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人都应该知道的历史】巩县城的变迁_ (2).doc

巩义人都应该知道的历史】巩县城的变迁
　　巩义大地上古城很多，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古城遗址不下数十处。但作为县治的所在地，却只有六处，那就是：东周故城、小平城、站街老城、洛口城、永安城、站街鳌岭县城。其中站街老城时间最长，从北魏时期（约公元500年前后）到民国时期的1928年，历1400年以上（仅有北齐、隋代短暂中断）。 　
　　一、东周故城 　　 　　
　　秦时巩县置县，属三川郡，县治设在原东周故城的旧址上。东周故城在今康店镇焦湾、康店村一带的洛水西岸，背靠邙山，南对黑石古渡。因河谷狭窄，城的西半部分建在邙岭半山腰上，居高临下，形势险要。东周在此建都一百多年，由于东周人不仅是农耕能手，而且还善于商业经营，因而市井繁荣，人烟辐辏。成了巩洛地区的经济中心。可是历经秦汉之后，巩县城就迁走了。西汉桑钦在《水经》中写道：“洛水又东北过巩县东。”而到了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却说：“洛水又东迳巩县故城南，东周所居也。”这说明，西汉时巩县城仍在东周故城，到了南北朝时期，巩县城已经迁走了，这里变成了“故城”。 巩县城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又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二、小平城 　　
　　巩县自古地处京畿之地，离洛阳只有数十华里。巩县又是洛阳的东大门，世称“东都锁钥”。要占领洛阳必先占据巩县；要想固守洛阳，必先守住巩县。因而不论是进攻洛阳的战争，或是保卫洛阳的战争，都要在巩县大打一阵，以决雌雄。因此，巩县的命运往往是同洛阳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 　　
　　东汉未年，由于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官场黑暗激发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酿成了黄巾大起义，起义风暴席卷全国，东汉王朝慌忙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各地的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组织起来，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混水摸鱼。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地方上兴起了一批割据势力，窥伺已处于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都想取而代之，而朝中的宦官与官僚的斗争也随之升温。在斗争中司隶校尉袁绍杀了两千多名太监，并州州牧董卓乘乱进入洛阳，赶跑了袁绍，立刘协为皇帝，是为汉献帝。董卓把持了政权。袁绍于献帝初平元年（190），联合关东各割据势力讨伐董卓。董卓因武力不敌袁绍，就劫持汉献帝及朝中文武官员一同逃往长安。逃走时又裹挟洛阳附近居民同行，行前董卓又纵兵大肆烧掠，洛阳周围200里内尽成瓦砾。巩县城也难逃此劫，城内居民不是被掠走就是被杀，侥幸不被掠杀者，也仓惶逃离。巩县城变成了颓垣断壁，满目蒿莱，狐兔出没的地方，加之连年洛河大涨，城垣被冲毁，道路被冲断，昔日的繁荣一去不复返了。 　　
　　此时天下大乱，军阀割据，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安全，巩县县治便由邙山南搬迁到了邙山北的小平津。小平津又叫小平城，在黄河边上，是东汉末年河南“八关”之一，是巩洛通向河北的渡口。《名胜志》上说，小平津，汉县废址，在巩县西北。施诚《河南府志》上说，小平城在平阴东北，平阴在孟津县，《读史方舆纪要》误以为小平津属孟津，作者不知道小平和平阴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孟巩接壤，平阴故城在今孟津，小平城属于巩县，其地在今巩县西北裴峪渡，“裴、平音转故也”。
　　三、站街老城
　　站街老城城门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国，都于洛阳。巩县仍为畿县，虽然小平城已成县治，但毕竟偏居巩县一隅，且有邙山阻隔，交通不便，不便于统治全县，故又寻找合适的地方建县治，于是河洛文化的发源地洛汭一带，便成为首选。 　　洛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古代先民活动的地方，是历代帝王祭祀等活动的圣地，山河环绕，风景秀丽。东有侯山，南有青龙，北有黄河、洛水，西有龙尾。洛水从中流过，形成河谷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是建县的风水宝地。 　　新县城建好后，县治便由小平城迁到今站街镇老城村。《竹书纪年》一书注解“洛汭”时说，洛汭在巩县东北三十里，这指的是晋以前的巩县。古洛汭在今县正北。这说明晋朝初年，巩县城就迁到了老城村。 　　
