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及实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立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以此作为喉舌，发表了大量攻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保皇派对民主革命运动更加仇视和恐惧，对同盟会的纲领进行恶毒的抵毁。1905年到1907年间，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要不要革命。
保皇派认为清政府实行的是“仁政”，今天的政府仅是“太后、荣禄一等人之罪”。因此，谁要革清朝的命，就是“丧心病狂”，“无病而引刀自割”。认为暴力革命
2、要“流血成河”，“四万万人必残其半”，“将亡国也”。因而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用暴力行民主共和。革命派批驳了保皇派的种种谬论，指出清政府投降卖国，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唤起民众，推翻清政府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救中国。认为革命就不怕流血成河，“且世界之立宪，亦以流血得之”，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表现了革命派敢于斗争的气慨，坚持了暴力革命的思想。
第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
保皇派诬蔑中国人民“民智未开”，“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没有当“共和国民之资格”。中国不是“政府恶劣”，而是“国民恶劣”。在中国“与其共
3、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总而言之，中国人民落后，不知民主为何物，不能实行民主政治。革命派对上述谬论，进行了严厉驳斥。指出当今革命风潮，一日千丈，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即以日近而言，民族主义提倡以来，起而成之者，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岂无能力者所能为之。”如果说当今人民智力低下，乃是君主专制统治长期压制的结果。人民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要开“民智”，必以革命开导之。“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及民主共和的思想，是世界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只要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4、
保皇派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平均地权大肆攻击。梁启超认为地主占有土地是“正当”权利，而且有利于社会“勤勉殖富”。诬蔑平均地权是革命派“利用此以博得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胡说实行这种革命就会引起“下等社会”的骚乱，造成“富族畏避，贫民专政”，中国就会亡国。狂叫对平均地权“寸毫”不能让，“虽以匕首插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吾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地主依靠土地，徒手坐食，不给社会生利反而分利，不利于社会发展。地主垄断土地，农民无地当佃户，结果造成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5、贫富相悬”是社会革命之原因，“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制，才能解决“贫富悬隔”之害，才能发展生产，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指责保皇派只有富豪而不知有贫民。
这场论战，革命派获得胜利。使革命思想盛行于中国，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划清了保皇与革命的界线，走向革命的道路；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在论战中上暴露了革命派自身的弱点，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没有认清其本质，甚至认为他们会同情革命；对人民群众不够信任并带有某些传统的阶级偏见；在对待“平均地权”的认识和解释方面，更是说法不一，认识模糊。特别是对待帝国主义和人民群众问题没有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这就是对革命对象和依靠力量两个主要问题认识不清，这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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