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认同差异的角度看.doc

法政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

从文化认同差异的角度看
中日外交关系

班 级：09思想政治教育汉班
学 号： 20091103903
姓 名：
指导教师：

二○一三 年 四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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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摘 要…………………………………………………………………………………1
关键词 ………………………………………………………………………………1
一、中日双方认同差异的表现 ……………………………………………………1
（一）地缘心里差异 ……………………………………………………………1
（二）利益认同差异 ……………………………………………………………2
（三）基本价值差异 ……………………………………………………………2
二、中日双方认同差异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3
（一）对中日两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影响…………………………………………3
（二）对中日两国外交模式的影响………………………………………………4
（三）对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影响………………………………………………5
三、加强认同促进中日友好外交关系的对策………………………………………6
（一）加深双方对利益的认识 …………………………………………………6
（二）抓住合作机遇 ……………………………………………………………6
（三）努力建立战略互信 ………………………………………………………7
致 谢 …………………………………………………………………………………8
参考文献………………………………………………………………………………8
英文摘要………………………………………………………………………………9
英文关键词……………………………………………………………………………9

从文化认同差异的角度看中日外交关系

法政学院09级思想政治教育（汉)班
指导教师
摘 要：文化认同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同时影响着公众的舆论和利益指向，为国家判断和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认同基础和价值参考。中日双方在地缘心里、利益认同、基本价值方面存在差异，对中日两国外交战略定位、外交模式、民间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为此，我们应加深双方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认同；中日关系；外交战略

