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doc

第二章 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现

愚以为，孔子的避世思想，可从两方面观而得之。其一，从《论语》中记载的隐士和孔子擦肩而过的场景中，可见孔子对隐士的态度；其二，从《论语》中对孔子“听其言观其行”，可见孔子避世思想的本真流露。

一、从孔子和隐士的几次擦肩而过窥其避世思想

显然，不论是“大隐于朝”、“中隐于市”还是“小隐于野”，做隐者历来是避世者最醒目的行为标志。在这个标识面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从孔子对他们的态度上，又能见到什么呢？

南怀瑾说，“一些人说孔子思想与隐士相对，其实一点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隐遁的观念”，他在评论孔子“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段话时说，“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对隐士，实际上这一段包含着浓厚的隐士思想。‘贤者辟世’，时代不对了，觉得无能为力，挽回不了的时候，只有辟世。那么辟世干什么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机会，做更大的贡献。讲不好听一点，也就是消极的自全其身。”[1]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2]显然，孔子对隐者进行了分门别类。辟者，避也。孔子把隐居的贤士按照“避”之程度深浅，分成了四个层次，当然他不认为彼此有高下之分。最彻底的隐士自然是“避世”之士，像伯夷、叔齐这样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薇为生，不食人间烟火，最后饿死也不出山，就属于此一类。其次辟地，说的是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跑的方向当然是去乱国，适治邦。其次辟色，就是君主或上司在礼貌上对自己越来越怠慢，就要考虑是不是该走人了。孔子很看重脸色的，比如，当子夏请教什么才算行孝时，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3]孔子认为，不要以为帮父母做点事，有好吃好喝的先紧着父母就是孝子了。关键在于，在做这些时，还要给长辈好的脸色。如果给大人难看的脸色，还不如别这样侍奉。孔子自己就因为没有得到好颜色就有过一走了之的经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灵公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卫灵公和孔子谈话的时候，见天上飞来大雁，就只顾看大雁。孔子可能觉得心不在焉的卫灵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对自己很不尊重，就又跑回原先呆着的陈国去了。比辟色程度更轻一点的就是辟言，听人言语不对付，就避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遇到不讲理的人，惹不起躲得起，不跟人一般见识。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贤者辟世”，还宣称“作者七人矣。”那么，在孔子眼中，哪七人可以称之为“辟世”的实践者呢？先看钱穆的看法：

“《论语》记孔子所遇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狂接舆，适得七人之数。”[4]

不过，对于这“七人”到底是谁，说法不一。杨伯峻《试论孔子》一文中就把微生亩看成是隐士：

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石门司门者和微生亩等等。

钱穆和朱熹观点类似，朱熹解释“封人”为“掌封疆之官，盖贤而居于下位者也”。朱熹同时认为，“不可知其论何，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5]在朱熹看来，不必拘泥于分辨七人到底是谁，否则就要成老学究了。

如果我们把最有争议的微生亩和仪封人对比一下，恐怕微生亩是隐者的可能性更大。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6]

仪是卫邑，孔子去鲁之卫，又去卫适陈，卫邑的守边官要求见孔子，见过以后，他似乎想安慰孔子的学生不要忧虑于孔子丢官失位，他的理由是天下无道，老天爷将会发号司令，要把孔子当木铎，向世人宣行大道。显然，这位封人对孔子是以激赏的态度来看他的，他把孔子视为一个警世者，一个先行者，一个传道者。再说，一个真正的隐士，是不会只要是君子从这里取道，必然会嚷着要见面的。隐士显然不会轻易当“追星一族”的。

而微生亩对孔子的态度就大不一样：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7]

微生亩对孔子直呼其名，可见其态度之倨。不仅如此，他还直斥孔子带着学生栖栖遑遑四处奔走，是想以口舌之辩以取悦于诸侯，孔子不得不予以否认，并辩解自己这样做是不想弃绝人世做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是想多方求道。孔子还举例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言下之意，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微生亩对孔子率直和无所顾忌的态度，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门、荷蒉、狂接舆六位在《论语》中明显带着隐士印记的人，几乎如出一辙。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8]

这个石门的守门人尽管在常人看来位卑言轻，可他的洞察力几乎对孔子做了未盖棺而论定的判决：孔子不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道家看来，这和西方的西西佛神话一样，悲壮但无济于事。孔子有一颗救世之心，可是周室衰微，孔子无力回天陪臣执国政，孔子无力回天；世风日下子杀其父臣弑其君，孔子无力回天。可孔子并不甘心，他四处奔走游说，力图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塑造完善的个体人格。尽管孔子四处碰壁，还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救国图治的热情从来没有减弱过。石门这样大隐于市的隐者，尽管佩服孔子的热诚，但并不看好孔子的做法。他们认为与其白费力气，不如随顺自然，何苦要去螳臂当车呢。