　　西晋建国后，都城仍在洛阳，巩县仍然为郊县。西晋经过短期统一之后，由于政治腐败，特别是“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加之天灾不断、瘟疫流行，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各地相继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西晋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北方陷入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司马氏退到江南建立政权，称为东晋。虽然也不断进行北伐，但终未能再恢复中原。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率军伐后秦。后秦皇帝姚泓时镇洛阳，派赵玄率精兵守柏谷坞（今回郭镇柏峪村一带），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县城。刘裕部将檀道济长驱而进，阳城、成皋、荥阳、武牢诸城相率投降，无讳率军到石关（今河洛镇石关村一带），听说前方兵败的消息，没有走到巩县城就逃回洛阳去了。这个史实说明巩县城仍然在老城村。 　
　　四、洛口城 　　
　　南北朝时期，巩县城依然在今站街镇老城村一带。郦道元的《水经注》写得很清楚，不再赘述。据史书记载：北齐时，巩县被撤销，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复巩县，治所仍在站街老城，隶属河南郡。隋大业元年（605），县治移到了洛口，当时隋炀帝在洛口设立造船机构，打造龙舟，准备下江南，为便于管理这些事务，巩县治所由老城搬到洛口，同时，隋王朝又在巩县东南原上建了一座洛口仓。蓄积各地运来的粮食，以供国用，这里的地位就越显重要了。隋末农民起义军翟让、李密等占据洛口仓以后，将仓城扩大范围，把巩县县治也搬到了仓城内。当时巩县城作为起义军的国都，又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又将县治搬回到了老城了。 　　唐代巩县县城仍然在老城村。《元和郡县志》上说，巩县属于畿县，在河南府东一百四十里。老城距当时的河南府洛阳正是140华里。另外，在巩义出了三方唐墓志，将巩县县城的地望说得更加清楚。 　　
《大周故□□卫府果毅都尉张养墓志》，出土于站街镇瑶湾岭上，志文写：唐天授三年（692），正月廿五日，墓主人“葬于巩县东南六里平原” 　　
《大周故处土刘君墓志铭》，出土于成功学院工地，志文中写：长安元年（701）十二月廿八日，葬墓主人于：“巩县西南十二里之平原。” 　　
《大周故处士闫君墓志铭》，出土于北山口镇常庄变电站工地。墓志记：长安二年（702）葬墓主人于“巩县西南十五里接候山原候之影龟川。” 　　
这三方墓志都明确地写了位于县城的方向及相距里数，与今老城村老城的地望一致。充分说明了有唐一代，巩县城从未变迁过。
　　五、永安城 　　宋
　　王朝建立后，将皇家陵寝选在了巩县西南的大片土地上。为了管理陵寝，割巩县、偃师各一部分设镇。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升镇为县，名永安县，县治设在今芝田镇芝田村一带。这时在巩县境内就有了两座县城；一为巩县城，一为永安城。北宋亡国后，巩县被金占领，改永安县为芝田县。元建国不久就撤销了芝田县，将原永安县所属偃师、巩县的地域，仍回归各县，至此巩县境内就只有一个县城了。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代的《河南志》，选录了“河南府巩县之图”一幅，真实地记录了元代巩县城的状况，并把巩县的四至写得清清楚楚，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明、清巩县城的规模五百四十亩，据说这是当时中央政权的规定。巩县城濒临洛水，东门外又有一条小河流过，洛河几乎年年发大水，由于上游泥沙下泄沉积，洛河河谷由深邃低洼变得浅平流缓，县城所在地原是一个台地，后来逐渐成了低洼地。大水一来便遭淹没。巩县城的历史真所谓多灾多难。《明·巩县志》上说：“县治始建于西汉，至元末毁于兵，国初洪武三年（1370）县丞张庸创建，中无考。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知县陶承祖修葺。三十二年（1553），河水泛涨，尽为冲塌，知县周泗重修，焕然一新。”