制。因此，用更加抽象的方式代表一个问题能够解决更多创造性的问题，进而导致更大的创新（Ward,1994）。如之前描述的，更高的解释拓宽个人的精神视野，专注于事情核心而不是外围的特色，专注于战略目标而不是具体可行的问题（Trope&Liberman, 2003），这些能力使探索性成为可能。相反，更多具体的心理模型包括分散注意力的细节，强调经验和专注于执行，限制了探索性。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解释水平与雇员探索性学习行为之间呈正相关。
这一点，我们借鉴有限理性假设：角色整合行为将导致更高的解释水平（即更加抽象的心理表征）和更高的解释水平将导致更大的探索性学习行为。综合这些观点，我们进一步表明角色整合行为将通过他们对于解释水平的影响与探索性学习之间产生显著的联系。
如前所述，探索性学习是一个寻求变化的活动。具体来说，必要的变化必须产生，部分产生的选项提供了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行动者选择最具吸引力的结果来适应（March,1991）。在组织学习文献中内部变化（被定义为访问不同的信息、关系和可供选择的途径，Schilling,Vidal,Ployhart,&Marangoni,2003）已经在研究中被反复证明与探索性显著相关，包括档案研究、试验和模拟（如Gavetti, 2005;Schillinget al,2003;Taylor&Greve,2006）。在团队层次频繁地研究也显示在个人层面上，内部变化被认为是提供不同知识范围，建议、目标和期望来源的途径，从而扩大了决策制定者的眼界并且发挥探索性关键资源作用（Alexiev,Jansen,van den Bosch,&Volberda,2010;Beckman,2006;Brass,1995;Mors,2010;Schilling et al.,2003; Taylor&Greve,2006）。整合是学习内部变化必要的补充（如Jansen,Tempelaar,van den Bosch,&Volberda,2009;Reagans&Zuckerman,2001;Taylor &Greve,2006）。没有整合机制，现有的边界会抑制知识和视角的转移。确实，研究表明内部变化和整合的集成才是最优的（Lavie&Rosenkopf,2006;Taylor&Greve, 2006）。
在集体层面上，整合可能采用一体化结构或者人际网络衔接的形式（如Jansen et al,2009;Lavie&Rosenkopf,2006;Taylor&Greve,2006）。我们认为，就个人来说，作为内部整合变化的补充，角色整合行为使知识转移能够在不同范围和认知节点中实现，这是探索性学习重要的基础（Schilling et al.,2003）。角色整合为多样化的经验、期望、心态创造了机会，也为人们在不同背景中运用知识同时突显出来，抽象简化知识的转移到新的领域内创造了机会。因此，角色整合可能通过扩大员工的关注点、模式和指令提高探索性学习活动。
相比之下，拥有更多分离角色的雇员会更按次序而不是同时意识到不同的情况，知识主体和影响。角色分离行为的空间、时间和社会的界限建立和维护增加的焦点和具体的思维。这些认知过程破坏了相互交流，从而限制了探索性学习。
考虑一个人的社交网络：角色整合使一个广泛和多样化的网络被认知的同时可以访问，而角色分割通过插入相对不可渗透的边界和收缩的焦点使与角色很遥远的，网络的一部分不易接触。我们认为，心理上的抽象是一种认知机制或潜在的心理过程，使人们从事类推推理，减少对表面特征的关注以发展更深层次特色的，概况整个范围的心理表征（Gavetti,2005;Schilling et al.,2003）。因此
假设3：解释水平将调节角色整合行为和员工从事探索性学习行为倾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1
我们使用安然高管在1997年和2002年之间发送的邮件构成的大型语料库，探讨了工人的角色整合行为和他们特定领域的解释水平。特别是，我们预期在邮件发送模式中的角色整合行为是显然的并且与员工在他们专业邮件中使用更加抽象的语言之间正相关。工作中，他们解释水平的一个不起眼的指示也可能有组织相关性，因为它反映出分享行为的信息。
在公司倒闭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安然公司高管发出的超过一百万封邮件被公开。这项数据收集是特别有趣的组织研究，因为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的专业邮件，这些邮件在几年中在员工之间相互交换。对于本研究，我们使用由Shetty和Adibi 在2005年收集，包含252759条信息的纯净的语料库。我们进一步剔除了46176封不是用“”域发送的邮件以及27530封相同发送者重复的邮件，日期/小时和文本主体，直到最终的一组邮件，这些邮件反映出安然员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交换信息和共享知识。
数据集中，由于大多数的发送者发送很少的信息而小部分人发送大量的信息，每个发送者的邮件呈指数化分布（是典型的交流数据）。我们的数据集中，为了获得关于邮件发送模式和每位使用者抽象层次可靠的评估，关注那些在五年间发送了100条及以上邮件的使用者。我们只分析了发送邮件的人，因为写和发送工作邮件是扮演工作角色的证据。当邮件被打开阅读，这些数据不包括，评估角色整合不可能通过收到邮件进行。我们从早期的数据集中删除了12个账户：（1）因为他们不能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员工相对应（如发送日历通知的自动账户）；（2）因为账户属于那些大多自动发送信息的人，安然的员工经常使用几个有着不同结构的邮件地址（如lastname@，firstname.lastname@, middleinitial.lastname@等等）。来自Shetty和Adibi 在2005年形成的列表使我们能够确定39名安然员工，这些员工至少使用两种不同的地址发送邮件，我们手动确定了16名至少使用两种邮件地址的安然员工。因此，我们合并了55个使用者的邮件账户，这些使用者通过不止一个地址发送邮件。总体而言，我们的分析以来自安然员工的236封邮件信息为基础，这些员工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总共发送了119751封专业邮件
