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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四顾已惘然 ——论新闻媒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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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安排”)推动下，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表示，“安排”的实施，为香港电影业提供了内地13亿人的广阔电影市场，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放映渠道。“安排”实施后，内地与香港在电影业合作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合作拍摄影片数量增加；二是香港在内地合作兴建、改造影院数量增加。内地与香港电影业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香港的电影业国际化程度高，有成熟的融资和营销手段；内地的优势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人才和景地资源丰富，以及庞大的市场。我们可以说这次制度的改革给内地和香港带来了巨大社会与经济效益。
我们是在一个什么社会背景下提到媒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媒介的功能与属性认识的理论根源，这就要追溯到传播学者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看法和观念。哈罗德•拉斯威尔指出传媒有三个社会功能：“(一)环境监视;使社会各个部门相关联以适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索》一书中在拉斯威尔的三个范畴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施拉姆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传播的功能有：社会雷达;操纵，决定——管理；指导；娱乐。以新闻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播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更为具体广阔的功能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观察、监视、了解研究外部周围环境的安全功能;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维持、发展社会联系的交往功能；延续社会文明、传播社会经验、保持优秀传统的教育功能；提供文化娱乐、培养大众鉴赏、审美能力的消遣功能；体现社会价值，授予社会地位的权力功能；吸引大众注意中心，形成社会议题的舆论引导功能；形成文化规范，进而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限制功能。”由于历史长期的原因，我国的媒介长期以来作为事业单位，所有的资金消耗都由国家来提供补充，由国家统筹安排，计划执行以及分配单位的人员，干部。这种形式的政府垄断导致新闻行业缺少生机。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日益觉得媒介产业应当放开放活，如果永远抓在手中只可能加重政府的负担，从而减少了对媒介的财政拨款以及援助，让媒介自己寻求出路。在媒介产业化的今天，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研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能达到天衣无缝得大统一局面。但是就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媒介产业化运作的今天，我们是可以找到完美无暇的结合点的。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就这样两个个概念来作一个深层次的剖析，即社会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吴海荣的《论新闻传媒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辨正统一》的文章中提到新闻传媒的社会效益是指新闻传媒在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过程中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将此定义通俗化，也就是说社会效益包含了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媒体的品牌效应，知名度，社会口碑以及媒体的社会公信力等。它的涵盖范围是及其宽泛的。这也就提示我们一点，不能简单的将某种媒介现象严格的归纳为它绝对的有或者没有社会效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耳熟能详的娱乐节目《超级女声》，很多业界人士很单纯的将它无情的打入了毫无社会效益，品味低下，媒介垃圾产物的行列中。但是它真的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吗？既然湖南电视台不惜巨资来包装推广这样一个节目，并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受众群，至少该节目的品牌效应以及知名度是丝毫不逊色于央视的任何一档招牌栏目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评判一个媒体究竟有没有社会效益，就我认为，我们的评判至少应该是客观的，暂且不说它要包含社会效益定义中所具有的每一项原则，但总归还是要满足其基本及其大部分原则的。说到这里，又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是不是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效益的理解又是等同的呢？显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媒体将黄色新闻的泛滥概括是为了满足受众需要，这显然是错误的，受众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他们受到生活学习环境，职业，文化修养以及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各自的爱好也是不同的，一部分人们对娱乐新闻的关注，并不代表就没有人关注实事，关注百姓了。媒体此时要做的不是单纯的用刺激，渲染以及危言耸听的语言来诱惑，吸引受众，而是要用正规的引导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从而真正的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经济效益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美国着名记者，作家杰克•富勒在谈到新闻工作与经营的的关系时说:“不顾忌经济效益只能使报纸越办越弱，直至最后完全停刊。”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优胜劣汰的有效竞争机制，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在没有政府的资金掩护下，要生存下来就必须盈利，从某方面来说这就使得媒体在具有传播，娱乐等一系列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具备了特殊却必然盈利功能。
第一，媒介集团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它能够推动该媒体的发展，支撑媒体的内部运转机制，也就是说为它的印刷，出版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报酬薪水提供金费。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可设想，一旦媒体没有了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自身的内部运营以及外部交涉。那么这个媒体基本就已走到了尽头。
第二，媒介之间的竞争需要庞大的资金运营系统来支撑，当代媒介竞争属于高技术含量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增大受众群就需要大量投入从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来支撑这种良性竞争。但是，我们就目前的行业竞争来观察一下，似乎它们之间的竞争都是在走一种模仿与被模仿的畸形化道路。庸俗化现象日趋加重，例如国内的一系列选秀节目的陆续推出，即没有观赏性也没有教育性，庸俗泛滥。以至于今时今日为了给人们的梦想带来放飞的希望，连四大名着之一《红楼梦》，这一经典巨着的电视剧翻新版的男女主角都要举行庄重而神圣的海选，在社会上挑人才，在社会上选新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不是真是体现了北京电视台的一种经营策略吗？通过名着效应，以及观众对选秀的好奇心理来提高收视率。而我国的媒体管理所倡导的应该是怎样通过最有效，最正规的引导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实现。

