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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船帮
【内容提要】
旧时，在同一水域从事运输工作的人们往往结成帮派，既为增强航行中抵御风暴的能力。也为对抗水运途中匪盗的侵扰。同时，实力雄厚的组织在揽活方面也更有优势。因此，各类船帮在中国各地都十分兴盛，这对推动航运业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船帮类似于今天的行业协会，各帮都有帮规，对成员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且各地船帮因所处地域不同，帮派文化往往还有所差异。但总体看来，船帮基本上是一种互助互利的组织，发挥了联盟作业的聚合效应，有利于整体航运业的发展。
    船帮规模一般视营运的货物数量而定，帮内的船民也未必一定要结伴出航，进出船帮相对自由，一般对所在船帮没有固定的义务，因此船帮成员常有变动。船帮不同于社会帮派，帮内一般没有特别严密的纪律，也没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船帮首领多是帮内德高望重、航运经验丰富的航运人，能够在帮内起到领航、指挥及决策的作用。另外，帮会首领还应该具有较好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够代表船帮与同行、货主、地方政府、匪盗等各类社会角色沟通、协调或谈判相关事宜，为船帮争取利益。
    船帮的名称五花八门，有些以地域命名，有些以行船水域为名，有些以船只形状为名。如进入淮河水域运粮的船帮，因航船跨越两淮水域，便叫“两河帮”。而从湖北等地由长江进入淮河的运输船帮，便叫“江帮”。也有些船帮因所用船只形状呈窄尖型，便称作“尖头帮”，有些因船只呈齐头型，便叫做“齐头帮”。
    安徽——长江兴船帮
    长江在安徽境内穿流而过，繁盛的水运业将周边许多地区的船民都吸引到境内。外地船民刚到安徽某些重要水运码头时，初来乍到，有时不免会受到当地同行的排挤，有时还会遭到盗匪的侵袭，单个船主到异地揽活也缺乏优势，因此，不少来自异地的船队便自发组织起来结成船帮。
    以毕桥地区为例，积聚在这里的船帮有些来自皖北地区，叫“江北帮”，有些来自湖北，叫“湖北帮”。近代时期，毕桥地区的船帮实力相当雄厚，有两只船队甚至拥有30多条300吨运力以上的船只。船只进港后，为防止江浪冲击，船队一般会用绳索将船只拴在一起，小船在里，大船在外；重船在里，轻船在外。每逢新船下水，或者新年第一次出航，船帮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年节时也会遵循各地习俗，举办一些如划龙舟、玩花灯等庆祝活动。
    当地船帮有很多不成文的行规，如船队黎明开航，入夜停航。码头上，插草为标，谁先在河边上插草，这块码头就归谁使用。此外，出航时也有一定的“交通规则”，行船一律右行，需要让道时，小船在先，大船在后，重船在先，轻船在后，上水船在先，下水船在后。这些行规有效地保障了水运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水运事故。
    江苏——陶器兴船帮
    江苏船帮的兴衰，离不开当重要产业——陶瓷业的影响，尤其在宜兴地区，陶器生产商始终是当地运输业的“大客户”。民国时期，宜兴陶瓷器的原料和成品主要靠水路运输，而且很多是由民间船帮承运的。这些船帮有些来自苏南的无锡、吴江一带，有些来自苏北的淮阴、扬州一带，其中，无锡船帮实力最盛。无锡帮又由许多小船帮组成，这些子船帮实力大小悬殊，船只运力各异，有负责运输石灰的，有负责运输陶器等窑制品的。有些船只运力相当可观，其中有木帆船能承运55吨的货物。其他船帮还负责毛竹、杂货等运输业务，有些船家干脆以船为家，可以说是完全生活在水面上的。
    负责窑制品运输的，有些是将窑的次品买下来，再转卖到外地的一些农村地区，这类船帮船只规模往往较小，运力一般。如果承载的是实力雄厚的窑场的商品，一般都是运往其他地方的商贸中心，货主即窑场主一般在周边贸易发达地区都拥有专门销售陶制品的商店和仓库。不过，当时船帮盈利微薄，地位低下，当地有民谣：“橹人摇到天雪亮，肚皮饿瘪到背上”。
    贵州——盐路兴船帮
    贵州船帮的兴起与盐运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山峦起伏的贵州地区，自川入黔的盐运促进了水运的不断发展。贵州北部赤水河道行船较为通畅，四川自贡富顺所产井盐就主要经长江水路，逆赤水河而上，抵达上游茅台，再经陆路运送省会贵阳及黔省其他一些地区。盐运的发达不仅带动了沿途城镇的兴盛繁荣，更直接推动了贵州船运业的发展。其中，土城作为盐路上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便集聚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形成了自己的船帮。
    土城船帮不仅积极维护船运行业的利益，还有效协调了行业内部的利益纷争。船帮鼎盛时期船只达到一两百条，旗下的船主拥有船只多则十几条，少则两三条。运送物资时，帮内船只往往结伴而行，往返一次大概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船只出行最重安全，因此船队往返都要到庙中祈求吉利。六月六之时，船主会举行点灯大会，焚香祷告，祈求平安。
    自贵州至四川，船帮往往运输铁、硫磺等物资，而返航时承载的主要物资便是川盐，当船队结伴逆流而上时，场面相当壮观。当船队遇到险滩之时，将船只小心翼翼地拉过险滩。
    浙江——海运贸易兴船帮
    浙江海运业发达，境内有许多著名港口，其中有些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宁波港为例，其在南宋时期便已成为浙江境内的重要海上门户，当地船帮雏形在那时也已经显现。宁波凭借港口优势，积聚了许多南北商人，商贸的发达直接刺激了运输业的发展，当地船帮也日渐兴盛。
    清代时期，宁波船帮分成南北两号，属于贸易型船帮，主攻商贸，但也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南号主要经营木材业务，商家和船只数目多于北号，但北号运输能力也十分出色。北号拥有自己的运输货船，配有土制起重机，舱位宽敞、容量巨大，运力可观。当然，这样的船只造价不菲，但也正说明了当时北号的经济实力。南北号还设有会馆，制定行规，保持通航团结，并聘请专业人士负责政府部门联络，以维护船帮利益。不过，会馆要收取费用作为运作基金。
    太平天国战乱时期，为保障北上运粮安全，避免船队受横行盗匪勒索，北号毅然购买外国轮船，当地政府为表示支持还负担了一半的经费，这也是19世纪中期中国水运史上一个壮举。宁波南北号还引进了中国第一艘机动船——“宝顺轮”。新引进的船只配备了武力装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给肆虐的海盗带去了沉重的打击。
    不过，随着外国新式商船大量进入中国，南北号众多的旧式帆船再也无法与外国海轮抗衡，再加上外国物资对中国各通商口岸带来的冲击，南北号生意日渐萎缩；到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南北号在重重打击之下，船只年久失修，再也不复昔日繁荣，就此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私营船队自行消亡，旧式船帮也正式成为历史。尽管如此，船帮文化中对航运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行规，以及航运人之间联盟作战的习俗，有许多都在现代航运文化中存留下来，成为今人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