方法
角色整合行为 我们衡量工作/非工作，在工作和生活角色之间跨越时间界限的角色整合。这个数据集中，我们没有关于每个安然员工不同工作角色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其工作角色的转换。为了捕捉员工角色整合行为，我们评估总邮件中一定的邮件，那些每个员工在传统的工作时间之外发送的那部分（即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更高的比例反映出跨越时间的角色边界更大的整合和因此那部分员工更大的角色整合。（插尾注2）
为了验证我们对于角色整合行为的衡量，我们探讨了它是如何与黑莓智能手机的使用相关的？特别地，在去年的数据集中，邮件信息的一个子集开始出现了，这表明它们被通过黑莓发送。通过黑莓发送的信息并不总是包含这样的指标并且黑莓的设置显示信息是很少的（因此不去提供角色整合或者解释水平可靠的衡量）。但是，因为黑莓的键盘比电脑的键盘使用更不方便使用，所以假设使用黑莓发送信息的员工有可能跨越空间的角色边界被一体化，因为他们不可能从他们的办公室或者传统的工作空间里通过黑莓发送信息（这些地方可以获得更加方便的键盘）。我们比较了黑莓和非黑莓使用者，发现黑莓使用者与我们的角色整合行动有显著的相关性（r=0.203；p<0.01）。
解释水平 为了评估解释水平，我们基于语言范畴模型，衡量每个员工发送邮件信息的抽象层次（LCM;Semin&Fiedler,1991）。LCM认为语言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变化，因此文本可以被赋予一个LCM权重分数作为对语言包含的抽象类型的功能的划分。根据LCM，最具体的项目是描述性的动词（DAV），提供对于可观察的行动的主观描述（如击打、走）。略微更加抽象的是解释性的动词（IAV），它指的是大量的行动而不是一项具体可观察到的行为（如伤害、帮助）。更加抽象的是状态东西（SV），它指的是持久的认知或情感状态（如讨厌、爱）。最抽象的是形容词（ADJ），它提供更加通用的的描述，这种描述在所有的情况和语境中都是稳定和有效的（如具有攻击性的、乐于助人的）。此前的研究已经验证了使用LCM作为衡量解释水平尺度的模型（如Freitas,Gollwitzer,&Trope,2004; Fujita,Trope,Liberman,&Levin-Sagi,2006）。
为了获得每个使用者的抽象得分，我们首先清除了所有的签名、回复并且通过邮件文本转发了邮件。一旦被清理，一些邮件会因为太短以致于不能被包含在我们的分析中，因为它们不会包含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我们对所有的邮件进行了语言分析，这些邮件中的字符数从50到1500不等，一共78231封邮件。（插入尾注3）使用语言包的方式，我们处理了所有数据集的一部分，80000字词汇的语音标记算法，使我们能够识别形容词、动词和名词，我们将其他类型的词从数据集中移除（如介词、代词等）。我们从数据集中提取了所有动词，形成一份清单，以手动识别不同类型的动词。我们将IAV和DAV看做一类，因为可靠地区分它们对上下文语境来说是必要的（Coenen,Hedebouw&Semin,2006）。我们基于LCM模型，通过单词的抽象层次对其设权重（ADJ*4+SV*3+SAV*2+IAV+DAV）然后除以单词总数（即形容词、动词和名词），导致较高的数字比率代表更抽象的交流，表明更高的解释水平。
控制 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人们在回忆和描述一段他们非常强大的时间时，会比回忆一个他们毫无力量的事件，更有可能报告更高的解释水平（Smith&Trope, 2006;Smith,Wigboldus,&Dijksterhuis,2008）。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员工的等级层次。来自Shetty and Adibi 2005年的数据使我们能够在数据集中将95名安然员工和他们的工作头衔相匹配。为了找到剩下员工的工作头衔，我们使用了一份1999年春/夏安然内部电话目录（从eBay购买），该目录包含了等级头衔信息，也包含其他的资源，如邮件签名和链接的配置文件。总之，我们将226名员工（成功配对96%）和他们的工作头衔相匹配，邮件在他们还有这些工作头衔时发出。我们遵循此前关于安然数据集的工作（如Hossain,2009），使用2005年Diesner,Frantz,and Carley 的安然工作头衔等级去分配分数以反映员工的等级层次。更高的得分表明在等级中处于较高的层次，具体包括（1）非正式员工；（2）专家；（3）交易者；（4）经理；（5）律师；（6）高级管理者；（7）行政管理者；
我们也控制每个使用者发送邮件的数量以确保我们的数据分布不会影响我们的离散指数和抽象得分。
结果和讨论
表1报告了我们研究中所有衡量时采用的手段、相关性和范围。关于等级水平，226名安然员工被划分为如下类别：非正式员工（73）、专家（26）、交易者（13）、经理（24）、律师（22）、高级管理者（58）、行政管理者（10）。
表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数据（研究1）
变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2
3
4
1.邮件数量
507.4
821
100
5508

