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公务员考试阅读时事：“种房”：野蛮生长的城市违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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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公务员考试阅读时事：“种房”：野蛮生长的城市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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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在南宁市裕宾路，工人在拆除“楼加加”。
“楼高高”“楼加加”……在广西南宁市的部分城中村，“长高”超过10层甚至20层的民房比比皆是，相邻的柳州、来宾、贵港等地，这样的“种房”现象也十分常见。究竟是什么原因助长了违法建筑的滋生蔓延，记者进行了调查。
城中村成为重灾区
南宁市西乡塘区的万秀村、秀厢村、秀灵村一带是该市城中村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南宁市违法建筑最多的区域之一。根据南宁市相关规定，民房最高不能超过5层，但城中村大部分房屋都超过了这个高度，有的达到七八层，十多层甚至二十层的房屋也不少见，“种房”现象在这里不断上演。
记者在万秀村看到，不少建筑都紧紧地贴在一起，两栋楼房的窗户，有的只有二三十厘米的间隔，根本无法向外开窗。
违法建筑常常“见缝插针”，但更多的则是通过“长高”以扩大使用面积。记者在琅东六组、麻村等地看到，原本4层的建筑，房主在上面加建三四层的现象比较常见。由于加建的部分比原建筑更宽，粉刷的颜色也不一致，远看就像一朵朵蘑菇。在广西柳州市的牛车坪村、渡口村、基隆村，这种违法建筑也十分常见，有的还在门口挂出了出租房屋的联系电话。
去年底，柳州市柳南区红阳路出现一栋高达9层的建筑。经城管部门调查，当事人去年6月拆除原有的3层建筑，随后在原址建设“九层楼”，总建筑面积达804平方米。建房者还预留了电梯井，已购置电梯准备安装。目前这栋楼正在强制拆除。
其实，“种房”现象在不少住宅小区也存在。南宁市枫林路“金龙·理想1号”小区楼顶就被不少业主违法加盖一到两层楼，有业主多方投诉反映未果。据了解，加盖楼层的事始于2009年，当时只有个别人在建，后来不断有人跟风加盖。规划部门曾对这些违建楼层进行拆除。但拆除后不久，仍有人继续违建。
“违法建筑与‘中国式过马路’一样，都源于一些人法不责众的心理。”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左崖说，如果不及早打击苗头性问题，违法建筑很快就会成片。
“种房”的背后
记者了解到，城中村不少违法建筑用于出租获利，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和小商贩，是这些违法建筑的主要租客。
在南宁市万秀村，一间20多平方米的单间，月租金可以达到450元。而在更靠近市中心的琅东六组、麻村，月租可达600元。记者按照村里的小广告联系房东，房东提醒说：“你要租最好现在就定下来，到6月底7月初大学生毕业了，这个价就租不到了。”
在广西柳州一拆除违章建筑现场，执法人员算了一笔账：建一栋6层的普通砖混结构毛坯房，成本约七八万元，如果每层2间，6层就有12间每间每月租金350元，一年就有5万元左右收入，不到两年就可回本赢利。
除了用于出租，还有一些是为了套取拆迁补偿。一些地方，不少大型建设规划刚刚出台，就有游资注入相关区域，快速“种”出大量房屋等待拆迁。一些“种房”的“专业公司”已形成跨市、跨区域的产业链条，资金实力雄厚。
广西柳州市将规划建设“白云大桥”的消息去年底传出后，市郊的社湾村就突然冒出数十栋违法建筑，一些人企图通过突击“种房”套取高额征迁补偿。柳州市柳东新区管委会主任何焕全说，现在是哪里规划重点工程，违法建筑就在哪里滋生蔓延，因为这些人认为“种房”远比种庄稼赚钱。
记者了解到，这些快速建成的楼房，多数是“野马工程队”单砖薄板建成的“楼脆脆”，成本每平方米一般只有三四百元，根本无法住人，而一旦套取补偿成功，每平方米补偿款可能达到数千元。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违法建筑缺乏规划、建筑质量不高，侵占消防通道、绿化带等公共空间，导致很多城中村房屋密布、租客众多，存在消防、交通、治安等诸多安全隐患。尤其是消防通道被挤占后，发生火灾时消防车根本进不去，后果不堪设想。
“一些村干部、村委会人员竟然参与违法建筑建设，加大了打击的难度。”执法人员对记者透露。村委会本应是打击违法建筑的“消息树”，却变成了违法建筑的“保护伞”，对违法建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村干部甚至参与到违法建设中，成为“内鬼”。
柳州市城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彭平义告诉记者，由于村委建设的违法建筑涉及村民“分红”，在拆除行动中，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村民围攻，极易造成群体事件，“我们到城中村对违法建筑调查取证，就有几次遭到村民围堵，不得已只能请公安部门来救我们。”
其实，“内鬼”还不止村委会人员。由于违法建筑利益巨大，一些执法人员被腐蚀拉拢为违法建设者提供便利，有些公职人员甚至直接参与到违法建设中。柳州市纪委监察局副局长蒋勇说，打击违法建筑，必须要“内鬼”“外鬼”一起打。
突破难点持续打击
违法建筑在全国许多城市已经成为顽疾。据了解，广州市目前有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数量庞大；广西柳州市采取“风暴行动”依法集中拆除违法建筑，一个多月时间就拆除了60多万平方米，但保守估计违法建筑还有200多万平方米。
城市疯狂“种房”的背后固然是利益驱动，但与此同时，查处违法建筑执法周期长、违法者违法成本低、城市违法建筑存量大也是监管查处难的重要原因。
左崖说，从发现违法建筑到进入强制拆除程序，最快也要接近4个月时间，这么长时间一些违法建筑早就封顶完工了。彭平义表示，不少违法建筑的当事人不止一人，分摊下来的违法金额很难达到立案标准，使得部分违建者有恃无恐。
根据城乡规划法及相关规定，对违法建设者罚款只能是其违法成本的5%至10%，同时也未对执行费用承担问题进行明确，拆违费用只能由政府承担，使得政府拆违成本过高。违法建筑被拆除后除了损失点建房的材料费外，违建者没有其他损失，利益触动不大。
一位地方干部透露，有的地方为实施重点项目，超常规推进拆迁工作，对违法建筑也给予补偿，刺激了“种房”产业滋长蔓延。还有些官员拆违决心不够大，总担心拆违会影响稳定，因而对违法建筑采取“怀柔”态度，倾向于将“麻烦”留给继任者，这也是违法建筑打击难的重要原因。
基层干部建议，应缩短查处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时限、加大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惩处力度、从法律上规定违法建设者应承担强制拆除费用，从而提高查处违法建筑的效率、增大违法建设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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