再来看下一位：荷蒉者，他的洞察力更进一筹。石门见孔子心之宏观，把握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意识；荷蒉则见孔子心之细微，清晰地分辨出了孔子微妙的内心世界：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 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9]。

荷蒉从孔子的击磬声里听到了孔子的“有心”，理解到了孔子“莫己知也”的内心之叹。他认为孔子击磬是敲给卫国的当政者看的，不过，他似乎在告诫孔子，要过河，如果，水浅撩起衣服就过去了；如果水深，撩起衣服也没用，你孔夫子看来在社会上混是不知深浅啊！既然没人理解你，你为啥还要敲出声音给人听到呢？何必多此一举！

笔者注意到，在“莫我知”这个问题上，孔子是矛盾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0]

显然，孔子自己也有不为人知的慨叹，而与此同时，他又教导学生“莫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但在颠沛流离之际，荷蒉几乎是直接揭开了孔子内心的伤疤。孔子对荷蒉直指内心的揭示无话可说，对于一个果决于忘世的担草人，孔子虽不苟同，却也不想非难他。再说，孔子击磬，何尝不是以一个隐者的心态和风度，在不见容于当世的时候击磬聊以自娱呢？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1]。

鲁有石门，卫有荷蒉，陈蔡间有长沮、桀溺，孔子一路奔走，一路频频与异人擦肩而过。来到楚国，亦无例外。楚国狂人且直接在孔子车前唱起了歌来！凤鸟本当治世则现，乱世则隐，可孔子在乱世却不知归隐山林田野，还大老远跑到楚国来，即使得仕于楚，恐怕也是凶多吉少难逃危殆啊！佯狂避世的接舆在歌里是一种讽喻，更是一种规劝，孔子可能受其警醒，却没能追上他答话。

“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之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之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12]

孔子一行接下来偶遇的长沮、桀溺两人，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躬耕陇亩以自给。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3]

长沮对派子路前来打探道路的孔子，以一句意味深长的双关语，暗示了孔子的四处跋涉未必必要。“知津”在这里不仅指对渡口对路线的了解，还暗含了对现实和命运的把握。既然你孔子是知津者，又何必要别人来指点迷津呢？而桀溺则直接指明了孔子的奔走呼号对改变时局无能为力，正如江水滔滔东流无法阻挡，个人要在时代的滚滚洪流前力挽狂澜，无异于螳臂当车。桀溺甚至有点拉子路入伙的意思：你与其跟着孔子做避人之士，还不如跟我们一起直接逃离这世事的喧嚣扰攘！

孔子听完子路的汇报，不禁长叹，他的太息声中是一种深刻的无奈：正如飞鸟和走兽各以群分，我也只能和人世打交道了！假使天下有道，我就没有必要这样执着地想改变现实了！言外之意，孔子何尝不想和长沮、桀溺一样优游世间啊！可惜的是时不我待啊！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4]

子路“拱而立”的恭敬，换来了荷蓧丈人杀鸡为黍的好饭好菜招待。荷蓧丈人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了两千多年后批判孔子的经典名言。事实上，荷蓧丈人关心的是在乱世中老百姓更需要安身立命，而子路的一段话，似乎也在传达孔子的想法：安身立命，顾及了家庭伦理的长幼之节；而有德有才者在乱世中隐居不仕，尽管洁身自好，但也荒废了君臣之义的大伦。

我们可以看到，七个隐者中，只有微生亩孔子直接与其对话，还解释了微生亩对自己的当面诘问，其他六人中，荷蒉从孔子门前过，接舆、长沮、桀溺，孔子在车上见到，荷蓧丈人是子路遇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隐者要么对孔子师徒态度倨傲，要么对他们直接讽喻，要么对他们提出警告，要么对孔子进行入木三分的批判和透视，而孔子却对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尊重，对他们的诘难，似乎只有小心的申辩和解释，态度可谓恭敬有加。为了能和隐者对话，孔子甚至下车要和楚狂接舆说话，可惜对方惟恐躲避不及；为了见荷蓧丈人，孔子要子路“反见之”，可惜同样未能遂愿。