中国与日本是地理上相互接近的邻国，却由于各自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认同上存在着差异，有着“虽近实远”的现实。战后的中日关系始终是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关的，在两国关系一波三折的背后，也必然有着各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而本文试图撇开这些层面上的因素，仅从两国的认同差异的层面着手，去看中日外交关系。
一、中日双方认同差异的表现
（一）地缘心理差异
古代中国依托长江和黄河发展，对外交流并不是全开放，而江河流域有利的农耕地理条件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延续稳定的发展系统。中国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自古以来的华夷朝贡体系铸就了中国人的宽广胸怀和与众不同的自信。以地缘为依托，中国不仅创造出了灿烂的大陆农业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洋商业文化。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远远超过了周边大陆国家，而对更远的海洋国家知之甚少，使得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正是这样自给自足，没有外敌的侵犯，形成了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
与中国不同，日本四面环海，资源短缺，灾害频发。作为海洋民族来讲，长期靠海而生，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预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骇浪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集体智慧，面对命运的不可预测，日本社会的危机意识注定伴随国民世世代代。对外的抗争意识的强烈也一定程度上促使集体内部团结一致。协力共进，谋求生存，与外界环境抗争的坚强斗志融入了大和民族的血液之中。从而，形成了日本人勤劳、节俭、坚毅、顽强、忍耐、努力拼搏的性格。同时，环境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卑微感，荣辱感，等级观念深深烙在日本人民内心深处。
（二）利益认同差异
认同的一致性是获得共同利益的基础, 而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同又离不开自我身份的约束。可见，对自我身份的界定限制着对自我利益的认同，对彼此身份的界定则限制着行为体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同。如果行为体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就不仅能对自我利益形成正确的认识，还能获得双方在共同利益上的一致认同。近年来中日之间频繁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日本对中、日双方的身份和利益认同产生了偏差和错误。国家利益说到底是国民认同中的国家利益，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思维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利益是由国家认同和界定的。三十几年前日本处于亚洲经济体系的重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主导着亚洲经济，对日本而言，最希望的就是维持旧的亚洲经济体系的均衡，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日本的获益是最多的。而现在，中国作为亚洲经济体系新的强国（或潜在的强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在日本的国家认同中，现在的中国似乎是旧的亚洲经济体系中的“破坏平衡者”，显然已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形成威胁。正是这种认同取向，使日本忽视了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广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迷信“ 中国威胁论”，多方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基本价值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国人民兼容并包的基本价值观。这种兼容并包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不具有狭隘性的价值观，既主张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外族侵凌，也强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当代中国的基本价值观，进一步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纽带。中国儒家提倡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伦理思想中，更加系统地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站在“和”的立场上，使矛盾双方统一、协调起来，保持下去，在实践中处理矛盾问题时必须注意其原则性和灵活性，不偏不倚、循序渐进，即不同国家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自我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则是狭隘的过渡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日本一直致力于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试图确立对世界的霸权，其基本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强势激进，表现为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
二、中日双方认同差异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一）对中日两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影响
在每个民族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中日建设“伙伴关系”的进程，是两国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和相互关系的过程。从具体论争转向战略对话，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各自的国家利益、价值体系和地缘心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影响归根结底都要通过相互间的国家利益集中反映出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的过程。现阶段两国都是在国力和对外影响方面举足轻重的东亚大国，既形成了无法割舍的共同利益结构，也埋下了一系列矛盾与摩擦的火种。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和亚洲领先的位置，日本一直是“以华为师”，但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由于闭关锁国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日本由于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严重匾乏，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首要目标就是当时国土面积大、资源丰富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成为受日本侵略损失最惨重、民族创伤最深的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取得了彻底胜利的同时，中国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较大发言权，但日本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长为经济大国，并积极筹划向政治大国迈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中日两国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亚双强”时期，两国国民和领导层都面临着怎样理性和正确看待对方，重新塑造自身角色的问题。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日经济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局面，因此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对日关系，1998年11月中日两国形成以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新时期双边关系框架，表现为高层往来、经贸关系、安全对话、地区合作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中国理性地发展对日关系仍居主流。但日本侵华留下的伤痕是影响对日意识的重要因素，日本强化日美同盟，鼓吹中国威胁论，以及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图谋，也是让国人担忧的重要方面，日本是否会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障碍？是否会在“普通国家”的目标追求中蜕变为军国主义帝国？因此日本在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中处于十字路口，日本的这种摇摆行为对中国外交理性是个艰难的考验。
