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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奥斯维辛
2014-11-02 图/文 林方文 南方人物周刊

“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图、文 林方文 发自波兰 /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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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Cracow）是波兰最热门的旅游城市。直到1596年，这里还是波兰王室所在地，到处是中世纪的古旧建筑和美丽街道。我到达的时候正下着毛毛细雨，街角的青苔散发出茵茵的潮气，浅浅的积水映射出商店的霓虹。这小城规模远逊华沙，又因未遭二战破坏而面貌完好是真正的古都。
作为犹太人街区，卡奇米日是克拉科夫最迷人的所在之一。远离城中心开阔的中世纪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卡奇米日的狭窄街道和低矮建筑有着舒适的寂静。那些老迈建筑毫不修饰自己的陈旧和破败，反而成就了浑然天成的历史感，成就了每个拐角都令人想要回眸一望的风情。
然而，卡奇米日最早并不是犹太人定居之所。波兰国王卡奇米日于1335年建立此处时，它是个独立的小镇。15世纪初，犹太人被当时的统治者驱逐出克拉科夫，并被强制定居在卡奇米日这个小小的限定区域内，此处与克拉科夫之间还修筑了一道隔离墙。直到二战爆发，克拉科夫的65000名犹太人绝大多数住在这里。
卡奇米日的郊区，坐落着辛德勒的工厂，现已改建成博物馆。因为《辛德勒的名单》，这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广为人知。前往工厂的路并不好找，需要穿过废弃的工业区，来的游客也寥寥无几，很多人并不知道辛德勒的工厂真实存在，并且就在克拉科夫市郊。博物馆的外墙上刻着那句经典的话：“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
从工厂回克拉科夫的路上，会经过无名英雄广场。空荡荡的广场，摆放着几十把钢制的靠背椅，用以纪念那些抗击纳粹、英勇牺牲的凡人。对我而言，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历史课才刚刚开了个头，因为第二天，我就将去往离此地54公里的一座遗址，那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奥斯维辛。

部分死难者照片墙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
这是波兰、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难以触碰的刀口，至今伤疤未愈，也不可能痊愈。去往奥斯维辛前夜，青旅宿舍里同屋的利物浦老头，特意给我在小本子上写下“Oswiecim”和“Auschwitz”，叮嘱我前者是波兰原名、后者是纳粹改过来的名字，在和波兰人交往时，最好还是以波兰称呼提起，免得当地人不快。
早晨6点多，我就睡不着了，和天气预报说的一样，这是个再阴沉不过的天气，去奥斯维辛再合适不过。到了克拉科夫长途汽车站，买好一张去往奥斯维辛的票，和满车游客半睡半醒地穿过波兰雾蒙蒙的原野。
田间村庄若隐若现，不知不觉又下起了小雨，人们穿上了大衣。
如果早一点到达奥斯维辛，是可以不用跟团参观的，否则散客必须拼团由导游带入。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许多带着困惑和难以理解的神情；中国的，大多脸上写着4个字：“感同身受”；欧洲的更不必说，他们中不少年迈者经历过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战。
游客最多、组织最周密的，是犹太人。一天下来，碰见的犹太人上百。许多是稚嫩的孩子、年轻的以色列学生，成群结队远道而来，身上裹着以色列国旗，带着花圈、花束、烛火，在废墟前听向导讲先人的故事。不知道是谁说过，犹太人是最不善于忘记的民族，奥斯维辛大概是他们这辈子都必须一看的地方。
“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那天离开时在访客簿上留言的一刻，我脑子里浮现出罗森塔尔曾获普利策奖的这篇新闻报道。