2.等级头衔
3.49
2.169
1
7
-0.018

3.角色整合
0.472
0.17
0.05
0.982
-0.135*
0.101

4.解释水平
0.754
0.074
0.54
0.958
0.012
0.232**
0.259**

注释：N=226，等级头衔；N=236，所有其他变量
*p<0.05
**p<0.01
我们采用分层回归测试了员工角色整合行为和他们的解释水平（假设1）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步，我们引进了两个控制变量：发送邮件的数量和等级头衔。第二步，我们增加了角色整合测量作为LCM抽象测度的预测。
表2显示了等级头衔与解释水平呈显著地正相关，与此前将权利与解释水平向连接的研究结果一致（Smith&Trope,2006;Smith et al,2008）。这些发现提供了我们对于专业性邮件抽象的语言分析与一个变量（权利）有关这一预测的可靠的证据，该变量之前已经显示能够塑造解释水平。更重要的是，角色整合与员工解释水平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了假设1，其中员工解释水平通过专业邮件交流的抽象层次来衡量。
表2
解释水平和角色整合的回归
（研究1）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邮件数量
0.007
0.039
等级头衔
0.232*
0.209*
主要影响

角色整合
-
0.229*
调整的R2
0.045
0.092
变化的R2
-
0.047
注释：N=226，等级头衔；N=236，所有其他变量。每一列中的系数是标准β系数。
*p<0.01
研究1是在组织设置中，一项高管自然行为的档案研究，显示了角色整合行为和解释水平之间的外部效度。但是，研究设计中一个显著的限制是我们无法验证因果关系的方向（从更大的角色整合到更高的解释水平）。我们用档案衡量解释水平—公司员工通过邮件交换抽象信息的层次，作为组织交流的指标，这本身很有趣。在此前的研究中，书面交流也被证明可以用来衡量解释水平（如Freitas et al,2004）。但是，本研究中，解释水平和角色整合的档案研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和干扰，它们只是我们寻求评估潜在解释的代理变量。此外，角色整合衡量电话窃听仅仅是微角色转换的一种（工作/非工作），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推广到在工作中微角色的转换，尚不明确。设计研究2开始解决这些限制因素。
研究2
研究2通过写作任务启动参与者角色整合或者分割，然后衡量他们的解释水平来探讨了角色整合与解释水平是否相关？本试验的目的是在不同的设置中，运用不同的方法，重复我们研究1的研究结果并且测试角色整合与解释之间的联系，人们是如何抽象地心里表征他们工作的。
参与者
在一个网上平台招募了100个在职人员，这些人参与研究并获得报酬。因为没有通过我们的注意力测试，3名参与者被从分析中除名。因此，最终分析中包括97名参与者（40名女士，年龄：平均值=33.71，标准差=10.13）。
流程
角色整合/分割启动任务 在研究的开始，我们要求参与者列出至少五项他们在工作中通常做的活动。移动技术和其对所有参与者的影响在一开始就突显出来了。参与者阅读“在现代工作场所，移动技术（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无处不在，工作角色是复杂的”，整合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