我们不难推断：

第一，孔子对避世者显然没有持否定的态度，而是有着相当的敬重。我们来看这七个隐者，他们到底是怎样的隐士呢？微生亩身份不明，但从他对孔子直呼其名，态度很倨傲，可能是一个比孔子年长的老者，一个洞明世事的老隐士。长沮、桀溺在耕田，荷蒉挑着一担草，可见他们跑到乡下当起了农夫。荷蓧丈人挑着竹器走在路上，恐怕靠一门手艺而混迹江湖。与这些跑到山野里当游民的人不同，石门司门者更有趣一点，他藏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看守城门，看着人们进城出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人情冷暖希奇古怪的事，尽收眼底，做一个旁观者，有种心远地自偏的感觉。至于狂接舆，那就更是佯狂避世，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活脱脱一个桀骜不驯的狂人。可见，这些隐士都对社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孔子的汲汲于用世大异其趣。可是，孔子在国君面前都敢脸色不对就要一走了之，对这些隐士却任凭对方嬉笑怒骂，还特别真诚地想与他们交流，可见孔子对他们敬重有加。

第二，孔子很想和避世者交流，一为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指点迷津，二为自己四处求仕推广仁和礼的举动做出辩解。孔子尽管对自己以仁义修身、以礼乐治国的主张深信不疑，但当他一次次被不同的国君要么束之高阁要么拒之门外的时候，他需要寻找大道不行的答案。向隐者发问是一种恰当的选择，至少可以通过隐者来自我反观。一个失意者向曾经的失意者打听前车之鉴，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隐者往往代表一种民间的、在野的力量，这种力量历来是不可小觑的。孔子尊重隐者，某种程度上是在争取在野力量的支持。

第三，孔子对自己没有走上避世者的道路表示深深的无奈。如果身处治世，自己何尝不想洁身自爱高蹈避世，享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之乐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孔子在子路向长沮、桀溺问路后的感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我们仔细揣摩孔子的言外之意，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很想像这些隐士一样，修理修理地球，挑担干草或者竹器之类在天地间行走，或者装疯卖傻，或者坐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舒，如此优游岁月，岂不快哉？在孔子看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天下有道”。在天下无道的时候，是不能撂挑子只图一身轻松的，而是要发奋忘食挽狂澜于既倾，甚至到“席不暇暖”的地步。微生亩骂孔子的，正是他这种栖栖遑遑时不我待的劲头。如果天下有道，孔子就没必要去改变什么了，自己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奔走，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从孔子无奈的感叹，可以看出，孔子内心深处是有隐者情节的，而孔子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只是一种责任在推动而已。正如钱穆所言：“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于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15]

第四，当孔子之时，儒道未为泾渭分明，故他没有与佯狂隐者针锋相对，而是抱着求与切磋的态度。至多他采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宽容态度。像儒家始祖、素王、至圣先师等等称号，是后人送给孔子的尊称，是人为封给他的。道家的祖师爷老子，和孔子大致同时代。恐怕这两个人并未预想到后来人会把自己划归到两个不同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和老子自身，我想并不会有什么门户之见。避世思想既然古已有之，那么，就不该是老子一脉的专利，对孔子有避世思想就不必大惊小怪。而正因为孔子不时闪烁避世的情怀，反而可见孔子思想之博大；正因为孔子没有亲蹈避世道路，可反衬孔子救世使命感之强烈。

第五，在孔子看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因此，自己和隐者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诸侯纷争、世风日下的乱世做出一种反应，而对于隐者而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16]可见，孔子把自己和隐者看成是殊途同归的忧世者。

有意思的是，《论语》中孔子所列举的逸民刚好也有七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7]

孔子对遁世逸民的境界进行归类，可见他对逸民的重视。二十四史中多见为逸民列传，可见逸民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孔子对七位逸民的评价，可以看到他的避世观有着鲜明的特点。孔子认为，伯夷、叔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志，不仕乱朝，是不辱身。至于柳下惠、少连在鲁做官，三黜不去，自然是降志辱身了，不过，言谈举止合乎人伦常理，如此罢了。虞仲、夷逸，隐居废言，欲洁其身。孔子显然很重视志、身、言的关系，志是内在的，身是外在的，言寄寓于身，又能言志，是二者的桥梁。孔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志，对于一个隐者来说，志之高洁最为重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8]可见孔子认为，杀身成仁是值得肯定的。言既然是身体的表达者，那么，当我们把身隐藏起来的时候，自然就不需多言了。显然，道家把保全生命作为隐者的出发点，孔子则把高尚其志、实现内心的自我完善作为隐者的终极目标。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要“穷不失义”、“独善其身”。

