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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乾隆帝不是“败家子”？
2017-03-27 清史观 149评

乾隆帝戎装图（左）及盔甲实物（右，现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
假如有一个人，爷爷是世界顶级首富，有20多个儿子，100多个孙子，但是只有他最得爷爷的宠爱。爷爷去世之后，经过一番家产争夺，最终继承家业的是他的父亲，而父亲虽然有4个儿子，但早早就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年仅24岁，他就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留给他的庞大的家族产业。这时候的他，是当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富N代？还是雄心壮志要做出比父祖辈更大的事业来？面临着这样处境的人，就是乾隆皇帝，而他所要掌管的，不是一笔钱，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苦心经营三代的强盛国家。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皇帝形象了，影视、小说、民间传说等等都有大量乾隆皇帝的身影。对乾隆皇帝的评价也是一直争论不休（大概也将一直争论下去）。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乾隆只不过是继承了康熙、雍正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乾隆盛世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架子。乾隆皇帝是不是一个败家子呢？
乾隆帝继承了前朝的奏折制、军机处等“家业”，但雍正帝留下的“火耗归公”合理化财政改革等中断了
雍正十三年，刚刚继位一个月的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上谕，在上谕中，他回顾了其祖父康熙皇帝与父亲雍正皇帝的施政之道，他指出康熙皇帝“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而雍正皇帝则“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他自己则要“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求，以臻平康正直之治”。[1]这一道上谕表明了新继位的乾隆皇帝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他认识到康熙的统治过于宽松，另一方面他虽然强调要继承“皇考（雍正）之政”，但实际上也委婉的指出了雍正统治过于严厉。所以他自己要“刚柔相济”，找到宽与严之间的平衡点。[2]
乾隆秉承了清朝皇帝的一贯作风，相当勤奋。通常早上五点就起来，沐浴、更衣、用膳、读书，七点准备再早朝接见群臣。此外一天大部分时间要处理各项国家事务，要对大量的奏折和公文进行批复。中午处理完主要政务之后，乾隆会抽时间召见新任官员，了解他们的情况。中午2点吃过午餐，下午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时间，可以练习书法、绘画，乃至看戏。如果没有紧急政务要处理，一般8点左右就会就寝。当然了，如果如发生重大军事行动，乾隆及其军机重臣会比往常更加忙碌。[3]

军机处外景
欧立德把乾隆一朝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登基到乾隆十三年（1748），这一年乾隆的原配妻子富察氏去世。这一阶段乾隆有效的树立了其权威。第二阶段是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这一阶段乾隆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阶段乾隆进行了多次南巡，是传统文化艺术的支持者，还巩固与扩大了清朝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主权。第三阶段是乾隆四十一年到其去世。这一年乾隆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政府腐败和频发的叛乱逐渐加剧，最著名的莫过于山东王伦起义与川楚白莲教起义。帝国的权威在道德与政治层面受到削弱。[4]
大体来说，乾隆统治最初几年的统治基调，更像是雍正朝的延续，例如对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的继承，这些制度加强了清朝皇帝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增进了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还有雍正时期确立的秘密建储、摊丁入地、改土归流等等政策，都得到了延续。同时乾隆皇帝又强调其“宽严相济”的统治理念，对雍正时期严厉的政策则有所调整，如罢开垦、停捐纳、汰僧尼等等。[5] 而且，即使是在继承雍正之政的名义之下，雍正的一些政策的本质也还是发生了改变。以雍正时期著名的“火耗归公”改革为例。雍正的改革，本质上是希望通过火耗合法化的收入来提高地方行政管理能力这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然而到了乾隆朝，虽然火耗归公的政策看上去没有变，雍正皇帝的改革原则却在逐步被破坏。最终火耗变成了正项钱粮一样，成为各省经费的正式来源，需要接受户部的督查，各省再也不能灵活支配火耗来支持地方财政。到了乾隆晚年，地方财政不敷支用的情况下，新的不合法的“陋规”又大量出现了，历史形成了一个循环。[6]
在康熙朝、雍正朝的基础上，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及联姻、司法、宗教等文治手段，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实现了王朝对西北、西南边疆的治理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当乾隆皇帝收到廓尔喀的降表之后，龙颜大悦。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记录在他当政期间的重大军事行动所获得的胜利，“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十全十美之意。所谓的“十全武功”，按照乾隆自己说的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7]具体来说就是：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1749）的大小金川之战、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阿穆尔撒纳之战、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战、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缅甸之战、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小金川之战、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湾林爽文之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安南之役、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两次廓尔喀之战。