这里并不是个适合发挥幽默感的地方，人们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甚至连玩笑都不敢乱开。只有那些历史上未曾亲身经历过被驱赶和被屠戮的民族，他们的脸上才有些笑容，比如向来开朗阳光的美国人。但当两个孩子在比克瑙（Birkenau）集中营的草地上不知为何放声大笑，还是有不相识的中年人恶狠狠地呵斥：“给点起码的尊重，孩子！”

保存完好的焚尸炉
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很难想象，在一个晴朗、微风、蓝天白云的日子来到奥斯维辛是什么感受。也许我会觉得，那样的好天气并不适合这个地方，只有阴天和细雨才配得上昔日的人间地狱。那些红砖砌成的营房整齐地在雨中站队，如今它们空空如也，只陈列着当年的照片和遗物。推开一扇门，楼道、门楣都和70年前一样。
“死亡工厂”的得名，来自于在奥斯维辛被害的人数。一千多座纳粹集中营里，这里夺去了约110万人的生命，但这个数字迄今仍有争议，也许更多。1940年，在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示下，鲁道夫·胡斯作为集中营长官开始修建这里，后来因为关押人数日多，在奥斯维辛附近又修建了比克瑙和莫洛维茨等集中营。
奥斯维辛本身并不大，28幢二层小楼，占地6公顷。犯人到达后，先由纳粹的医生进行甄别分类，有劳动能力或专业技能的，可能存活下来，像那些体弱多病、没有价值的，直接送往刑场或是毒气室，更有甚者，被作为医学人体试验的对象。所有的财物都被剥夺，成为纳粹的战争资源。
在集中营的一角，矗立着一座保存完好的毒气室。旁边是一个绞刑架，二战结束后，鲁道夫·胡斯被绞死在这里。毒气室的入口很狭窄，必须按照秩序排队进出，个子高的人甚至有可能摸到房顶，但里面很开阔，不仅有毒气室，还有焚尸炉，两根坚实的烟囱伸向天空，它们曾经吞下尸骨，吐出滚滚浓烟。
犹太人在这里遭到了最悲惨的对待。尽管集中营里关过吉普赛人、战俘、知识分子、反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同性恋，但犹太人是其中最低等的。纳粹甚至鼓励囚犯们歧视和欺辱犹太人，反犹主义在牢房里和高墙外一样盛行。根据幸存者古特曼回忆，犹太人被看成是“贱民”，“甚至那些不反对犹太人的人，以及反对集中营里充斥的仇恨的人，也视犹太人为被遗弃的可耻的生物。”
这里要说说“犹太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在被杀害和被替换前，必须帮助党卫军安抚进入毒气室的人，之后拖出尸体、掠夺钱财、焚烧残留物、丢弃骨灰、把遗物分类送到纳粹手里。胡斯后来写道：“我从来看不到这些助理向即将被毒死的人泄漏消息的迹象，相反，助理们竭尽全力欺骗他们。”
是因为不忍吗？

“只有受害人才有资格宽恕”
我拐进了一幢无人参观的小楼，门关着，但没锁。这里静静躺着一个展览：1939年到1945年间的波兰抵抗运动。西有纳粹，东有苏俄，这两个强大的邻邦都有着“悠久”的反犹传统。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战争爆发后一起瓜分了波兰。墙上有张照片，苏德士兵会师后友好地给对方点烟。
角落的长桌子上，放着十几本极厚的花名册，上面登记着奥斯维辛部分被害人的姓名、死亡时间、国籍、囚犯编号。绕过拐角，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慑：一个几十平米的大厅，以铁丝网围成，里面竖起了数十个一人高的支架，套着当年的条纹囚服，猛一看，似乎回到了犯人们列队等待屠戮的那一刻。
“工作使人自由。”当囚犯们被押进四周都是高压电网的集中营时，是否真有人相信入口处的这句“名言”？以证物见长的奥斯维辛博物馆，最强烈的感情冲击都在存放遗物的那几幢小楼里，游客络绎不绝。一楼是原封不动的囚室，人们大多只看个稀奇，上到二楼之后，许多人才眼含热泪。
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大约20米宽，窗子背后是深达十余米的房间——这样的房间有三四个，里面的东西都堆成了小山，是的，那都是死者的遗物。不妨想象一下，堆成山的鞋子、皮箱、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甚至是眼镜、拐杖，最令人震惊的，是头发。有的是黑色，有的是金色或红色，几吨重的头发。
在这样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历史面前，我只有更深的沉默。用毕生精力追捕战犯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向日葵》，在书里，一个年轻的纳粹士兵向他忏悔，他以沉默回应。“忘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受意愿支配的行动问题。只有受害人本人才有资格给予宽恕。”