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是一个良性与恶性交替出现并相互作用的局面。由于对华经济的优越感、对中国市场机遇的期待、文化上亲近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原因，日本对华外交表现出良性态势。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日美同盟利益的需要、以及历史问题的罪责承担等因素，日本经常会把“竞争摩擦”引入中日外交的范畴，使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表现出恶性态势。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不断发展和崛起的中国，既是其合作的伙伴又是其竞争的对手，这充分体现了中日认同差异带来的影响。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双重性，已经使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利益受到很大伤害，其严重性已经引起两国高层的充分重视，近来两国元首实现成功互访并对相关敏感问题交换意见，可见两国竭力使中日两国的战略定位趋于理性。
（二）对中日两国外交模式的影响
从毛泽东的世界大同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再到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无不体现着中国外交模式的和谐理念。因此现代中国实现了从“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模式到“国家利益加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模式的转变。中国外交模式的这种转变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在强调实力的同时更重视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也成为评价他国外交思维的价值取向。
日本从封闭的岛国到西方社会一员，从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到经济大国的建立，从日美同盟的从属国到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并继续谋求政治大国的独立，无不体现日本以本国利益为主的外交理念。日本只是立足于现实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确定自己的外交思维，缺乏对世界发展远景的判断，使其阶段性的外交战略缺失稳定的价值内核，导致日本国内在外交模式选择上处于矛盾和无序状态。战后日本坚持和平国家的道路，但由于对历史责任反省不够彻底，建立在本国受害者立场上的和平主义具有消极和脆弱的一面，当海湾战争、反恐战争被人为牵引，从而容忍军事暴力成为全球风潮，日本的和平宪法成为行尸走肉。与此相对应日本右翼势力在政治生活中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美化侵略、皇国史观沉渣泛起，当其影响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利益，并与自己谋求普通国家的价值目标无法形成统一逻辑时，日本的外交思维又回到矛盾的十字路口。正是日本在认同利益的差异上过度以本国的利益为主忽视国与国之间存在广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竞争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没有民族内在的价值内核作为支撑，更多的价值判断都是外生的，确切地说是沿用欧美的标准，没有形成本民族的价值判断标准，更没有把本国实际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结合起来，思考本国的外交模式，势必造成外交行为的矛盾性。小泉纯一郎主政时期，一边参拜靖国神社，一边争取日本入常，一边争取普通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安全防卫能力，一边公然宣称“日美关系越好，日中、日韩就会建立良好关系”，其日本民族本身重物轻德的外交思维的价值取向一览无遗。
中日两国外交思维模式的迥然不同，如何求同存异推进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对两国政府及国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需要共同面对和共同思考的。
（三）对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民族感情都特别强烈，两国国民潜在的强国心态根深蒂固。如何处理好中日关系，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两国领导人和国民都应拿出智慧和勇气解决中日两国如何共存繁荣，对国际社会做出一个不同制度的强国、大国和平共处的典范，真正实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两国的民间交流已有了深厚积累，特别是近年来呈现突飞猛进之势。这一趋势是政府间的摩擦所不能阻挡的，而且越来越成为抑制两国政治摩擦的有利因素，成为两国政府在外交方式上依靠的力量之一。但民间交往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足以相安无事或可以放任自流，日本固有的文化特性对两国民间外交也形成诸多影响，不能不让致力于两国友好往来的人士所关注。破坏中日民间交往的障碍就是在历史问题上美化侵略、鼓吹皇国史观的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行煽动群众，减弱了中日交往的民间基础。现代日本右翼势力通过组建右翼团体参政，取得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用自己的行为给日本民众一种导向作用，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日本教科书，政治行为演变到甚至用篡改历史的方式对尚未形成成熟世界观的青少年进行教化，从而在日本民众心理上产生对华抗拒乃至仇视情绪，这必然对中日的民间外交产生负面影响。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5年所作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60%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甚至有仇视倾向。这是很令人担忧的事实，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多年在国内敌视、丑化中国造成的结果，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
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动因就是功利主义和文化虚荣的民族劣根性。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为转嫁社会矛盾因此引导民众把矛头指向正在崛起的中国，这也是日本经常采用的伎俩，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就是在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参加的。正像一位美国教授指出的，“日本人急于摆脱无尽头的经济低迷，滋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冲突。”中国的经济发展使自己成为亚洲的强国，并有取代日本的明显趋势，日本民众本身就有落差感，日本右翼政治集团正好利用这一点，把民众的情绪引向中国，以达到转移视线回避矛盾的目的。从日本文化虚荣的角度看，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心灵深处，认为承认侵略和向亚洲国家谢罪是影响日本国际形象的行为，会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正因为如此，日本右翼势力不会改变其干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路线，只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程度和方式有所变化而已。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也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 年由于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爆发了反日的游行示威，国内甚至出现抵制日货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因此形成中日两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互动，给中日民间外交带来极大损害，进而影响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可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思想，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中走向了反面，形成了需要在夹缝中寻求中日民间外交和政治外交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认同促进中日友好外交关系的对策
(一) 加深双方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下，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显现出了发展中需要改善和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指得是，经济的互补性。而日本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自身而言有着技术、经济实力、尖端产品的优势，但也有着资源匮乏，发展潜力上趋弱，发展成本趋高的形势。这在日本来说，为了自己发展上的需要，中国这么一个现成的大市场及资源相对丰厚的和技术、资金都短缺的国家，日本能说舍近求远吗？而这么一个显著的利益点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的。其次，中日两国间的互补性，还不仅仅只限于此，还包括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加强交流，使得国民友好相处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与发展。这些都必须是政府有勇气和信心去谋求的事情。另外，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欲求在国际上加强经济发展及扩大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这也离不开中国相应的理解与支持。