平定回部，将军兆惠黑水突围。
乾隆朝的军事行动并不止这十次，正如《御制十全记》中所说的：“其内地之三叛弗屑数也”，“十全武功”所关注的是发生在大清边疆地区的作战。这隐含的内在逻辑就是乾隆认为的“武功”，不是对内地反叛的镇压，而是对边疆地区的征战（当然有自卫，也有进取），客观上来说是维护了中国版图的统一的。虽然说十次军事行动的罗列，有凑数的嫌疑。如廓尔喀之战，强行分为了两次“武功”。但是总体而言，乾隆朝的军事行动还是意义十分深远的，尤其是准噶尔回部之战，不仅消除了长久持续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威胁，而且强化了清朝对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区的主权，成为今日中国西北版图的基础。而缅甸、安南、廓尔喀之战，则确立了今日中国南部边疆的界线。现代中国的国家版图，最终就是在乾隆朝所奠定下来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就指出：“历史上的中国”的版图，应该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eight] 但是应该注意，乾隆对维护大一统格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武功”，还在于其“文治”。乾隆皇帝是通过联姻、政治、宗教、经济与司法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对蒙古诸部、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的治理其意义十分深远。
在中央集权技术的效率、传统农业经济的增长、国家版图的扩大与巩固方面，乾隆帝领先于清以前历代皇帝，兴旺了大清的“家业”，但对中国被西方称作“停滞的帝国”，负有“领导责任”
所谓的“乾隆盛世”，是我们中国人对历史上最近的一次，而且也是感受最深刻的一次传统王朝的“盛世”了。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的这个概括，很能体现我们对所谓“乾隆盛世”的认识：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前，英国国内想象中的“大使向中国皇帝”单膝下跪
总体而言，“乾隆盛世”主要还是体现在中央集权技术的效率、传统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版图的扩大与巩固。[10]放在清以前的皇帝来比较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一旦与西方进行横向的对比，乾隆不仅没有把中国带向工业革命式的变革道路，相反还强化了天朝上国的保守心态。到了乾隆晚期，整个社会确实越来越呈现出暮气沉沉的景象。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社会秩序逐渐走向解体，经济发展也逐渐走向停滞。中国从西方人眼中的学习对象，变成了“停滞的帝国”，乾隆无疑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打个比方，乾隆就是一个当了六十年家族企业老总的继承人。在其任上，公司员工增加了一倍多，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全国，但是人均产值并没有相应增加，更危险的是，竞争对手已经通过“腾笼换鸟”，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乾隆公司却还固守着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凭借其庞大的体量，乾隆皇帝在交接班给嘉庆皇帝的时候，公司表面上还是全球产值最大的公司，但是很快就将被新兴的企业所打败。从这个意义上看，乾隆算是旧时代的优秀接班人，但也是让中国这艘巨轮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不及格船长。[11]（文/任公子）
参考文献：
[1].《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条。[2].（美）欧立德《乾隆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页。[3].（美）欧立德：《乾隆帝》，第32-34页。[4].（美）欧立德：《乾隆帝》，第239-241页。[5]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页。[6].（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282页。[7].《清高宗实录》，卷141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条。[eight].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34页。[nine].[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第3页。[10]. 借用珀金斯的概念，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只是“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而无质的发展。（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 不过，中国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都算到乾隆皇帝头上，在很多时候，他也无法驾驭日益强大的官僚集团。孔飞力所研究的叫魂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乾隆晚年和珅对皇权的侵夺和削弱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