《河南府志》中记载，可补以上缺处。志中说：“巩县城始建未详，周围七里四十八丈，高2丈，壕堑深8尺。明景泰元年（1450）县丞赵升修筑，成化十四年（1478），知县柯忠重修；正德七年（1512）流贼攻燬，分巡翟镐督修之。嘉靖二十二年（1543），水复渰颓，知县周泗增修。万历十三年（1585），分巡丁惟宁檄加砖石，知县李再思、汪本英先后修周围角楼三座，窝铺、墩楼三十座，门五：东曰迎恩，西曰瞻洛，南曰玉川，又曰望嵩（南门二），北曰纳洛。其一小东门（在玉川门东），盖旧城东门也。地势卑下，一遇洛河水涨，则浸渰入城。万历四十年（1612），知县程宇鹿择城垣高处另开一门，又筑土堤五百丈以卫城脚（树巩简公甸坊一座，与新门对峙），城上建砖石高楼一，沿城加修，倍异前制。崇祯十年（1637），知县宋文瑞复增高五尺，十六年（1643），流寇攻陷倾圮。 　　清朝顺治六年（1649）知县徐梁修补，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蒋征猷复加砖石增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大雨连旬，黄冶山水并清洛暴涨，城几倾。知县多时琦冒雨抢救，幸保无虞，复裁柳树百株以护城第。东门逼近洛河，每值山水奔腾，洛川泛滥，大溜灌入城门，官舍民居多受其害。多时琦复于瓮城圈门两边镶石制木闸，水不得入城内，恃以无恐。 　　
　　清乾隆五十四年《巩县志》上说：“乾隆廿七年（1762）四月，东城外河水冲刷淤垫，地势渐高，城内积水不能宣洩。知县高兆煌于东门迤南开设涵洞两处，每年秋后令居民放水一次，夏月仍堵塞，以防山水及河水倒灌入城之患，官廨居民，均赖奠安。又说：邑东南崇山耸峙，每遇暴雨，狂流建瓴而下，冲突为患。或黄河大涨，阻遏洛流，逆行汛滥，城当其啮城内积流沅漭，民居仅西南一隅，城根不无受伤，现雉堞倾斜，墉基涨裂，非大增筑，不可恃为捍御也。” 　　由此可见，在明代，巩县城已成低洼泽国了。连年水患已使民不堪命。特别是嘉靖年间，有一年端午节正当午时，城内东部地陷，面积约五十平方米，水由坑内涌出，从此城内东北角便有一个大水坑。 　　
　　由于城北临洛水很近，故巩县城仅有三门三关，而无北门北关。这是巩县城与其它县城不同的地方。 　　
　　六、站街鳌岭县城 　　
　　民国七年（1918），山洪暴发与洛河水汇合，水势浩大，西城墙被冲开了一个约50米宽的口子，洪水灌入城内，县衙、祖师庙首当其冲，倒塌殆尽，城内除西南隅无水外，其他悉成泽国。幸存的房舍也已颓垣断壁，一片凄惨景象。至此，巩县城彻底丧失了作为县城的条件了。因此，官府和民间遂有了迁城的议论。县城需迁，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迁到哪里去，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了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县西五个区为代表。当时巩县有十个区，县西五区是芝田、益家窝、回郭镇、嵩峰、候地，亦称上五区。他们主张将县城迁到孝义或芝田。理由是现在的县城在县境的东北隅，位置不居中。东南到五指岭，西南到邢村、赵城，西北到刘村，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华里。老百姓进城完粮太不方便，因为县城太远，有的人一生只到过一次县城。而芝田或孝义位置适中，芝田又曾作为永安县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比老城条件好。其实这个意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只是一直没有实现。而下五区：城厢、柏庙、小关、寺湾、焦湾等则主张就近迁到老城东二三里的一个叫鳌岭的高岗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意见对立越来越明显，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互不相让。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到民国十七年（1928），迁城之争日趋激烈。这年暑假，回郭镇职业学校教师邵季贤、周效孔组织了一个“迁城后援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迁城主张，并到街上去游行。县长李松茂听说后，慌忙率人到回郭镇去，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将他们抓到县衙，更激起了民愤，县长怕事情闹大，就把他们放了。但迁城的斗争声势更大了。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允许再拖下去，李松茂左右为难，不得不组织召开了一个由各界代表参加的迁城会议，让大家来商讨一个好的办法。 　　