孔子把自己和七人位逸民做了个对比，孔子之所以自称“无可无不可”，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由此可见，孔子对于避世与否，是“无可无不可”的，这实际上就是两者皆可。意思很明显，当世道清明的时候，应该出来做官的；当世道溷浊的时候，只需要修身养性做个自了汉就行。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9]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20]

从孔子和弟子原宪的这段简短对话，可见孔子对避世的两可有一个标准：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有意思的是，原宪还真的实践了老师的教诲，他选择的是耻于在无道的世界里升官晋爵，而是成了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列名的游侠奇士，“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没有选择建功立业，而是退隐于江湖草泽之中。孔子的学生，有子路那样的积极用世的弟子，有颜回那样的学问道德值得称道的好学生，也有原宪这一类逃名遁世的隐士。原宪知道所处的世道太乱，无法有所施展，因此远走山林，韬光养晦，浪迹于江湖之远。
二、从《论语》的师生对话看孔子的避世思想

1、“孔颜乐处”的境界

宋代理学家程颢回忆“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周敦颐指出：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21]

孔子表彰颜回能够超脱于衣食住行的穷乏简陋，而有着内心的自得之境。内心有了涵养道德的乐趣，吃不好喝不好住不好就是个小问题了。所谓的“孔颜乐处”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体现了儒家追求内圣的理想境界。颜回贫而乐，达到了一种超越富贵的人生境界，这是一种与道合一的境界。

孔颜乐处，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对于外在世界，儒家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往往难免心为物累，当我们在内心逃离这个尴尬的外部世界时，特别是保持一种心性的完满感觉时，就不会被物质所形御了。

孔子还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物质条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心充盈着因领会人间正道而带来的精神的愉悦。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不失为一种贤者的境界。在理学家的眼里，儒者需要压抑自身的欲求而屈从于社会的道德约束。而在孔子当时，似乎强调的是不要心为物累，与其不义而富，倒不如贫且逍遥，一种放达开阔的胸怀是孔子所推崇的。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2]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23]

在这里，孔子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义利之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当视如浮云。而在贫穷困窘的遭际面前，要保持人格的尊严，不低声下气取悦于人；反之，我们掌握了人间财富，则要为富知礼，不得骄奢淫逸不可一世。孟子在这一点上完全秉受了孔子的真传，他对大丈夫的定义标准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4]

在礼的前提下，在义的前提下，孔子显然是一个乐得逍遥派。尽管他不同于彻底的遗世独立者，无法做到相忘于江湖，但他所欣羡的“曲肱而枕之”的自由和浪漫、他流露出的视富贵如浮云的处世态度，和避世者们安于困窘、自我解放的旷达和超然，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对于孔子还是隐者们而言，精神的快感，放逸的境界，都是一种至上的享受。

2、“吾与点也”的避世想往

孔子的志趣，说得大一点，是“兴灭国，继绝世”，如果说这句话听起来还有点空洞，那么，孔子自己说的“吾其为东周乎？”说明孔子一旦有机会，很想在东部建立一个恢复了周朝礼乐制度的理想王国。

孔子的志趣，说得小一点，则从下面这段师徒对话可找到具体的表述：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5]

孔子要颜渊和子路说出自己的志向，子路显然很讲义气，愿意自己的车马衣裘和朋友分享，用坏了也没关系。颜渊则不愿意夸耀自己的善心，对人有劳也不求回报。而孔子则希望老者能安，朋友能信，少年能感怀，看来孔子的志向非同一般，寻常人是无法有如此鸿鹄之志的。然而，孔子非同凡响的志趣，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他不得不开始发牢骚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老夫子竟然想洗手不干了！孔子自称“不怨天，不尤人”，可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说明他的理想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一种难以排遣的挫败感过后，既然无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何妨去响往生命中难能可贵之轻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26]

子路、冉有、公西华，虽然一个欲道千乘之国，一个欲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一个欲为小相，实则均口气不小，无一例外想担当诸侯治国大业，可见孔门学子汲汲用世的抱负与急迫，没想到孔子却对一时兴起不知礼让的子路报之一“哂”，而对迹近庄老的曾皙赞赏不已，“吾与点也”的喟然一叹，暴露了孔子内心深处的人生态度。钱穆说：“可见当时孔子与点一叹，乃为别有心情，别有感慨，特为子路、冉有、公西华

·本文只代表博友个人观点，版权归作者和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