　　第三，媒介的经济效益又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呢？就我看来，这就要看不同媒体的具体情况了。首先我们来看看报业集团，众所周知，报纸的的销售价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实惠的，报纸也就是通过这种低廉的价格向大众传播着社会政治信息，娱乐八卦信息以及自己的销售宣传理念。同时这种低廉的销售价格是远远不能满足报纸的纸张，印刷以及宣传费用的，甚至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差价是由什么来弥补呢，也就是说一份报纸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来盈利的呢？这就是广告。以武汉的报业集团来举例，武汉有两大报业集团，即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旗下包含了《楚天金报》和《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集团旗下有《长江商报》，《武汉晨报》以及《武汉晚报》三大报纸。在湖北日报大楼的公告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将长江日报用以对抗楚天都市报的新产品——《长江商报》放在了赫然可见的位置。似乎是在提醒本报团新闻从业人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以及昂扬的斗志。在市场上，自《长江商报》推出后，首先采取价格战术，每份仅买5毛钱，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并且在版面的设置上较为正规，彩色巨幅图片以及前沿的国际政治新闻报道，休闲家居娱乐报道都是这份报纸的魅力所在。整份报纸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文化阶层的人，容政治，娱乐为一体。其中，我观察到一种特殊的现象，在长江商报的32个版面中除了有为自己宣传的广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关于其他产品的广告。而与此同时，《楚天都市报》在广告的刊登上可是下了不少功夫，不仅广告多而且所占版面大，从精品消费的高级住宅广告到低俗不堪的“春药”广告，应有尽有。究竟是什么让两份处于竞争对抗的报纸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在我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效益对报纸的主导作用，《长江日报》自上市以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颇显卓越了，但是它只是作为一份刚刚发行上市的报纸，在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公信力以及一定知名度和较好的群众口碑之前几乎是没有广告商愿意将巨额资金投资在一份自己并没有把握成功的报纸上，相对来说，广告商们更有可能将目光投向已经具有一定社会效益的报纸，例如行业档次较高的广告商会将投资定位锁定在如《参考消息》等一系列的高品味报纸上，而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庸俗广告则都选择了较为世俗，大众化，市民化的报纸，比如《楚天都市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在形成一定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去获取经济效益，《长江商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目前为止，《长江商报》还是处于短期的亏损之中，当它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社会效益之后，随之而来的广告量的增多，盈利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所以说，广告几乎是控制着一份报纸的命运，当然这一定是基于良好的社会效益之上的盈利。然后，我们来看看电视行业，在广告的基础上，它的收拾率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这时也就出现了节目的娱乐化，庸俗化的现象，业内人士宁愿相信这只是媒介产业化所带来的一阵沙尘暴，不久之后就会驱散，消失。纵然娱乐但是受众仍然在不断的被迫接受着这些庸俗的信息。受众对信息的获取是宽泛且有选择权利的，为了在快节奏，僵硬化的生活状态中寻找刺激，人们必然选择着某些庸俗化的产物，而且这种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加快了脚步。这个时候某些媒介产物，例如媒介过分遵循商业主义原则给社会提供的色情，暴利以及虚假煽情新闻是不利于人类发展的，也就是说它丧失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而为的只是永恒的经济效益。这种现象是极其畸形的发展趋向，最终只能自取灭亡。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观众参与户动的短信投票，同时这也被喻为湖南卫视的看家本领，但在经过06年“超级女声”的暴风雨的洗礼之后，湖南卫视终于和它的盈利合作伙伴分道扬镳了。至此，短信的暴利收入就告下一个段落了。电视较之报纸行业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但是他们之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有着某种绝对的共性，那就是，经济效益一定是基于社会效益之上的。
美国新闻理论理论的经典着作——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较早的讨论过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其核心的观点就是“新闻第一”，“报纸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它的成功与否，要看从业人员心中是否有一种广大的知识的积聚。报纸是一种生产企业，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专门的技巧，都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商业，因为它的买和卖都是大量的和复杂的。商业对新闻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新闻事业，这种商业也就无法产生。所以只有在两者相互了解对方的重要性并深切体会对方的不可偏重的大前提下，整个新闻事业才可能最有效地发展”4。新闻媒介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要同时考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古往今来的新闻媒介，几乎没有不注重社会效益的。因此，在媒介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当是抓住社会效益，放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指标，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当然具体操作时未必会如此。对于中国新闻媒介来说，社会效益指标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由于新闻传播的文化产业特点，两项指标同抓并举当然是最好的，但有时必须承认，在市场中是很难保证某一媒介的经济命运与状况是与社会效益相吻合的。所以，媒介在赢得利润的过程中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在社会效益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来发展经济效益，媒介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效益来发展经济效益，形成一种积极的良性循环。那种认为追求经济效益就可不顾媒体道德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做法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的一种误解，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大多数记者和编辑也认为“盈利不是报纸的根本目标，社会效益才是报纸的根本目的”5。我们必须坚信目前的新闻庸俗化，黄色新闻，假新闻以及“有偿新闻”都只是暂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完善以及人们文化思想水平的提高，会迎来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双丰收的一天的。新闻从业人员会尽量让新闻报道能够实现真正的客观公正，能够真正的为受众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与监督环境。从而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真正的统一。
以上就是我对新闻媒介的双重性质，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一些认识，本文只是初步尝试去剖析其中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分析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