　　会议在县政府召开，县各机关官员及各区区长为出席迁城会议的当然代表外，又在每个区请了一位绅士（共十位）出席会议。并由县政府发出邀请书。当年七月中旬，正值盛夏，县政府在南关大操场搭起了大布棚，李县长主持会议，仪程是首先由各代表申述自己的意见，随后展开辩论，最后由大会作出决定。 　　
　　这件事轰动了城厢各村，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又十分紧张，各派代表剑拔弩张，申述自己对迁城的意见。上五区代表还是坚持县城应设在县境的适中地方，以免到城里办事出现远近不均的现象。以此原则，认为县城迁到芝田或孝义为好。而下五区的代表认为东站镇为巩县的商业中心，市场繁荣，水陆交通均称方便。鳌岭又地势高亢，永无水患之忧，因此力主县城迁鳌岭。会议进行了两天，双方代表争论异常激烈，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大有动武之势。李松茂等县府官员，心中十分着急，也无有好的办法，也说服不了任何一方，为防不测，只好宣布暂时休会，大家不欢而散。 　　
　　到了八月中旬，县长李松茂突然接到河南省主席冯玉祥的电令，内云：巩县县长李松茂鉴：限电到，迅将县政府迁到鳌岭，违则严惩。李松茂接电后，亲自抱着印信，协同其他政府官员，即刻跑步到鳌岭，立即复电：接奉电令遵即于X月X日X时已将县府迁到鳌岭办公矣，特电奉复。 　　

　　迁城之争就这样结束了，从此鳌岭成了巩县新县城。上五区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们把此事当成奇耻大辱，为把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发泄出来，写成《迁城恨》一书，作为纪念。县府亦认为此事折了上五区代表的面情，于是决定在芝田办一所县第二高级小学校，作为安慰。延续数年之久的迁城斗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廿日（农历七月三十日）夜，大雨倾盆，数天数夜不停，山洪暴发，大水从东南城角灌入县城，城中居民仓惶逃命。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都跑到了南关南大寺（普安寺）暂且栖身。据说那一天县长不在家，县长夫人被人从被窝中救出，背到了南大寺。一夜之间城内原来残存的房舍全都被大水淹没，整个县城变成了一湖水，群众俗呼为“老城坑”。老城坑五百多亩大，分为西坑和东坑，中间由土堤隔开。西坑较小，水也浅，尚有建筑遗址露出水面，最显眼的是中间竖立石牌坊一座，坑内芦苇丛生，很少有人光顾，便成了众鸟的世界，白天百鸟在枝头歌唱，晚上蛙声阵阵，又是一番情趣。东坑较大，水也较深，最深处是城东南角，深有十数丈。岸边垂柳依依，傍水栽种茭白，坑内水草丛生，是鱼虾生长的好去处。东北角水浅处又广植莲藕。坑中间还有突出水面的建筑遗存，形成一个个小岛，岛上树木丛生，是水鸟与圆鱼栖息与产卵的好地方，每到五六月间莲花开满坑塘，随风摇曳，飘出阵阵荷香，沁人心脾。 　　为了生活，一些居民在坑边城墙上搭建房屋，造船织网，由市民变成了渔民，在这平静的湖面，渔民们架着小船撒纲捕鱼。过着艰难的日子。二十多年间，渔民们把老城坑经营成了一个鱼虾盈塘，藕荷飘香，水鸟云集，风景秀丽的水乡。许多人来这里垂钓、游玩，许多文人骚客慕名而来，站在城墙上，望着碧波荡漾的老城坑，遐想它千年辉煌的岁月，发出由衷的感叹。这里成了人们观光游览的胜地。 　　
　　廿世纪五十年代，县政府为了淤地造田，将黄冶河引入湖中，每到夏秋河水暴涨，带来大量泥沙，竟将水深数十米的老城坑淤成平地。曾经辉煌千年的老城，连同居民来不及带走的无数财宝，都被深埋地下。如今在这里又盖起了工厂和民房，古老的巩县老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新中国建立后，工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机构也逐年增多，特别是经过廿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鳌岭县城显得又窄又小，于是便又提出了迁城的问题，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巩县在孝义建造新城。1964年元月，巩县县委县政府迁到了孝义。又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区范围又大大落后于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市区又向东扩展到黄冶岭上，成为以行政单位为主的巩义市东区。这样一来，大大扩展了巩义城区的面积，加速了巩义市市区人口的增加，从而促进了巩义经济的大发展，以更快地速度奔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