我仿佛更加明白了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和无法原谅。当犹太裔的女人们被杀戮时，甚至她们的丝袜都要在行刑前被剥下来用作战略物资。犯人在临死前都被脱光，是因为还要把衣服留给新来的囚犯。人体的油脂被做成肥皂、尸体烧完后被当作肥料……纳粹以最残酷的剥削和灭绝方式，来贯彻对一个种族的灭绝。
也难怪犹太导演克劳德·兰兹曼严厉批评《辛德勒的名单》。他始终认为，把奥斯维辛表现为好莱坞式的商业奇观，招致了窥淫癖和幸灾乐祸。另一方面，他同样严厉地要求自己不去“虚构”和“再现”，尽其所能地奔走采访，拍出了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浩劫》，作为纳粹罪行无懈可击的证词。
维森塔尔的一生，接触过许多纳粹战犯。许多人都极力否认对他们的指控，表现得毫无悔改之意。不少人甚至只对一件事感到后悔——让这些证人们活着，还能站出来揭露真相。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病态，而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如果犹太被灭族，他们还会转向下一个对象。最重要的是：在穿上军服以前，他们也是凡人，皈依宗教，相信善恶有报。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德意志民族普遍被认为对哲学和文学有着超凡天赋，却自愿投入非理性的战争狂热。集中营甚至为刽子手们准备了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除了女犯人组成的管弦乐队以外，有时还上演歌剧。奥斯维辛从整体规划到边角细节，也修建得规整有序、科学严谨，杀人工具和效率更是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
这种将杀人发展成流水线的“追求”，在比克瑙集中营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奥斯维辛被称作“集中营”，比克瑙则干脆直接被称作“灭绝营”，因为大规模屠杀大多数时间在这里进行。从奥斯维辛坐穿梭巴士，只需10分钟便抵达比克瑙的正门，它的瞭望台和铁轨，正是电影里关于集中营最为人熟知的场景。
长长的铁轨伸向远处的站台，犹太人被送到这里时，首先要前往站台接受挑选。附近就是两处毒气室旧址，已经完全崩塌，变为废墟。旁立黑色石碑，上书：“纪念那些死于纳粹屠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这里长眠着他们的骨灰，愿他们的灵魂安息。”再往荒野里走一点，是后人修建的纪念碑群，摆满了游客们留下的鲜花、蜡烛。
铁轨两旁是整齐排列在田野里的木排房，最早有300座，构成了占地175公顷的比克瑙主体部分。在德国战败后，为了不让苏联人找到大屠杀的各种罪证，党卫军把大部分营房烧毁，其中包括多座焚尸炉。由于烟囱是砖制无法被烧毁，今天游客在比克瑙看到的景象，是广袤原野中许多光杆烟囱的阵列。
残留的营房都非常大，如厂房车间，单薄的木板挡不住冬天的风雪。牢房中间安装了一条暖气管，两边是三层的床铺，本来塞下5人的空间到后期塞下了10人。有两间牢房被改造成男女厕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里，犯人只有两次固定的上厕所时间，每次有约500人同时使用，毫无隐私可言。
比克瑙地广人稀，更加安静。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营房里，光线十分昏暗，我看到床板上放着一支干枯的康乃馨。看着窗外细雨纷飞的田野，我只能暗自臆想那无数个不眠之夜，无辜的弱者是如何失眠着倒数、如何痛苦地呻吟、如何绝望地盼望。今天是如此平静，而穿越历史的风尘，我仿佛看见无数犹太人在等待未知的命运。
“想要了解战争年代，人们当然可以选择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但那只是个纪念馆而已。而在这里，惨绝人寰的杀戮真实地发生过，这里是冤魂们的无名公墓，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屠杀纪念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如今已年过90的瓦拉迪斯拉夫·巴托泽乌斯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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