因此，加深双方对共同利益的认识，要通过双方多层次、多方面的积极交流使双方都认识到，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是“一荣俱荣”，彼此需要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机会，一个繁荣的中国和一个繁荣的日本不仅对中日双方都有利，而且对整个亚洲经济的腾飞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应该既是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两国在经济上的良性竞争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日本走出长期的经济低谷。这种共同的利益认同不仅有助于改善两国的关系，更有助于在中日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双边关系。
（二）抓住合作机遇
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的高速增长，借助持续增长的时机大力推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扩大内需。中国还需要做的事，中国在产业升级、物流等服务产业水平的提升、低碳经济的推进等方面也需要日本的技术与经验。日本更应当关注的是的中国的市场机遇，以为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高速发展，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一般都转为低速增长，中国也不可能永远高速，日本应当抓住目前中国高速增长带来市场需求的机会。
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效果相比，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人对当年的高速增长成果曾经如此概括——“一亿中流”、“完全雇用”、“超安定社会”。这主要是由于分配制度的妥当使然。中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此外，日本虽然十几年来经济低迷，社会不安，政治混乱，人口老龄化，但这些问题都是在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万美元之后发生的。日本是先富后慢，先富后乱，先富后老。日本经济藏富于民，海外净资产超过GDP的50%。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低速增长之下继续保持了多年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规模。我们不应当单纯以增长速度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它已经达到的实际水平。在所谓“失去的十年”里，日本失去的不是能力和水平，而是方向和动力。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日本虽然增长速度缓慢，但已经不再让环境为增长付出成本，故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在合作方面，中日双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三）努力建立战略互信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战略互信为基础。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不能不打交道，两国的自身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周边关系。中日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带动战略互信的加深，这既是近年两国关系的新特点，也是新问题。虽然外交上的突发事件不可能消除长期以来已经建构的双边经济关系，但一定会伤害或阻碍关系的正常发展。
纵观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处理双边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史上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印证了这一点。目前中日关系上存在着几个敏感问题，即钓鱼岛主权归属和领海划界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之间处理这些敏感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遵守这四个文件的原则，双方关系就稳定发展，违反四个文件的原则，双方关系就会立即出现危机，敏感的外交事件会迅速形成两国民众之间感情的对立。如果双方领导人能够及时地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可以避免受情绪驱动的混战出现，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双方既已取得的外交成果造成伤害。我们从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领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72 年邦交正常化时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之间关于该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原则。中日双方不应在讨论彼此间分歧时退缩，而是应当像那些有远见的老一代政治家那样，正视分歧，并秉持一个共同的认识——我们相互需要。
中日双边关系的脆弱性，来自于双方之间存在一些敏感问题，以及因敏感问题而引发的危机。因此，我建议: 一方面，需要特别注意谨慎对待敏感问题，不要让敏感问题影响中日之间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日双方应建立争议地区的中日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外交问题要通过成熟的外交途径和手段及时处理，而不能将其置于民众情感中放任自流，政治领导人尤其需要谨言慎行。中日双方可以协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沟通机制，并使该机制常态化运作。
中日关系的根基在于中日两国民众, 两国民众感情层次的友好交流是促进两国关系改善的真正动力。随着二战后长大或出生的新生代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各界的主流, 两国年轻一代的相互交流变得尤为重要。构筑21世纪良好的中日关系, 需要中日两国增进文化认识层次上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加强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文化过去和现在的了解, 对对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思想及其产生根源的了解。尤其是21世纪的日本青年仍将会受到错误史观影响, 坚持民族主义, 对邻国相互关系缺乏正确认识的现象仍将存在,因而加深两国年轻一代对对方国家文化的理解认识, 鼓励两国年轻文化家交往, 交换两国青年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意见,探寻两国文化的相同渊源等各种形式的青年交流互动, 对培育两国青年的相互信赖关系, 对中日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云莉老师多次精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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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洪兴文、徐莉.试论日本人集团意识对我国集体主义.

From The Cultur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Difference In Out Diplomatic
Relations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Feng Xuee
Directed By Yun Li

Synopsis: Cultural identity can reflect a country's basic political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state to judge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provides a recognition basis and reference value. China and Japan each are not identical i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with the country'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knowledge, basic values are inseparabl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eply affect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the difference of objective knowledge profound reason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Key words:political cultur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th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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